必须确保皇帝对枪的绝对领导，枪老些、弱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必须绝对服从——这样的顶层设计，其假想敌不在国境之外、而在卧榻之侧；其战略目标不是扞边、而是维稳。南宋偏安于杭州，除了北伐的各方面条件的确不成熟之外，关键就是这个顶层设计在起作用。

这个在“国际”关系上只能韬光养晦的政权，却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海洋大国及最为富裕的国家。但是，这种蓬勃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肌肉”，而仅仅是肥膘。

在民间看来，岳飞大概就是那种不大会“讲政治”、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技术官僚”的绝佳样板。

从民间各种版本的岳飞演义来看，他似乎都不那么精通于官场的逢迎之道。而之所以能从一介屌丝，奋斗到位居三公之高位，完全是时势造英雄而已。

这类解读框架中的岳飞，其悲剧就在于不讲政治。因为不讲政治，动不动就要迎还二帝，却并不考虑最高统帅宋高宗到时还能不能继续当家作主；因为不讲政治，居然不在乎领导核心“金牌”的权威性，十一道金牌居然仍不班师，非要等老大发出催命的第十二道；因为不讲政治，他居然不和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秦桧搞好团结……

这类解读框架下，中国特色的政治的确很黑很复杂，绝非屌丝们的有限阅历所能应对。屌丝们便根据自己的标尺，调整了心目中英雄的尺度，把“自我”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以抒发、宽慰自己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及无奈。

因此，英雄、尤其悲剧英雄，便都被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公式：“好人”不会算计——或者是不擅算计、不屑算计——所以，总是被“坏人”算计，悲剧原来都是这么生产出来的。这样的悲剧英雄，其在“讲政治”方面的能力，几乎如同一个可爱的弱智。

显然，能在官场上取得与战场上同样辉煌的岳飞，其政治智商绝无可能如此低下。岳飞以一介平民子弟的纯屌丝身份，投身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圈，并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岂能缺乏“讲政治”的基本功呢？

那么，他为什么在身居高位、手握雄兵之后，敢于在意见不合时，冲着皇帝撂挑子？甚至，会如此不怕触犯大忌，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敏感问题？这是岳飞“讲政治”能力的缺陷，还是其充分、甚至过度自信的表现？

岳飞触及宋高宗最敏感处的，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设立。如，“(绍兴七年二月庚子)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人无知者。及对，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参谋官薛弼继进，上语之故，且曰：‘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从多种不同的史料看，类似的奏对，似乎还不止一次。

尽管岳飞的后人对此予以否认，但他们也承认，岳飞的确上过《乞定储嗣奏略》。在子孙们看来，岳飞此举实在是为了江山社稷而不避嫌疑，“视国事犹其家，常以国步多艰，主上(宋高宗)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圣统未续，对家人私泣，闻者或相于窃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储之议。援古今，陈厉害，虽犯权臣之忌而不顾，天下闻而壮之。”(《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

但是，无论岳家后人如何解读，在中国传统中，一个位极人臣的将领涉入接班人问题，的确是“犯权臣之忌”，自古及今，触及这一高压线的，几乎都难以善终。

岳飞在身后所收获的比例极低的“差评”中，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倘或在绝不质疑岳飞动机的前提下，对于岳飞此举的最合理解释，或许是：他太自信了，既高估了最高领导的胸怀，也高估了自己在最高领导心中的分量。

倘或连这点“技术”层面上的失误，也不能归咎于英雄的名下，那就只有最后一种解读：彻底的“高、大、全”。岳飞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翅大鹏鸟”(《说岳传》里的岳飞前世)，甚至也不缺权谋和花招，但是他的权谋和花招、包括给皇帝使点小性子，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而他之所以需要这个权力，是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光复的抱负。他讲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政治”，而非官场争斗、勾心斗角的“小政治”。

权为谁所用，正是中国特色的分别忠臣与奸臣的关键；而无论忠臣与奸臣，首先都必须是“权臣”，倘或连权力的资源都无法掌控，则无论是想做英雄还是奸雄，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有忠臣，就要有奸臣。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排行榜中，无论从影响力还是知名度，秦桧都当在三甲之列。尽管历史研究在一直不合时宜地表明，广大人民群众所耳熟能详的秦桧各种事迹中，除了主和畏战是铁板钉钉之外，其余罪行都应了传说中的他那句名言——“莫须有”。

