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中国共产党统治
--- 回忆1978~1979年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及《探索》杂志
杨光， 2018年5月
1977年末，中国共产党政权在逐渐扭转前十来年激进政策过程中，恢复了1966年所谓“文化革命”时废除掉的大学考试入学制度。我那年22岁，在北京西城区183中学做高中物理教员，也随着参加了1977年底的大学考试，以班级平均分四门考科333分被录取成北京工业大学物理师资班学生，1978年二月进入大学学习。
我对当局恢复“高考”没有感恩戴德磕头泣血的奴才心态，只是在重重共产党铁幕下天真地随大流以为理论物理是最有前途的科学学科，梦想着将来做一名物理学家。
大约是1978年十月下旬左右，当时我周末常在西城南礼士路的家庭住处与东郊大北窑东南的北工大学生宿舍间乘公交车来回。公交车沿西长安街经过西单路口处，其东北面37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围墙外，不知何时开始出现许多大字报及围观人群。大字报在之前的文化革命时期非常普遍，但在共产党政权清除了内部激进派别开始宣扬经济生产建设后已较少见， 围观大字报则更稀奇些。我有一次按不住好奇心，从1路公交车上下来，凑到37路终点站围墙外跟着周围人群观看了一阵； 秋日的北京风渐寒凉，四周的读者多为男性，面少表情，或略带思虑模样。
墙上的大小字报多为讨论政权政治的时新内容，间杂些个人家庭受迫害的诉苦喊冤。讨论时政的有许多新颖题目，诸如平反文革中的冤案，被贬斥的老干部复职，毛泽东的功过评论等等，多数笔调不算激烈，但问题既然敢写出来，在共产党言论禁锢四下无声的年代的确让人有兴奋感。我连续去了数次那个后来被称作“民主墙”的大字报区，还拉了我在北工大的同桌同学胡晓东一起去过，因为像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他和我经常在私下对当局的胡作非为发泄牢骚讥讽。到民主墙那里混过数次之后，我按耐不住自己对共产党当局的厌恶，在家用学生练习本纸张也写了一篇“小字报”，因为写那种大字报需要购买纸张与毛笔墨汁之类比较麻烦。我写的主要是指责中共被神化的已故领袖毛泽东，指其应是历史罪人而非什么伟人，其对中国大陆几十年一切罪恶荒诞混乱负有绝对罪责，应该被推上历史审判台，而大陆中国民众早该从对毛的奴隶般崇拜磕跪怪梦中醒来，等等。我之所以这样指责毛是极其厌恶当时把毛的罪责推向其属下打手群臣的流行谬论，那时的中国满耳都是奴才们为主子毛泽东犯罪误国推卸开脱的无聊说辞，不是赖上林彪江青便是刘少奇等等，对毛泽东的批判评论像教徒对教皇一样谨慎小心，有一种奴才对主子，儿孙对长辈般的忌讳。我也是一时激愤，脱口而出写了几千字，拿给周围的旧日同学朋友及胡晓东看后，反应正面，于是决定张贴到西单墙上去。但我和胡晓东还事先去找了一趟刘新武，即胡在北京第35中学读书时的班主任，后来因为写作变成了大陆名人。 刘新武的那篇处女作成名小说“班主任”我也读过， 现在回忆则是典型的共产党洗脑产物。约四十来岁的刘新武那时家住西城离35中不远的某胡同，我和胡晓东拿我写的小字报给他看，他大致读了一阵，我感觉他没有仔细读完，便见他抬手把纸张递还给我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什么意思？就是批判谴责毛泽东这个当局与民众奉为神祗的坏人呗。不过刘大概没有像我们那样年轻激动， 也不愿顺此多谈政治，胡晓东因为曾是他喜欢的学生所以经常在我面前对刘推崇，而那天的拜访令我印象颇为一般。
几日后我请胡晓东及另外同学帮忙，一人骑自行车把我带在后座，其他掩护，趁黄昏余晖尚在时分，冲到离我家几站路外的西单路口，观察下大字报墙周围确实不像有便衣警察类可疑形象后，迅速涂抹糨糊把我的几张小字报贴到墙壁上， 又迅速骑车离开。数十分钟后几人又骑车溜回帖了小字报的墙前，却看到不少读者已在那里围聚，甚至在墙前还有一位女性大声为后方看不清楚的人朗读小字报内容，我们颇感兴奋，带着意见被重视的成就感收兵了。
西单墙的出现以及当局一反常态的暧昧无强制镇压的态度，助长了常去那里的市民的胆量，大字报与人群日渐增多，到11月下旬甚至共产党的媒体也有含混的提及。那时有个美国记者先跑到西单墙那里通过翻译宣称他某晚要采访中共强人邓小平，说他可以给西单墙的人们向邓带个话，随后在晚上真的跑回西单民主墙来，在那里被众人明星般簇拥下说邓小平被他采访时肯定了西单民主墙等等，于是周边的人群欢呼喝彩热情高涨，仿佛久被封闭禁锢的奴才被主子终于赏赐张嘴的自由一样兴奋有被解放高潮。众人在民主墙前欢呼雀跃之余，数百上千人又徒步游行到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而且居然军警毫无拦阻。在那里有数位即时登上广场中央纪念碑台阶临场发表演讲的，包括一位自称“李镇西”的中年男人。听众则欢呼叫闹不一而足， 反正说法说辞具体如何绝对比不上市民可以聚集街头大声议政的挣脱锁链感觉，那天晚上是1978年11月25日：后来有人言过其实地把那称作“11.25运动”， 其实当时既无组织也无主题，市民自发发泄政治不满与胡乱猜测时局交谈小道消息宣泄情绪而已。
