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妈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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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姨妈的丈夫”这里面的姨妈特指我的二姨妈。

我总共有三个姨妈，我妈是老大，也就是说我外婆不厌其烦地为我妈妈生了三个妹妹。按照辈分和当地的习俗，姨妈的丈夫我该称呼他为“姨夫”或“姨父”，但我不愿意叫他姨父，总感觉他想沾我父亲的光，而我心里一向都代替我父亲不乐意，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在文字语言上承认他是“姨夫”——全称“姨妈的丈夫”——我只接受全称以显示我是文明人。

我并不是对每一个姨妈的丈夫都没有称呼的。像我的小姨妈的丈夫，由于他与我姐夫的年龄相差无几，我在称呼他时常常会产生错觉，尽管如此，我叫起他和三姨父来却毫不吝啬，我喊他们的时候就像吃花生米一样一口一个“姨父”，当然，三姨父中途因肝癌逝世而谢绝了我也是不得已。

那个时候我甚至想过，如果我妈妈愿意，即便她命令我喊我的父亲叫大姨父，我也决不会发表任何异议。

我固执地不称呼我姨妈的丈夫为姨父是有原因的。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姨妈的丈夫本人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来标志他，比如“慢毒药”、“半活”、“赖皮”、“歪嘴”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他的生活总是丰富多彩地为我们提供这些绰号，他在他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扎扎实实地用行动激发我们为他取绰号的才华，从不轻描淡写掠过。

姨妈的丈夫姓蔡，我的姨妈姓李，这本身没什么，对我这个素食主义者来说倒是一盘挺清爽的沙拉果蔬搭配。但问题是我姨妈的丈夫怎么端详和想象都不像一棵菜，不管是大白菜、小青菜或油菜，哪怕一棵苍白色的卷心菜可能都不同意与他相提并论。以我的观察，我觉得姨妈的丈夫只像一样东西，那就是他的职业工具——邮筒，而且是八十年代的那种不写邮政编码、内埠外埠不分、只有一个插信口的邮筒。他的嘴像煞了那个黑洞洞的插信口，他吃东西的时候，我总觉得他是在吞噬信封。那年头，他们家经常吃煎饼，那一张张小麦粉摊出的煎饼的颜色和折叠的尺寸大小，简直就是一个个标准的中号牛皮纸信封。偶尔他家要是吃一顿白面打的薄饼（注：因为薄饼靠锅底部分通常会带一些焦糊的纹或点），则必然令我联想到他在吞吃白底黑字的明信片，那些焦糊的条纹恰似一条条挂号邮戳。而当他吃得汗流浃背的时候，那就活脱脱是一个伫立在细雨中的或者是刚上了油漆的邮筒了。他的皮肤现在我知道那叫油性皮肤，当时科技不发达，也没有人怀着闲情逸致去研究和解释这个，所以我小时候一直都暗自纳闷：姨妈丈夫的脸上为何每天都油光发亮？而且那个颜色正是一种酷似邮筒的墨绿色，只不过他脸上墨的比例占得太大了点，估计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自从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到了“黑黝黝”这个词，我就一直认为把这个词献给我姨妈丈夫的那张脸应该是再恰当不过的，可算是名至实归、物从原主了。

当我懂事到明白那个邮筒似的男人就是我姨妈的丈夫时，“邮筒”已经是一个镇邮电所的所长了。所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姨妈的丈夫作为邮递员送信的情形，否则，邮筒能够移动，并且会伏在绿色的自行车上快速奔跑的奇迹，一定会为我小学那篇题目叫《一件难忘的事》的作文增添一个鲜活的素材。

我姨妈和她的这位邮筒丈夫结婚，是我家的老主任用他那双养尊处优的白皙的手牵的红头绳。老主任是我的父亲，但我已经习惯叫他老主任。本来当然是叫爸爸的，我爸曾经做过好多年的绿化委员会主任，自从我姐姐做了一所县级中学的教导主任之后，每当家里来电话找林主任，我们都得先谨慎地求证对方是找老林主任还是找小林主任，长此以往，家人（注：以我为主）就总是戏呼我爸为老主任，叫我姐小主任，就连我姐那位千金在刚刚呀呀学语时就对着外公一声一声 “老主任”地叫唤，而我家老主任也不生气，还总是乐呵呵地答应，于是“老主任”这个称呼就叫开了。这里顺便说一下，老主任一生中共牵过三根红头绳，也就是做了三次媒，另两桩婚事早就以离婚告罄。其中一桩只维持了一年时间，老主任作为媒人的身份还没有喝够八次（我老家媒人被称做“媒八嘴”，就是要吃当事人八次酒席——林可注）谢媒酒，双方就在他们自己搭建的历史舞台上拉灯谢幕以至罢演了。剩下我姨妈这第三根红头绳却一直在如风的岁月中摇摇晃晃地苟延残喘着，甚至大有拖到白头偕老的态势。

我姨妈和她丈夫的红头绳没有攥在老主任手里之前，姨妈是个裁缝，姨妈那邮筒似的丈夫（注：按照老主任对他年轻时的描述，我认为他那个时候应该相当于九十年代之后出现的那种细高样式的邮筒）是个邮递员。以当时的缔结婚姻标准衡量，“邮筒”觉得自己吃了一点亏，他认为我姨妈配不上他，因为我姨妈始终还是个农民，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手工业者，而他却是国家正式第三十九级干部。不知“邮筒”是因为当时乡镇的女干部和有正式工作的女性实在像凤凰的羽毛和麒麟的犄角那么罕见而不得已屈就，还是受我家老主任（注：我家老主任也是国家干部，我母亲当时也是裁缝）在前面垫底的鼓励和诱惑，反正“邮筒”跟我姨妈隆重地结了婚。说是隆重，并不是指婚事上请了包括新娘在内共六个人相当于办了半桌酒席的排场，也不是指他给我姨妈买了半身新衣服（注：因为我姨妈自己三年前就有一条新裤子一直没舍得穿，所以“邮筒”就省略了下半身衣服）的奢侈，而是针对“邮筒”的心情而言，他觉得他结婚这件事很隆重，于是就隆重了起来。

其实“邮筒”并没有吃亏，我的姨妈人很聪明，虽长得小巧玲珑，尤其跟“邮筒”站在一起像淑女的手表放到了火车站的大钟旁边一样，但我姨妈的长相却是颇有几分姿色的。首先，我姨妈的皮肤就像是跟他的丈夫赌气似地白得透彻，仿佛要对我表姐表妹们进行言传身教什么是黑的反义词。还有，因为我姨妈读书读到初中毕业，而那个年代因为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中学里都教和学老大哥说的话，所以我的姨妈还会俄语，如果当时我看过苏联小说的话，肯定会把我姨妈当作安娜或被什么什么司机深深暗恋着的白俄小姐了。

我姨妈跟她的丈夫结婚后接二连三地生了一个表姐和三个表妹，当时的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诧，老是怀疑我的表姐妹们早就躲在我姨妈的肚子里，憋得太久了要迫不及待地挤出来。我表姐她们四姐妹像长跑比赛的运动健将争先恐后地来到这个世界，但受到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除了我表姐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整个家族热情接待过之外，此后三个就再没有激发起“邮筒”的热情，整个家族的情绪似乎也因“邮筒”的冷淡而不知不觉地变得低调，仿佛按照规定对亚军和季军已取消奖励。而当第四名那个皱皱巴巴的小表妹终于呱呱地跑到终点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已经忘记了这场比赛，或者可能被提前通知比赛已结束而纷纷离开了赛场，只有当我的小表妹躺在阴暗的小房间里那张又硬又凉的木板床上以大声的啼哭向大赛委员会提出抗议时，才会有人提醒我姨妈去给那个小婴儿喂点吃的。但那也仅只是米粉或米粥一类的东西，我姨妈已经没有奶水了。那时的姨妈像庄稼地里被掏空了稻草的假人，极度虚弱地支撑着小小的身架，却完全丧失了稻草人的装腔作势。我姨妈太惭愧了，以至于时时刻刻都感到无地自容，因为，她没有生下一个男孩。

2

在“邮筒”的眼里和心中，女孩是算不得人的，这在他家有着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悠久而古怪，说它悠久，是因为从“邮筒”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甚至都不知道要追溯到多少代开始，他们家就已经不把女孩子当作人了，在他们家女孩是不能跟家里人一起吃饭，更不能吃一样的饭的。有一次，我姨妈的婆婆从八十公里以外的老家大架光临我姨妈家，恰巧看到我的表姐表妹和我姨妈都跟“邮筒”围坐在一张饭桌上吃饭，这情形让那位威严的婆婆纳罕而且伤心，尤其让她无法容忍的是，我这几个表姐表妹竟然还跟她们的父母吃着同样的饭菜。老太太几乎当场昏厥，她怎么也没想到她这个孝顺的儿子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来。战战兢兢的姨妈和她那满脸慌张的丈夫把老太太安顿到家中唯一的扶手椅上正襟危坐后，老太太还不断地冲着她的儿子咆哮“女人也算是人么？”不速之客的我当时跟我的表姐表妹们都唧唧喳喳地在一旁茫然围观，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老太太在我姨妈家受到了非人的虐待。我为此还小声地向我表姐求证，我表姐困惑地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这时候的姨妈的丈夫像是被人狠狠地砸了几榔头的邮筒那样，脸上的羞愧和愤怒都凹凸不平地铺陈开来，因为之前他一直都叫我姨妈不要让孩子坐在一起吃饭，也不要吃一样的饭，谁知我姨妈竟是如此之不贤淑，而且这不贤淑的一面就这样真切而清晰地展现在他所无比孝敬的母亲面前。这件事的后果当然是从此我的表姐表妹只能分桌吃饭，而且吃不一样的饭。举例说，如果我姨妈的婆婆和丈夫吃饺子，那么我的表姐表妹就只能吃用煮饺子的汤水另煮出来的面条。但因为饺子和面条原材料相同，仍然属于同一个档次，我姨妈的婆婆对此还是很不满意，不过因为一时还没有想出别的炊事，而我姨妈也于敢怒不敢言中小心翼翼地坚持着，所以老太太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表姐表妹唏唏嘘嘘地吃起了面条。我姨妈因为不忍心自己吃饺子而让几个孩子吃面条，所以也主动跟我的表姐表妹一起唏唏嘘嘘起来。

我姨妈这样做有两大好处，第一，我的表姐表妹们看到她们的妈妈跟她们一起吃，且吃一样的食物就都没有什么怨言；第二，我姨妈主动把自己降格，这正中她婆婆的下怀，估计她婆婆本来就想提出让我姨妈跟孩子一起吃饭，且吃同样的饭菜（注：我姨妈有一次在我妈面前推测，说她的婆婆可能年轻时也被自己的婆婆如此对待过），但苦于没有找到机会。这样一来，我姨妈的婆婆就比较满意，甚至面带微笑而显得慈祥了一点。可是最后发现我姨妈和我的表姐表妹竟吃了满满一大锅面条，这又让老太太感到深深地不安——女孩子居然吃这么多，真是天理难容！