但是，这并不重要。

中国的造神运动，向来是要有造魔运动相匹配的。妖魔化秦桧，虽然与神化岳飞同步，却并非为了给岳飞做陪衬——岳飞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妖魔化秦桧，首先是为了让宋高宗能从历史差评中解脱出来。需要把岳飞抬上神坛的，正是这位皇帝的后人，而为了避免先祖在新神像前的尴尬，需要一个魔鬼来承载所有的罪孽。死去多年的秦桧，是一个相当合适的祭品。

作为新神生前的持不同政见者（没有证据发现秦桧和岳飞有私人恩怨），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被俘经历的潜在变节者，作为一个执掌朝柄几十年的前国家领导人，把他放上祭坛，其分量就能最有效地将人民群众敬拜新神后所产生的愤怒，从造神者自身引开，而直指“莫须有”的奸臣。

在中国历史的奸臣榜中，秦桧是个异数——居然得到了善终，而且在死后很长时间，甚至在岳飞已经被平反之后，依然享有官方的极高评价。

秦桧被选中作为祭品，是在南宋另一个着名“奸臣”韩侂胄当政时期。彼时，岳飞已经惨死半个多世纪，秦桧也已经病逝四十多年，金国发生内乱，乘机北伐便被自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为了进行北伐动员，韩侂胄说服皇帝，一方面将岳飞加封为王进行神化——此前宋孝宗仅仅给岳飞平反，谥号武穆，没进行进一步的包装；另一方面开始清算并妖魔化秦桧——此前秦桧一直都未被当作迫害岳飞的凶手。

韩侂胄对秦桧进行了政治上的鞭尸：剥夺一切谥号，改称为“谬丑”。对秦桧的严厉指控，成为传颂一时的名篇：“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七)，把国家积弱的所有原因，一股脑儿都推到了这个不再能自我辩解的死人身上。秦桧究竟是否叛国、是否卖国、是否陷害忠良，是主犯、还是从犯，并不重要。

韩侂胄，乃至当时那个政权，以及此后的整个民族，实在太需要秦桧这样的反面典型了：把应该千百万人共同承担的责任，让这个倒霉蛋扛了。国家为什么积弱？民族为什么衰亡？这个民族为什么总是会走到最危险的时候？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奸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因此而在苦难和血海中舒口气：我没有责任！

显然，这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无疑是有极大好处的。秦桧生前的忠奸善恶证据并不重要，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全民心理治疗的工具，脏了他一人，漂白千万人，多好呀！只要把秦桧之类的万恶魔鬼拉出来，冲着他的跪像吐口唾沫，骂句汉奸，就可以忘了自己也曾经在岳飞的庙前，在写着“还我河山”的匾额前，乖乖地跪在八旗兵的马前剃发。

多亏秦桧，为大家找到了自己身上本不具备的伟大和高尚，进而有了莫名的“道德自信”。

神化岳飞、妖魔化秦桧的韩侂胄，当然没想到自己也会死于非命——1204年，他被皇帝诱杀，首级送往金国，作为求和的砝码。此时，距离岳飞被杀62年，秦桧病逝49年，韩侂胄开展“崇岳贬秦”运动仅仅3年。

韩侂胄更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也会名列奸臣行列——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抗战派，尽管他是岳飞“神形象”的首席策划师。

韩侂胄，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根正苗红的高干后裔；他老爹则和那个阳痿的高宗皇帝是连襟，所以韩侂胄也算是个转弯抹角的外戚。他的最高职位是“平章军国事”，位列丞相之上，将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官印都收入囊中，权势超过秦桧，成为赵宋皇朝数一数二的权臣。

大权在手，韩侂胄在帝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两笔。

一是打倒“道学”。

韩侂胄政治上崛起，靠的是与赵汝愚一起拥立宁宗。到了该进行政治分红的时候，赵汝愚接连升为枢密使、宰相，但韩侂胄却连个节度使也捞不到。赵汝愚还用大话挤兑韩侂胄：我是宗室，你是外戚，这都是应当做的工作，怎么能向组织伸手呢？(“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在朱熹的配合下，开始大规模推行“道学”这一颇具大宋特色的精神文明——遗憾的是，作为最高领导的宁宗皇帝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韩侂胄能忍，渐渐控制了台谏等部门，利用与皇帝日益密切的关系，向赵汝愚、连带着赵的小兄弟朱熹等发起攻击，最终赢得了这场内斗的胜利。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道学是伪学，彻底批倒批臭，在思想战线和组织战线上，都发起了压倒性的总攻，史称“庆元党禁”。

