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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紅的博客  
中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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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主動 2017-02-05 17:59:20


我不是神經病

   我不是神經病,你必須先承認這一點再聽我說。

 

其實我看不起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

 

我第一個看不起的就是我的父親。他最虛偽,當別人問起我的時候,他總是百般搪塞,我知道他是死要面子,實際他內心一直認定我就是神經病。而我只不過是經常對別人講起我小時候被人強姦的事情。再就是我想哭的時候就放聲哭,想笑的時候就大笑了幾聲而已。

 

我的童年是和我的祖父祖母在我的故鄉G縣(我不想把那個縣的真實姓名說出來,免得我家鄉的人看到了就知道是誰寫的了,而如果這樣我有可能會遭受一場毒打,我全家都是死要面子的人)的一個鄉村一起生活的,當然我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是在祖父祖母身邊長大到上中學才去我父母身邊上學。我的母親除了頭髮長、見識短,愛吃零食和愛貪一點小便宜之外,其他的沒有一點像女人。聽說她的父親與我現在的外公是好朋友,她父母因為什麼案子的牽連受不了那份委屈,雙雙自殺,遺囑上把我的母親託付給了我的外公,於是外公和外婆覺得她可憐,把她接回家來養活。外公是做生意的,家裡經濟很寬裕,所以我的母親什麼事也不需要做,每天只是吃和玩,針頭線腦的活她是一樣都不懂。上學以後也沒有好好學習,成績很差。但那個時候,只要上學就沒有不畢業的,所以我的母親還算是當時很稀罕的中學畢業生。

 

母親嫁給父親不知是最大的幸運還是不幸,如果說幸運,因為我的父親畢竟是當時少之又少的大學生,而且自從外公去世以後家境每況愈下,倒是我的父親借着我一個堂伯父的勢力得以重見天日,日子一天好過一天,令幾個與母親一起長大的所謂的姨媽羨慕得不得了。都說母親的命真好,很有福氣。但我從不這樣認為,我覺得父親不愛母親。我相信母親和所有的女人一樣都希望得到男人的疼愛,但母親沒有得到,甚至起碼的尊敬都沒有。我猜測父親當年之所以娶母親純粹因為他沒有人願意要他,他的家庭成分很差,我的曾祖父是當地一個大地主,家裡有幾千頃地,還用了上百個長工。祖父和祖母在翻身大棍鬥地主之前就從沒做過事,後來祖父和祖母能做活可能也是在被吊在房梁上三天三夜思考的結果: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算是結束了,而自力更生的歷史開始了。也許曾祖父在世的時候作的惡還不是太多,三天后祖父祖母又被放了下來。但家裡從此卻真正一貧如洗,而且一家都戴上了成分不好這頂重重的帽子。父親當年考上北京的一所外貿學院就因成分問題被退了回來,後來還是祖父的一個在外地師範學校教書的堂弟幫忙才勉強留了下來。畢業的時候,也是這個堂弟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堂伯父幫的忙,把父親分配在他所在的S縣的一個鄉下中學教書,不知父親是不是真的神經衰弱,反正他的記憶力是出奇的差,漸漸地就不能教書了。也是在這個時候父親和母親結的婚,我想當時的父親應該對母親存有一份感激,但也僅僅是感激而已。幸運的是那個時候那個堂伯父正好當上了副縣長。父親也就就勢調到了鄉政府工作,最後居然當上了鄉黨委書記。真不知道是不是好吃懶做的母親帶給他的運氣。

 

母親不僅家務活干的不好,連自己的孩子都帶不好,所以每個孩子一生下來吃上幾個月的奶就送回到老家給了我的祖母。她也就懶人有懶福,樂得清閒。後來父親當了一個鎮的頭頭,她也順此有了一份並不要做事就能拿工資的工作,我估計那個工廠的廠長之所以要給我母親這份工作僅僅是想討好我的父親,以便在工作中從我父親那兒討一點政策的巧,可惜的是,我的父親是一個既膽小又窩囊的人,所以那個廠長什麼便宜也沒占到,反而白養活了我母親這樣一個沒用的人,而且由於母親帶一點傻氣的風騷曾引得廠里好多老光棍心裡痒痒的又不敢輕舉妄動,因為我母親不管如何輕賤,她畢竟還是鄉黨委書記的老婆。弄得不好就不是偷雞不成反蝕把米的代價了,輕的失去工作,重的可能就是失去了自由,甚至要坐上幾年牢。那些人可不是笨得不行,所以我的母親也沒能風騷得起來。

 

而隨着堂伯父的人氣越來越旺,我父親有一天就一紙調令去了縣城,而且當上了縣文化局的局長。我的母親當然夫貴妻榮,由鄉黨委書記夫人一下子又成了局長夫人。可能也就在那個時候,我在老家的棉花地里被一個光棍強姦了。強姦只是後來我父親偷偷叫人打他之前密謀時說的。我當時是很高興跟着他去棉花地的,我非常喜歡棉花,那白白的花爭相怒放的姿勢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雖然那一刻很疼,還流了血。我不明白父親既然那麼要面子,為什麼不辦他的罪讓他在街上遊行。而是讓人把他打得不能走路,那時候的父親是有這個本事的。那時那個人真可憐,沒有人去看他,除了我。

 

我去看他的時候正是黃昏時刻,九月的風雖不像春風那樣和煦,但卻讓人感到更多的溫柔。他住在一間很破舊的茅草屋裡,一扇朝霧一樣顏色的柴扉。推開柴扉夕陽就隨着空隙灑進了他的房間,只見他蜷縮在一片厚厚的稻草上,像一條受傷的狗,但沒有發出狗的呻吟聲。看來他被打得確實不輕,我的腳步聲和光亮都沒有使他回一下頭,甚至動一動都沒有。我環顧一下他的家,桌子上反扣着一個碗,桌子旁邊是一個少了一扇門的碗櫥,裡面亂七八糟地擺着一些東西,靠南面牆的一角堆放着一小堆書,我走過去看了看,憑我當時小學五年級的識字量,和他平時跟我講過的,我連估帶猜也只能知道幾本書名,什麼《紅樓夢》、《魯迅雜文》、還有《說文解字》什麼的。我沒想到他這兒還有這麼多書,我翻開那些帶圖畫的,我很想知道書上畫的是什麼意思,我要是早知道他家裡有這些好看的書,我早就叫他講給我聽了。在我再一次要回身看他的時候,卻看到了在高懸的房梁上掛滿了許許多多的中國結,那麼多,我想一定有一千個。我翻書的聲音還是沒有驚動他,整間屋子只有我一個人的聲息。他像已經死了。那一刻,我突然有一點心疼,也有一點害怕,我怕他死去,他死去了就再也沒有人給我編那麼多好看的花花綠綠的結了。更重要的是再也沒有人對我那麼好了,他那麼知道我喜歡什麼,連我的祖父祖母不知道的他都知道。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我放學的路上,他盤着兩條腿坐在田埂上,穿着很破舊的衣服,手裡面抓着幾根花花綠綠的線,我不知道怎麼就被吸引住了,停下腳步站在他身後看,只見他的手在麻利地上下飛舞,他的手很白,我看了半天也沒看出他到底在幹什麼,我終於憋不住問了他,他說他在編一個結。我不知道什麼是結,他說這是中國結,每一個結都代表一種心願。我當時非常想要一個,但我不敢說,我希望他能送一個給我。他也許是看穿了我的心理,就對我說,你要是喜歡等我編好了就送給你。我聽了非常高興,恨不得去親他一下。可惜的是還沒等到他手中的結編好,我的祖父已經尋來了,聽到祖父的斥責聲,我才知道我已經在這兒呆看了好長時間了。祖父走到我的身邊拉了我就走,好像躲避瘟疫一樣。而且走得非常快,仿佛身後有人在追我們。祖父說他有神經病,是個瘋子。我被一邊拉着走,一邊不時地回頭看那個人。我多想要那個中國結啊。

 

