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阴影 （ 十 八 ）母亲的初次上访 

送走父亲的第三天，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最亲密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写进党章里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央军委副主席，“敬爱”的林彪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组建了“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71年9月13日，带领家人仓皇出逃，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在温都尔汗附近，暴尸于异国荒野。很快，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就在我们下放户和五七大军下放干部中传开了。

父亲真是有先见之明，自从林彪举着毛主席语录小红本紧紧地跟在毛的身边身后，父亲就说林彪搞这一套都是假的，不是与毛一条心，并断定早晚会出事。只是没想到来的这么快，这么突然，如果再早几天，或者父亲晚走几天带着这个喜讯那该多好，非常遗憾！母亲立刻写了一张字条在父亲的坟前边烧边告知这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母亲擦干了眼泪，写好了上访信，一式三份，借着“林彪事件”的东风，只身去父亲的原单位面见上访办公室的领导张主任，就是父亲提过的那个人，要求落实政策。

母亲走进设计处大楼直奔上访办公室，敲开了门。张主任正在整理档案柜里的材料，立刻打了个招呼，问明来意请母亲坐下。此人正是上访办公室的张主任。其人十分瘦小，面色苍白，似乎有些弱不禁风的病态，身着一套洗的发白的旧军装，听说他是因病在文革前从部队转业的。

“哎呀，真是没想到， 这么快人就走了，节哀顺变吧！” 张主任边说边给母亲到了一杯热水。就在母亲接过水杯看着他说谢的那一霎那，感觉到他眼镜后的那对儿眼睛真可谓是一对儿典型的小三角眼，尽管我们不能以貌取人，但是，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是最容易泄漏并出卖人的内心的，面相学上常说：眼正心正，眼善心善，眼恶心恶 ，眼斜心斜。想到此，母亲的心理咯噔一下 ......

“你是来问落实政策的事吧？我一直都在催促呢，讨论过，但还没有通过呢。不过，我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再争取，再去说服其他的领导尽快的讨论，早日通过。我是十分同情你的情况的，交给我来办理，你就放心吧，来一次也不容易，就不用来回跑了，只要一有消息，我一定马上通知你！你丈夫的落实政策上访材料在我手里可是重中之重！”。张主任说到最后一句时“神秘兮兮”地用一只手卷成喇叭状遮住嘴边并向前探一点身子对母亲小声的说。可能是表示对父亲的案子特殊关照吧？其实办公室里并没有其他人。

母亲对张主任的“热情”深表感谢，把准备好的上访信交给了张主任一份，请他转交给革委会。母亲表示要去找找其他领导谈谈或许会有帮助，而张主任却极力反对，担心搞不好会弄巧成拙，不如他去与其他的领导交涉会更有份量。就这样，张主任一直把母亲送出大楼的门口，望着母亲过了马路离去。

母亲对这个其貌不扬但很会说话的张主任产生了怀疑：为什么不让我去找其他的领导？为什么对我那么热情？我是上访，不是探亲访友，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母亲的直觉告诉她：此人面孔后面的某些内在品质值得怀疑！

母亲到铁路局对面的公园里小坐一会，调整了一下情绪，打定主意，又返回了设计处大楼，径直上楼找到了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

不见不知道，革委会主任对父亲的上访信一无所知。原来张主任扣留了父亲的全部上访材料，从来就没有拿出来在处革委会上讨论过！母亲非常气愤，张主任那张狡猾，虚假的面孔立刻出现在母亲的眼前：丑陋的像个奸臣，眼镜后的三角眼睛小而阴暗，表面上很热情，问暖倒茶的，实际上是那么狡诈和冷酷的人。幸亏多长个心眼准备了几份的上访信，母亲马上拿出来直接交给了这个一把手。这位革委会主任虽然是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但也没逃过文革造反派的迫害，两年前从牛棚被解放出来作为三结合的干部调任到这个官位。母亲交给他上访信的同时，重申上访信里的几句：是五七干校自作主张先把父亲开除并遣送下放到农村，然后才上报给上级的，完全不符合程序，这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先斩后奏！母亲严肃的指出当初开除路籍的处理完全是一个错误决定，是迫害知识分子，歪曲了党的方针政策，必须给予落实政策。

从这以后，母亲每个月都去一次，而且一定要见到一把手，催促他们尽快的讨论，纠正林彪的“错误”并肃清其“流毒”影响，早日落实党的政策。

自从下放以来，家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处处都需用钱：盖房子贴补一部分钱；母亲住院手术花了一些钱；父亲生病用了一些钱；平时的生活费柴米油盐的也花了不少。下乡时带去的积蓄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家里经济情况已经见底。母亲每月上访所需的费用都不够了，只能住在陈姨家，母亲的好姐妹儿，我们家的恩人，吃住全包！当时的火车票还不到2.00元，为了节省费用，母亲连车票都不敢买，好在母亲曾经也是老铁路的白领，车长、乘务员和站里的工作人员许多都是老同事的孩子或邻居的孩子，再加上母亲的气质和美丽，一看就是铁路女干部，就是不认识也不会拦住查票的。