老太太在吃完可口的韭菜猪肉馅饺子后对着观音塑像敬香的时候，不得不多敬了一柱香，且多祷告了几句，大意是恳请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多多原谅我的姨妈和表姐表妹。说到这儿，明眼人也许自然就看出了这个传统的古怪之处，那就是：我的姨妈和她的婆婆同样作为女人却可以跟男人一起吃饭且吃同样的饭。这古怪之处还引发了我童年时幼稚的哲学思考：既然女人算不得人，那母亲也不能算人，因为母亲也是女人，那作为我表姐妹们母亲的姨妈和作为邮筒母亲的婆婆以及婆婆的婆婆的婆婆都不能算人，就都不应该跟男人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且不能吃同样的食物；另一层面，既然女人不算人，那么那些男人也不能算人，因为那些男人都是在女人的子宫里寄生了九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长成胎儿，然后又从女人的阴道里滑出来的。这些男人里当然也包括我姨妈后来谢天谢地生下来的表弟。

我表弟的出生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因为他的出生使他的父亲——我姨妈的丈夫一下子进入了“半活”时代，从而结束了漫长的“慢毒药”时代。之前姨妈的丈夫由“邮筒”时代跃进到“慢毒药”时代是由我的表姐完成的，只是，我表姐后面的三个妹妹陆陆续续地不请自来而使得“慢毒药”时代相当的漫长。

在“慢毒药”时代，姨妈的丈夫最卓著的特点就是毒。而这个毒不是像眼镜蛇的毒体现在舌头上，也不像鸩的毒体现在羽毛上，我姨妈的丈夫的毒则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待我表姐表妹这方面。他打起我的表姐表妹来完全不像一个封建家长痛打自己的不孝子孙，却更像是在兢兢业业地完成一项前途无量的事业，而这项事业的工作方法就是狠命地打，不遗余力地痛打。

“慢毒药”每次打我的表姐表妹从不用手，因为那样打久了容易让他感到累和疼——他用脚踢，像踢足球。虽然他从来不参加任何体育运动，更不会踢足球，但他无师自通地深谙射门之道，站在正在哭泣的我表姐或表妹面前，只见他抬起他的右腿，飞起一脚想把她们踢到哪儿就能踢到哪儿，从来不偏不倚，正中目的地。这个时候被他踢飞的表姐表妹根本就不像一个孩子，而像是一个没有打足气的羊皮足球。踢我表姐表妹的则是当时邮电系统统一发放给员工的真皮大头皮鞋，这种鞋选料考究，皮质坚韧，做工精良，质量上乘，踢起东西来真是力大无比，如果拿捏不好分寸去踢足球，也大可以每一脚都能踢进球肚子里。

表姐家跟我外婆是只隔一户人家的邻居。我表姐只比我大一岁，所以我只要去外婆家就会去找她一起玩。“慢毒药”从来对我都爱理不理的态度没有让我望而却步，但我心里还是很郁闷，虽然他从未把我拒之门外，也不曾把我赶出来，可我总觉得我那童年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伤害。不过，撇开尊严而论，我又会为“慢毒药”一次也没有把我跟我表姐一起踢飞而感到庆幸，因为我在他的眼里极可能也算不得人。但那时我的姐姐跟着我家老主任在外地读书，而表姐跟我年龄相仿又关系亲密，所以我只能常常找我表姐玩。有一次，我跟着妈妈到我外婆家，一脱离妈妈牵着我的手，自然就跑去找我的表姐，当我一路高喊着表姐的名字冲进姨妈家时，正好看到我的表姐被她的父亲踢得腾空而起还没有落地，刚开始我还以为我表姐在表演什么体育竞技项目，心中陡生敬意和羡慕，等噗地一声坠落在墙角的平地上时，表姐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被吓得站在原地不敢动一步，再看“慢毒药”，则黑着脸不露声色地看着我，把我看得瑟瑟发抖。我好不容易镇定下来有了力气去扶我的表姐，只听“慢毒药”突然一声怒吼，像春天的一个响雷，又把我震惊得一下子跌坐在我表姐的身上。我再诚惶诚恐地转头看“慢毒药”，才发现他并不是对我怒吼，而是对着我姨妈长啸。

“慢毒药”看着我，似乎脸上还浮着一层微笑（注：这只是我的误解，姨妈的丈夫是从来不笑的，当出现这种容易让人误以为微笑的奇怪表情时，那就是他要打人的时候），于是我又大着胆子去扶我表姐，谁知我表姐忍着痛一把甩开了我，我以为我刚才跌坐在她的身上让她生气了，于是我不敢再拉我表姐，就谦恭地坐在她的身边默默地陪着她，而我表姐根本就不理我，也不跟我说话，旁若无人地自顾自呜呜咽咽地哭着。

当我困惑不解地回到外婆家之后，才从我舅妈的嘴里知道，我表姐这样被毒打是司空见惯的事，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我的表姐表妹中，如果谁做错了事或摔坏了什么东西就必遭一顿毒打，如果哪天竟没有一个人做错事，那么做对的那个就会成为比较的对象，而比较之下让“慢毒药”心情不好的那个人，就将面对那双皮质坚韧质量上乘的大头皮鞋。很多年后，当城里的大街小巷都播唱那首《大头皮鞋》的流行歌曲时，我的小表妹常常会咬着牙、面露不屑地诅咒一句“恶心”！那表情总是让我觉得她在往大头皮鞋上啐唾液。

舅妈说我表姐表妹挨打的时候她曾经去调解过几次，结果每次等她走后，表姐表妹都会挨上新一轮的毒打，而且“慢毒药”还一改不苟言语的习惯，一字一顿地告诉正在挨打的表姐或表妹，她之所以被重新打一次，是因为舅妈拉开了她们。我舅妈知道后再也不敢走近劝阻了，我的表姐表妹也不希望舅妈适得其反的救援，她们挨打的时候甚至恐惧任何熟人或亲戚来，而宁愿默默地独自承受以早点结束那一次的毒打。于是我突然明白表姐为何甩开了我拉她的手。我把我的分析告诉了舅妈，舅妈叫我下次碰到表姐挨打的时候就走开，离远点。

我妈听了我跟舅妈的对话，就一边流着泪一边痛骂自己的妹妹心肠毒辣，说怎么忍心自己亲生的女儿遭受毒打等等。舅妈为我姨妈辩解说是我姨妈不敢干涉，因为如果干涉了连我姨妈自己也跟着挨打，而且会让孩子遭受更多的打。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的外婆家里只有外婆和舅妈两人，外公早逝，舅舅在外地工作，孩子也随我舅舅在外地读书。外公去世后，外婆就严重失聪，几乎任何分贝的声音都听不到，所以她一直都不知道我的表姐表妹挨打的事情，偶尔看到我表姐表妹鼻青脸肿又听不到她们指手画脚地说什么时，我那长年吃斋念佛慈悲为怀的外婆就要唠叨半天，语重心长地叮嘱表姐表妹下次走路做事都要多加小心，别再摔倒。后来我外婆有一次碰巧目睹最小的表妹被踢在墙角不能动弹之后而若有所悟，于是她老人家开始郑重其事地干涉起来，于是姨妈的丈夫就带着我姨妈和我的表姐表妹搬走了，这是后话。

舅妈还告诉我妈，我表姐表妹频繁地挨打是因为她们都是女孩子，如果我姨妈能生个儿子，我的表姐表妹也许就能摆脱这些毒打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舅妈的这个分析完全是她本人一厢情愿的猜测，因为我表弟出生后，我表姐表妹们遭到的毒打更多——林可 驳）。舅妈还说如果哪天没有听到或看见我的表姐表妹挨打，她就会感到很奇怪甚至局促不安，惟恐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发生。舅妈的描述让我惊恐万状也浮想联翩，我后来老是觉得我的表姐表妹不是吃饭长大的，而是经过她们那位父亲持之以恒的毒打锤炼才逐渐茁壮成长的。

有一段时间，我对“慢毒药”打我的表姐表妹从来不同时打两个这一点始终搞不明白，曾经有过几天我专门为这一件事而日夜苦思冥想，但始终没有想出任何结果。后来因为我表姐在大学里谈恋爱而被软禁在家（注：这个事情我后面会详细讲到）的时候，我才知道这是“慢毒药”的一种计策——应该属于三十六计里“离间计”的变种。比如他打我表姐的时候，就不打其她几个表妹，而只是让她们几个在旁边观看，这一招叫“杀鸡儆猴”。表妹们当时的心情相当于“陪斩”——虽然经受了一次惊吓，但毕竟没有跟那双大头皮鞋亲密接触，这样就让她们本能地要跟被打的人划清界限，以防自己受牵连而遭遇类似“连坐”的不幸，如此这般，姐妹们就人人自危而变得不团结了。这样的结局给“慢毒药”带来两大好处：一是我表姐表妹四人几乎每一个都是他忠心的暗哨，非常便于他了解整体情况；二是每次被打的那个人都非常孤立无援，孤独到最后连自己都会觉得自己该打，这使“慢毒药”的大头皮鞋树立起了绝对威信，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那类似佛教法轮图案的标志，让所有的犹太人见了都不寒而栗。但直到长大之后，我的表姐表妹们终于恍然大悟，其实她们除了都被“慢毒药”利用之外，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少挨打过。

姨妈的丈夫在“慢毒药”时代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慢。前面我已经说过，我表弟的出生使姨妈的丈夫跨入了“半活”时代，这个半活主要是针对他之前的慢。在我表弟出生前，“慢毒药”的慢常常让人怀疑他处于半睡眠或休克状态，当然我的表姐表妹都怀疑过，进而期盼他是死去了，但“慢毒药”除了后来血压高之外始终都健康得让人不可思议。我有时会设想，如果让一个急性子的人跟“慢毒药”几年如一日地一起生活一定会疯掉，但我又永远都不可能证实自己的假设，因为没有急性子的人会那么长久地跟他一起生活的，而我也渐渐发现我的姨妈和我的表姐妹们都被打成了慢性子。

那个时代，只要“慢毒药”一回家，我的表姐表妹都像偏房的丫鬟遇到暴躁脾气的大太太的突然来访而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生怕做错了什么事，而“慢毒药”又偏偏不是王熙凤虐待尤二姐的那份干脆，他在很长的时间里始终不说一句话，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的表姐表妹，这种时候从他的眼神分析，根本就无法判断出到底谁将中那双大头皮鞋的头彩。而针对某一件事情，不管是对是错或对和错在哪里，“慢毒药”对我的表姐表妹从不明确说出他自己的意思，如果我表姐表妹斗胆进一步追问，那也要等到很久之后，才会从他那黝黑的投信口一样的嘴巴里飘出一句空幽的声音说“你看呢？”意思最明确的也只会责问一句“我看你还能……？！”，比如他要是不让我表姐穿姨妈为她新做的连衣裙，他就会反问说“我看你还能把那件新裙子穿在身上了？！”这样的句式总是让我的表姐表妹不知所以。

