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對莫斯科發展的影響 作者： MICHAEL VOGEL 邁克爾·沃格爾 通訊者：Dmitry Shlapentokh 博士 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 摘要 從13 至15 世紀，蒙古人統治了俄羅斯 240 年。 蒙古統治對俄羅斯最大的影響之一是莫斯科的崛起， 它不僅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城市，而且還是這個龐大且不斷擴張的帝國的中堅力量。本文探討了蒙古統治與莫斯科上位之間的聯繫和影響。當蒙古人征服俄羅斯的時候，俄羅斯是非常之分裂， 僅僅是一些城邦的集合。而莫斯科之所以值得一提， 不過因為它是被蒙古將軍巴圖（Batu）洗劫的較輕城鎮之一（編年史 82）。到蒙古統治結束時，莫斯科不僅成為了權力中心，而且擁有最終控制一個規模與蒙古帝國相媲美的帝國所需的工具，並持續到 20 世紀末。本文探討了這種蒙古關係如何使其成為可能。 目前對蒙古活動的知識主要基於俄羅斯編年史，因為帖木兒在1395年摧毀金帳汗國首都薩萊時銷毀了它的歷史檔案（Halperin 44-45）。因此這些信息來源還因兩個因素必須進一步考量。首先，是Halperin所說的編年史家們自己所遵守的“沉默信條”。通過刪漏，13 至15 世紀的俄羅斯編年史否認了俄羅斯曾經被征服（Halperin 20）。其次，編年史的許多原始文本在15和16世紀進行了修改，以反映莫斯科的利益（Paszkiewicz 257）。 記錄詳盡的倒是俄羅斯諸公國的統治者的更替和他們的領地劃分。在俄羅斯，繼承規則是按照雅羅斯拉夫在1054年的遺囑來確定，繼任者當是最年長的兄弟（Silfen 76）。由於每個統治者都試圖遺饋多個兒子，並安撫任何可能參與競爭的兄弟，所以產生了越來越小的政治單位。這不斷削弱貴族，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土地來養活自己（Riasanovsky 64）。這被稱為“屬地時期”，它使俄羅斯在眾多敵人面前嚴重分裂。縱觀其歷史，俄羅斯一直被敵人包圍，幾乎沒有任何自然障礙可以保護它。所有俄羅斯政府的主要目標都是國防。維京人、條頓騎士團、瑞典人、立陶宛人、波蘭人、蒙古人和其他各種游牧民族（俄羅斯南部大遷徙）、奧斯曼土耳其人，以及近代的拿破崙和希特勒都曾企圖入侵俄羅斯， 但只有蒙古人成功了。 從1237 年到1240 年，蒙古人在兩次快速的冬季戰役中擊敗了俄羅斯。雖然對破壞的程度存在分歧，但死者肯定有數十萬之眾（Silfen15）。在巴圖1237-40 年的戰役中， 南方遭受了比北方更嚴重的人口驟減，許多居民被殺或被擄為奴隸。 普萊諾·卡爾皮尼 (Plano Carpini) 幾年後在為教皇執行一項任務時穿越基輔地區，他寫到在每條路邊都能看到無數的骨頭和頭骨。偉大的基輔城是一片廢墟；剩下的房屋不超過 200 間（Paszkiewicz142-143）。莫斯科和特維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森林的保護，而且都擁有有利的貿易地位。許多來自遭受破壞的俄羅斯南部的難民在那裡定居了（Hartog 74）。 “1237-40 年及以後幾年的屠殺和破壞是為了讓被擊敗的人民感到恐懼，並使他們相信自己的無助”（Paszkiewicz138）。而在1240 年之後，蒙古人的襲擊並非不分青紅皂白，而是旨在改變力量平衡（並獲得戰利品）。蒙古人的襲擊通過影響各俄羅斯公國的人口規模來影響它們之間的權力平衡（Halperin 79）。 與波斯和中國不同，蒙古人沒有占領俄羅斯。龐蒂克和裏海草原的巨大牧場離這個龐大的游牧軍隊足夠近以提供支持，因此沒有必要實際占領俄羅斯（Halperin126）。入侵俄羅斯的威脅使蒙古人能夠在不花費駐紮城市的情況下收集貢品並控制俄羅斯。這項政策也減弱了蒙古人對大多數俄羅斯人的文化影響，因為他們之間並沒有接觸。