聚集在西单大字报区的男性年轻人居多， 大家相互打招呼交谈也慢慢出现，在11月份这些交谈慢慢发展到一些人聚集到某人住处去继续。我和北工大的胡晓东及一群年轻人在其中某位位于长安街西单南边某胡同住处聚会数次，一般多是交换街头流言，争论肤浅的政治时局观念等等。 年轻人里我感觉以非知识分子的各行业者居多，吹牛的，扯淡的，胡侃的，那里还有一位自称“杨成武养子”的颇为活跃。当然少量严肃点的交流也有，这地处长安街南的聚会点众人便有提议应该把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进化成油印形式，内容保留下来，以备将来等等，于是大概在胡晓东的推荐下，把我公推为这个取名为“民主墙”的油印小报“主编”，众人搜集罗列大字报较重要的标题内容等等，要发行油印刊物广散于市了。
油印刊物需要油印机，这个谁也没有，但我突然想起我在北工大教学楼里的系“团总支”办公室有：那个办公室在我所属“物理师资班”教室的旁边，由于我常向同班的系团总支书记张志刚同学借钥匙去那里打电话，所以看到那里柜橱顶上有一台油印机， 似乎久置无用，一直被帆布半盖着。于是某日我再借了钥匙说是要打电话，从那里把油印机偷了出来，此后似乎也无人追究。
用这台油印机，我们聚集在长安街南的“民主墙”杂志众人汇聚了摘抄的大字报文章，标题，内容概要，“11.25”夜晚活动记录等便油印了一份约十来页的小张“民主墙”杂志，我和胡晓东写了民主墙大事记之类的简单介绍等等，胡还特意用了当时理论物理学界的热名词之一“夸克”做笔名。这份小报应该是1978年底在西单墙出现的第一份有关民主墙议政的油印刊物，我们到墙前免费地把它散发了，似乎也没有太多积极或负面的反应，大概那时每日新旧大字报小字报层出不穷读者们也无暇对一份小开纸的油印本太认真。这份油印刊物只印发了一期，随后由于众人失了兴趣，相互接触渐少，名为“民主墙”的油印刊物没有继续。
西单墙前面除了中国人外，还经常有一些西方记者，外交官和外国学生浏览大字报, 当时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驻北京记者Nigel Wade便是其中一位。四十来岁，身材消瘦高大的Nigel其实并不懂中文，但却经常出现在那里，搜集大字报内容及试图理解人们的反应。我当时可以讲一些英文，不知何时与他交谈后双方都很高兴：Nigel Wade感到终于有本地人与他交流，我除了练习英文外也希望知道大陆之外的世界怎样对西单大字报区反应。大陆中国几十年来共产党统治制造了对政权所控边界外面的极度无知与恐惧，共产党政权也反复严禁自己统治下的奴才们与外界交流。通常在街头中国人随便与西方人交流往往引起警察的注意与骚扰甚至逮捕，但1978年末的西单墙周围例外，制服警察绝迹，便衣的大概有但很低调未见任何公开抓捕，完全没有了往日的嚣张。其实当时的共产党最高当局正在进行邓小平派别与文革遗留派别的争斗，无暇顾及或企图利用西单大字报墙的存在。我与Nigel Wade的街头交流十分顺利未受干扰， 且慢慢发展到他希望和我在其它地方私下交谈碰面的地步。Nigel 有辆大概是中共政府发放的小桥车，每次我找他时便从我学校共青团总支办公室打电话给他，也无所谓周边听到我对着电话讲英文的同学的惊讶。Nigel有次说可以到我家里相互谈谈，于是某日傍晚他开车接了我后开到西城月坛附近，我们俩走过我家居住的宿舍楼旁露天的公共垃圾堆，踏上昏暗陈旧的水泥楼梯，到我那时睡觉的小房间里坐了下来。我父亲当时以为Nigel是我大学同学也便无表示。我给Nigel倒了一杯那时流行的麦乳精饮料以示款待，他和我交谈许久，主要是他问我为什么去西单民主墙，那里的人们都是什么人，大家动机如何，思想如何，等等。他还询问了我自己的家庭个人背景情况，也向我介绍他自己的情况。他说他已反复向他在伦敦的报社发表了有关民主墙的报道，他那时单身住在北京为Daily Telegraph 工作等等，还邀我去他住处看看。Nigel 以后与我一直接触，人很勤奋直爽也无总想套取资料情报之类的过分表示，我和他相处得十分愉快。我后来也把在民主墙认识的魏京生路林等人介绍给他相识。
从我在大字报墙前的经历，发现绝大多数作者都不属真名，更无通讯联络方式，近30年的共产党铁腕专制反复杀人抓捕早已把中国人吓破了胆，敢于贴张大字报已属破俗勇猛了。我自己的小字报也没属真名。然而有一天， 我在一张也是类似于练习本纸张的小字报上看到那位署名“金生”的文章下面居然有联系电话，当时颇感惊诧。 那小字报的内容已记不清楚，但肯定与我类似地对共产党当局严重不满且言辞激烈，否则我也不至于感兴趣。抄下电话后，某日我拨打了那个号码。接电话的人显然是个管传呼的，让我等等后，许久“金生”才来接，说话是标准的北京口音，我们约定到他住处碰面，原来他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南礼士路北头与阜成门外大街交叉处北边的国家计委宿舍，从我家走过去两站路，而且有同学住那附近所以我对那一带熟悉。
与“金生”的碰面是在他家所住宿舍楼顶端的一间小屋内，小屋处于一个另一人家住宿的套间住宅里面， 应该是单位分配给他家作为主住宿外的补充住处，这种情况时有所见。 当然那时所有的机关雇员住宅一概都是由政府分配，这点后来的大陆年轻人已无从经历。“金生”即魏京生是位身材中等结实的年轻人，长我五岁，那年28，两眼闪闪发光，开口常微笑，圆头圆脸，给人和蔼的感觉。相互自我介绍后，我们谈得挺投机，随后又碰过几次，都是我走到他住的那个小单间，魏的家人住在楼里其它地方，所以在那里关起门来无他人干扰比较自在。我们交谈的都是时局政治，当然也相互告知自己身份职业家庭等等，他说他在白石桥那里的动物园当电工，以前当过兵，加入过红卫兵包括以前反对江青的干部子弟组成的西城区纠察队，父亲是计委的司局级干部等等。北京城里政府司局级干部很普遍，我没有感到惊讶，在他家也碰见他那位不苟言笑的消瘦父亲几次，感觉他似乎挺严厉。随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的碰面交谈又加入了路林和刘京生，也是循着魏京生的电话联络而来的。陆林与我同岁，住朝阳区，是位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的工厂工人，中等个头身体结实。刘京生消瘦个子矮，长我一岁，在公共汽车公司当司机。按照北京人日常习惯，我们管年长的魏京生叫“老魏”，他则称我们几个小杨，小路，小刘。