有一次下雨天，当时我姨妈家里只有一把伞，我的大表妹撑着那把伞去送缝制好的衣服给顾客，回家后就被下班刚回来的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那次没用大头皮鞋，而是改用了我姨妈给客人量衣服的木板尺（注：“慢毒药”的大头皮鞋被雨淋湿换下了，正放在煤球炉子旁烘烤，而他的另一双放在单位的宿舍里没带回来）。被揍得满身交叉直线条纹的表妹一边忍着痛脱下被打得绽了缝的外套，一边小心翼翼地问该拿什么遮雨，等了半天，“慢毒药”嗡嗡地说了一句“我看你还能脱下外套来挡雨？！”于是我表妹就知道不能脱下自己的外套来挡雨，但还是不知道该拿什么来遮雨。可是偏偏第二天又下雨了，正巧我姨妈又需要她去街上买衣服上用的纽扣。表妹知道不能用衣服挡雨，又不敢再撑那把伞，想来想去终于想起那件挂在门后多年、落满了灰尘的泥土色的、坏了大大小小七个洞的破雨衣，于是她就找出来披着它去上街了，不成想回家之后又被下班回来的“慢毒药”给揍了一顿，还是用我姨妈的尺子。满身新伤痕叠着旧伤痕的表妹实在忍受不了了，就顺着喘息的气流质问“慢毒药”：到底应该怎么样？！“慢毒药”当然没有回答她，只是用已经断成两截的尺子在她的背上又狠狠地拍了几下。但我大表妹最后还是弄明白了，正确的答案是：下雨天不应该出去，如果要出去得等到雨停了再出去；如果冒着雨出去，不用任何东西遮挡也是不行的，因为那样衣服会被淋湿，淋湿了就得洗或烘烤，那就会浪费洗衣粉或碳火；而且衣服常湿也会缩短穿着寿命；另外雨淋多了人容易感冒，感冒了就要吃药，吃药就得花钱。虽然要是依“慢毒药”的意思是肯定不会给她吃药治病的，但他家隔壁的我外婆三天两头地过来嘘寒问暖，实在让他烦不胜烦。

听我舅妈暗地里打抱不平说，我的表姐表妹并没有花过“慢毒药”的钱，她们都是我姨妈做裁缝的工钱养活的。也许“慢毒药”如此这般地用木板尺教训我表妹下雨天外出的规则，只是出于为我姨妈增收节支的考虑。但我觉得我姨妈似乎并不十分感谢他的好意。我不知道聪明的大表妹后来是怎么知道这个正确答案的，我也一直没好意思问她。所以这个问题始终像一个迷淤积于我的心间。

3

“慢毒药”的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打我表姐表妹的过程。有时我来找表姐或表妹玩，如果正碰上她被打，那我将要经历漫长的等待过程，真的要等得花儿都谢了叶儿也蔫了。有一次，“慢毒药”踢过我的表姐后，表姐独自抚摸着身上的伤痛蹲在墙角哭，我就隔着一段距离坐在一边默默陪着她，“慢毒药”进了房间后好长时间都不出来，我以为他已经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因为我根据时间长度分析，他对我表姐的毒打应该全部结束了。又过了很长时间，甚至我表姐的疼痛都消失了，因为她不知在什么时候已停止了哭泣，开始跟我一起琢磨和讨论着接下来我们该玩点什么，谁知这个时候“慢毒药”像一位令人无比尊重的领导，不紧不慢步履庄重地走出来，踱到我表姐的身后，对着我表姐的腰部就是一脚，像闪电一样让人猝不及防，顿时把我惊得目瞪口呆，我表姐也惊讶得都忘了哭，后来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我表姐每次就有思想准备了。

我所见到的“慢毒药”打人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次是我表妹被踢的一次，从空中落地后过了两个多小时，我表妹早就“好了疮疤忘记痛”，跟隔壁的孩子一起在门口玩起了跳皮筋。突然，手里拿着木柄的扫把从家里慢吞吞踱出来的“慢毒药”来到了孩子群中，像在菜地里间拔杂草一样把我小表妹一下子拎了出来，然后对着她抬手就是一扫把，被打倒在地的表妹半天都没反应过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关于“慢毒药”的打人也有过一次快得让所有人都震惊，而且打的还是外人。那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表姐谈恋爱的事情。当时我表姐在大学里跟同班一个男同学谈恋爱，而且爱得真挚缠绵，两个人更是化爱情为力量，在毕业之际双双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正当二人沉浸在喜悦中憧憬着美好未来时，“半活”（注：其实姨妈的丈夫这个时候已经走出了“半活”时代，但因为那段时期大家给他取的名字都不能统一意见，且缺乏新意，又不够生动，所以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叫他“半活”）似一个反应敏捷的间谍，突然间如天兵天将凌空而降，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我表姐面前。这里我又要岔开一下话题，因为关于“慢毒药”作为父亲在抚养我表姐表妹的问题上需要补充说明一点情况：我表姐表妹在茁壮成长的过程中，按我姨妈和表姐的说法是，“慢毒药”从来没有花过一分钱，我想她们这样说是没有把“慢毒药”单位发的用旧的自行车和邮件袋等物品计算在内，特别是那个附在自行车前杠上的邮件袋，在我跟我表姐一起到另一个镇上读中学时，她的自行车上那个绿色的邮件包，装东西和取东西都特别方便，当时就让我无比羡慕，总在心里暗暗地替我家老主任遗憾怎么不是在邮电所工作。

另外，我表姐表妹们也吃过“半活”买的东西。据我所知，自从我的表弟把他的父亲带入“半活”时代之后，“半活”就常常买一些好吃的副食品或水果什么的回家，我表弟实在吃不下而“半活”又不在家的时候，像那些烂了半边的苹果或已经变软的饼干等等，我的表姐表妹就曾经吃过一些，虽然也曾经为此而吃坏了肚子拉稀。还有，我表姐读初一的时候，曾经到她父亲所在的镇中学读了二十三天半书，那二十三天半里，我表姐吃的饭固然是从家里带的米（注：那个时候中学走读的学生吃饭都是自己带米，加点盐和菜放到学校的大蒸笼上蒸），但那些白菜却都是“半活”在菜市场傍晚大减价时买来的，虽然我表姐每天拿饭盒到“半活”的卧室舀米时，“半活”总是一边心痛地看着米，一边埋怨我表姐吃得太多。他那像得了不治之症一样不停怨天尤人的口气和寒光闪闪的锥子一样责备的眼神，令我表姐的手不由得瑟瑟发抖，常常控制不住就把米洒到了地上，在这种情况下，我表姐就免不了要遭一次怒打的，因为她没有认真理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更没有好好珍惜“粒粒皆辛苦”。后来不知是谁（注：我怀疑是我表姐忍受不了“半活”总是在别人面前说她吃得太多而求助于姨妈，然后我姨妈请人散布了“谣言”——其实这正中“半活”下怀！）说我舅舅所在那个镇的中学的教学质量高，于是我表姐被她那像突然间整个活过来一样的父亲毅然决然地送到了我舅舅身边。

如果撇开这些，“半活”确实没有担负过一个父亲的责任。而在我当时的印象中，“半活”仿佛始终没有承认过我的表姐表妹是他的孩子。当然，不能否认，在我表姐考上大学的时候，“半活”在和我姨妈再三讨价还价之后还是痛心疾首地承担了我表姐三分之一的学费。我表姐以当时九十比一的比例考上重点大学，却丝毫没有让“半活”露出一丝笑容。这里得补充一句：我长这么大从来没看到姨妈的丈夫笑过，我的表姐表妹跟我一样也没有看到父亲笑容的荣幸，我姨妈有没有看到过我不知道，但我又不能去直接问她。

我表姐大学毕业并考上了研究生（注：那个时候的研究生相当难考，而我表姐的长相也不是靠脸吃饭的那种）的时候，姨妈的丈夫突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大义凛然地干涉起了我表姐的爱情。当“半活”幽灵般突然来到我表姐的学校并站到我表姐面前时，他就像一位威严的将军对士兵郑重宣布进行总攻的重大决定一样对我表姐说：研究生不读了。我表姐一开始根本就听不懂她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而“半活”也根本不解释。后来等我表姐弄清楚那句话的含义后，她误以为是她父亲不愿承担学费，于是反复向她父亲解释说她读研究生不需要家里给钱，学校是有补助的。但“半活”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活过来，像又退回了“慢毒药”时代，他似乎把在他身旁反反复复说来说去的我表姐当成一个嗡嗡叫的蚊子了。我表姐后来很肯定地跟我说，如果她当时继续说下去，她的父亲极有可能一巴掌把她拍死。

我表姐最后感觉走投无路就决定向学校系领导求救，谁知，“半活”早就神气活现地捷足先登找了系领导，大概是悲情叙说了家里的困难和我表姐就业的迫切性，以及已经找到了就业单位不用麻烦领导（注：当时正是从统一分配向自寻出路过渡时期，学校鼓励也非常欢迎学生自谋职业）等等。因为我表姐也一直都没弄清楚他的父亲到底是怎么跟系领导说的，反正她到达系领导办公室时，系主任已经深明大义地把我表姐的档案抽出来给了半活，还指着“半活”忠告我表姐说有这样一位好父亲，实在是我表姐人生的幸运和一辈子的幸福，希望我表姐珍惜这样的幸福。我表姐的眼睛傻楞楞地在她父亲和系主任的脸上轮番搜寻了好久，除了看到“半活”的眼角隐约有一点泪痕之外，其它什么都没看出来。我表姐凭当时的直觉认为，“半活”在系领导面前进行了煽情表演，但她又无论如何想象不出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场景，因为我表姐从小到大，不仅没有看到过她父亲的笑容，更没有见到她父亲悲伤过，连假装悲伤都没有过。

到了这种境地，我表姐就像临阵被迫起义的战士，只得乖乖地跟着她的父亲踏上了回家的列车，甚至没来得及跟男朋友告别。因为“半活”直到临出发前半个小时才告诉我表姐回家的车次和时间，而在此之前，他又不断地安排我表姐做这做那，并且又像随从一样监督她直到完成。事实上，自“半活”从天而降到我表姐束手就擒跟着回家，整个过程也就一天半时间。后来我妈和她的另两个妹妹在背后痛骂之余又都不禁佩服“半活”的办事效率。