回到家裡,祖父像背了一堆柴禾走了很遠的路似的,把我向祖母面前一扔,然後坐在一邊直喘氣。晚飯後,祖父和祖母嘀嘀咕咕了好長一段時間,然後還是祖母幫我解開了那個人的迷,其實並沒有解開,祖母說他也是成分不好,考上大學也沒有能讀成書,本來該死心塌地種田的,可他偏還要第二年再考,天天捧着書本,他的父親又急又氣,再加上在鬥富農的時候被打傷了的頭疼病復發,很快就死了,一年以後,他的母親也一命嗚呼,就只剩下他一個人了。經過這樣的打擊,他也開始醒悟,也不再要考大學,但從此卻像變了個人,整天不說話,因為不怎麼會種田,家裡也越來越窮,連個媳婦都娶不上,偶而幫人寫一點訴狀或信什麼的,人家也會給一點錢,但他只要有錢就換成了那些花花綠綠的絲線,然後一個人跑到田埂上不停地編,有時侯能編上一天,一句話也不說,對任何人都不說話。他編的那些結確實很漂亮,但是他從來不賣。一個也不賣。

 

此後,我每天放學都故意從那個田埂上繞過,我希望能夠再遇上他,希望他能送給我那天編的那個漂亮的結。一個星期以後,我果然又碰上了他。他看到我顯得非常高興,說話都變得語無倫次,他的手上拿了很多的中國結,都是紅色的,形狀都不一樣。比畫了半天我才明白他手中的這些結都是為我編的,他說不知道我喜歡不喜歡。我當然喜歡,而且一個不留地全接收了。從此我就天天去找他,而他也天天來這兒等我,我越來越喜歡他,如果哪一天沒有見到他會覺得有一件事沒有做。有一天,我又來到他的身旁,那是個棉花瘋狂開放的季節,他牽着我的手朝棉花地里走,我以為他要和我一起摘一些棉花,到了那塊棉花田的中間,他把隨身帶的一塊塑料薄膜鋪在地上,讓我躺下來,然後脫了自己的褲子拉我的手抓他的生殖器,我覺得很好玩,就用手抓來抓去,他被我抓得氣喘吁吁,像是剛剛跑完了一千五百米長跑,我問他怎麼了,他就一下子脫了我的褲子,然後將生殖器插進我的陰部,我當時很疼,但我一點都不恨他,那一刻,我睜開眼睛看到天很藍很藍,幾朵白雲悠閒地飄着,前後左右都是潔白的棉花,只覺得自己像置身於畫中。他也在不停地對我說忍着點,很快就好,下次就不會疼了。

 

 

然而他終於沒有下次,因為當天晚上就被來找我的祖母猜出來了,回到家以後,祖父祖母兩個人一起盤問我,我就一五一十地說了,我後來非常後悔自己對他們說實話,我該知道祖父母也會騙人的,他們說只要我說出來就不會打那個人,他們是在騙我。

 

童年時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這樣。我不知道那個人後來怎麼樣了,也許早就死了。從那天以後我就被帶回了父母的身邊,再後來我的祖父母也搬來了,我再也沒有回去過,家裡也不會帶我回去,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覺得這事丟了他們的臉,他們從不願提起老家的事,而我卻常常提起,那時候媽媽還有時輕聲細語地叫我不要說,我也就聽了她的話,沒有人說我是神經病。但當我上高中以後,也就是來到縣城上了重點中學時,我再也憋不住了,本來我所就讀的學校比縣重點中學不知相差多少倍,以我的成績是絕對進不了的,但我的父親硬是憑着他的權力讓我進去了,我知道自己除了作文寫的不錯,其他各門功課都平平。考了兩次全年級倒數第一之後,我跟家裡提出來讓我轉學,但他們堅決不同意。於是我就在晚上不上課的時候在路上狂奔。從此,我就成了公認的精神病患者,而我倒樂於這樣,至少這樣可以隨心所欲一點,反正處慣不驚了。

 

但是這樣的好日子終於也沒過多久,我就被送往離家六十幾公里的另一個市的一家精神病醫院。我很高興來這樣的醫院,因為我每天都可以看到瘋狂而好笑的事情,跟我同一病房的有一個喜歡唱歌,只要她在醒着,就能聽到她的歌聲,但是誰也聽不出她在唱哪一首歌,她的聲音像八十年代初期生產的收音機,因為波段調頻都不好,收到的聲音也是一閃一閃,或高或低的,像被電風扇吹似的。聽習慣了反而覺得醫院廣播裡播的歌沒有她的好聽。更何況,廣播裡的歌如果不想聽可以蒙上被子或用棉花球塞住耳朵,而她會強制我們三個人一直聽的,你蒙被子她就掀掉你的被子,你塞耳朵她就捅你的耳朵,反正你得聽,而且要像聽歌星的歌一樣狂熱,因此我們房間裡不知以前哪一個病友留下的一束塑料花就經常代替我們給她敬獻的鮮花,她說她總有一天會成為萬眾矚目的歌星。

 

跟我對面床的那個女孩來這兒之前是被她的男朋友拋棄的,所以她每天都問護士有沒有她的信,護士說沒有,她就很失望地流淚。護士就安慰她說也許明天會有,她也就擦乾眼淚繼續等。到了晚上,她又擔心男朋友不知道她來了這裡,於是她就坐下來給她男朋友寫情書,寫完了還要讀給我們聽,問寫得好不好,我們都要說好,要不然她會撕掉重寫,寫到深夜,病房的燈熄了,她就打開窗簾就着月光寫,如果沒有月亮,她就摸黑寫,這樣就會讓我們大家都沒的睡,尤其是我基本上不吃醫生讓我們服用的安眠藥,儘管他一再聲稱這是調節我們身體內循環的藥。我才不信他們的鬼話,他們都是一些極不負責任的人,他們巴不得我們整天睡覺,那樣他們才清淨和輕閒,我可不像其他人,乖乖地聽醫生和護士的指揮。我總是偷偷地將藥扔到廁所里,然後在查房的時候假裝睡覺,這樣,那個痴情的女孩寫着她總也寫不完的情書時,受害最深的人就是我。所以我每次對她的情書總是讚不絕口,而且告訴她,她的男朋友看了信一定非常感動,很快就會回信的,說不定哪一天會來看她,她聽了這話就非常開心地去睡了,而且從此對我非常信任,超過信任任何一個醫生和護士,更別說其他的病友了。這樣我的心又有點不忍,尤其是看到她每天滿臉失望從護士那兒回來的時候。因此有兩次我模仿她的男朋友的口吻給她寫了兩封回信,趁着她去廁所的時候,放在她的床上,她回來時我告訴她說是護士剛剛送來的,她激動得號啕大哭,幾乎整夜沒睡,我非常後悔,從此她每天情書寫得更勤,到護士那兒問信也問得更勤了。我心中暗暗發誓,再也不管這類閒事。

 

同一病房的還有一個女的就是那個副縣長的女兒——和我一樣鼻梁上架着酒瓶底子。她原來是一家公司的會計,公司的效益很差,一度幾年虧損,可是經理卻整日坐着豪華無比的奧迪轎車到處考察,這個會計也是自己騎着豪華的踏板摩托,穿着名牌時裝,人家一直以為,她的一切是她那縣長老爸受賄得來的。可誰知,公司經理被下屬告發,檢查院來審查後,卻發現,貪污的絕不僅僅是經理一個人。被檢察院找去談話時,她被嚇得語無倫次,檢察院的人根本就問不出個所以然來,而她反覆說的一句話就是“經理說沒事,經理說我爸爸會保護我!”最後也果然是她爸爸保護了她,以精神病的名義將她帶出來,並送到這裡來了,要不然,此刻她很可能還在看守所里,就算檢察院的人不受賄,以最快的速度結案,她也只能在送往監獄的路上。在監獄裡肯定沒有在這兒自在,她每天拿着那把深棕色的牛角算盤,噼噼啪啪地打個不停。有人輕聲叫她她根本就聽不見,或者裝着沒聽見,很多會計都有這種職業病,除非你用大聲到近乎喊,她才會緩緩地微微抬起頭,眼睛透過眼鏡的上框看着人。然後說“經理說沒事,經理說我爸爸會保護我的。”平時大家很少有人喊她,任憑她專注地打她的算盤,只有她父母來的時候,大家才會圍攏到她身邊,因為她的縣長爸爸總會帶很多好吃的東西,還有漂亮的衣服,東西大家都會分到一點吃,時裝就經常歸一心要當歌星的女孩穿,因為她認為歌星在台上唱歌一定要穿得時髦才行。