韩侂胄围剿道学，除了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可能的对伪君子的反感之外，也是出于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不求实干、空谈心性的道学，已经成为大宋特色柔弱外交的思想支撑，韩 胄要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北方亮剑，不能不从解放思想上入手。

结果是，公私两方面，韩侂胄都彻底得罪了道学；而不幸的是，道学后来又掌控了中国学术和舆论的话语权，这对韩侂胄的历史形象塑造极为致命。

二是北伐金国。

为了北伐动员，他“崇岳贬秦”。虽然岳飞和秦桧，在韩侂胄的政治操盘中，无非都是道具，但这却奠定了日后岳、秦二人的基本历史定位。只是韩侂胄似乎并没能把握好翻案的尺度。假如韩侂胄仅仅神化岳飞、而不清算秦桧，只栽花、不种刺，皆大欢喜。但他非要把刀砍向那棵参天的桧树——秦家几代经营，早已在体制内盘根错节，这个桧树上猢狲不少，清算秦桧，实际上触动了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树敌不少。

而且，韩侂胄“崇岳贬秦”的工具性动机太强，与是否赞同其北伐方略相挂钩，如此一来，让那些出于种种原因不主张北伐、或不主张立即北伐的人，心惊胆寒，逼得他们为自保而加入反韩同盟。

韩侂胄高调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如果奏凯还朝，证明自己的伟光正，则反侧自消。遗憾的是，他虽有岳飞的雄心、豪气，却无岳飞的才干。战端一开，连战连败，金国恼怒南宋趁己之危，在南宋被迫求和时，提出要交出韩侂胄作为和平代价之一。

皇帝和一大帮政敌们为了“和平大局”，一不做二不休，把韩侂胄给诱杀了，史称“玉津园之变”——当然，皇帝在这一事件中又是无责的，承担责任的是杨皇后及另一权臣史弥远。

韩侂胄死后，金国又要求南宋奉献其首级，有大臣反对：“韩首固不可惜，而国体为可惜。” “今日敌要韩首，固不足惜。明日敌要吾辈首，亦不足惜耶？”但是，大多数大臣居然赞成：“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凶之首，又何足惜？”“与其亡国，宁若辱国。”

结果，韩侂胄的棺木被打开，割下首级，送往金国，时人感慨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宗冤仇共戴天。”韩侂胄的脑袋，换来了宋金之间的“嘉定和议”。当然，被韩侂胄打倒的秦桧，又被恢复王爵、谥号。

韩侂胄与岳飞，相似之处是两人皆谓“鹰派”，受制于敌国压力，而死于自己人之手。区别在于，岳飞是“明正典刑”，尽管罪名是“莫须有”，但那好歹也是个走过场的司法审判。而韩侂胄，被杀时并未解除官职，一点司法程序都没走，等于是被皇帝、同僚及敌国联手谋杀的。这位最铁杆的“岳粉”、在遭遇了比岳飞更悲惨的命运后，最后还被打入了奸臣的史册中。

韩侂胄的死，为道学排除了最大的发展障碍，因为，他的鲜血吓醒了那些可能与韩侂胄同样壮怀激烈的人：在大宋特色的体制内，空谈救命，实干找死！最明智的做法，无疑是一边大讲天人感应，一边玩摩小脚金莲，全国人民更是投身经济建设，埋头挣钱，把首都杭州建设成了世界第一繁华的都市，在全民纵欲中为蒙古帝国的接管积累着丰富的GDP。

如果岳飞是“高、大、全”的，最后却落了个风波亭惨死，那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宋高宗赵构，岂非昏君？这的确就是各种民间版本对这位中兴皇帝的主流定位。

其实未必。

且不说在宋高宗赵构眼中，岳飞未必就如民间解读那般忠君爱国，即便他也不怀疑岳飞的忠诚，杀岳飞的动机依然是相当充足的：一方面可以让一直试图拿徽钦二帝做文章的金国死了要挟之心；另一方面则整顿整顿拥兵的将领们，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即便出于高尚的目的，也不得抗命。

其中的关键在于：宋高宗借用了岳飞的脑袋，用铁腕表明，在这个国家，究竟是皇帝指挥枪，还是枪指挥皇帝。这个原则问题，关系到生死存亡，与这个心腹之患相比，外敌的入侵无非是疥癣之疾。