我表姐是很久之后才知道，她的父亲不让她读研究生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让她跟那个男孩子谈恋爱继而结婚。我表姐在很长一段时间始终弄不明白，她的父亲从没有看到过她的男朋友，却为什么就坚决不同意而且断然地棒打鸳鸯拆散她们？后来还是我姨妈在一次痛哭数落中为她指点了迷津。原来如果让我表姐在遥远的大东北读研究生，结果肯定是跟那个小子结婚成家，而这样一来，“半活”从此就再也控制不到我表姐了，他那三分之一的学费就白出了，而便宜却全都被那个不知来自何处（注：我表姐的男朋友来自另一个省）的野小子给占了。心中渴望读研究生的我表姐当时还天真地央求说，她可以不结婚，只要让她把研究生读完。“半活”当然不会理她，并且把她软禁了起来——这个时候，“半活”的离间计充分显示了效力——由我的两个表妹轮流看守，我表姐除了上厕所（注：她家的厕所在院子后面）和吃饭，其它时间都不能离开那个房间。

刚开始我表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软禁，也没有意识到两个妹妹是她的“看守”，因为她那两天心情不好，哪儿都不想去，也不想见任何人，两个妹妹对她的态度也总是热情友善，而且有求必应，连上厕所都必有一个主动要求亲切陪同。直到她对读研究生彻底绝望，就写了一封信向男朋友说明情况并寻求帮助，我表姐写完信准备拿出去寄，两个妹妹却严肃而异口同声地警告姐姐不能离开家，这时她才知道自己被软禁了。再后来，我表姐就拜托其中一个看上去比较忠诚的妹妹帮她寄信，结果晚上却看到“半活”的手里紧紧地抓着已经揉皱了的那封信，这时她又才明白原来两个妹妹都是“半活”派在她身边的“奸细”。

当时，刚刚放暑假的我听说我表姐已经回家，我就去看望她，“半活”对我当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以待，但那时还没有恶化到阻止我跟我表姐见面，不过我那两个表妹却是一直守在旁边，形影不离，这样我和我表姐两个人说话就很不方便，表姐根本不敢也不能谈她自己的情况，而读中学的我当时的思想又非常简单，除了学习成绩和跟同学之间的离合就没有别的可谈的了。所以很快我们俩就无话可说了。我告别了表姐的第二天，我姨妈家里就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家庭短剧。

短剧的情节梗概是这样的：我表姐的男朋友因为对我表姐的突然离去太吃惊和忧虑，当然肯定还有太思念我表姐的原因，他竟然也离开学校，凭着班级的通讯录找到了我表姐的家。后来听目击者——我的一个堂表姐描述，当时，表姐那挺拔儒雅的男朋友带着一大堆大包小包的礼品小心翼翼地走进我表姐的家，毕恭毕敬地站到我姨妈和“半活”面前问候。当时天空还在下着初夏的小雨，我姨妈看着面前的这个大男生锃亮的皮鞋上沾满了泥泞，满脸是雨水和汗水就有点不忍心，伸手去接他手里举了好久的礼品。谁知我姨妈刚一伸手就被她的丈夫像建筑工地上瓦工施工时敲打砖头一样一下子敲开了，疼得我姨妈嗷嗷叫着退到了一边。我表姐的男朋友很尴尬地笑着，笑容非常怪诞，但他很有修养地忍着。因为脚下站着的砖头砌的甬道上都是水和泥，甬道两边则全部是泥泞，无处安放那些礼品，于是他只好一直像为领导提包的秘书一样双手虔诚地提着。“半活”始终没有说话，我姨妈也不敢说。我听到这样的描述，立刻想到卓别林哑剧里的种种情形。可是我觉得姨妈的丈夫比卓别林更具创新才华，因为当我表姐的男朋友向他询问我表姐在哪里时，姨妈的丈夫像是被我表姐男友咬了一口似的，他突然伸手给了我表姐的男友一个响亮的耳光，像是对面前这个小子咬得他揪心疼痛的报复。我姨妈、堂表姐以及三个表妹，甚至连小学还没毕业的表弟都大吃了一惊，因为他们个个都以为“半活”会像“慢毒药”时期那样，半死不活地对待面前的这个未来研究生，并且就是过两个小时也不会搭理他以让他熬不下去而退却，更不会让他见到我表姐的。

结果大大出乎预料的是，“半活”的巴掌竟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就落到了我表姐男朋友那白皙而斯文的左脸上。这一耳光用力非常之猛，而我表姐的男朋友又猝不及防，一下子倒栽葱摔到地上，甬道旁有一个小板凳，他可能想顺势撑住板凳好让自己站起来，结果一把落空，又第二次倒在地上，相当于在地上完整地滚了一遍，最后被泥泞的地面沾染得像条泥鳅。秀气的金丝边眼镜也被打得不翼而飞，他眼睛近视的度数可能比较深，眯着双眼怎么也找不到眼镜，伸着双手在地上乱摸一阵，然后又在空中乱抓一会儿。我堂表姐这样讲述的时候，我就马上联想到屈原在汨罗江边仰问苍天的情景。一直袖手旁观的堂表姐实在不忍心，就主动帮助我表姐的男友找到了眼镜，然后又拉着他离开了我姨妈家。

我这个热心的堂表姐爱莫能助地劝慰满身泥水脸上还带着四个手指印的大男生，她叫他先离开这儿回学校去，事情留待以后再说。我表姐的男朋友离开后，我的两个表妹就开始井然有序地接受着“半活”的惩罚，原因是我表姐的男朋友找上门来，一定是我前一天来通风报信，甚至出了馊主意，而我这两个表妹监听不力，致使我的阴谋成功实现，所以我的两个表妹一人领赐了一脚大头皮鞋。没有被“半活”委以看守重任的那个最小的表妹，因为把散落的礼品全部拾掇到一个没有泥水的地方，这让“半活”看了很不舒服，所以也顺便给了她一脚。看着哭成一片的全体女性家庭成员，“半活”最后庄严宣布，她们的晚饭全部停掉，作为这个独幕戏的谢幕总结（注：当时我表姐一直在房间里哭，房间的门从前一天夜里就已经上锁了，看来“半活”早就对我相当警惕并防患于未然了）。

第二天，不知内情的我又去找我表姐，经过堂表姐家门口时，被堂表姐严肃认真地拉进她家里向我讲述并警醒了一通，我一听顿时义愤填膺，决定把“半活”对我的恶意猜测变成事实——去帮助我表姐脱离苦海。

4

因为“半活”还没下班，所以我顺利地进了我表姐家并见到了表姐。虽然我姨妈和表妹都没有阻拦我，但她们的表情已经明显表现出极度的不欢迎，然而我的步伐并没有受此影响，比她们热烈欢迎还要坚定。两个表妹因为被连累挨打，心里一直忿忿不平，见到我之后自然把不平之怨都通过眼神投射到我的身上。但我相当地大度，丝毫没有计较，任由她们俩一脸无奈地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横亘在我和我表姐之间怒目以对。

我很含蓄地向我表姐表达了我要找一辆汽车，把她送出家门去找她男朋友，可是表姐似乎没什么热情，她的眼睛已经肿得像太湖之滨即将成熟的水蜜桃。我告诉我表姐，我很有把握找到汽车，因为当时我家老主任的驾驶员跟我非常熟悉，我每次想用他的车都是一句话的事，而且如果叫他瞒着老主任那我家老主任就一定不会知道。

为了不让表妹听懂又能让我表姐充满信心，我用口型和动作反复向我表姐强调汽车的事。表姐最后终于信任了我，并且开始因为要逃离家庭而提前紧张不安起来。我用表情示意我表姐不要紧张，但我自己却紧张得禁不住颤抖（注：——我每次做好事之前都是这样，有时候抖得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去做好事还是去搞破坏），但我毕竟一向以打抱不平为乐，所以跟我表姐用眼神商定以后，很快就告辞出来，像一名接受了特殊任务的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我表姐回了家。后来听说，我刚刚离开，就有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男人进了我表姐的家，过了两天我姨妈和表妹她们才弄清楚，这个男人是“半活”找上门去把他请来安慰我表姐的，他是我表姐的同学，已经在感情上对我表姐觑伺了两三年了。所以我常常猜想，当“半活”找到这个男生的家，说明来意之后，他到底是怎样的欣喜若狂——一个做梦都想发财的穷光蛋，正在家里忍受着饥寒交迫，突然有人敲门而入，送来了金矿的地图和铲子。要是类似情况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会以为自己是在梦游，或者深信不疑有人要捉弄我。这个福星高照的小个子男人，被锁在我表姐的屋子里把我表姐安慰了两天两夜，这之间连一日三餐都是“半活”叫我三个表妹轮流送进去的。后来，我表姐的这个男同学，终于把我表姐安慰成了他的老婆，把他自己安慰成了我的表姐夫。

再说我离开表姐回到家之后，我就骑着自行车跑到老主任的驾驶员家里，想跟他密谋第二天的行动，结果驾驶员不在家，他妈妈说他被一个朋友叫出去喝酒了，到晚上才回来，让我晚上再去找他。我非常懊恼，回家的路上共有十八次把驾驶员诅咒成猪，然后又十五次把他那个朋友诅咒成老鼠，同时也诅咒我自己是个没转运的倒霉鬼。

抱着石头砸天是毫无意义的，驾驶员当然不会因为我的诅咒而变成猪，而我却不得不回家。我刚进家门，就见到我家老主任正襟危坐在绛红色的皮沙发上，他往常白皙的脸此刻也布满红晕向着沙发的色谱靠拢。我刚要像往常一样嬉皮笑脸地靠过去，结果老主任一反平日的亲昵，严肃地指令我坐在他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紧接着又把一封没有封皮的信摔到我的手上，我莫名其妙地先看了看落款：蔡贵富。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姨妈丈夫的全名，一时间无法确认是不是他，所以我谦虚而谨慎地向老主任请教这是谁的信，老主任很不耐烦地说你别问是谁，你先看信。我只好带着好奇又低下头看信，但老主任好像又并不是真的要我看信，因为他已经在我盯着信的同时不停地数落和批评我了，他高声怒斥说我多管闲事、不懂大人的苦心等等，再往后就是一些陈词滥调，听了半天我始终不明白老主任到底在说我做的哪一件坏事，直到最后像每次谈话结束时提要求一样，他说最近不准我向他的驾驶员借车，否则他将让驾驶员永远不让我用车。听到这里我终于明白，行动提前暴露，我的雄伟计划泡汤了。

当时我是一边听着老主任的数落，一边时不时地看一眼信的内容，看得最多印象也最深刻的是，信上说我和我表姐两个人“臭味相投”，这个词使我陷入沉思。因为我很小的时候，脑海里就装着一句至理名言——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所以看过那封信之后我始终觉得“臭味相投”是一个褒义词，是正义的，直到现在我还常有这样的错觉。

总结那次失败的教训，我觉得自己太藐视敌人——两个奸细表妹的智商，使一个阴谋变成了阳谋，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表姐嫁给了在关键时刻来安慰她的那个同学。当然我表姐也许并没有感觉千古恨，因为她后来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她跟她的爱人至少表面上是比翼双飞在同一个工作单位。而我一直为没有真正实施一次自己的伟大策划而抱憾。这抱撼也常常让我无端地对着表姐男朋友那些带着甜蜜笑容的照片唏嘘——允许我解释一下，我表姐结婚后，她不方便收藏男朋友的照片，又舍不得烧掉，于是把那些照片都给了我，让我替她保存。所以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我就是我表姐那段爱情的终身保管箱，与银行保管箱不同的是，我投入了自己的同情和关心，而且从来不收利息。