 

 

真正跟我談得來的只有隔壁的小雲。小雲跟我同年,也是高中還沒有畢業就來了這裡,小雲有一個最明顯的習慣就是吐唾液,無論何時何地,她總是不停地吐,好像嘴裡被刮滿了沙子怎麼吐也吐不完,吐得最多的一次是一分鐘吐了二十三次,我默數最後一秒的時候,她還在吐。每次吐的姿勢、力度和聲音都不一樣,她生氣的時候就會仰起頭,像是對着太陽打噴嚏,又像是吞了一口溫水送嘴裡的藥丸。隨着頭猛地低下,就聽到一聲重重的“呸”!平時不生氣習慣性地吐的時候,那聲音就像給兩片嘴唇吹氣,發出來的也只是一點氣流聲,更沒有唾液,本來小雲的吐基本上是沒有過唾液的,她這只是表示她的一種噁心和厭惡。主要是因為她看到她最喜歡最尊敬又長得漂亮的媽媽在家裡與一個俗不可耐的臭男人偷情被她看見了,小雲常常說我希望我什麼都沒有看見,“呸”!她爸爸媽媽離婚後,由於當時小雲已經沒有選擇的理智,結果被法院判給了媽媽,她已記不清是誰送她來的,但她不希望她的父母來看她,尤其是不希望她媽媽來看,結果媽媽來看了她好幾次,每次都是被小雲吐走的。

 

我跟小雲不同的是,我希望有人來看我,哪怕是我有點鄙視的父母,但我被送進來以後,只有我的大哥來看過我一次。我想家裡的其他人都巴不得永遠不要見到我。我本來以為我的姐姐會來看我,人家說,出嫁的女兒總是惦記着娘家的事,但是我姐姐始終沒有來過。

 

那天我大哥是帶着曾經是我的大嫂當時是他的未婚妻來的。大哥的未婚妻叫餘思,我當時問她為什麼不叫魚刺,她不停地笑,她笑得非常好看,笑的時候,她的白白的臉上就泛起一層紅暈,像三月的桃花色,她也戴着眼鏡,是那種沒有邊框的樹脂眼鏡,在當時很少有人戴那種眼鏡。她的身材也很苗條,加上她那得體的打扮,讓人看了很舒服。我很喜歡她的眼鏡和笑。但我當時把我大哥拉到一邊很嚴肅地跟他說不要跟餘思結婚,大哥笑了笑,叫我好好治病,然後又把買給我的東西一一交代了一遍,叮囑了我吃藥、睡覺等事情以後就挽着餘思走了,望着他們的背影我還是禁不住對着大哥喊了一句:別跟餘思結婚!

 

小雲問我為什麼要說那樣的話,我說我大哥配不上餘思,我覺得他們結婚了會離婚,而且結果會很慘。小雲第一次和其他的病友及護士的看法一致,認為我真的有神經病。

 

晚上,我既沒有給歌星獻花,也沒有讚美那個情痴寫的情書,連全神貫注在那兒打算盤的瓶底我也懶得看。一個人悶坐走廊的長椅上,走道里的燈很昏暗,每個房間都傳出各種各樣的聲音,唱歌、浪笑、哭爹叫娘、甚至編電視劇的都有,只要能夠想得出來的節目幾乎都在同一時間上演。這都是白天的醫生讓病人吃藥睡覺把責任都推給了晚上值班的護士和醫生,現在病人睡了很長的一覺,正是精神飽滿的時候,那些護士又得費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勸這些人再吃她們的藥繼續睡,所以從這兒出院的人都睡得像一個個呆子,比來的時候變傻了,反應也遲鈍了很多,再也沒有精力去狂奔和胡言亂語了,至此醫院宣布病人痊癒,家人也高高興興接了這個好人回家。想到這兒,我突然很想回家,雖然那個家並不讓我覺得溫暖,但至少不用天天像做賊一樣偷偷地到廁所扔藥,然後還要裝腔作勢怕被護士發現而受罰。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姐姐,比我笨很多的姐姐嫁的這個姐夫真的對她那麼好嗎,讓她不僅不想家連我都想不起來了。她怎麼能做到對那個郵遞員的忘情,或者她仍然恨父親將她從郵遞員身邊給綁回來,其實當初我是很贊同姐姐跟那個郵遞員私奔的,只要姐姐是真的愛他。

 

 

在我父親來接我回去的那天中午,我有一點不敢相信,因為我沒有一點出色的表現。但是醫生也來告訴我說我可以回家了。我很高興,我把那些偷帶進來沒看完的書都給了小雲。小雲很羨慕我,但當我走出大門,向她最後一次揮手的時候,她只是輕輕地“呸”了一口。

 

來到家裡我才知道我為什麼會被接回來了。大哥馬上要結婚,按照祖父母的觀念,長孫結婚家裡不能缺人,要一家團團圓圓才好。

 

結婚正日這天。我問大哥是不是還跟餘思結婚,大哥笑而不答。全家更是沒有人搭理我這話。接我回來純粹是遵從祖父的家訓。媽媽像哄三歲的孩子一樣對我說“乖!不要亂說話,媽媽給你買好吃的,你要什麼衣服媽媽也給你買……”我高聲告訴他們大哥真的不能跟餘思結婚。全家聽了都不說話,最後我在沒吃中飯的時候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連餘思進門時的鞭炮聲我都沒有聽見。等我醒來的時候,家裡已坐滿了賀喜的人,個個都穿得道貌岸然,像眾星捧月一樣簇擁着一襲喜慶的紅色新娘裝的餘思在高談闊論、杯盞交錯的頻頻敬酒間,真真假假地說一些祝福和誇讚的話。剛剛睡醒的我走到餘思面前認真地對她說:“餘思你很漂亮,穿上這身衣服更美了,我喜歡你的眼鏡和笑,但你不該嫁給我大哥——”我還沒有講完,失魂落魄的媽媽像救火一樣來到我面前將我往外拉,一邊拉一邊滿臉堆笑地回頭衝着餘思討好說:“應該叫嫂子,應該叫嫂子!”說完還對着餘思擠眉弄眼。我當然知道她是什麼用意,但我很清楚她不可能永遠是我的嫂子,我就回頭望着餘思說:“你不可能一直是我的嫂子,很快你就會後悔的,我大哥除了長得帥以外一無是處,我知道你的追求是什麼。你不是我的嫂子,我只是不想對你的稱呼改來改去的,記住我的話吧!”

 

來到院子中,我已能感受到一家人的眼裡噴出來的火焰,但是它們並不能爍傷我,特別是父親,他幾次揚起要打我的手都被親戚和祖母勸住了,如果我在院子裡號啕大哭,當然又是一種不吉利。我對他們的憤怒無動於衷,而是在認真地想我到底是怎麼突然會那麼困,而且一睡就睡了那麼長時間,我拼命地回憶,終於想起午飯前喝的那杯水,我記得我當時並沒有說口渴,我母親卻遞給我一杯水叫我喝,我為了能夠得到他們的好感以便信任我所說的話,就咕嚕咕嚕地喝下去了,現在想起來,那水是從我那位做醫生的姐夫手裡端過來的,沒想到姐夫這麼快就與我家人串通一氣了,看來我以後得對他多防着點。

 

沒過半年,我說餘思的話就應驗了。在我家的角落裡經常可以看到餘思呆呆地坐在那兒幽怨地望着遠方。我知道她已領教了我大哥的數不清的壞習慣了。我從鄉下來和他們一起生活以後,只住了一年,我就開始對他們的習慣深惡痛絕,尤其是大哥,他從來不學習,字寫得像螞蟻在爬更像被剛剛打死的臭蟲,就連他偶爾包的一兩個餃子都像被人打傷了睡在路邊一樣,與他跟人吵架時的耀武揚威有着天壤之別。總之,如果有什麼壞習慣到了我大哥的身上,就再也拋不開甩不掉了,好像他是專門繼承人類的壞習慣的。憑着我父親的職位照顧擁有了一份交通警察的工作,每天戴着大蓋帽,穿着一身白色的狗皮,腰間掛着一根不知有沒有電源的電警棍,在大街上招搖過市。看着誰不順眼就把人家從車上拉下來審查一番,吹着灰塵找裂開的螞蟻縫,隨便找個理由就罰人家的款,如果被罰的人態度不好,就極有可能吃一頓拳腳或挨一棍(如果恰巧那天我哥的電警棍有電的話),嚴重的說不定會被抓起來關幾天。他這種工作的優越性常常被他帶回家。稍不順心就會罵罵咧咧的。

