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的中国舆论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闹非凡。

先是疫苗风波。围观民众一边通过社交媒体表达着对于政府的不满与愤怒，一边也心有戚戚然地诉说着对于昔日“铁肩担道义”调查记者的怀念。《前调查记者：听说你们在怀念我们》、《作为一名“骨灰级老记者” 我对调查记者从业现状的几点浅见》之类的文章，一时间盛传于网端，以一种惯常的方式抒发着昔日的“情怀”，同时也若隐若显地痛陈着“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窘境。

被推上神坛的调查记者，很快就跌了下来。而充当“害群之马”的，便是一位被指控性侵的“知名媒体人、时事评论员，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章文。第一位女受害者站出来后，紧随其后很多人开始“自揭伤疤”，讲述自己被章文性侵的经历，其中包括青年作家蒋方舟。被指控者章文随后回应称，“我未强迫他人做网文中的事情。”

这股世界范围内的反性侵浪潮，正在中国各地展开

这是ME too风潮的最新演绎，也可能是最能唤起人们对媒体业态辩证思考的现实例证。就在反性侵风暴刮至媒体圈之前，公益圈也刚刚经历了一番“考验”。先是“罗伯特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被曝出性骚扰。紧接着，曾被反乙肝歧视领域的大V、“亿友公益”创始人雷闯被指控在三年前的一次公益徒步活动中性侵一名20岁的女生，此事迅速引发热议。次日，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峰也被指控性骚扰女实习生和女员工，情节包括袭胸、暴打和强奸，公益圈就此发起联名倡议信，表示将正视性骚扰和侵害问题，不掩盖不包容不纵容。

对于媒体圈骤起的风暴，自媒体人王五四很直接点破了横亘在大众面前的那层窗户纸。因为“过度拔高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不是什么好事，给一个人冠以耀眼的荣誉称号更不是什么好事，比如说社会脊梁、社会良知。”当然，“公益圈的领袖倒掉几个，公知圈的领袖倒掉几个，中国社会崩塌不了倒退不了，反而这才是进步的前提。”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在个人社交平台发表了自己对于公知的看法。“中国没公知不行，公知太泛滥太能带节奏同样不行……没有了公知，中国会是朝鲜。公知如果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力量，中国就是埃及，就是乌克兰，或者说，就将面临原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最后时刻。”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对待数量庞大的公知群体？胡锡进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毫无疑问，中国要允许、接受他们的存在，给他们发挥建设性作用留下空间。同时，国家还必须对公知影响的过度膨胀加以抑制。”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何况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如何与知识分子尤其是偏自由派的公知打交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经历过接二连三的警告、禁言甚至降罪后，中国所谓的公知群体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已然变得寂静无声。很多人归因于“大环境不行”，故而选择了逃离；也有人另辟蹊径，在有限的空间里继续表达着意见。对于中共而言，要想与这个群体打好交道，至少得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如同时下正在公益圈和公知圈刮起的这股反性侵飓风一样，因为关于尊严，所以无法沉默。但同时也要警惕，这股如狂风巨浪般涌来的维权行动，会否造成新一轮的冤假错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相较于无法控制的媒体审判和道德审判，法律的审判必须及时跟上，才能说服悠悠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