5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表弟的出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从我姨妈的肚子里探出头来的第一声长啼，就把“慢毒药”带入了“半活”时期。“慢毒药”突然间就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伟大的父亲，连别人也感觉他有了一点活力，对比之前他从来不睁开眼睛看人，表弟的出生让我们几乎能看到“慢毒药”的半眶眼睛，就像落山之前的夕阳，被山遮蔽了一半，另一半还散发着一些光晕，所以大家就叫他“半活”。另外我还听说，我表弟出生的那几天，居然有一个邻居说他看到了“慢毒药”的笑容。

“半活”时代的姨妈的丈夫对我表弟倾注了全部的爱，如果不是他晚年时才突然出现并且频繁来往的一个“青梅竹马”，我会认为他是把一生的爱都倾注到了我表弟的身上。不仅吃喝拉撒睡，“半活”对我表弟的精神方面也非常重视。比如因为“半活”用大头皮鞋踢我表姐表妹的时候，常常会逗得我表弟咯咯咯咯地笑，于是“半活”就更加严格要求我的表姐表妹，以便创造更多的机会来活跃我表弟的笑神经，我表姐表妹们稍有不妥就被皮鞋以对，那一段时期，她们挨打的频率与我表弟出生前同比明显呈上升趋势。尤其是我那最小的表妹，因为她是最受冷落的一个，所以个子长得非常矮，直到成年后才一米四三，后来做了小学老师，穿着高跟鞋站在讲台前也仅仅能露出一个头，刚开始学生以为她是前天晚上改作业太辛苦而累趴下了；当我表妹走下讲台在教室里来回巡讲的时候，学生们才知道，他们的老师天生就是袖珍型的。好在我这个小表妹的数学教得还不错，她带的班级数学成绩始终都不矮，而且高高在上，甚至还获过奖，所以到最后学生和老师们都终于相信：浓缩的还真是精华。话又说回头，当时大学没对我表妹的身高限考在她真算是个安慰，也是给我这种爱用笔杆子抱不平的人一个搪塞。

就是这个后来成为优秀的中学数学老师的表妹，小时候被她父亲踢到空中的时候，极像一个被踢飞的彩条毽子，而我表弟好像天生就对毽子感兴趣，所以我小表妹被踢得最痛的时候，也正是她亲爱的弟弟笑得最欢的时候。

不知道我姨妈是不是刻意经过一段时期的厚积薄发才孕育生出了我表弟的，反正我表弟的年龄跟我表姐妹四人的差距很大，我的表弟读小学的时候，他的四个姐姐都陆续上大学或工作了。

在那个年代，谁家有孩子能考上大学是令人称羡的事，十乡八里的人都会知道，录取的比例几乎是百中选一，太难得了，几乎可以跟科举时代的中榜相提并论。因此，我的表姐表妹相继考上大学，使我姨妈家成了她们那个村子对孩子教育的集体榜样，用他们的话说：看人家蔡家，如果不狠心打，能出这么多个大学生吗？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我二表妹没有考上大学。她在姐妹四个当中是长得最漂亮的一个，我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没有考上大学的，据我所知，她遭遇大头皮鞋的次数一点都不比她的姐姐妹妹少，疼痛的程度也不比她们轻。但周围的邻居却众口一词地把她考不上大学的原因归结到她的漂亮上。他们坚定地认为，我表妹因为漂亮所以挨的打比别人少，所以学习就不用功。

但我们家当时的情况又像大板斧一样的事实摆在人们的面前——我姐姐也长得清秀动人，而且从没有挨过打，却考上了名牌大学，于是我妈妈每次回娘家，不主张毒打孩子的那些人就会用我家的事例毫不客气地推翻那些主张打孩子人家的理论。他们都知道我爸爸从来舍不得打我们兄妹几个，就是被我气得发抖也只是罚我写检查（我一直怀疑我小时候作文写得好，是得益于常被父亲罚写检查，因为老主任要求我每一次检查都不能重复或雷同，而且语言要生动感人），而绝不会动以武力，然而我们兄妹五个也都考上了大学。这样，那些不主张打孩子的家庭就会理直气壮地说：你看人家老于，从来舍不得拍孩子一把掌，个个都上了大学，真了不起！于是我后来就总结出来：如果不打孩子能让孩子上大学，得到的评价就会多一句“真了不起！”但我表姐则有另外的结论：她说她们姐妹能上大学纯粹是要逃离魔爪，这就叫惹不起还躲得起。

我表姐学的是机电一体化专业，这个专业很冷门，就业范围也比较窄，而且都在大城市，最低也只能分配到市里，因为市以下就没有专业对口的单位了。刚毕业就做了我表姐夫的那个男生跟我表姐学的是同一个专业，他的姑父是市劳动局人事科的科长，所以很顺利地就帮我表姐安排好了工作，“半活”当时也是知道有这层关系才找上门去的，他跟我姨妈说那叫一箭双雕。

我表姐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半活”去领的，这个时候“半活”又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赖皮”时代。为何有了“赖皮”这个雅绰，我等会再讲。“赖皮”不顾舟车劳顿而搭乘长途汽车到市里去拿我表姐的工资的目的，据说是为了在我三个表妹面前做一次现身说法，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义正词严地明确告诉我表姐，我表弟的读书和成长过程中所需一切费用必须由我表姐妹四人承担，不谈理由，没有条件。

那个时候，我那个漂亮的表妹已经参加工作，她是顶替“赖皮”到邮局上班的，所以她的工资天经地义地由“赖皮”领取和支配，不仅如此，她的婚姻大事也天经地义地由父亲大人决定。为了不至于长久地在家里吃闲饭，我那如花似玉的表妹很快就被“赖皮”嫁给了他曾经的下属、后来成为我表妹同事的一个虎背熊腰、像八十公斤级举重运动员一样的邮递员。那个邮递员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石头垒起来的邮筒，不过我敢肯定，如果真的要到这样的邮筒前去寄信，一定有很多人不敢轻易走近把信投进去，因为我这个表妹夫总给人一种随时会一把抓住寄信人的感觉，而且谁都可以想象得出，一旦被抓住了，就完全有可能被立刻撕得粉碎并塞进嘴里。

“赖皮”把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虎背熊腰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我表妹的工资仍然由“赖皮”领取。虎背熊腰当然欣然应允，以他当时想得到我表妹的迫切心情，叫他把自己的那份工资也进贡给这位泰山他也非常乐意。但“赖皮”一向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没有要这个女婿的钱的，不仅如此，鉴于这个女婿的优良表现，连财礼也少收了一百块钱，只收了九千九，外加全套嫁妆。

我表妹嫁过去之后，才口服心不服地领教了她的邮筒丈夫的武功。“赖皮”父亲跟这个虎背熊腰女婿相比，那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赖皮”对包括我姨妈在内的五个女人毒打了那么多年，也就只会用他那双公家发的大头皮鞋像踢足球或踢毽子那样踢来踢去，唯一换过的花样就是把我姨妈的尺子打断过两根，单调至极。我这表妹夫可是出类拔萃，身手非凡。听我表妹说，她丈夫打她的工具比正规武行里的器械还要齐全，有的能打出外伤，有的则只有内伤，外面根本就看不出来，需要打内伤或外伤完全根据他要教训我表妹什么方面而决定，如果为了警告外界垂涎我表妹美貌的小子，那就会出现外伤，如果我表妹那段时间会回娘家，那就只打成内伤了。当然，我这个表妹夫还是很懂得出世之道的，一般很少让我表妹出现明显的伤痕。所以当我表妹回家哭诉时老是被“赖皮”斥责为夸大其辞，连我姨妈也深以为然，所以我表妹就不再回娘家而是到我妈面前诉说了。后来终于有一次明伤，让我亲眼看到了，考虑到我自己的经验太有限，于是我咨询了我中学时一个会武术的体育老师，他看了我表妹身上的部分伤痕（有些部位的伤痕不能给外人看）后，说能够绝对肯定的有狼牙棒和铁皮包头的三节棍这两种工具。我表妹听了那个体育老师的分析感激得热泪盈眶，她说总算有人相信她所说的丈夫打她的稀奇工具了，尽管只确定了其中的两样。

我表妹说她遭丈夫毒打的原因是她丈夫认为，她既然长得那么漂亮，一定会在外面跟别的男人勾勾搭搭。我表妹说，她刚结婚时，从不敢跟外面的男人说话，被打成这样之后她就敢了，而且很想跟别的男人勾搭，然后就盼望着跟某个男人一起私奔。我妈妈听我表妹诉说之后，就哭得老树梢头花带雨，她立刻拿起电话打给我姨妈，希望我姨妈和“赖皮”出面干涉一下。谁知“赖皮”很不耐烦我妈妈的电话，他没有让我姨妈跟我妈通完电话，也不让我姨妈在电话里跟我妈遥相呼应地痛哭。夺过电话对着话筒就叫我妈转告我表妹，如果受不了就去死，怎么死法自己决定，绳子到处都能找到，井、河也很多，再不行还可以拉电线、喝农药，随便她选择。我妈气得甩了电话就要去找“赖皮”拼命，被我和我姐死死地拉住才没有成行。

6

现在说说“赖皮”这个雅绰。其实姨妈的丈夫的“赖皮”时代是贯穿始终的，只是他耍赖皮的事情都断断续续，没有形成鲜明的特点激发我们叫他“赖皮”的强烈感觉。比如我外公去世前，那个时候我妈姐妹几个每家都还很穷，我舅舅因为外公的久病更是一贫如洗。我妈妈心疼这个唯一的弟弟，就和我舅舅商量四姐妹也参股凑钱给外公打一副好棺材。这件事上，姨妈的丈夫就耍了一次赖皮，他说他的父亲去世时就没有要他的姊妹一起凑钱买棺材。后来我姨妈解释，“赖皮”的父亲在“赖皮”参加工作前一年就去世了。“赖皮”说的没错，他父亲的棺材不仅没要他的姊妹凑钱，连“赖皮”这个做儿子的钱都没有要，因为他那时还没有收入。赖皮的父亲是由赖皮的几个叔父安排下葬的。在这次“赖皮”事件中，我妈妈和另外两个姨妈气得诅咒了很久，我二姨妈则无地自容地抽泣，她没有钱来参上这一股，那时她每月的裁缝加工费积攒起来只够给我的表姐表妹交学费，当然即使她有多余的钱也不敢擅自拿出来，因为万一被“赖皮”知道那也是免不了一顿毒打，甚至还会连累我的表姐表妹。