蒙古人主要是破壞者和稅收官，而不是直接統治者。 反觀蒙古對俄羅斯統治階級的影響要大得多。俄羅斯王子不得不前往蒙古部落，從可汗那裡獲得專利或叫雅利克，才能統治特定地區（Silfen17）。這樣一來，他們的地位完全取決於可汗的恩寵。 歷史學家的共識是，由於入侵和壓迫性稅收，即所謂的韃靼枷鎖，俄羅斯遭受了長期的經濟蕭條。普希金認為蒙古人讓俄羅斯“錯過”了文藝復興（Halperin 122）。然而，文藝復興本質上是發生在拉丁化的歐洲西部的歷史現象（Halperin122）。而俄羅斯是希臘傳統，而不是拉丁傳統（同上）。歐亞主義者的觀點如此解釋：與其將俄羅斯視為落後的歐洲國家，不如將其視為亞洲國家。這避免了西方將個人自由作為進步的晴雨表的關注。亞洲社會中個人的“權利”相對不重要（Riasanovsky 74）。在這種視角下，俄羅斯遠沒有那麼“落後”。 俄國英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於1240 年在涅瓦河畔擊敗了瑞典人，並在1242 年擊敗了條頓騎士團（冰河大屠殺）， 但在蒙古部落還未到達他的首都諾夫哥羅德就屈服於可汗，（里亞薩諾夫斯基 80）。巴圖封他為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大公。亞歷山大此舉的動機不明。也許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或是為了捍衛教會，還是僅僅為了現實政治？蒙古人實行宗教寬容，而瑞典人和騎士則在教皇的命令下戰鬥，以將東正教基督徒帶回拉丁人的領導之下（Hartog 50）。天主教會最終在1547 年通過冊封涅夫斯基明確了態度。涅夫斯基是一位積極的合作者，他使用武力完成了1259 年的韃靼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是蒙古軍隊徵稅和招募新兵的基礎。明斯基指的是1330 年代在中國的俄羅斯軍隊（Silfen 24）（恐為筆誤 –譯者注）。哈托格認為“他的立場成為後來莫斯科大公們政策的重要基礎”（58）。 可汗真正想要的，除了臣服之外，是貢品。諾夫哥羅德編年史詳細介紹了梁贊市的貢品，梁贊是第一個落入蒙古人手的城市。 “向他們索取一切事物的十分之一：人、克尼亞茲和馬——一切事物的十分之一”（諾夫哥羅德編年史）。蒙古稅收徵收和管理制度比俄羅斯以前所知的任何制度都更具剝削性（Halperin 89）。 起初，貢品是由蒙古人自己收集的（basqaqs），但到1320 年代，俄羅斯王子接管了稅收（Hartog 56）。蒙古人發現使用俄羅斯王子比使用他們自己的收稅員更有效率。俄羅斯大公們發現，負責收取貢品是非常有利可圖的。蒙古人不關心收了多少，或是從誰那裡得到，只要他們得到他們的。貪污是危險的，所以大公免除了他們自己的土地並增加了其他人的負擔（Halperin 78）。諾夫哥羅德編年史指出，1339 年伊凡一世向諾夫哥羅德提出要求，“此外，還給了我沙皇的要求，即沙皇對我的要求”（133）。伊凡一世是這種腐敗形式的典型例子。他贏得了“錢袋子”的綽號（Kalita），而且充分的證據顯示大公通過作為稅收官而變得富有（Ostrowski121）。然而，沒有哪個王子比錢袋子更忠於可汗了。他九次前往蒙古部落，他的兒子，繼任者西緬（1341-1353），去了五次（Silfen 43）。錢袋子死後，莫斯科公國的王子幾乎一直占有了弗拉基米爾的王位（Paszkiewicz 243）。還有證據表明，每當金帳汗國發生動亂時，例如從1359 年到1379 年期間，有十四位不同的可汗相繼出現，大公都會保留所有的貢品。埃德蓋汗在1408 年傳信抱怨說，自賈尼貝格汗 (1342-1357) (Hartog 92) 時代以來就沒有收到貢品。 Silfen 認為，“這種扣留的韃靼稅款是使莫斯科崛起及非凡增長的根源”（55）。 當蒙古強大時，莫斯科從弱小中受益。蒙古人的分而治之政策意味着蒙古部落通常支持較弱的公國。在莫斯科爭奪當時最強公國特維爾的爭鬥中，他們通常可以得到蒙古的支持。