那时魏京生 写了一篇文章叫“第五个现代化”，以与当局宣扬的“四个现代化”（即工，农，国防，科技现代化）相对应，指出没有政治现代化则其它也免谈等等， 也就是提出中国大陆应该政治民主化，这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陆是石破惊天之谈，竟然敢提出改变共产党政治体制？！ 近三十年专制统治已经反复镇压过稍微委婉提议如此的无数人，包括1957年的反右对旧日知识分子的残酷镇压，一般谁要敢说共产党政治制度需要改变必冒抓捕关押危险。但是1978年底的当局对民主墙态度模糊含混，鼓励了这种提议政治改革的意见出现。我读了这篇文章也感觉写的很好，老魏不愧是曾经考过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的人，我觉得他的文章笔锋锐利直指问题核心，不绕圈子装文雅弄玄虚，比我在大陆读过的任何政论文章都清晰明白感召力强。我找自己小学时的一位梅姓女同学到我家里把老魏的“第五个现代化”文章抄写成大字报，因为梅同学大字写得非常漂亮，而字体漂亮的大字报肯定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
把老魏“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张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后，读者甚多，包括西方记者们，毕竟这是那里那时第一张公开宣称要在共产党中国进行非马列废话的政治民主改革文章，当然我那梅同学的一手娟秀漂亮大字也赢了几分。我记得不仅这张大字报连续数日围观者众，而且某晚间还被愤怒的当局派人向上涂抹了人的粪便，以至开始散发臭味以阻挡更多读者。这个喷粪事件引起我对共产党当局的卑鄙亲身经历的愤慨。当时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被如此超格恶待我印象中也是绝无仅有。因为当时那里时有张贴的大字报被人撕下的事件，原因大概多为其它张贴者为自己的张贴腾挪地方，当然也不排除有当局派人在捣乱。所以那时白日里常有大字报读者喊抓雷子特务之类，往往指有人为当局做事在那里破坏大字报，其实多数也未必。但不计费事肮脏地喷抹人粪则未闻，可见老魏文章在共产党政府眼中的分量。
我们四个人在魏京生的小屋里交谈接触数次之后，魏提出应该办一个印刷杂志，公开宣扬我们的观点，还说杂志可以刊登他那篇“第五个现代化”文章，想来他也对自己那篇文章感觉得意。杂志的名称老魏说可以叫“探索”，以表明我们不崇拜任何政治理论包括共产党当局日夜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而是要探索一切可能的政治理论道路的意思。我们其它人无异议，于是开始筹备印刷杂志。我想魏京生对文革中的各式红卫兵小报的记忆引起他办杂志的念头，而我们其它三人显然对办杂志这概念相当陌生。当然在“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被涂抹人粪之后，办杂志使得自己写的及转载的政论文章可以传播持久显然是个好主意。当时我们第一想的是寻找打字机来打印杂志内容，因为联系印刷厂显然有点困难，首先我们没有认识人，再者印刷厂是否有胆量印也是疑问。
我又找到那个帮我抄写老魏大字报的梅同学，因为她在朝阳区的三里屯中学教书，学校里一般都有铅字打字机。经她同意后，某个周末我和老魏一起找到她那中学，由她介绍到打字室里用打字机开始打老魏为“探索”杂志写的“发刊声明”。我们笨手笨脚地打了一些行，但发现周围总是有不同的学校人员来往，有人还对我们打出的“发刊声明”字眼投来疑惑警惕的目光。仅仅一篇声明就这样招人注意，若是大篇幅打字估计困难更多，似乎也难以占用人家那里那么多时间，而且也会给我的同学带来不可预料的麻烦。我和老魏商量后决定放弃使用那个学校的打字机的念头。那天下午从中学出来，魏京生和我站在三里屯北边的马路旁边还聊了许久，还碰到他一个留着络腮胡相貌粗悍的朋友， 据老魏说那人很支持他在民主墙的活动。三里屯距我家和梅同学家从前居住的东大桥纺织部宿舍很近，我幼年时常在附近走动。
打字机之外，我们想到了我从北工大偷来的油印机：虽然油印质量远不如打字机，但无奈之下只能先凑合用啦。我们共同出钱买来了油印需要的蜡纸及油墨，请在民主墙前认识的马文都来刻印蜡板，因为他的字写得比较好。刻印蜡板是油印出版的第一步，即用一杆钢制的笔将文字刻写到铺在钢板上的蜡纸上，随后将刻好的蜡纸铺到欲印刷的普通白纸上，底下是坚硬的衬底，最后以沾满油墨的圆形滚筒压过蜡纸，则下方的白纸上便在所有刻过字的地方出现油墨即印刷内容了。但由于每张刻印好的蜡纸被油墨滚筒反复压制多次后都会破裂漏油，导致越往后印制的内容质量越差越不清晰，所以每张蜡纸能够压印的白纸数目有限，一般不过上百张。如要多印，又需刻印新的蜡板， 而刻蜡板费力又慢。
马文都长我一岁，似乎有个什么工厂的工作，一个人单独住在西单某胡同杂院内的一间小平房里。北京当时的许多四合院都被政府塞进众多家庭挤住在一起，当然四合院以前的主人们，即共产党建政前的私房拥有者们早已被驱赶折腾得毫无踪影， 那年月大陆中国的所有街道住宅都归共产党政府的“房管所”拥有并管理。马文都不知如何能一人单独住在那里，且他经常带些从街头新鲜认识的女人回家居住，颇使我感觉诧异。他还说喜欢文学，诗歌什么的，这个倒是与我合拍。他后来一直帮忙“探索”杂志印刷销售等等，但不知为何没有归算进编辑部的人头里，他那时似乎也没有主动要求被归算进来。