我舅舅是个思想很传统的人，他本来就不主张要姐妹们来分摊父亲的棺材钱，于是我那次就看到，我那挺拔而清癯的舅舅在哭泣和诅咒的四姐妹之间左顾右盼地来回穿梭，不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劝说和安慰着。这件事的最后结局是，我家那位穷而大方的老主任（当时距做主任的岁月还离得相当遥远）拿出了一半的钱跟另外三家给外公置办了一副上等的棺柩。

外公去世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就都渐渐淡忘了这件事。“赖皮”之所以在很长一个阶段被叫做“赖皮”，主要是因为在我表姐妹们都参加工作有了收入那段时间他做了很多耍赖的事，那也是他的人生长河中的集中“赖皮”时期。本来根据他的行为，按照理论分析应该叫做独裁、专制，但那个时候，在大家的心目中，只有法西斯希特勒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称得上是独裁、专制，大家一致认为我姨妈的丈夫还没有伟大到那个程度，所以都不同意把独裁、专制这个名称授给他。

那段时间，“赖皮”理直气壮地耍赖，自诩为天经地义地把我表姐妹们的工资统统收拢到他的手上供他统一支配。说是统一支配，其实钱到了“赖皮”的手里基本上就算是狼入羊群、羊入虎口，也相当于肉包子打狗。但是相对我妈妈和姨妈们对 “赖皮”的行为总付之以无可奈何，我的表姐表妹们则是群策群力积极应对，真算是棋高三着，她们的那些方式可谓争奇斗艳，让我不禁叹为观止。

开始想办法对付“赖皮”首先发轫于我的大表妹。我的大表妹是一名医生，当年我姨妈的两根木板尺都断送在她的身上。她是四姐妹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平时几乎从来听不到她说话，即使被打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她也从来不哭出声音。高中毕业时报考医学院是自己做主填的志愿。她曾经在我妈面前说过，她将来当了医生，给任何人治病就是不给她父亲治。大学毕业之后，她如愿以尝地当上了县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那个时候，我姨妈家也已经搬到了县城。工资被“赖皮”领了三个月之后，我的大表妹就忍无可忍了，她发现有了自己的收入之后，她反而穿不上一件时髦的衣服，因为工资上缴后想返还回来一些临花钱都比登天还难，而且要说破嘴皮，解释了又解释，所以想随着自己的心愿买衣服就更成了天方夜谈。有一次，又是为了要钱而受到“赖皮”的无端盘问，大表妹歇斯底里地冲着“赖皮”喊：难道我每个月买卫生巾还要向你汇报吗？我每个月的例假还要得到你的批准才能来吗？那一次“赖皮”被我表妹喊得目瞪口呆，但是钱却并没有比上个月多给一点。

大表妹后来用三斤苹果拉上了医院会计的关系，会计开始每个月把大表妹的钱给克扣一些下来，而且基本工资之外的奖金补助等都是另外发放给我表妹本人。当“赖皮”感到奇怪并当面质疑会计时，会计从容地把之前早就造好的明细帐表拿出来摊给他看，看得他哑口无言。

“赖皮”生病的时候，他仗着家里有个医生就不去医院，而是吩咐我表妹从医院给他带药，我表妹最后真的把药带给他了，但声明药必须收钱，我表妹说她自己又不会制造，拿的是医院的药，所以得收成本费，作为医生，她只有先拿药后付钱的优待。“赖皮”很识大体地把药钱给了我表妹。他认为我表妹说得对，而且他认为他家是有修养的人家，我表妹不能贪公家这个便宜。后来，当“赖皮”把吃剩下的药以我表妹说的成本价折算给邻居，但邻居却坚定地认为他的药太贵时，“赖皮”心里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到医院去查询，这才发现我表妹卖给他的药比医院的门诊价贵了二点五倍。他顿时怒发冲冠，等不及我表妹晚上下班回家，就火烧着了他的屁股般地跑去找我表妹质询。当时我表妹正在病房查房，当她的父亲凶神恶煞地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几乎给吓傻了。

两边脸被“赖皮”当众“咣咣”地打了两个耳光后，才让我的大表妹又恢复了以往的睿智，她迅速抄起身边护士刚用完的注射器，用针头的那一端对着“赖皮”说，你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赖皮”看着气得变了脸色的女儿，他这个时候才觉得有点把握不住这个女儿的情绪，又发现在一边劝架的护士和其他医生的态度明显偏向我大表妹，为了避免自己真的受到伤害，于是“赖皮”说了句“晚上回家再跟你算帐”就悄然撤退了。

我大表妹那个晚上没有回家，那是她第一次胆敢不回家，而且连招呼都没打。“赖皮”在家以为我表妹害怕了，我姨妈、我的小表妹及我的表弟也都这么认为。其实我的大表妹一点都没有害怕，相反，她第一次发现，以暴制暴是非常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可是在同事的宿舍里想了一夜的大表妹，还是觉得自己不能把青春消耗在用暴力去制服她父亲这件事上。但是白天在同事面前遭遇两记耳光这件事让她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她开始考虑彻底离开这个家。

好事都要多磨，工夫总是不负有心人。我的大表妹后来果真彻底离开了家，而且去的地方让“赖皮”永远都去不了——我大表妹做了援藏医生去了西藏的日喀则。她知道“赖皮”有高血压根本去不了高原，如果他一定要去骚扰她的生活，不要说到日喀则，即使到海拔稍低一点的拉萨，“赖皮”就会马上因呼吸困难血压上升而出现危险，抢救不及时就会把命丢在这世界的屋脊梁边上。

听说我大表妹后来嫁给了她的一个同事，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因为她去了西藏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听我小表妹说，大表妹给她写过信表示再也不回家，除非我姨妈跟“赖皮”离婚，或者“赖皮”得了癌症死掉。

我小表妹跟大表妹的感情最好，因为大表妹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己的这个妹妹长得矮都是受“赖皮”虐待造成的，就信誓旦旦地要为小妹妹报仇雪恨，对此我小表妹一直心存感激，也常思念她的二姐，很想她的二姐早日回老家来跟她团聚，于是她就常常在深夜祈祷“赖皮”得癌症。我曾纠正小表妹不一定非得是癌症，天灾人祸都会死人，而且我认为她也可以通过劝我姨妈跟丈夫离婚这条途径跟她的二姐早日重逢。但我小表妹说那是不可能的，她说我姨妈这些年已经中了“赖皮”的魔咒，离婚的事连提都别提，谁提了我姨妈就跟谁急，我姨妈认为劝她离婚分明是想置她于不忠不贞，用心何其毒也。

因为虔诚的祈祷始终没能成为现实，我小表妹只好寄希望于自己，从而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她对付“赖皮”的办法是跟学校某位领导和会计密谋联手，为她制造停薪留职的假象，那就是说，如果你到学校去打听，校方会告诉你说确实有我小表妹这么一个人，但她的工资已经停止发放了。为此“赖皮”当然又踢了我小表妹一脚，原因是她不跟家里商量就擅自辞职。我小表妹虽然疼了整整一个晚上，但仍然觉得这一脚非常值得，反正从小到大就是被这么踢大的，“虱子太多不觉得咬，债务太多不觉得愁”了，多踢这么一脚两脚完全可以忽略不记，关键是从此以后那些工资就归自己所有了。不过她这样做私下里可急坏了我姨妈，我姨妈当然深信不疑我表妹的辞职，在她的心目中她的这些女儿都非常特立独行，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好像都不会让人感到奇怪，只是，她确实为这个小女儿的生存担心，她觉得我小表妹身高已经相当于残疾了，如果再没有工作怎么嫁得出去？我小表妹悄悄告诉我姨妈说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家里是做生意的，很有钱，不想她出来教书，希望她帮助一起料理生意。我姨妈听了很高兴，“赖皮”知道后心情也开朗了起来，他顿时觉得，对比我小表妹那么微薄的教师工资，我未来的表妹夫更有毛可薅。他叫我表妹哪天把未来的小女婿带到家里来坐坐。我表妹胡乱支吾着答应了，因为这个做生意的男朋友当然不存在，是她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杜撰出来的。

可是生活中的事情常常巧得让人摸不着头脑，半年后，我的小表妹果然认识了一个做生意的男朋友，家里也真的很有钱，而且个子还挺高，差不多有一米八二，所以他俩走在一块就很接近于一个分数式——一又二分之一。我姨妈总说不理解那么高的人怎么会看上我那一米四三的表妹的。但是我表妹说，她的男朋友天生就喜欢小巧玲珑的东西，就是做生意也都是经营儿童服装和鞋袜等，而且一律是低幼童的，尺码都相当的小，中童、大童孩子的服饰生意一概不做。

虽然“赖皮”这次纯粹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而得到的金龟婿，但他的期待却大大落空，他没有在这个女婿身上薅到一根毛，原因是这个女婿比“赖皮”岳父更精明，生意能做得那么兴隆，自然心底的“小九九”比任何人都更能打得劈啪作响，他只对我小表妹一个人好，花钱也只花在我小表妹一个人身上，而且都是花在明处，每一笔都有发票凭证，别的人想从中多要一分钱那都绝对是白日做梦，连我小表妹自己都骗不出一分额外的钱来。所以我小表妹的出嫁对于“赖皮”可以说是双重损失。

然而残酷的现实还远非如此，那个时期“赖皮”很像是秦王朝末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相继失去两个女儿工资的统治权之后，我表姐那边也通过关系把自己的工资并入到我表姐夫的工资本上发放了，对单位财会来说我表姐的要求当然无可厚非，人家夫妻两个人在同一单位，把工资发在同一个工资本上是再正当不过的要求。但这样一来，“赖皮”就不太可能再拿到钱，因为工资本是我表姐夫的，“赖皮”明知道这个工资本其实就在我表姐手里，而且我表姐每次一领到工资就把它转到另一个银行帐户上，但“赖皮”若就此事问我表姐，我表姐就从来不承认，问多了，我表姐就反问“赖皮”说：你的工资让我妈收着了吗？气得“赖皮”吹胡子瞪眼，可最终就是拿不到钱。

“赖皮”像秦二世派出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一样到处失利之后，我那个如花似玉的二表妹的丈夫则像刘邦一样横空杀来，他如梦初醒般发现，这些年我表妹竟然都是他在养活，虽然我表妹也无偿地充当了他练武的道具。他开始叫我表妹回家要工资，我表妹当然不敢回去要，虎背熊腰就自己上门叫阵，结果“赖皮”一反往常的慢条斯理，发连珠跑一样责问女婿说，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当初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你的彩礼能少给一分吗？再说，如果不是这个条件，你能找到那么漂亮的老婆吗？虎背熊腰辩论不过他，气急败坏地到邮局的会计那儿拍了桌子打了板凳，好像一切坏事都是这些桌椅板凳引起的。结果财务室的那些桌椅一散架，虎背熊腰还真的把我表妹的工资给转到他的工资本上去了。“赖皮”听说后，一向对我表妹置之不理、且屡次建议她随便选择什么方法去死就是不准离婚的“赖皮”突然把我表妹招呼回家，并打电话告诉虎背熊腰的女婿，说我表妹要跟他离婚。刚准备出门送信的虎背熊腰接过电话后，把已经捆扎好的一邮袋信件和一大堆邮包又恶狠狠地一一甩回了邮电所的柜台里，立刻骑着摩托车来到了我姨妈家，进我姨妈家门的时候，后面还跟了两个跟他差不多的虎背熊腰，二话不说硬是把我表妹给抱了出来。眼看着我表妹被抱上摩托车绝尘而去，“赖皮”气得当时就血压上升，幸好及时送到医院才没出人命。在医院里，我姨妈就以“赖皮”灌输给她不能离婚的理论劝导“赖皮”不应该叫女儿离婚云云。“赖皮”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当然不能推翻自己曾经的理论，如果推翻了，就等于将要诞生一个叛逆的我姨妈和鳏夫的他。因此，二表妹的这场被动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是在胜利这下，我还是常常苦思冥想：“赖皮”这些年来的工资积蓄到底都用到哪里去了？他准备留着做什么关键之用？