这并非宋高宗杯弓蛇影，此前所发生的“苗刘兵变”，已经展示了枪杆子失控的可怕后果。而用最有威望的岳飞的脑袋为自己立威，“杀猴儆鸡”，应该效果更为明显吧？至于岳飞，宋高宗或许认为，既然他如此忠君爱国，那么把脑袋借给朕当一回道具，大概也应该不会有怨言吧？

当然，补偿还是要有的，不过可以搁置一下，留给下一代解决。这个道具，在下一代皇帝手上还可再用一次：通过给岳飞平反昭雪，以及镇压那些奉命办案的人，既让皇家可以摆脱诛杀忠臣的责任，也可以继续用那些奸臣的脑袋立威，同时更可以低成本吸纳一批与岳飞式壮怀激烈的忠臣，为自己效命。

后人无从得知宋高宗在杀岳飞这件事上究竟有哪些“顶层设计”，考诸此后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在南宋的150多年历史中，的确再也没有军人干政的事件。这背后，不能说风波亭的冤狱没有相当的震撼力——连岳飞这样的大忠臣、大能臣都敢杀、都舍得杀，其他将领们谁还愿意“被道具”呢？

最理解宋高宗的，当属他的后世同行、清代的康熙皇帝。康熙根本就不认为，在宋室南渡之后还有反攻北伐的实力：“备责（宋高宗）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仇，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

在康熙看来，宋朝已经“根本不固，人心不一”，能最终维持偏安的局面也算奇迹。的确，从掌舵人的角度看，宋高宗这位阳痿领袖，堪称身残志坚，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下，能将那艘千疮百孔、几近沉没的破船，裱糊裱糊，居然还获得了一个半世纪的国运，并且在“改开搞”（改革开放搞活）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这其中，宋高宗坚定不移地奉行“崇文抑武”、防范军人的基本原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崇文抑武”是大宋皇朝的国策。

通过“黄袍加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问道于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据说靠着半部论语就能治国的赵普回答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己。”

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就开始大力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文人的地位日益升高、军人的地位日益降低，文官的权力日益壮大、军官的权力日益萎缩。真正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驱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远，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儒林公议》)

赵匡胤曾发誓要求后世子孙永不杀大臣，但这个“大臣”仅仅是指文臣，并不包括武将。终宋一代，的确是中国历朝对文人最为宽容、对文臣最为重用的。

在如此顶层设计的导向下，整个国家的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比如，“澶渊之盟”中，为了得到和平，北宋同意“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进贡辽国，这种屈辱外交却被大宋精英们解读成了一举数得的好事：“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宋会要辑稿》)

也难怪岳飞、韩侂胄等“鹰派”下场会如此之惨——尤其需要留意的是，在官方为岳飞平反并神化之前，民间对岳飞之事的反响也是十分冷漠。

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本是最需要亮剑的时候，而南宋的体制内精英们，在国防局势稍稍有点稳定后，就开始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军队中的鹰派当作最大的敌人——而非敌对的金国。

在文武之争的表象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关系到政权最核心价值的顶层设计：必须确保皇帝对枪的绝对领导，枪老些、弱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必须绝对服从。这样的顶层设计，其假想敌不在国境之外，而在卧榻之侧；其战略目标不是扞边，而是维稳，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国防能力，“宁不攘外也要安内”：即使割地，即使赔款，即使自称儿皇帝，这一亩三分地里，皇帝毕竟还是老子做，这就够了。

南宋偏安于杭州，除了北伐的各方面条件的确不成熟之外，关键就是这个顶层设计在起作用。这个在“国际”关系上只能韬光养晦的政权，却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海洋大国及最为富裕的国家。

但是，这种蓬勃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肌肉”，仅仅是肥膘，更为强烈地诱惑着一批又一批的觊觎者，将“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作为人生的成功标志。

终南宋一朝，最安全保险的“讲政治”，就是“不讲政治”——只把发展经济当作最大政治，以拜金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和睁眼说瞎话的“道学”精神文明，出现了双丰收的局面。王奕所谓“百年内，苟而已，纵然成败由天理”，“把笙歌、恋定西湖水”，这成为最有人气的“大宋梦”。

于是，辛弃疾只好“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这不仅仅是在感叹时光无情，更是感叹“偏安”国策对人才的消磨，最后也只能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发出“可怜白发生”的浩叹。

短短一个半世纪，从岳飞的“怒发冲冠”开始，经辛弃疾的“可怜白发生”，最后到文天祥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悲歌，也是一个民族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