這在1327 年達到頂峰，當時特維爾市民暴動並殺害了一群蒙古人。 錢袋子趕到到 Sarai 並帶回一支蒙古軍隊洗劫燒毀了特維爾（Hartog 82）。 當蒙古部落弱時，莫斯科又得益於強大。蒙古人需要一個更強大的盟友來對抗立陶宛人從西面的擴張，並震懾較小的俄羅斯王子。蒙古在1339 年違法他們一貫的政策支持了強大的“錢袋子”， 這導致特維爾的亞歷山大和他的兒子費多爾被處決。當時的可汗烏茲別克需要一個強大和統一的東北部的俄羅斯國來阻止立陶宛的擴張（Fennell158）。 當俄國人1380 年在庫利科沃戰勝蒙古人後，德米特里，後來很快被命名為頓河的德米特里，開始了俄蒙關係的新階段。儘管托赫塔米什在1382 年洗劫了莫斯科並恢復了進貢制度，但專利制度卻並未恢復（Fennell 307）。在德米特里1389 年的遺囑中， 他將弗拉基米爾遺贈給了他的兒子。 “我將我的大公國饋贈給我的兒子瓦西里王子”（Fennell 306）。蒙古可汗不再選擇太子；繼位現在是世襲的了。 儘管俄羅斯仍將被蒙古再統治100 年，但這種統治通常只是名義上的，因為它有助於平衡來自立陶宛的威脅。到1480 年伊凡三世著名名的尤格拉抗爭時，他已在莫斯科的監護下建立了一個新的汗國，稱為卡西莫夫汗國。這個軍事殖民地得以輕鬆建立是因為它使其他韃靼人更容易通過於蒙古的關係進入莫斯科大公的部隊（Hartog133）。尤格拉抗爭時，蒙古部落在長達五個月的對峙後撤退，證明蒙古人無法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來控制俄羅斯。 俄國人從征服者那裡吸取了許多軍事教訓。1237 年，俄國是以當時典型的歐洲軍隊來面對蒙古人。這主要以步兵為基礎，雜亂無章，行動緩慢，事實證明它完全不如蒙古人快速行動、紀律嚴明的機動騎兵。俄羅斯改變了戰術，這從1553 年逗留莫斯科的英國旅行家理查德·錢塞勒的記錄中得到印證。“莫斯科軍隊的主力並非步行，而是完全騎馬作戰，他們像土耳其人一樣使用短馬鐙”（奧斯特羅夫斯基 51）。這裡土耳其人指的是蒙古人，也稱為韃靼人。 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像土耳其（或韃靼）式的騎兵用法不僅僅是模仿。在15 世紀初，半獨立的韃靼團隊作為僱傭軍加入了莫斯科的軍隊。他們後來被稱為哥薩克人，這個詞來自游牧民族 Polotusti，意思是警衛（Hartog115）。他們將繼續成為草原上的一支強大力量（聖歌10）直到1920 年代俄羅斯內戰。雖然現在移改用槍和軍刀來代替弓箭，哥薩克人的機動性和殘暴性仍與13 世紀的蒙古祖先一樣令人恐懼。 專制統治經常被認為是蒙古人的主要影響之一。 歐亞主義者認為蒙古人“將軟弱和分裂的俄羅斯小屬國變成了一個強大、紀律嚴明和鐵板一塊的專制國家”（74）。Riasanovsky 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蒙古人除了在發生襲擊和入侵時，是與俄羅斯分治的（Riasanovsky 74）。然而，這種觀點忽略了大公和那些希望成為大公的人（未來的獨裁者）是通過專利制度完全被蒙古人掌控。 俄羅斯王子每次參訪首都薩萊都要冒着生命危險。有些人沒有回來，還有幾個在回家的路上得病死了。歸途中的病疾總是令人起懷疑：蒙古人是以用毒而聞名的。 沙皇這個俄語詞，字面的意思是凱撒，曾被用來稱呼拜占庭皇帝和蒙古可汗。但直到1547年伊凡四世 (Ostrowski180) 之時，它才被正式用作俄羅斯統治者的頭銜。這裡有必要區分一下獨裁統治和暴君專治 。獨裁者對他們的權力通常稍微有一些限制。許多歐洲統治者屬於這一類，他們須與強大的貴族分享權力。但暴君則沒有任何限制。蒙古人就是按照這種絕對威權的原則行事，俄羅斯沙皇也是如此，比如伊凡四世（伊凡雷帝）的例子。哈托格最好地論證了這一點：“專制制度是從蒙古人和拜占庭繼承下來的。但暴君專制則應被視為是由蒙古人帶來的”（164）。 控制如此大的區域需要良好的通訊。蒙古人帶來並被俄羅斯人採用的創新之一是快速遠距離通信的能力。