7

经过前后近八年艰苦卓绝的明争暗斗，相当于亲身经历了一场抗日战争，四个女儿陆陆续续脱离了“赖皮”的金钱垄断，好在“赖皮”王朝即将土崩瓦解之际，我的小表弟已经长大了，读书生涯也接近尾声。他最后只考上了个职业高中，这就给棍棒教育出大学生的理论增添了一个有力的反证，同时也给了我家老主任的怀柔政策一个沉闷的耳光。

职业高中所需学费不是很多，以前被“赖皮”垄断去的几个姐姐的工资足以供我表弟读到毕业还绰绰有余。在我表弟毕业的时候，“赖皮”又扎扎实实地耍了一次赖皮，这次却是针对我的小姨父的。我的小姨父在市银行上班，是信贷科的科长，那个时候的信贷科跟现在的不同，可是吃香喝辣的科，那时侯的银行也不像现在的银行，那时候可是万人求的。再加上我姨父跟行长的关系好（“赖皮”不知从哪儿探听到这个信息的），我表弟一毕业，“赖皮”就直接领着他坐着长途汽车去了我小姨妈的家，叫我小姨父把我表弟安排到银行上班。这个突然袭击让我小姨父和小姨妈都措手不及，当问清我表弟只是高中学历就感到为难了，因为我小姨父的单位大专以下学历的都不让进了。但“赖皮”毕竟是“赖皮”，他可不管这么多，反正我表弟的事情已经像一个面团一样砸到了我小姨父的胸口，至于怎么解决那就是我小姨父的事了，但结论是：必须解决。

刚开始，我小姨妈以为最后实在解决不了他们耗几天就会走的——我私下认为小姨妈会如此想这个问题就充分说明她当时还相当不成熟，尤其是对自己的这个姐夫缺乏了解。事实是，“赖皮”带着儿子在我小姨妈家是一派长住下去的架势，看情形如果我表弟的事情十年不解决，他们会神闲气定地过上三千六百五十个日日夜夜而毫无怨言。

但在我小姨妈的心里却是怨声载道了。“赖皮”父子到来之后，我小姨妈每天早上要起早去买菜，做好了饭喊他们父子俩起床吃饭，等照顾五口人（我小姨妈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吃完饭，自己才匆忙扒上几口赶去上班，下班后又赶着救火一样匆忙回家做午饭。每天吃完饭，“赖皮”就悠闲自如地躺到床上休息，睡着了还会鼾声大作，害得我小姨妈的午休和夜间睡眠基本上都以残废告终。我表弟则大多情况下像猫一样盘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夜里要看到很晚。当时我小姨妈家是三房一厅，我小姨妈和姨父俩人一个房，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一人一个房，“赖皮”和我表弟去了之后，我姨妈只好费心费力地收拾腾出了一间房给他们父子，于是我小姨妈跟女儿睡一间，我小姨父跟儿子睡一间。当时因为是夏天，非常不方便，我小姨妈在三十五度高温的家中还得衣褂整齐，我小姨父也不得不穿得道貌岸然一点。这样过了两周后，我小姨妈实在受不了了，就打电话给我二姨妈，想叫这个亲姐姐劝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回去，谁知电话刚接通，我二姨妈的哭诉就先传了过来，她叫我小姨妈和小姨父一定要帮忙，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太好，否则就亲自到我小姨妈家来了。我小姨妈一听，忙说你千万别来，放下电话之后，只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我小姨父，我小姨父立志于绝境中求生存，他硬着头皮到单位求爷爷告奶奶，还强迫自己死皮赖脸地拉着拽着请相关领导吃饭，同时又要鬼鬼祟祟卑躬屈膝地送厚礼包红包。

终于，于“赖皮”父子在我小姨妈家惬意地生活了三十六天并日渐心宽体胖之后，我小姨父把事情办妥了——我表弟被安排到他们银行直属的我们县支行做职员。拿到了报到的介绍信，“赖皮”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带着我表弟离开了我小姨妈家，临走只泰然自若地跟我小姨父说了一句“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办成的”就匆匆离去了。绝口不提我小姨父为请客送礼花的钱。听说后来我姨妈在他面前感叹我小姨父帮忙还花钱时，“赖皮”不以为然地说，他是信贷科长，会有人给他送礼的。

“赖皮”父子在我小姨妈家的那段时期，他始终没有离开我小姨妈家半步，我表姐的家就近在咫尺，他却坚决过门不入。当然，他们来了之后，我表姐一家三口突然到外地“学习”去了也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实施“赖皮”后来给我表弟追贷款分析的计策：要吃住在借债人的家里，让他觉得烦并烦到受不了，事情自然会解决。我后来知道这个伟大言论，总想着把“赖皮”推荐给陷于三角债中的公司当顾问，可惜一直没有这样的公司求助我，所以我常常替他承受着怀才不遇之憾。

在那段时间，我小姨妈也曾经想到过坚决不理“赖皮”父子看他们最后到底能耗多久，但她又非常不自信，不知道自己能否耗得过他们父子。后来我小姨妈又想过翻脸把他们撵走，但最后考虑到“赖皮”毕竟是自己的姐夫，和我小姨父还是连襟，我小姨父也强调不能随便翻脸。不过要是后来的那件事在“赖皮”父子去我小姨妈家之前发生，我小姨妈是会毫不犹豫地翻脸的。我妈就说如果我小姨妈不翻脸她都会挑拨她翻脸。

伤了我妈姐妹三人（剔除二姨妈）心的那件事就是我外婆瘫痪后的护理问题。我外婆那个时候已过八十高龄，起夜的时候突然摔了一跤就瘫痪在床了。当时我舅舅生病动手术，我舅妈在医院照顾我舅舅。我妈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老大的责任，首先去服侍我外婆。但我妈毕竟也是过了六十之人，已不是能从容熬夜的年龄了，而我家那已经退休多年的老主任也有着严重的糖尿病需要她照顾，所以就需要有人来跟我妈轮换着照顾我外婆。而找外人毕竟没自己的儿女那么尽心，因为我外婆当时是大小便失禁，我妈也担心找了保姆，年龄大的照顾不了，年龄小的又弄不动，还可能会因受不了异味而嫌弃。于是我妈妈提议能否由姐妹四人轮流照顾我外婆，也算是每个人都最后尽一下做女儿的义务。

说是最后尽义务，是因为我外婆当时非常危险，医生判断她的生命最多也就延续一年。当时我小姨妈的两个孩子正面临高考，自己也有慢性病请了长假在家治疗。我的三姨妈是嫁在农村的，三姨父早丧，她辛苦地拉扯大了三个孩子，身边只有最小一个孩子还需要她照顾，尽管如此她还是有时间服侍我外婆的，但碰巧当时农忙，所以最有条件去的排来排去就排到了我二姨妈的头上，我二姨妈当时身体健康，家里既没有老的需要照顾，也没有小的拖累，而且自从把家搬到县城就不再做裁缝，只在家里享清闲了。但是，我表弟奉父命打电话给我妈，说他妈妈不参加轮排，因为他奶奶从来没有让人这样轮排来照顾过。我妈妈问他奶奶有没有生病，我表弟说他奶奶从来不生病；我妈又叫我表弟问一下他妈妈是不是我外婆生的，我表弟就没有说话，既不回答也不转达我妈妈的问题，我妈叫他把电话给他妈妈听，我表弟说他听就可以了。最后我妈妈不得不把电话给挂了。结果是，我妈妈只好继续拖着老迈而疲惫的身躯连续熬夜照顾我外婆，直到我三姨妈农忙结束来轮换，后来我舅舅痊愈出院和舅妈两个人来接替了。期间我小姨妈抽时间回来了两次，送来了一笔钱，但二姨妈一次也没有来过，她打电话给我妈说她丈夫不让她来，我妈说那你就乖乖地听话吧，你丈夫是对的，他说你不是自己母亲生的，你就肯定不是，我可以为你作证，你是草棵里自己长出来的。

8

我外婆瘫痪的第二年，她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死去，而是健康地活了下来，且奇迹般地能下床走路了。与此同时，“赖皮”那一向健康的妈妈却突然无疾而终了。“赖皮”很伤心，他当然要求每个女儿都回去奔丧，除了西藏那个。其她三个女儿去倒是都准时去了老家，且都戴上了孙女们该戴的孝巾，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流泪，甚至一点悲伤的样子都没有表现出来，而只顾互相窃窃私语谈天说地，好像姐妹三人专门到祖母的丧棚前来聚会的，把“赖皮”气得七窍生烟，对比她们对我外婆的态度就更令他恨之入骨，因为“赖皮”知道得非常清楚，我外婆瘫痪那次，他的四个女儿在电话里刚听到消息时没有一个不痛哭失声，而且个个挤时间专门回来看望外婆，西藏日喀则的那个不能来就寄了很多名贵的藏药，那些药“赖皮”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看过了，最后还听说那些名贵的药连基本的成本费都没收。两相对照，真是否泰如天地，“赖皮”这一气一恨非同小可，血压顿时急剧升高，整个人像是黑米和荞麦做成的发糕。不仅如此，“赖皮”的脸还变了型，他的母亲还没有下葬，他的嘴就歪得合不拢了，看上去像是在鄙视面前的所有人和一切事，对着来悼念的人也总是一副不屑的表情，像是在嘲笑那些人磕头的姿势，嘴角还不停地往下流口水。

嘴一歪自然就连带起整个脸部的歪斜，但“赖皮”这个脸部的歪斜很奇特，它不是沿着一个方向直接歪过去，先是左嘴角往左歪，使得右鳃部往右倾斜，可到了眼眶和颧骨处突然又打了个回旋重新向左歪了，连到左眼也向左歪，使得右边的额头又再向右倾斜，这样一来，“赖皮”的面部就呈现一个歪斜而不规则的S形写意。

实际上，自从“赖皮”写信给我家老主任，说我和我表姐臭味相投之后，惟恐他用大头皮鞋踢我以解对我的心头之恨，我就再也没敢去他家，所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直到那次他被送到医院治疗歪嘴。当时我家老主任因糖尿病住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层楼，老主任再三叫我过去看望一下以示礼貌，父命难违，我不得已只好买了点水果去了。