魏京生写的“探索”杂志的发刊辞开宗明义说明我们欢迎探索一切政治经济理论，包括共产党支持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支持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真理，等等颇为明显对抗大陆社会几十年固有观念的说法，在当时民主墙及整个社会中都算独树一帜的反当局意见，挑战气氛甚浓。整个西单民主墙期间，公开在民办杂志上挑明不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独“探索”一家，所以它一直被称作最激进者， 老魏和我似乎也以此为荣。我的感觉主要是希望杂志能办成功， 以激进为特色也不错。出生在日夜被共产党当局洗脑灌输的大陆，我当时的脑子里没有太多什么主义理论的选择，但认为既然目睹坏事干尽的共产党当局在拼命宣扬什么主义，那他们没有提倡和禁止宣传的主义，理论等等肯定至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坏。
第一期“探索”杂志除了魏京生的那篇“第五个现代化”，还包括了我写的批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文章，陆林写的一首打油诗好像叫“皇宫遥对主席堂”讥讽毛泽东的陵寝，一些其它转载的内容等等。杂志封面我们特意用红色的油墨刻上较大的“探索”字样，以后也是如此。定价大约一元，当时可算巨贵，因为那时多数人一般月工资也就几十元钱，比如我在中学教书就是42元。之所以我们敢定价如此高昂，一个原因是预料那些西方人士会来购买。后来果然如我们预料， 那些西方的记者，使馆人员不但购买杂志，还都多付许多说是要预订一年等等。
第一期“探索”杂志约在1979年一月被我们匆匆印刷出来，字体纸张印刷质量都很差，我们拿到西单民主墙前销售了一些，私下自行赠送了一些，卖给Nigel Wade 等西方人一些，似乎收益一般。收益效果好的是第二期杂志：我们大概总结了初始不甚成功的教训，这回不但油印质量有所提高，印数增多，而且组织了到西单民主墙37路车站矮墙头公开兜售，到王府井天安门广场等地兜售等促销活动。尤其是在西单37路终点站矮墙上的兜售，我们所有的人都去了。当时陆林已被魏京生开玩笑地任命为“我们的财务大臣”即由他收管钱财，那天他斜背了个学生用布料书包， 我们几个人蹲在墙头像报童小贩一样手持杂志卖力向四周来往行人读者推销，而人群似乎聚集很多，许多人递过大额纸币接过杂志后便匆匆离开，大概也是怕被便衣警察盯上吧，根本不计较找钱。西方人也夹杂在购买顾客群中，当然大概也有政府派来的便衣警察。几个小时下来，陆林的书包已经鼓鼓囊囊钞票膨胀了。那是个晴朗干冷的北京冬日，后来的雾霾还未被造出，温煦阳光照耀下的西单民主墙前，我们半蹲半站墙头兜售自己印刷的质疑马列主义的政治杂志，周围围聚不断来往购买的读者行人，人头躜动手臂挥舞，没有警察没有城管一切都在自由氛围之中，如此情景共产党中国大概从未有过也在民主墙被镇压后再未出现。
第二期“探索”杂志我们刊登了魏京生写的关于北京秦城监狱的文章叫“二十世纪的巴士底狱”（大致），其中采用了他从他女朋友平妮家庭搜集到的不少一手内幕：平妮的父亲曾在中共西藏党委任书记，属于共党高级干部，文革期间被关到秦城监狱里。当然魏的文章肯定还依赖了其它消息来源。这篇文章后来也是反响巨大，因为是第一篇公开揭示中共当局秘密监禁政治犯的类似于苏联古拉格群岛式的政治监狱情景，据说共党高层十分憎恨恐慌。第二期杂志我们还转载了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Roger Garside给我们的大赦国际当年年度报告里关于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阐述。
平妮是藏族人，皮肤稍暗，个头比魏京生矮些，像魏京生一样也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在北京长大，和我们一样说北京腔的普通话，与汉族北京孩子没什么区别。她大概小魏京生几岁， 那时家住海淀区一带楼房里。我们在魏京生的小屋讨论问题印刷杂志等等，平妮有时也来帮忙，有次什么事情搞到很晚她还去城里全聚德订了烤鸭来大家吃，我是第一次吃全聚德的烤鸭感觉一般。后来当局抓捕的风声紧时老魏还常当平妮的面笑话说她老担心，其实不用怕，“我说没事儿吧”，等等。
在购买我们杂志的西方人中，有上面提到的英国人Roger Garside, 他是Nigel 介绍给我们认识的。另有美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Smanski(姓， 中文翻作司马琪），一位年轻的美国人，挺热情， 会说不错的中文。另一位英国使馆的年轻男秘书，会说中文的法国新闻社驻北京记者Dillon德龙, 等等。这些人在我们杂志第二期出版后都在我们和他们私下会面时交了大额的至少十元钞票（那时最大额“人民币”）给我们说是希望订阅多期杂志。我们与这些西方人私下会面多数是到Nigel 或Roger 在东郊朝阳区西方人居住区域的住宅里，那里中国民众不可随便进入，门口的武装士兵会阻拦，所以每次都是Nigel 或Roger开车把我们载在后排座位上直接开到他们住宅楼前， 离开时他们又再开车把我们送出那个戒备森严的院子。