 

我父親也曾經叫大哥沒事多看看書,可大哥除了擒拿術那本書,其他的書一拿到手就直打瞌睡。每天除了上班時間就是喝酒時間,我幾乎沒有看過我大哥不喝酒的時候,記憶比較深刻的也就是在我住院期間和餘思一起去看我那一次。每天醉熏熏地回到家裡,吹噓自己的工作,誇耀自己的能耐。然後到醉得說不出話的時候倒頭便睡。他很少洗腳,最讓人無法想象的是,除了洗澡,他從沒洗過生殖器,這是從我父母的一次吵架中聽出來的。父親說我大哥像我的母親,無知無教養,母親當然也睚眥必報地數落了父親的很多缺點。

 

大哥還特別喜歡唱歌,每到飯店喝酒的時候總要賣弄一下自己的喉嚨,他唱歌常常變調,而且所有他唱的歌沒有一首他能記住歌詞,仿佛不記住歌詞是他的最大的原則。事實上他除了嗓門高,在卡拉OK的時候蓋住別人的聲音以外,是沒有資格在那種公共場合出現的,簡直就是丟人現眼。

 

我想餘思肯定無法忍受大哥將臭襪子掛在餐桌一角。這也是大哥的習慣之一。無論你怎麼軟硬兼施地對他說,他照掛不誤。我不知道餘思是否能忍受大哥嗅鼻涕的聲音,聽他自己說是有鼻竇炎,但從來沒有見他去看過醫生,每天只是人前人後地“哼哼唧唧”的,每一次哼哼唧唧之後還間插着像要死的人倒氣的聲音,讓人聽了渾身不舒服,我在想要麼餘思的耳朵不敏感,或者能夠適應這樣的聲音,要麼大哥在跟餘思約會的時候故意憋住不出聲,他應該有這樣的本事的,他隨我媽媽,我媽媽在這方面就非常有經驗。

 

有一天我問餘思:“大哥強姦你了嗎?”餘思立刻睜大了眼睛問我怎麼會這麼問,我說我覺得大哥會做出這樣的事情。餘思並沒有回答我,但我知道她一定常常被迫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因為她並不十分信任我,全家人都告訴她不要在乎我的話,但這一次,我明顯感到餘思開始相信我了,但這種相信僅僅是不再把我當神經病人看,真心話是不會跟我說的,這些我也懶得追問。因為我參加工作了。

 

我的工作又是父親的權威再一次發揮的作用。我知道我自己有幾斤幾兩,高中都沒有畢業,又沒有什麼專業技能,我一直希望能夠開一個個體書店,自己經營,在賣書的同時還可以看書,因為所有的人都認為我是神經病,我相信書上的詞組和句子對我不會有偏見。但是每次我提出這個要求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我父親和全家人的七嘴八舌所打斷。後來我也就不提了。結果沒想到的是父親竟然將我安排到電視台去上班。我心裡很清楚他不是覺得能寫一點文章而想發揮我的才華,我上初中時寫的作文經常受到老師表揚,但他看了總是不屑一顧,好像我不是他的女兒,又似乎認為我的老師表揚錯了。

 

到電視台以後,我就整天對着一台龐大無比的機器,這台機器占據了整間房間,餘下的空間只夠側着身圍繞着機器看一圈以及在靠門的地方放一張長凳,我經常想這麼大的機器到底是怎麼弄進來的。我的工作就是坐在門邊的長凳上全神貫注地盯着機器看,機器的表面有許許多多的顯示燈,只要發現哪個燈紅了,就打個電話給一個47的電話號碼叫人來修。我到那兒一個多月從來沒有哪個燈紅過,說明這台機器性能非常好,而因此我也就無所事事了。長久地看着那個機器,漸漸地變了形,有時像那個叫什麼加索的畫,希奇古怪的形狀,雜亂無章的色彩,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有時又像各種顏色和形狀的藥丸在空中起起落落,有時乾脆就什麼都看不到了,眼前一片透明,穿過這片透明和機器後面的窗戶,我看到了遠方的樹,那是一棵法國梧桐樹,是宋美玲所喜愛的一種樹,為此蔣介石在整個南京城的街道上都栽上了這種樹。這是我從書上看到的。我跟宋美玲不一樣,我不喜歡這種樹,我覺得樹葉太大,一有風來就搔首弄姿,春天的時候,那些毛毛球像蒲公英一樣漫天飛舞,落到人的脖頸里就得脫下上衣耐心地找和撣,否則一天都不得安寧。

 

 

有一天,機器的一個燈終於紅了一下,我像做了虧心事的人突然找到了一個補救的機會,我趕忙拿起電話準備撥47,這時我已經聽到有一疊破碎的腳步聲朝我的房間走來,我堅持撥號,剛撥了一個4,已經有三個人站在我的面前說:“不用撥了,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就是來檢查維修的。”

 

機器上的燈紅過三次以後我就知道我的工作是怎麼回事了。因為每次燈一紅,沒等我打電話,那三個人就準時地到了,所不同的就是有一次是其中兩個人,有一次是另外兩個人。我感到納悶,問他們每次為什麼都知道得那麼及時,他們說他們的辦公室裡面有顯示,等他們檢修好了機器,我就跟着他們一起去他們的辦公室,一看,果然如此。其實,我的工作根本就不需要,或者是不存在,但是我知道,每個月的工資是按時一分不少地發給我的。

 

我去存第一個月工資的時候,我見到了離我家附近一個儲蓄所的一個男孩子。他帶着眼睛,皮膚很白,是那種長期不見陽光只在室內工作的白,我不太喜歡這種白,這有一點不自然。但是他的態度卻是那種很有修養和很高業務素質的。戴着一副金邊眼睛使他顯得特別儒雅,我喜歡上了他。而他或許也誤解了我八百度的近視眼睛和白皙的皮膚,以為是什麼知識女性,他對我分外的熱情。還沒話找話地問我在什麼單位上班。

 

此後,我每次有一點錢就跑到他那兒存,哪怕是十塊錢也去,實在沒錢了,就去取錢,再把取出來的錢慢慢往裡存,目的只是為了去看看他。但不久我就發現他不再對我熱情了,我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他一定聽誰說了我什麼。我再去的時候,他總是讓另一個人辦理我的業務。甚至有一次,我剛把我的自行車在儲蓄所的門前鎖好,就聽到裡面有一個女的小聲說那個神經病又來了,等我走到櫃檯前,那個戴眼鏡的男孩正躲避炸彈一樣往裡面的套間跌跌撞撞地衝去。

 

我的父母不知怎麼聽說了這事,他們沒收了我的存摺,而且從那以後再也不讓我自己領工資。我又不是喜歡哀求的人,我乾脆不要了,反正平時我買什麼東西都在母親的監督下,錢只有花了買自己想買的東西的時候才是自己的錢,我從來不覺得這些錢是我自己的。於是我就不再去上班。那本身就是一個不存在的工作,我跟父親說如果一定要我上班我就做新聞主持人。

 

三天后的一個深夜,他們都以為我睡着了。我聽到我的父親對我哥哥說起了我的事,他說本來把我安排進去就有很多人反對,只是沒有公開說出來而已,現在不上班了沒辦法說得過去。我哥哥說使勁打就行了。媽媽在一邊說如果把我的病打發了就糟了。果然,媽媽第二天早上就來求我了,被人求的感覺真好,難怪中國人千百年來削尖了腦袋往官場扎,當官的人手裡有權,有權的人就有人求。看着我母親像許許多多來我家求我父親的人一樣戰戰兢兢惟恐說錯話地站在我的床前,我的心理得到了很大的滿足。最後我與母親達成了協議:我去上班,工資讓我自己拿,而且怎麼花由我自己決定。於是我又開始天天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繪畫、藥丸和梧桐樹。這樣的日子讓我想起神經病院的生活,我開始懷念小雲,也懷念起歌星、會計和那個寫不完情書的情痴,不知道她們現在都怎麼樣了。有幾次我真想坐車過去看看她們。要不是我今生那場唯一的愛情來臨,我可能真的就去了。