年底，哥哥的知青点发来个电报传来个好消息：速回办理招工回城手续！

这是怎么回事儿？哥哥刚回来探家没两天，回城的名额只有一个，大队要求知青们按劳动表现排名次。这个名额就是给排在第一名的。我哥知道自己会排到最后一名，倒数第一，所以干脆放弃没必要参加评选就请假回家了，反正是冬季队里也没有活儿。哥哥的知青点都是同班的同学一起下乡的，大家相处的如同兄弟姐妹。按照在生产队里的劳动表现，那是无论如何也轮不上哥哥的，我们家出了那么多的事情，不得不经常请假回家，所以哥哥的出勤率是最低的。而同学们一致认为，当时我家是最困难的，父亲悲惨离世，我们家里无一人有工作，所以，哥哥的同学们一致同意把这个名额给我哥哥，等哥哥回城后他们再按照劳动表现排名次。他们说：第一，我们是好同学，好哥们儿（有的从小学就在一起），他现在需要帮助，而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帮；二是报答我母亲对他们的关照。

哥哥和他的这些同学真的都是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战友”加兄弟。那还是文革开始不久，1967年初的时候，学生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走出学校重走红色革命之路，高唱红色革命之歌，专访红色革命之地，瞻仰红色革命烈士之墓，来一次长征大串联。

（报纸来自网络）

我哥和他的同学们也同样学习前辈老红军长征，只有徒步走着去，才算的上是忠于毛主席。这些十六七岁的孩子们，穿上了解放鞋，腿上缠着和红军一样的腿绷带：过雪山，住山洞，淌冰河水，穿过坟圈子，不但要勇敢地对付鬼魂还要与野兽做斗争，身上背的只有干馒头和咸菜吃。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的来到了北京。进京的时候，各个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与出发时的小帅哥形象成了鲜明的对比。哥哥说，到了北京后，洗澡，理发，大吃一顿。回来的时候谁都不肯徒走一步了，一路做火车唱着歌回到的家。

       后排左二是我哥哥

说起母亲的关照，那是文革前那几年，物资贫乏，家里人口多的，能吃饱就已经很万幸了，尤其是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有许多吃不饱的，那些孩子们喜欢吃的零食更是一种奢望。我们家经济条件好，离我家近的同学（小学和初中时期）和哥哥是一个课外学习小组的，常到我家一起学习写作业。母亲很喜欢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各个都是小才子，而且很懂礼貌也很懂事儿。他们的学校是最好的重点中学（校长的女儿后来与我是大学同班同学），都是各个小学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才能考上的。母亲总是买很多的零食和水果分给他们，有的舍不得吃就带回家给弟弟妹妹们吃，有时给他们做包子和饼之类的面食吃。母亲说：这些优秀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看他们吃的香我心里高兴！谁知，这一点点的滴水之恩，可他们却要涌泉相报！

哥哥是班长，同学有困难就想方设法的帮助。有一次，哥哥领回一个生活极度困难的孤儿同学，哥哥把他写的诗读给母亲，母亲十分惊讶，他十几岁的孩子竟然能写出那么好的诗，太有文学天才了！从此，我家就多了一个才子大哥，他比我哥哥大半岁，我和姐姐直呼他“大哥”。母亲给了他经济和生活上的帮助，直到他在文革前一年参军才离开我们。高考恢复后，大哥考上了中央党校的首批博士生，几乎每年都回去看望我的母亲。--- 今日的百度百科是这么介绍大哥的：中国著名民主理论专家，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湖南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生，辽宁人，原任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政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央直接联系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政治学学科组成员。主要承担中央党校主体班次的《社会主义民主》、《西方民主思潮》等题目的教学。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承担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专题研究》、《法哲学研究》等课程。

哥哥的热心肠和母亲的善良深深地感动了同学们，所以才有了知青点发来的电报。

哥哥就是这样在他们的知青点中以倒数第一的名次第一个回城工作的。其他的同学都是一年后才陆续回城的，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嫁给了当地的老乡，生了三个孩子，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哥哥组织了同学聚会并一起回去看望她，实际情况真是目不忍睹，穷的响叮当。好在同学们都在各行各业干得不错，总算把她和家人办回了城里：公安局的同学办理一家人的户口；劳动局的同学帮着解决工作；房产局的同学负责安排住房；教育局的同学给孩子们安排学校。总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哥哥回城后在铁路工作，离父亲的原单位很近，也就有机会陪母亲常去上访了。

不久，也就是1972年的春季，母亲去单位询问落实政策的结果时，听到了好消息，父亲的问题有了新的结论：反动技术权威、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不论处；恢复路籍。并责成有关部门办理相关事宜。