被稱為 亞姆的蒙古郵政系統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Halperin 93）。它提供了驛站以及新鮮的馬匹。哈托格認為這是“蒙古帝國賴以生存的支柱之一，而且仍應承認它是組織能力的傑出典範”（165）。 Riasanovsky 反對這是蒙古人的影響，他將 亞姆歸因於採用了前基輔的做法，即向官員提供馬匹和物資的義務 (73)。他還指出，“真正的郵政系統出現在17 世紀，並且來自西方”（Riasanovsky 74）。他的第一個論點忽略了亞姆系統曾貫穿整個蒙古帝國，並且早於征服基輔。第二個忽略了前者早於後者400 年時間。通訊對於維持一個中央控制的龐大帝國至關重要。亞姆系統未來將像為蒙古部落一樣有效地為莫斯科服務。 另外，維持一個帝國，尤其是一個多民族帝國的最大挑戰之一是控制人民。連坐制度由蒙古人傳入俄羅斯法律，直到到19 世紀後期（奧斯特羅夫斯基195)。這條法律意味着不僅肇事者受到懲罰，而且他們的家人，有時甚至是整個村莊都遭殃。當這種連坐制度被殘酷地執行時，人們對報復的恐懼取代了駐軍和警察部隊。事實證明，使用這種恐怖制度對俄羅斯人來說就像它對蒙古人一樣，是一種有效的征服手段 。 對於四面受敵的俄羅斯來說，軍隊的需求是最重要的。俄羅斯專制權力的興起正是基於這種軍事需求，如同當初在蒙古一樣。專制（不一定是暴政）統治在戰爭中非常有效。作為勝利者的蒙古人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他們還通過加強大公的地位為俄羅斯的專制主義奠定了基礎，而基輔的兄弟繼承原則卻繼續削弱其他貴族。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利他的考量，僅僅是因為它提高了貢品的收集效率。 俄羅斯人從蒙古人那裡學到了建立帝國所需的教訓。遠距離交流的能力（亞姆）對維持莫斯科建立的大帝國至關重要。還有機動性在戰爭中的運用。西方直到 20 世紀中葉才學會的東西，俄國人在13世紀就以慘痛的代價學到了，並且成為遠距離軍事行動的基礎。連坐制度，加上殘酷的鎮壓，使得這個帝國得以用很低的成本來維持（至少對統治者而言）。莫斯科的統治者以鮮血和苦難為代價，獲得了建立歷史上最大帝國之一所必需的工具，這個帝國一直存在到 20 世紀後期。這是俄羅斯人的蒙古遺產.
文獻索引
Chant, Christopher, Warfare of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Hanlyn Publishing Group, 1988. The Chronicle of Novgorod, 1016-1471, Hattiesburg, MS, Trans. Robert Mitchell and Nevill Forbes, academic International, 1970. Fennell, J.L.I., The Emergence of Mosco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Halperin, Charles J.,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Hartog, Leo, Russia and the Mongol Yoke, London,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6. Ostrowski, Donald,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1304-1589,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szkiewicz, Henryk, The Rise of Moscow's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