 

那確實是我今生唯一的愛情,只是很短的時間就夭折了。愛情都是在人們不經意中來敲門,還記得當時我正在午休的白日夢中,徐鶴就打來了電話,這是自從我家裝電話以來第一個找我的電話。我雖然還睡得懵懵懂懂的,仍然忍不住睜大了眼睛。原來是我初中時的那個整日沉默寡言的同學當兵回家探親了,他說他一回來就給我打了電話,心裡很害怕找不到我,他問我能不能出來一下,我沒有回答,他又說沒有別的意思,他只是想跟我一起坐坐,聊聊天。我非常感動,我長這麼大除了那個會編中國結的人,還沒有一個像徐鶴這樣重視我。

 

我們去了一個公園,我們坐在假山上談了很久也談了很多,我越談越覺得喜歡他,到最後我甚至搞不清是不是愛上了他,因此,我沒敢告訴他我住精神病院的事,我怕失去他,準確地說是我怕失去一個願意跟我談心的人。回來的路上遇見了幾個認識我的人,他們都用異樣的目光打量徐鶴,我很清楚他們在想什麼,如果不是怕嚇着徐鶴,我會故意親呢地摟着他的胳膊,而現在我只是一笑了之。我們約好了下次見面的時間就各分東西了。他的家在鄉下,他得趕最後一班車回去。

 

徐鶴走後,我突然發現自己時時刻刻都在想着關於他的事,我迫不及待地期盼再見到他。好不容易等到了我們約好的那一天。這是一個星期天,我為自己盛裝打扮了一下,還略施了一點淡妝,一家人都用奇怪的眼神望着我,仿佛我是一個怪物,只有餘思說我化點淡妝更好看。我很感激餘思,我聽得出她不是挖苦我,她是真心說的。然而,最讓我傷心的是徐鶴沒有來,連一個電話都沒有,我焦躁不安地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會抓起電話看一下,仿佛徐鶴就在電話裡面。而今天的電話很奇怪,像是被割斷了喉管的鴨子,一點叫聲都沒有,我懷疑這個星期日是希特勒進入猶太人生活區的日子。電話都死一般寂靜。有一陣父親要打電話召集牌友去砌麻將,他剛拿起電話我就尖叫着跑過去奪下了他手中的電話掛好,然後像保護自己的貞操一樣保護着電話。父親今天的心情好像不是很壞,他面不改色地走了,沒有再來打電話。直到晚上也沒有徐鶴的音訊,我氣急敗壞地弄亂了早晨精心梳理的長髮,洗了早被汗水弄模糊了的淡妝,上床躺着看天花板。

 

家裡的人像是為死人叫魂一樣地喚我出去吃晚飯,我始終沒有理他們。一切都沉靜下來的時候,我開始猜測徐鶴的事,我很擔心他出了什麼意外,想到這裡的時候,我立刻心驚肉跳起來。我全身發抖,不停出汗。一點聲息都沒有就來到我身邊的餘思打斷了我的思緒。她問我怎麼了,我盯着她的眼睛看了好一陣子,我在她的目光里看到了真誠,於是我告訴了她關於徐鶴的事,我說我已經愛上了徐鶴,我問餘思徐鶴為什麼沒有來,是不是出了什麼事。餘思說不會的,也許徐鶴是臨時有事來不了,耐心地等待,他肯定會有消息的,而且他會向你解釋情況的。聽餘思這麼一說,我平靜了好多,起床吃了一點飯。全家都像觀看大熊貓一樣看着我,我視而不見地做完我的事,就上床睡覺了。

 

徐鶴並沒有像餘思說的那樣給我解釋,連一點消息都沒有。倒是家裡人知道了徐鶴的事,母親惡狠狠地對我說不要自作主張,那個人是農村的,將來退伍後還得回到農村,絕對不能跟他談,她還信誓旦旦地說她和父親會為我選一個好對象。我心裡直冒火,等餘思走近的時候,我就眼睛直鈎鈎地瞪着她,她非常明白我為什麼用這樣的神情看她,等我母親絮絮叨叨完了以後,餘思告訴我說不是她說的,不知為什麼我突然就相信了她,我本來就覺得她不會這樣做,她不是一個長舌婦。她沒有空餘的時間,她的會計工作本身就忙得夠戧,更何況她還在進行業餘文學創作,而且寫的是詩歌,這也大概是我比較敬佩她也信任她的原因。

 

漸漸地我對徐鶴的等待轉變為一種悠悠的思念。在機器前面的時候,我不再看圖畫和樹,而是想象徐鶴,想象他像一隻鶴一樣飛走的情形。這樣的日子在一個早晨被一個女孩打斷了:陳蔚,我初中時的一個女同學,畢業後幾乎從沒有聯繫過,那天早晨突然就來到了我去上班的路上,我差一點認不出她了。她比原來還要黑,黑得臉上的雀斑都沒有以前那麼明顯了,而且臉上有了與她的年齡極不相稱的皺紋。她用要報復誰的口氣告訴我,徐鶴訂婚了,就前一陣來探親的時候,他父母不許他來找你,聽人家說你頭腦有毛病,徐鶴不相信,他說打死他都不會相信,不管他跟誰訂婚或者結婚他都不會認為你有神經病。聽了這樣的話我突然感動得想哭,陳蔚看到我欣喜若狂的神情,大失所望,於是她就投來了最後一顆子彈,她說徐鶴就是和她定的婚。我相信了,但我依然很高興。那一刻,我知道徐鶴就是我今生要愛的人。

 

我一直高興得想唱歌,終於有一天我在自己的房間裡唱了起來,結果把我的家人都嚇壞了,他們又在討論我到底又受到了什麼刺激,還跟我姐夫商量是否需要送我去精神病院,我沒有理睬他們,反正送去了,我還可以跟小雲談談心,那樣也不失為一件快事,於是我靜靜地等着他們來處置我,結果等了幾天沒有一點動靜。讓我很不平靜的倒是我收到了徐鶴的來信,他沒有解釋他怎麼沒有打電話給我,而是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鼓勵我好好工作和學習,最後還引用了但丁的那句話: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議論去吧!

 

我真的戀愛了!

 

我沒有能像徐鶴鼓勵的那樣好好學習和工作,我時時刻刻都在想着他。有一天我突然想為他打一件毛衣,於是我去商場買了兩斤鮮血一樣紅的毛線,我聽餘思說過,男孩子穿紅色的毛衣顯得精神,我開始跟餘思學打毛衣,她編織毛衣時上下飛舞的手,像飢餓的小雞在啄食地上的米,更像江南的採茶女在採摘龍井嫩葉,我非常羨慕甚至有一點嫉妒。知道餘思越多的能力越為她難受,我就對餘思說你跟我哥哥離婚吧,她沒有說什麼,只是默默地低着頭,家裡的人看我織的是紅色的毛線還以為我知道自己打扮自己了,都很高興地鼓勵我,說什麼你本來就沒有病,你跟別的女孩一樣的聰敏能幹,我就大聲地告訴他們說我織的是我男朋友的毛衣。全家突然像被哪個仙人點了穴,都沒有聲音了,特別是媽媽和姐姐兩個人臉上突然凝固的笑容像法國喜劇片裡面的小丑,我感到特別好笑,然後我忍不住就笑了起來。這時,他們開始感到問題的嚴重了。他們開始勸我不要這樣,我問他們要怎樣,他們就無言以對。然後我依舊織徐鶴的毛衣,終於有一天,我下班回來的時候發現織了半截的毛衣和餘下的毛線都不見了。我問誰藏了我的毛線,他們都佯裝不知。尤其是我的媽媽,仿佛自己做了一件天衣無縫的好事,抿着嘴強忍住心頭的喜悅,讓人覺得,她只要不小心張了嘴,笑容和笑聲就會噴射着奔流出來。

 

我找不到毛衣就給徐鶴寫信,我寫了很多頁,後來又寫了很多封,都寄出去了,但徐鶴卻沒有給我寫很多的回信。有一個星期天,我正在家裡苦思冥想的時候,陳蔚像鬼一樣來到了我家,她問我買的毛線是不是給徐鶴打毛衣了,我說你是福爾摩斯嗎,她說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的毛線就是在我的櫃檯買的,只不過那天我沒有當班。她叫我不要再給徐鶴寫信了,她的態度不是很強硬,我說你應該說命令我不要愛徐鶴,但是我愛上他了。陳蔚氣得熱淚盈眶地走了,邊走邊說“神經病,真是一個神經病!”