到了“赖皮”的病房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他的“S”形脸。那个时候，“赖皮”那一向只有油光没有皱纹的脸上，像覆盖着一层若隐若现的透明的纱帘，而这帘子又时时被旋风吹刮得呈“S”形皱着。在看望“赖皮”的短短的时间里，我感到非常别扭，倒不是因为我自己表达关心的虚伪，而是他的歪脸老是激起我伸手要去雅正的冲动，甚至有一次我的手都伸出去了，看到我姨妈不解的神情我才反应过来，只好顺势指着我买的水果掩饰说，吃水果。然后我就在心里琢磨，如果去矫正那个大“S”，需要用三只手，中间部位需要一只手来固定，而且另外两只手要同时用力，但是力度又不能完全一样，扳下巴的那个手用力需要大点，扳眼睛和额头的那只手则要缓着来。我这样一边琢磨一边盯着“赖皮”的歪脸看，看得“赖皮”很不自在，他歪着嘴含混不清地跟我说话，经过我姨妈翻译我才弄明白，他是说我工作忙叫我早点回去，这当然正中我下怀。于是我又假装关心地客气了几句就离开了“赖皮”的病房。后来“赖皮”比我家老主任迟了两个月才出院，但最终却并没有治好。也就是说他就这样歪着脸回家了，这让那家医院的神经科全体医生很没面子，因为在那家医院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病例，在“赖皮”去住院之前，面神经麻痹病人到他们医院还从来没有治不好的，有的用中医手段，有的用西医方法，较严重较复杂的，中西医一结合就给正过来了。但医生把面神经麻痹的所有治疗方法都用在了“赖皮”的脸上，却硬是没有给正过来，最后医生只好自叹无能而叫“赖皮”出院了。从此也昭示了“赖皮”那“歪嘴”时代的到来。

听说“歪嘴”那次生病，身边终日只有我姨妈一个人陪侍在旁，三个女儿都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了，他的宝贝儿子——我表弟当时正在忙于谈恋爱。青藏高原上的二表妹听说她父亲的脸一直正不过来而兴趣盎然，她的电话陡地频繁了起来，常常向我小表妹咨询“歪嘴”的歪斜情况，我当时曾跟我妈嘀咕，“歪嘴”要是听说了不知道会不会觉得这个女儿孝心可嘉，可我妈对此毫无兴趣。

对整日行走在世界屋脊边上的医生表妹来说，面神经麻痹虽然不是癌症，而且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毕竟这是对她父亲的一次摧残，她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姨妈，催促我姨妈趁此机会离婚，但我姨妈每次看过之后马上就把信给撕了，她绝对不想听这个女儿离经叛道的胡说八道。她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一辈子忠贞不逾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她也许认为她的丈夫也是一辈子只对着她一个女人，直到后来发生了“蒙汗药事件”才有过几天的彻底幡悟。

蒙汗药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我姨妈已经上床睡觉了，懵懵懂懂中听到有敲门声，我姨妈要起床去开门看看，“歪嘴”说没有人敲门是我姨妈听错了，然后他自己却起身从衣橱上锁着的抽屉里悉悉簌簌地找东西，等回到我姨妈的身旁时我姨妈才看清“歪嘴”手里拿的是一个手帕，还没来得及问他为何深夜拿这个东西，只见“歪嘴”用双手把手帕展开，在我姨妈的鼻子上抹了一下说你的鼻子上有汗，然后我姨妈很快就抑制不住自己而昏昏沉沉地睡去了。等我姨妈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次日拂晓时分，她是被开门声给吵醒的，睁眼一看“歪嘴”不在她身边，她立刻起床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只见“歪嘴”衣冠楚楚泰然自若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姨妈问他刚才谁来过，“歪嘴”说没有人来过，我姨妈说我听到了开门声，你出去过？“歪嘴”说我既没出去过也没有人开过门，是你听错了。经“歪嘴”这样一说，我姨妈也开始怀疑自己可能真的是听错了，但后来当她发现隔壁房间床上被子重新叠过，我姨妈就开始犯迷糊了。因为“歪嘴”是从来不叠被子的，而我姨妈上中学的时候曾经受过几天军训，军训结束后所有的内容都荒废了，只有叠被子这一项，女孩子们都学会了并保持了下来，我姨妈就是其中之一，她叠的被子都是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像部队里那些老战士叠的被子一样，我小时候就亲眼看过并为之羡慕不已，回家还抱怨过我妈为什么不读中学，否则就能参加军训，那样也就能叠那么好看的被子了，我妈却没好气地说她要是读了我姨妈就读不成了。

所以当家里的被子被重新叠过是无论如何瞒不过我姨妈的眼睛的，她突然就联想到了夜里“歪嘴”拿手帕给她擦汗的事，越想就越觉得怪异，因为那是三月的天气，根本不会出汗，晚上就更不可能了。于是我姨妈又问“歪嘴”昨夜拿什么擦了她的鼻子，歪嘴说是手帕，我姨妈说你为什么要擦我的鼻子？“歪嘴”说给你擦汗，我姨妈说这种时候我哪来的汗？这时“歪嘴”就笑而不答，笑的时候，他的嘴就更歪了。更歪就使他的表情显得更滑稽，以至于把我姨妈给逗笑了，于是这件事情就在笑声里暂告一段落。但是，之后连续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情，夜里只要有人敲门，接着我姨妈就必定昏睡不醒，有时甚至她都记不清自己是在什么状态下开始睡着的，而她醒来后必然发现隔壁的被子被重新叠过。我姨妈就开始苦思冥想，终于有一天想到了西门庆和潘金莲，想到了武大郎，于是最后想到了蒙汗药，她马上打电话给一个中学同学家学化学的女儿，得知那个时候市面上已经有一种迷魂药在非法销售，这种药洒在布上朝人的鼻子前一挥，人只要吸进去一点就马上进入迷糊状态并嗜睡不止；把药弄进烟丝里，人吸一口烟也会出现这种状况，被别人拿走任何东西都毫无反应；有的药更神乎，人吸了之后就会产生幻觉，甚至还听从别人指挥，拿下自己的戒指项链和身上所有的钱等贵重物品送人。那个同学的女儿告诉我姨妈，很多骗子都是用这种药骗人的，她最后还语重心长地提醒我姨妈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能上骗子的当把自己的戒指项链给丢了。

我姨妈没有丢戒指项链，倒是把魂给丢了，她从此整天处于冥想状态。到这种时候我姨妈更是迷惑不解，最主要是她不理解“歪嘴”为何要用蒙汗药迷她，他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就在我姨妈迷惑不堪的时候，清明节到了，有人提醒我姨妈说“歪嘴”的脸之所以一直正不过来极有可能是祖坟有问题，建议我姨妈趁清明节去看一看“歪嘴”家的祖坟。于是我姨妈就跟“歪嘴”一起回了趟“歪嘴”的老家准备修缮祖坟，结果这一去，村上一个邻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把我姨妈拉到一个僻静处，竹桶倒豆子般一五一十地给我姨妈讲了“歪嘴”的情事，揭开了我姨妈多天来的迷惑。

原来，“歪嘴”小时候在老家有一个青梅竹马，可是因为她是地主家庭出身，成分不好，“歪嘴”就没有跟她结婚，但这个漂亮而多情的女人却几乎做了“歪嘴”一辈子的情人，除了中间那段时间跟好几个别的男人生了几个孩子，她人生的两端——年轻和年老时光都给了我姨妈的丈夫，我姨妈被蒙汗药迷糊的时候，正是那个女人开始到城里的女儿家来生活的时候。

那个地主的女儿常常在夜里来找“歪嘴”，我姨妈当然不能知道这件事，于是“歪嘴”就用了迷魂药的办法不让我姨妈知道。这件事我后来听到了颇有感慨，觉得这个女人很不寻常，而我姨妈的丈夫更是了得，嘴都歪成那样了，还是那么魅力四射且激情不减。但我姨妈却太受打击了：这一辈子的时光里都没发现另有她人，到晚年了竟然总有人在夜里来跟她抢一个歪嘴的丈夫，这让她无论如何想不通。于是我姨妈给女儿们打电话倾诉心中的郁闷。女儿们刚开始都不愿意听她讲“歪嘴”的事情，但打的次数多了就不得不听，也就知道了大概的意思。所以蒙汗药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歪嘴”的三个女儿发誓从此不再理“歪嘴”，而且都公开怂恿我姨妈跟丈夫离婚，只有我的表弟没有表示支持我姨妈离婚，但也没有表示他的父亲有什么值得嘉奖或应该指责之处。

不出我所料，我姨妈最终并没有离婚。但我没想到她的心情会调整得那么快！而且很快就不再嫉妒，甚至都不生气了，心平气和得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因为她投靠了主——信了基督教。她每周日到她家不远处的一个教堂去望弥撒做祷告，她还常打电话叫我舅舅不要给我外婆用药，而应该带我外婆去靠主，每天祷告，她叫我舅舅自己也要靠主，每天祷告，以前的病才不会复发（她好像未卜先知我舅舅的胆囊切除手术会复发）。后来她又打电话给我妈，叫我妈不要让我爸去住院治疗什么糖尿病，到教堂去祷告就会好了。我妈妈每次提到自己的这个妹妹都心忧如焚地叹息不已。但我并不以为然，特别是当我知道我姨妈的靠主是受“歪嘴”那位青梅竹马引导，并且就是由她带着去的，我简直有点相信上帝是万能的了。

9

姨妈的丈夫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奇特的方式惬意地享受着这份晚年婚外恋，直到他七十岁生日那天。

在我看来，姨妈的丈夫一生都是以不苟言笑但却波澜壮阔的形式度过的，但七十岁生日却过得相当低调。生日之前，他电话通知了儿女们，除了西藏的那个，其它的三个女儿都在电话里表示知道这件事了。生日那天，姨妈的丈夫早早就起了床，穿得崭新而整洁，静侯儿女们的礼物和祝福，可是直到晚上，竟然没有一个孩子进家门，除了儿子打电话说临时出差，其她三个连个电话都没有。因为那天恰巧是周日，我姨妈是牢不可破要进教堂望弥撒的。等我姨妈望完弥撒回到家，发现家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只看到“歪嘴”端端正正堂而皇之地盘踞于沙发上，像是坐在主席台前作重要指示的领导，我姨妈跟他打招呼他也不回答，我姨妈以为自己没有为他的生日而停止一次弥撒已经惹他生气了，于是换了鞋走到近前准备向他道歉，谁知“歪嘴”的眼睛是闭着的，我姨妈推了他一下，结果他像泰山石敢当，岿然不动，我姨妈慌了，把手伸到他鼻子下面一试，这才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肃穆而庄严地离开了这个大千世界，嘴和脸依然像往常一样固执地歪着。

2007年6月10日 于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