Roger Garside是位已婚的中年人，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同样漂亮可爱的小女儿。他家我去过几次，每次谈话或他介绍什么朋友与我们见面完结后，他似乎都要从书架什么地方抽一本书籍说是送给我，令我颇感唐突。虽然我常说在大陆中国我们资讯缺乏，但我从未有向他索取书籍的意思。而在Nigel Wade的住处，Nigel则常向我显示他的工作间，英文打字机，他向伦敦总部发的有关民主墙及探索杂志的稿件，及Daily Telegraph报纸上刊登的他发的消息等等。Nigel曾对我说中国政府给他分配的住处比他在英国的家要大不少，而对当时一直居住在狭小拥挤的共产党政府公房的我来说，共产党分配给他们西方记者外交官的住所简直是宽敞豪华得不可想象。
由于几次公开销售再加这类私下订阅等等，我们的杂志收入达到了四~五千元，这在那时是个惊人的数目。另外还有许多人按杂志上的地址写信给我们，即魏京生那个小屋，信件其实非常多不下数百，可惜魏京生发现都被他们计委宿舍院的看门老头给扣留了，因为那些信封上都写着“探索杂志社”什么的，引起那典型的共产党社会侦缉队型老头警觉，说是要上缴不能给老魏，只被老魏偷偷摸抽了十来封信回来，其中也有夹带订费的。那段时间也常有各式读者寻址来访，到老魏的小屋里与我们对谈或辩论或表示支持，往往我有时踏进那小屋门口便看到魏京生正和几位陌生人在交谈。奇怪的是前前后后来过那里那么多人，包括有些人还找到我家去交谈，最终自认为是探索杂志社的还是我们四个人，估计发刊辞里的不相信马列主义之类及后来各式文章的激进格调让许多人不敢贸然加入吧。
当时几乎同时以西单民主墙为基础冒出来的各个民办杂志还有一些，政论的有“四五论坛”， “北京之春”，文学的有“今天”，”沃土“等等， 还有一些没有印刷出版物只是在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的组织，如“中国人权”之类， 估计是一时未搞到印刷工具。
“四五论坛”的主要组织者是徐文立，刘青和赵南等。徐文立是位三十多近四十岁的矮个子消瘦中年人，据说职业为某工厂工人。他说话速度较慢，比较沉稳，也比较温和，少有激烈言辞，与妻子及女儿住在西单南方向某居民区拥挤的楼里，他家那个光线暗淡的破旧楼我后来去过多次，在那个拥挤的小房间里与他们杂志的各式支持者交流送往物件等等。刘青三十岁出头带外地口音， 据说是位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在外地家在北京等等，较易激动，说话速度快，个头与徐文立类似。赵南则是位高个北京年轻人，似乎住在东边的朝阳区一带。四五论坛杂志也是像我们一样用油印机刻蜡板再推压出来的，但似乎刻印质量稍好过探索杂志。四五论坛刊载的文章往往语调温和，首先都强调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等，对共产党当局的批评谨慎小心，与当时我对徐文立的印象相符。往往每次我们探索杂志有什么冒犯当局的文章刊物出版张贴了，四五论坛便要刊出“与探索杂志商榷”一类的文章来，像是调合一下气氛似的。有时这类应时的调和或商榷文章他们还要同时张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去。既然与共产党当局都是同样主义理论的笃信者，又何必冒风险麻烦来操办民间杂志呢？我当时也想明白这个道理，后来明白徐文立的意思大概是共产党的理论非真正马列毛主义而他们则真，所以要阐明自己意见。
“今天”文学杂志的两位创办人“北岛”与“芒克”都是笔名，是两位高个子极具艺术家气质的年轻男子。我在西单民主墙前与他们见面时心想这两位真是艺术家啊，谈吐举止也十分文雅有风度。他们既然只谈文学，所以无所谓激进与否，但对我们很友好，两位对魏京生也很尊重。
操办“中国人权”的任畹町为一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消瘦男子，说话速度快而激动，职业不详， 随身总斜背一学生用布挎包。追随他的有叫陈吕的住东郊某胡同的男子，及赵青等等，都是北京的年轻人，职业皆非知识分子。当时民主墙前各式出版物组织等等参加者中是知识分子比方机关干部教师学生类的极少，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在读的77届大学生。
较晚时间才在西单墙前出现的当时唯一一份使用印刷厂印刷的铅字杂志“北京之春”，据说是由几位参加过1976年四月五日天安门运动的北京市共青团负责人物组织，间中大概得到政府某类人物赞许或默许，否则能够从中共政府的印刷厂得到技术支持应该很难。“北京之春”观点颇为正统，内容较多报道与推测中共文革时下台的前高级干部复出这类新闻，与“探索”，“四五论坛”等草根纯政论杂志有相当距离，而行动上他们的参与者也与我们间隔较远，从来不参加其它民刊组织的各类聚会等等活动，我和他们的几个组织者也只唯一一次在西单墙前被其他人介绍后相互握手致意，谁是谁都已不记得。我对“北京之春”的印刷质量钦羡不已，但感觉他们似乎较为高傲，刻意不愿意与其它民间自发刊物接触交流。
民主墙前那些没有正式印刷出版物但自称什么组织且把观点用大字报张贴于世的，还有一位名叫“夏训建”（音）的中年男子。这位自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且戴着较厚的近视眼镜，操南方口音普通话，辩论激动时常音调尖高，观点言论都颇带共产党政权洗脑痕迹，自称马列主义信徒是肯定的，且他的组织的名称也叫“XX战斗队”之类，令人联想起前几年文革时的味道。当然夏的“战斗队”参加民办刊物的联席会议什么的还是挺可贵的，因为大家都是政府眼中的类似自发蹦腾的蚂蚱， 多了总比少了好，哪怕每次聚会时老夏都在用他的马列主义观点与什么人辩论， 而且他讲话时周围人感觉可笑掩口的不少。