 

 

就在我想出了我為什麼老是收不到徐鶴的信的時候,我家裡來了一個不速之客,一個遠房親戚的孤兒當兵退伍了。他來找我的父親幫忙找工作,這真是一個天上掉下來的一個鮮肉餡的餅。他叫黃少柏,長得高大魁梧,跟徐鶴很像,特別是一身戎裝的照片,實在是一個帥小伙。他的父母早就離了婚,像電視劇《孽債》裡面所唱的:爸爸一個家,媽媽一個家,剩下他自己,好像是多餘的。黃少柏來到我家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的父母會動什麼心思了,而且我也預感到他逃不出我家了,他將來一定得娶我,但我並不喜歡他。不是因為他不可愛,是我心裡在愛着徐鶴,而且,我覺得徐鶴不會像他那樣,為了達到目的不吝惜自己的自尊被別人踩在腳底。

 

依靠我父親和我堂伯父的權勢,黃少柏的工作很快就安排好了。他當然對我的父親感激不盡,以他一個農村出生無依無靠的退伍兵,分配到一個縣城的土地管理局工作,放在誰身上都會高興得不知所措。我以為我的家人會讓他和我慢慢培養感情,結果,黃少柏上班不到兩個月就開始有人給他介紹對象,因為他自從退伍以來一直吃住我家,給他介紹對象的人就打電話到我家跟我的父親商量,我父親一口回絕了,理由是黃少柏已經定過親了。

 

我不知道我父親在背後是怎麼暗示我媽媽和姐姐的,總之,接下來我們全家都對黃少柏展開了猛烈攻勢。讓我萬萬沒想到的是我的姐姐,她竟然代替我跟黃少柏談起了戀愛。她可能覺得我神經兮兮的跟黃少柏談就會漏餡。只見他們出雙入對的,儼然一對甜蜜無比的情侶,這些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隨他們去折騰吧。讓我忍無可忍的是有一天我竟然看到我姐姐以給黃少柏護膚為名,在她的美容床上與黃少柏揉捏親吻起來。我知道我姐姐的美容門市是怎麼回事,她壓根就不會。她剛從鄉下調到城裡的時候在一家公司上班,公司的經理是我父親的一個同學,所以明知我姐姐不能做什麼,還是接納了。我姐姐最大的特點是跟我媽媽一樣每到一個地方都口若懸河地嘮叨個沒完,但是如果你認真聽的話,又搞不清她在說些什麼,公司辦公室主任看她能說,就分配她去做計劃生育幹事,結果到她開展工作的時候,她卻一句話說不出了。後來公司換了經理,我姐姐就被“稍息”了。她一怒之下就開起了美容店。

 

剛開的時候我就問過她怎樣騙得過顧客,她說她買很貴的特效的美容品,比如美白的,換膚的,只要用這個化妝品,隨便怎麼幫她按摩幾下都會有效果,而且效果非常明顯,但是用了以後就會一直依賴這種化妝品,否則她的皮膚就會回到原來的樣子,甚至還不如原來,我問她什麼時候聰敏到能夠騙人的,她說當初去省城的美容學校學習的時候,老師就是這麼講的,也是這麼做的。如今她剛開業還沒有找到冤大頭,就把這變成勾引黃少柏的手段。

 

當我終於有一天發現我姐姐和黃少柏兩個人都像塗錯了胭脂似地紅着臉從一間房子裡被我驚動出來時,我簡直噁心得想吐,我終於明白小云為什麼那樣喜歡吐了。我決定找我姐姐談談,我問她黃少柏最後到底跟誰結婚,她說當然是跟我,我說既然這樣,請你離他遠一點,我自己會談戀愛,於是我開始主動接近黃少柏,我經常買一點小禮物送給他,吃飯的時候我總是有意地和他坐在一起。他也許有深深的報恩之心,也許覺得根本就逃不出我父親的魔掌,或者樂於背靠我父親這棵在他眼裡是枝繁葉茂實質已行將枯朽的大樹,而我更多地覺得他是認命了。他也默許了跟我的情侶關係。他還跟我發生了性關係,是在我的主動要求下,並不是我多麼需要性,而是我無法忍受我的姐姐代替我,我從來都對她不屑一顧的。然而這並沒有讓我的姐姐收斂,在我又一次發現她去黃少柏的單位找黃少柏時,我與她在路上撕扯了起來,我的臉被她抓得出血了,而她的頭髮也被我揪下來一撮。回到家以後,我要去找在鄉下醫院上班的姐夫回來管管他的老婆,最好跟她離婚。我被我母親攔住了,我無奈地走回自己的房間。這時只聽樓上傳來了我姐姐一聲悽慘的叫聲,緊接着是我二哥斷喝她不許哭的聲音。我本來應該很解恨的,突然間心裡卻布滿了憂傷。

 

二哥那煞有介事的聲音讓我很厭惡,此刻他一定以為自己是威嚴的法官了,其實他是什麼樣的人我最了解,高中沒有畢業就在一年暑假無證駕駛摩托車摔斷了一條腿,除了在省城醫院做了三次手術住了半年的院,在家躺了一年零九個月,在他還拄着雙拐走路的時候,他像是戰場上歸來的特級戰鬥英雄,他到哪兒,全家都得笑臉相迎,仿佛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都是他摔傷了腿換來的。稍有怠慢便會惹得他瘋狗一樣地哭鬧一場,後果往往是碎了一地的碗、盤子,以及所有的玻璃窗戶都通了風,最嚴重的一次是把專門給他一人享用的電視機顯示屏給捅了個洞。每當看到這種場面的時候,我的父母總是在一個角落裡唉聲嘆氣,而我卻像看武俠片一樣看得津津有味,有時也為他喝彩和叫好。每每惹得父親再一次說起那句說過無數次的“一輩沒好妻,三輩沒好子”。

 

在二哥呆在家裡的那一年零九個月裡,我家共以批發價買了二百五十七個碗和九十四個盤子,窗戶上換了六次玻璃,還算幸運的是,電視機只修了一次,因為,電視機送修的時候,他看電視極不方便。這也為家人省卻了好多麻煩。二哥的腿能正常走路以後,雖然兩條腿相差了兩厘米,但一般人是看不出來的。這下他比任何人都翻騰得厲害。一下到了北京,一下又到了深圳,當然用的都是我父母的錢,說是去做生意,就是沒有看他賺過錢回來,倒是他的行頭是一次比一次時髦。而且在當地幾乎看不到手機的時候,他已經配上了一個很漂亮的摩托羅拉,只是,我的大哥常常嘲笑他是“手拿大哥大,滿街找電話。”有一次,二哥又說要去福建沿海考察一下,那天天空飄着毛毛細雨,臨走的時候,到父親的房間去拿錢,父親可能已被二哥花到了血本,所以沒有立刻給他,而是要與他好好談談,結果,二哥離開房間來到露天的院子,在地上打起滾來。我家的院子的地平全是用水泥鋪的,要是下大雨會被沖得乾乾淨淨,毛毛雨的時候灰塵就被灑成了稀稀的泥漿,二哥滾了一圈下來,潔白的雅戈爾襯衫瞬間成了迷彩服,站在門上的我笑得前仰後合,而當看到父親乖乖地將錢送到二哥的手裡,我更是笑得抱着肚子痛不欲生。

 