这真是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父亲的路籍恢复了！

至于其它的说法，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说不清先不管它了；而“反动技术权威”这个罪名是褒义还是贬义呢？何谓技术权威？顾名思义：权威可以最简单地定义为“正当的权力”，而这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而权威则是发挥此影响的权力；换句话说：当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和愿景能够激励他人，从而形成其权力基础，产生魅力权威；用白话说：知识和技术水平及能力高于同行的其他人，出类拔萃，另人服气且敬佩。那么，加上定语“反动”呢？这是一个非常适应当时形势的罪名，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精神病的语言大泛滥，那时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说，只要是搞社会主义，哪怕不收获庄稼，或者庄稼地里长满草，不仅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是革命的，无罪。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能收获粮食，也不乐意，宁肯不要粮食。同理，为建设新中国添砖加瓦设计蓝图的知识分子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反动”的，当然有罪！但是，有谁不想自己的国家好呢？！凡是心里正常的人都会理解成为“反动技术权威”是一个光荣的称号，越反动越说明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越大！新中国十七年的建设，这些“反动技术权威”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父亲是其中之一“受之无愧”的“反动技术权威”，这是父亲的荣誉，为父亲自豪，是光荣的“罪”名！

而“历史反革命不论处”是如何解释呢？“历史”指的是中共取得政权之前的历史。那么“反革命”是反对谁革命呢？满洲国时，如果你的生活来源是为满洲政府工作而得来的，那就是等于支持那个政府，那你就是历史反革命；国民党政府执政时，你不去拿起武器反对这个政府，却找份工作干活赚钱养家糊口，这对于那些组织起来造反、抗议执政党而夺取政权的革命者来说，你就是一个反革命；既然是历史反革命，为何又注明“不论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尽管是历史反革命，但是我们不把你当历史反革命看待。换句话说：尽管你是个大坏蛋，但我们不把你当成坏蛋，言外之意那就是当成好人啦？以此类推：尽管你是革命者，但不把你当成革命者；尽管你是领导但不把你当成领导；尽管你是中国人但不把你当成中国人；尽管你是 ... ...；再有一个解释就是历史反革命但是不戴帽，那时有戴帽和摘帽的说法，这是不是与同命相连的受迫害的摘帽右派异曲同工呢？反正，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母亲的第一步努力成功了!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工资被降低到最低生活费的标准。依照相关的规定，按最低生活费的标准补发了遣送到农村后至去世前的工资，抚恤金，丧葬费，合计两千六百多（大约）；对于文革初期抄家的部分财产折合成现金还给家属：金元宝每个88元(天津的，比北京的纯)，银元宝（不记得），金条（不记得），大洋每个一元（十斤装的面袋满满一袋），合计三千多元；德国照相机以及一些其它的东西归还给了母亲。

但是，还有十几个金戒指却不翼而飞了！那些戒指是母亲年轻时，每个月发薪水的那天，都要去首饰店买戒指，相当于去银行存钱。店里的人都认识母亲，每当有新的款式都会留给母亲，到长春解放前，母亲用女人装香粉的小圆盒攒了一盒半的戒指。兵临城下，长春围困时，一大家子六口，父母带着我的姥姥，姑姑、姑父和小叔逃离时被困在城边，就是用戒指换干粮才活了下来。开始的时侯，一个戒指能换八个玉米饼子，到后来只换两三个。共产党松卡子后，一家人成功逃到了北平，剩下的十几个戒指就一直保留了。文革时明明是抄家拿走了，但是他们的清单上却没有做任何登记，漏记了？哪儿去了呢？？？

没有就没有了吧，本来也没期望这些东西会还回来，丢失的东西太多了，健康以至于生命都失去了，还在乎这几个戒指吗！能还多少就收着吧，即使一分不给也是没有办法的，这应该算是偏得了，还要谢谢党的政策呢！

母亲提出是否可以归还原物，不必折合成现金？回答是十分否定的：这些金银都是你们在旧社会欺诈剥削劳动人民的的血汗得来了，我们已经全部上缴给了国库，本应该没收，这是按照国家的政策给你们兑换成现金，你们应该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才对，还提什么要求？！

其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些金银都是父亲在解放前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加辛勤的脑力劳动赚来的。虽然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年代，但也是在中国的国土上，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人人都可以享用父亲的劳动成果。道理很简单，好比农民辛苦种的粮食，城里人不都是吃的很香吗？！不管哪个党执政，百姓都要干活，以脑力或者体力的劳动方式，赚钱养家糊口。同样的工作，不同的党执政，旧社会就是欺诈剥削人民的反革命，这是什么道理？父亲赚的钱，一分一厘都是干干净净，心安理得，问心无愧，对得起天地良心！

母亲收好了钱和物，一部分存到市里的人民银行，一部分带回乡下存进了公社所在地的银行。

这只是漫长上访路的开始，首战告捷，还要继续，继续伸冤，直到彻底平反昭雪，以告慰在天堂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