当时在西单民主墙前出现的，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组织与行为，譬如某人宣称要向共产党政府上书与台湾进行统一谈判，某人向美国总统卡特呼吁什么要求等等。文学刊物除了“今天”之外还有“沃土”等其它，但它们似乎不太愿意与我们这些呼吁政治改变的政论民刊接触。据我观察，经常出入民主墙的人们尤其是下决心组织什么者多非知识分子，而属于体力劳动者，工人一类， 更无有理论水平从政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年轻人或中年人占主流，基本为男性，妇女只有寥寥无几的以参加者侣伴女友身份跟随帮忙的。共产党政权几十年血腥残酷专制在中国人灵魂中留下可怕的恐惧感，任何挑战当局的举止行为言论都具有巨大危险包括最终家破人亡，许多人只要一想到听到对政权的异议身体便会发抖甚至失禁。即使是处在那一段高层当权者忙于内斗专职警方举止犹豫有所放松的特殊时期，绝大多数市民仍然对民主墙抱着恐惧害怕的心理。真动手参与甚至组织起来的年轻中年人应该说有一定勇气，似乎也有些自身地位不佳希望一搏从中得到什么的模糊企望，当然这是个非常危险也渺茫的企望，相信所有的参与者都不甚明白民主墙运动的前方是什么。魏京生这样比较老练者大概明白当局最后必定是武力镇压，这从他多次与我们谈论“出事”即被捕后如何之类话题可以看出。我本身颇为天真，对当局虽无幻想却也不知是否真是被捕关押之类的倒霉结局，参加民主墙写文章主要是出于对亲身经历的共产党政权愚昧荒诞耍赖胡闹行为的强烈鄙视与厌恶，并不是我真有强烈的担当政治家的奢望，我其实并不想当政治家。我的大伯即父亲的哥哥杨申生，1940年代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在福州市的地下党高层领导，却在1948年死于共党内斗。我的父母都不是政治人物，我对中国的荒唐政治环境只是出于身历其中不愿哑巴磕头奴才跪地的年轻人激愤。另外我还曾幻想，把民主墙这一破天荒地挑战当局的历史纪录下来，正好也满足一下自己对写作的渴望。所以当我在东郊纺织部宿舍的老同学武建有时也被我拉去抄写大字报顺便警告我不要陷入太多时，我的回答即是“我想把事件写下来”。
大约1979年二月左右，随着社会上各式谣言关于政府要对民主墙镇压管制等等的加剧，各民间刊物组织者们感觉有相互加强联络定期碰头的必要，于是大家组织了“民刊联席会议”，即定期开会碰头交流情报消息等等，似乎第一次这样的会议便是大家站在民主墙前包括了文学杂志“今天”的芒克与北岛参加的那次，虽然“今天”后来没有再参与。而“联席会议”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次，则是与政府部门派来一位自称“唐欣”的“记者”会面的那一次。
那次是在“四五论坛”的刘青家在东四北边的小屋里聚集，时间在晚上。事前魏京生和我还专门带上了法国记者德龙送给魏的一个磁带录音机。那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磁带录音机，那设备当时显得大而笨拙，以前我们还真没见过更未用过，也不知效果如何。当时老魏和我还特意共同坐在木桌子的角边那里，把录音机在桌面下方用手反复摆弄， 但散会后 播放时才发觉效果很差，大概是刘青家厚厚的桌面阻挡了声音传播。于是想留下对方谈话作证据的计划也泡汤。
那“唐欣”肯定用的是假名字，所谓“记者”职业也假，当然大家也心知肚明。此人30来岁，戴副眼镜，面肤白晰，应该是坐办公室的谍报警特工作人员类，一口标准北京口音，讲话圆滑模棱两可，左右低档尖锐问题。由于那“联席会议”参与者都很关心中共政府对我们各民办刊物组织的容忍态度，所以当晚向此“唐欣”的提问基本围绕于此，而他则老练狡猾的打各式圆场，就是不明白说当局是继续容忍呢还是要镇压，反正他反复说的就是“我来听大家意见”这类中性说辞，弄得众人十分扫兴失望， 尤其是夏训建那样对政府会正式允许甚至认可民主墙抱有热情的“马列主义者”。当然像比较老练的魏京生等人大概也根本没期望从此人那里得来什么承诺。
“联席会议”之外，各个民办刊物还组织了一次联合政治集会，类似于街头飞行集会那种，是在西单附近，但事先从民主墙等各处发了通知，魏京生没有来，由我代表“探索”杂志，刘青代表“四五论坛”，还有几个其它的组织人物。周围围观参与的听众加西方记者约上百来人。是个晴朗的白天，我们几个人在听众面前轮流发言，主要是宣讲各自杂志组织的宗旨目标等等，我专门强调“探索”杂志就是要探索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理论，无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与它们相左的其它，而我们本身就不认为政府宣扬的那些主义是正确的，等等。刘青则讲着讲着激动起来，说是不会惧怕政府可能的镇压，甚至不怕流血牺牲什么的，他这激动态度会后有西方记者还特别对我提到。Nigel等人随后在西方都报道了这个政治集会，都说集会很成功。那天也是毫无表面上的警察干涉，一片自由集会演讲的形态，这情景在中国大陆大概只有共产党灭亡后才能重现。