折騰了一段時間後,二哥又說要去讀書。他到省城的一所大學去上了研究生班。那是一些公司老闆或黨政機關領導為了證明自己學過研究生的課程而積極參加的學習班,當然他們不會來上課的,因為這些也基本不用考試,需要考試的課程也是開卷考試,領導可以自己抄,如果要開會也可以請人代抄。這個學習班既沒有學位也沒有文憑,只是一紙學習證明,這恰恰是領導們所需要的,只是要交很多錢。但是最後,領導們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學校又創了收,一舉兩得,何樂不為。但這些對於我二哥來說就太不划算了,人家領導沒花一分自己的錢,而他的卻都是我父母的血汗。第二學期二哥可能幡然醒悟了,就沒再交費,不過畢竟他在省城的那家大學上過課,而那家大學的管理系的某一個辦公室里畢竟有過他的名字,這足夠讓他在家鄉的小縣城招搖撞騙了。我唯一佩服的就是二哥的嘴皮功夫,一天到晚不學無術竟然在很短的時間內鬨得一個文靜又善良而且是一個大專畢業的女孩上了鈎。把那個女孩帶回家的那一天,距他跟家裡打賭的日期還差一個星期。女孩來到我們家的時候,我一看就知道她永遠就做我的二嫂了,雖然我知道可能是我二哥所謂的研究生畢業的招牌蒙了她,但我知道即使將來她知道了真相也不會離開我二哥,她是那種比較窩囊的女孩。果不其然,她很快就嫁給了我二哥,婚後知道我二哥的底細後,只偷偷地哭了一場,就嫁狗隨狗了。我更佩服我二哥的是,就因為我爸爸的同學——廣播電視局局長沒有安排他的工作,竟然被他告到了監獄,當然這更多的是得力於我的父親。

 

 

我終於結婚了。黃少柏被迫娶了我,雖然他在發現我不是處女的時候就一直對此事耿耿於懷,而且漸漸流露出不想娶我的意思。有一天我兩個哥哥和我的父母都坐下來,鄭重其事地找他談話,他們是關起門來談的,但我可以想象到我的兩個哥哥會怎麼威脅他,我的母親會拿我已經懷孕的謊言來逼他就範。談過話不到一個月,我們就舉行了婚禮。

結婚的那天我母親特地給了黃少柏一塊虎頭玉,說是辟邪的,他們對黃少柏一直都是說我的身上曾有狐狸精上身,有玉逼着就不會發作。在坐上花車和黃少柏一起去到我父母為我們租來並布置好的新房去的時候,我的心中非常想念徐鶴。但我又覺得黃少柏挺可憐的,所以還是決定對黃少柏好一點。盡為妻之道吧。

 

但是,黃少柏可沒有把我當一個正常人看。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情,誰都不願意愛護一個強賣硬塞的商品。但他又不能公開虐待我,所以每日只默不作聲,飯也不在家裡吃,能在單位混就儘量在單位混,我還是照舊回我母親那兒吃飯,因為我壓根就不會做飯。我每天清閒得要命,自從我結了婚就不再上班了,讓我覺得我以前的工作只是為了能夠嫁出去。我父親為我辦了殘疾證明,理由是我在精神病醫院住院的那段經歷。從此我可以在失業如此慘烈的社會現實下光拿工資不上班,我沒有對我父親存什麼感激之情,只是不停地感嘆社會主義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我結婚的當天餘思正好生孩子,所以她沒有當場,我想她如果在我一定會跟她說說心裡話的。婚後無所事事我就經常去看餘思和她的孩子,我第一次看到那個孩子我就斷定他不是我哥哥生的。不僅是因為他既不像餘思也不像我大哥,而是從餘思懷孕時起我就分析出不是我哥哥的。餘思曾經說過她永遠都不要孩子,懷孕幾次都做人工流產了,而自從那次去外地學習了半年回來以後,她人突然變得開朗多了,而且居然手中經常捧着育兒大全或孕婦須知,而不是什麼泰戈爾詩選或惠特曼的《草葉集》了。我心裡暗暗為她感到高興,同時也為她感到擔心。那個時候的餘思除了每天繁忙的工作,整個心思就沉浸在對兒子的期待中,但是她的眼睛裡的憂鬱絲毫沒有減少,我覺得反而加深了,我又勸她離婚,她說我大哥說了,如果餘思跟他離婚,他就將餘思和孩子一起剁成肉醬。我一點都不懷疑我大哥會做出這種事情來,所以我也愛莫能助,我說你當初真的不該嫁給我大哥,我都跟你說過。餘思哭了,她說她當初談了一個男朋友是外地人,她的父親不想讓她到外地生活,餘思是她父親最寵愛的一個孩子,而餘思也是非常孝順的一個女兒,她耐不住父母的苦苦勸說和哀求,就順從了他的父親,嫁了他父親的好友——我父親的兒子,也就是我的大哥。我對淚流滿面的餘思說,你並不愛我的大哥,如今卻愛上了另一個人,那個人就是這個孩子的父親。餘思一聽,本來就很虛弱的身體,臉一下子就煞白,她什麼都沒有說。我又對她說你不必害怕,我不會說出去的,因為我覺得你做的是對的,如果你跟我哥哥生了孩子,你的下半生會更悽慘,這樣你至少會有一個好兒子,你有寄託了。

 

後來我還從餘思的枕頭下面看到了一個從一所大學博士站寄給她的信封,我想這大概就是孩子的父親了。後來有一次我在隔壁,粗心的餘思以為沒人就打起了長途電話,我估計對方是在催促她離婚,只聽餘思無奈地哭着說不知道怎麼辦,說怕離婚時自己和孩子的生命都沒有保障,然後還說起了孩子的名字就叫深深。等她通完電話出去以後,我按了重撥鍵,電話那頭是一個渾厚的男中音,他喂了一聲,我就問你是博士嗎,對方說是啊,你是誰。我就急忙將電話掛了。

 

因為我哥哥是一個極不負責任的人,雖然他並不知道深深不是自己的孩子,因此餘思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女人,她除了工作還要擔負起所有帶孩子的事,她沒有要我的母親為她帶,我想沒有哪一個女人願意把自己的孩子託付給我的母親的,她不僅幾十年如一日地做着夾生的飯,而且還會把嬰兒的圍嘴和尿布放在一起洗。我姐姐就是因為發現這一點而一氣之下將孩子帶回鄉下的婆家的。不過我想餘思不把孩子給別人帶的原因更是她將來能夠離開的一天不覺得有任何拖欠。

 

誰也無法想象餘思受了多少的委屈,日子就這樣搖搖晃晃地過着,深深已經三歲了,絕頂的聰明,這肯定遺傳她的父親,當然就是完全遺傳餘思也不會笨,只要不是我大哥的孩子就無疑可愛。這期間餘思一直生活在她父母的家裡,我大哥反正每天有酒喝,也不聞不問地樂在其中。我每次去餘思的父母家裡去看餘思和她的孩子的時候,餘思總是在看一些專科升本科的複習資料,我知道,餘思已在努力發奮脫離我哥哥,也脫離這個縣城了,我為她感到高興,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在悄悄地同餘思分享這個秘密。

 

 

除了分享餘思的這個秘密,我的生活中幾乎沒有任何樂趣。黃少柏依舊每日當作我不存在,有時候喝多了酒回來就用手撐我的嘴,那種疼痛有好幾次我都以為我的嘴唇被撕裂了,後來照了鏡子才放了心。他每次一邊撐我的嘴一邊說你的嘴唇怎麼長得這麼厚,還說我用懷孕騙他,其實我根本就懷不了孕。他說你就是不懷孕我也會娶你的,我不娶你娶誰呢。當他感到手累的時候就停下來問你為什麼從來不哭,也從不見你笑?我從沒有辯解,也絕不哭,我知道自己會對什麼樣的人或事才會笑和哭,但對黃少柏我笑不起來,也哭不出來。

 

由於我幾乎不跟他做愛,所以我一直沒有懷孕。我的媽媽和姐姐都很着急,但我的姐姐自從那次被我二哥打了耳膜穿孔後,就再也不敢跟我爭黃少柏了,也不敢再過問我和黃少柏的事。媽媽的嘴像被什麼利器割破了一樣,從早到晚那些廢話就不斷地往外流。無非希望我早點生個孩子,能夠穩住黃少柏的心。我趁機要回了被媽媽收了好長時間的打了一半的毛衣,我說我會很快有個孩子,好讓她們放心。要回了毛衣和毛線,我又開始天天打毛衣,當然我也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我拉着黃少柏跟我做愛,不斷地做,直到我發現自己不再來例假為止。

 

黃少柏知道我懷孕以後並沒有像其他的男人那麼激動,倒是我的父母像頃刻間處在了一九四九年十月的第一天。我知道他們從此不會在背後詛咒我讓汽車軋死了。

 