各个民刊另外联合组织的一次行动，是采访傅月华被强奸事件。傅为宣武区一位女工，据说被有权势的单位领导强奸后，向公安局举报，却自身被公安逮捕起来。这类冤案在共产党中国随时无数地发生，但大概由于有人把傅月华事件贴大字报到民主墙上，魏京生等人认为可以借此联合行动向政府抗议一番。于是某日我们约十来个代表各自民刊和组织的人组成自称的“记者团”去了傅月华家，记得“四五论坛”去的是赵南。在宣武区某个街道里面，傅月华家狭隘拥挤的小屋里我们见到其父亲，一位颤颤巍巍胆小虚弱话语含糊的老头。听他大致介绍情况后，我们又转去虎坊桥的宣武区公安分局，在门口对把门的警察说我们是记者要就傅月华事件采访他们领导。站岗警察没见过这阵势，颇有犯懵气象，因为共产党中国的记者从未有自行采访政府机构的先例与胆量，更何况是采访警卫森严的警察局，于是表示要请示领导。那领导出来后，看我们一群虽不算衣衫褴褛却也只极尽简陋穿着毫无派头倒像些叫花子的模样，尤其是魏京生毫无怯阵大言不惭地上前说“我们是民主墙刊物的记者，需要采访关于傅月华被捕事件”等等，大概也感到前所未闻。但作为领导的中年警察也颇老练，回答说你们既是记者，那么记者证呢？答曰我们的出版刊物正在向民政局申请尚无记者证也。那人倒也未追究，说是可以可以到里面会议厅交谈。于是众人入内，与那领导警察座谈数十分钟。这次我们又带来了法国人德龙给的那个磁带录音机，至少那玩艺为我们自称的记者身份增添了支持力度，大概也把那领导警察蒙得有几分莫名其妙的信服，以为我们真有点哪方记者的意思，因为他估计也从未见过玩过什么磁带录音机。
我们这回大刺刺地先取得那警察领导的同意，便把录音机放在会议桌上开始录制与他的采访， 仿佛老练的记者一般。当然共产党的警察都是推诿搪塞一类说辞，更何况桌面还杵着一台新颖的录音机械，对大家的提问基本领导警察没有太多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回答，但交谈气氛不算敌意，没有喝斥大声红脸一类，比后来六四时共产党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盛气凌人会见示威学生代表的谈话要和睦不少。以与警察们礼貌道别结束的这次采访对我们来说可算形式上胜利， 我尤其钦佩魏京生镇定大度不卑不吭的成熟态度， 心想他搞政治应该是个人物，因为我自己便是不善与人打交道，在那种自家没底气衣冠不整的情形下容易自愧行秽。
从宣武分局回来后我们把录音机的录制内容仔细听了很多遍，抄录下来。这回的录音效果很好，一问一答相当清晰，所以我们将其整理为一份大字报，张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大概为各民刊的联合行动赢了几分。随后某日我和魏京生还把一个我们自己制造的横幅红色布料标语扯到天安门广场正对纪念碑前方处于故宫金水桥前面那里的栏杆上，上书“强烈要求无罪释放傅月华惩办强奸犯”或类似大字， 也是我请毛笔字好的同学写的。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什么巨量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气氛，过往行人骑车的均匆匆一瞥甚至看也不看，我们的标语在那里居然也放了一两天没有被立刻撕毁拆走。想想这景致在当下21世纪的大陆共产党中国几乎不可能维持一分钟吧。
在宣武分局大家对警察说我们各民刊已向政府“民政局”申请执照，其实真有其事：当时我和魏京生，“四五论坛”的人等等都去过民政局说要登记自己发行的杂志，当然对方推委搪塞，没给出任何有意义的答复。
到了1979年三月份，似乎社会上对当局要镇压民主墙的说法愈发密集起来。我们去与西方人会面时好像也明显有人跟踪，这方面魏京生比我敏感，常说你看汽车后方哪哪那个骑自行车的是跟踪的等等。我们在城里各胡同行走穿梭时，会有人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有几次我们猛回头质问跟踪的“你干嘛跟我们”？对方一般都含糊否认或扭头走开。我们都在北京长大，对有人后面跟着还是有点感觉。但我认为跟着就跟着吧，我们又没干任何偷摸黑暗之事。
成功地出版和销售了“探索”杂志第二期后，针对社会上风传的中共高层解决了内部争斗开始准备收拾街头民间组织的强人邓小平的讲话，魏京生专门写了一篇“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文章，直接点邓小平的名字说他对西单民主墙的威胁讲话是要实行新的毛泽东式独裁等等。后来据说享受惯了唯我独尊的共产党强人邓小平对这篇文章很恼火直接导致其下令抓捕魏京生， 也不知是否真实。我当时又请以前的师范学校同学老孙专门用漂亮的毛笔字把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到民主墙上去，还准备把它也编进我们正在准备的“探索”第三期杂志里面。这篇文章在民主墙前张贴后，“四五论坛”的徐文立刘青们都认为太过激进，忙不迭地在我们大字报旁边张贴了他们的类似灭火或反驳的文章标题大致是“与探索杂志编辑部商榷”之类。其实这类商榷大字报甚至杂志文章他们以前已经张贴过也印刷在杂志上，主要是他们认为我们所谓不相信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提法过于激烈，且他们像北大的那位夏训建一样都自称马列主义者，只不过与政府的马列有所程度或真假不同而已。但这些商榷或反驳类大字报杂志文章并不妨碍我们和“四五论坛”间的互相联络来往，那时我曾多次去过他们作为编辑部的徐文立家，他们的人也来过魏京生的小屋。当时的各民刊“联席会议”曾商定大家交换新出版的每期杂志，我们相互间也的确这样交换过，只不过“四五论坛”的温和写法让我不太有耐心读他们的文章。其实当时在民主墙上及各式民刊上的所有政论文章我都感觉没有跳出被共产党政权洗脑的荒诞框架，使我难以信服无心细读。