就在我全家都在分享我懷孕給他們帶來的寬慰的時候,我堂伯父死了,肝炎腹水,死得很突然,醫院剛為他查出病的名稱,他就一命嗚呼了,死的時候像一條好多天沒吃東西而攤倒的狗。那幾天我父親如喪考媲。我知道堂伯父才是我家真正的頂梁柱,他這一死,父親心裡的那棟樓房頃刻間坍塌了。等堂伯父的喪事辦完以後我父親像一下子老了十歲,而且老年痴呆般地常常呆坐在一個地方,比羅丹的思想者還要穩固、沉寂。與教我大哥怎麼對付提出離婚的餘思時的精氣神有天壤之別,簡直判若兩人。餘思通過大半年的刻苦學習,終於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名牌大學深造去了。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餘思跟我大哥談了,大哥堅決不讓去,而且威脅說如果餘思上大學他就天天到學校去鬧。餘思沒有跟他多說,反正大學是上定了,而且準備將深深帶到省城去上幼兒園。大哥這時才終於醒了酒似地感到眼前的這個自己一直沒當回事的氣質高雅的女人並不害怕他的威脅,下定決心要遠離他了,他一時還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他撕了餘思的很多照片和幾本世界名著,又砸了家裡的幾個碗,並且說不許把深深帶走,餘思什麼都沒說就走了。到了晚上餘思又跟我父親說了,父親一聽立刻像一個軍事家的軍事陰謀被人識破一樣,深不可測地笑了笑,讓人感到毛骨悚然。餘思離開後,我父親說餘思的上學肯定是有人在幫她策劃,她將一步一步地甩掉大哥,決不能讓她得逞。

 

第二天,大哥就把他家裡的鎖給換了,他首先要讓餘思什麼也拿不走,然後以我的祖父母要看深深為名將深深帶出來並收藏了起來。我知道這些都是我父親的計謀,等到餘思來帶深深的時候,深深早已不知去向。餘思痛不欲生,她懇求我大哥將孩子帶出來,這時的大哥簡直就成了老佛爺,端坐於沙發上連眼皮都不抬。而我的父親則裝腔作勢地說:“敏希,別這樣,這叫什麼事,上大學是一件好事嘛!”到最後,餘思傷心欲絕地離開了我的父母家。後來,餘思的父母以及我父母的諸多好友都一再地來調說,我的大哥和父親就玩起了游擊戰術,大哥在的時候就說是我父親的事,父親在的時候就說是我大哥的事,我一直沒弄清楚的是,他們怎麼就能配合得那麼默契,從不會讓來調解的人同時找到兩個人。

 

這樣持續了大約兩個月,法院的傳票在一天早上送到了我大哥的手裡。開庭的時候,餘思說要麼馬上離婚,要麼把孩子帶出來讓她見,然而我大哥既不同意離婚,也不把孩子帶出來。審判員問他到底要怎麼樣,他就來個無可奉告,一句話不說。這樣只能等到下次開庭再說。

 

按照法律的規定,下一次開庭要在半年之後。只過了一個月,餘思就開學了。我那天是去醫院作產前例行檢查時碰巧遇上背着行李去車站的餘思的。餘思瘦得嚇人,顯得很憔悴,一副心力交疲的樣子。我相信對深深的思念足以擊垮她,她還能堅持去上學這是一個奇蹟,我很同情也很敬佩。我說餘思我真的不知道深深被收到哪兒去了。餘思苦笑了一聲,然後嘴角流出一句“我會得到深深的!”然後就轉身走了。我衝着她的背影瘋狂地喊道:“深深是你的孩子,沒有人能改變!”

 

我分娩的那一天,我的全家人都來了,像是歡迎一位國家元首,只是人顯得少了點。我並不搭理他們,我很噁心他們在我面前的自作聰明。當孩子拳打腳踢地從我的子宮中出來後,黃少柏便沒有再說話,我沒問就知道,肯定是一個女孩,用我媽媽的話說是丫頭。我說給她取名叫強健,黃少柏說聽上去像強姦,絕對不能用,於是我的高知父親給了她一個名字叫“宇文”,於是,宇文正式來到了這個世界。

 

 

餘思和大哥被判決離婚的那一天,我特別的高興,我為餘思鬆了一口氣,雖然深深還被我父親收藏在我不知道的一個地方。我無法弄清楚父親是怎麼想的,他和大哥都知道了深深不是他們褚家的孩子,我在一次與他們的爭吵中說了出來,他們不相信我的話,但卻提醒了他們帶着深深去驗了血,深深的血是A型,而大哥和餘思的血都是O型,按照姐夫的分析,兩個O型血的人怎麼都不可能生出A型血的人,我是為了讓他們放出小深深,讓他早日回到他的媽媽餘思的懷抱。他們也相信了,但他們依舊是死死地抓住孩子不放。我覺得他們報復得也已經夠絕了,餘思絲毫沒有回應,她只是希望得到自己的孩子,她捨棄了一切,包括被大哥收起來的圖書,她也沒有要求法院討還。這期間,我大哥還去鬧了餘思的父母,到餘思在大學的宿舍搶了餘思的一切,本來餘思住的是女生宿舍,男人是不能隨便進去的,但是在小巧使壞方面無比聰明的大哥只花了一點錢就收買了看門的阿姨,餘思一無所有了,報告給學校保衛處,因是家庭糾紛就不了了之,只是那個阿姨被處分了一次。搶了餘思所有錢物的大哥又到餘思的系領導那兒去誹謗了餘思幾次,據說正是系領導接觸了我大哥,他們才專門准了餘思的假,讓她想盡一切辦法把婚離掉,並且責問餘思怎麼會嫁給這樣一個人的。我當時聽到這些的時候,我真是大嘆英雄所見略同。

 

但是,餘思還是被大哥和我父親的恐嚇嚇住了。因為大哥同意離婚的條件就是餘思不要孩子,否則就將深深紋身、販賣或砍殺。餘思曾向公安機關婦聯等單位投訴,可沒有人相信,因為大家都不懂只有我和餘思知道的那個秘密,而即使相信也沒有人能奈何,因為這樣的無賴多了去了。我知道餘思的秘密如果有一天讓人知道了,沒有人會同情她,除了我,但我認為深深將來會慶幸自己不是收藏他的那個人所生。

 

離婚後的餘思輕鬆了很多,除了談起深深還會流淚,其它的一切都是那樣的清新,高雅,滿身散發出誘人的藝術氣息,與嫁給我大哥的時候比,否泰如天地。我是在她即將畢業的那個五一節見到她的。我對她說我很抱歉我說了深深的身世,餘思微笑着打斷了我。她說我不說她也會說的,她想讓時間證明到底誰是無恥的人。我問她與那個博士怎麼樣了,她說那個博士去國外攻讀博士後了。

 

 

在我女兒宇文三歲的時候我親手掐死了她。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願做事。我不想再讓人家天天都用一種異樣的目光打量她,好象她是一個怪物,她每說一句話就以為她在胡說八道。就連黃少柏也常常抱着她問我姐夫:“你好好看看,她到底有沒有神經病,聽說母親神經病的遺傳率是百分之四十六……”

 

宇文死了以後,我無比的輕鬆,法院並沒有人來追究我,因為神經病人不負刑事責任,只是我的父母又恢復了對我的詛咒,他們現在希望我被法律的子彈射死。

 

我還是一如繼往地數着日子,所不同的是我沒有再看到以前人們打量我的目光,不管大人還是孩子都開始躲着我,像躲避魔鬼和瘟疫,只要遠遠地看到我的身影,他們就會立刻關門閉戶,或者跑到一個自認為是安全的地方,等我過去了再回歸原位。他們不再叫我神經病,而是改稱瘋子。我已不在乎別人怎麼稱呼我,我的心早已隨着宇文而去。等我寫完了這些字,並且等我確定有人相信我在這個骯髒的世界上走過,我就找一個安靜的地方,按照自己的意願做第二件事:結束自己,我已準備好了工具,但我不會傷害別人,一輩子不傷害一個人,我知道上帝會相信我的。我到天堂與我的女兒相依為命。這也算是我為黃少柏做了一件好事,因為《婚姻法》規定:必須有婚前不知道對方患神經病的證據方能離婚。

我只能做這些了。

2002年5月19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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