前几年广州的“李一哲”笔名撰写的长文“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那时被人转贴到民主墙上我也读了，同样感觉不甚赞赏。共产党政权的野蛮血腥与胡闹荒谬何止可以用他们自己宣扬的什么主义来对斥批驳呢？我当时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魏京生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写得老练尖锐而且没有以共产党的笔调基于什么马列主义之类传统胡说来审视分析问题。 他的“第五个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第一次明确提出那不是现代化的政治体制，这与二十多年前老一代“右派”知识分子在 “反右”前的提法类似，深深刺中了这个政权的专制独裁本质。而与老一辈右派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魏出生成长在共产党政权统治下自发得出反对共产党独裁的结论，自身没有共产党统治前的生活与社会经历，甚至魏的家庭本身也是资深共产党背景，这揭示了一定道理，即完全生长在共产党独裁封闭铁幕背后的年轻一代可以自发萌生反对这个独裁社会的理念甚至行动，比如我们那个探索杂志。当然所有参与了西单民主墙运动的组织个人，包括当时外地城市的类似民办刊物及组织，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独裁政权的挑战行为，不过公开提出共产党政治制度不正确不民主要改变的，站在了历史的更高度而已。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一说可算是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明显的久远回响。
除了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我们听说其它省份城市也有类似的响应与出版刊物及政治组织，比如当时的四川就有人如黄翔等跑到北京西单来贴大字报，“沃土”杂志似乎也有四川人的背景。听说距离北京最近的大城市天津也有反应，而当时刘京生正好搞到了一辆卡车，起先他说要用来给印刷杂志运送纸张，后来决定开他车我们可以去天津一趟探讨联络一下。于是某日刘京生开了车载上我们四人一起向天津开去。
一路上刘京生开车平稳无事，毕竟他是职业司机。但魏京生却说他也想开开因为他在当兵时开过汽车云云。于是刘便让魏来驾驶。但我想老魏估计没有受过太多车训，将卡车开的歪歪斜斜，数次经历惊险的几乎碰撞，把我们吓得够呛。到了天津后到他们那个类似西单的大字报区去转了一阵，看到那里的大字报很少政论性的内容，多为个人申冤喊苦一类，而且周围读者不多，与北京气氛相差甚大，我们也没有碰到热心的政治人物。向那里的行人发放“探索”杂志效果也不佳，于是我们转了转市区也就开车回返了。
1979年3月29日傍晚天色近暗时分，我按日前约定去魏京生的小屋找他商议印刷出版“探索”第三期一类事宜，与我女朋友同行因为她当时也常去那里帮忙杂事。我们来到魏的小屋前，见屋门虚掩，进去一看，里面无人，却一片刚刚被搜寻翻找过的杂乱景象，许多东西都被弄得东倒西歪。魏京生本来说好在那里等我们，现在却空无一人。发生了什么？我俩面面相觑，无法想象。呆了许久仍不见魏京生回来，我们从小屋往外走，却碰到隔壁一个高个子的男邻居，此人以前我们来这里时数次见过，曾自称是魏的小时候朋友一起玩耍过之类。那天这家伙态度突然十分蛮横，对我们说“魏京生被警察逮捕了！你们以后不要来这儿！”等等，凶的很，也不肯细说详情。无奈我们在震惊中离开， 用公用电话向老魏的女朋友平妮求证。 平妮说今天下午的确警察来抓走了老魏，她也看到了所谓“逮捕证”，上面说的是“反革命”罪。现在关在分局拘留所，已经要求她往里送衣物了。
怎么办？！ 确认老魏被捕的消息让我感到凉气从后脊梁掠过，心里十分慌乱。虽然近几个星期老魏本人也有预感般地跟我们提起如果出事大家要把办杂志等的责任往他身上推，尽量争取被释放之类，但我当时都没有认真往那里思想，甚至还企盼着这杂志可以办得我们经济自给自足发行各地之类，我对今晚老魏真正被警察逮捕没有心理准备。我一直在学校农村插队教书等过程中没有与警察当局打过交道，大概唯一一次去警察局便是那次老魏及民刊记者采访宣武分局。我赶紧给路林打电话联系上，又找到马文都，以及那时常来帮忙探索杂志印刷等事宜的一位男子于平。
几个人商量后决定先以“探索"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声明谴责政府逮捕魏京生恶行。于是我写了一份声明，联络到英国记者Nigel Wade请他发表。电话里Nigel 听说老魏被捕消息后问我政府以什么罪名逮捕魏京生的（on what charge)? 我按平妮说的告诉他说是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ary， 随后我们见面我把探索杂志社的声明请他向报社发表，Nigel 当时听了我用英文解释的声明里说我们不是马列主义者不相信政府的社会主义说教之类， 还摇了摇头表示惊叹。
魏京生被捕之后我还去了胡晓东家一趟，那里正聚集了几位据说是某类高干的孩子们，大概与胡晓东姐姐的男朋友有关联。听了我有关老魏被捕等讲述后，那几位颇具高干子女风范的年轻人还追问我们杂志立场等等，其中有人问我“你们对同性恋持什么态度”？似乎把同性恋作为社会潮流前卫来询问我们政治异见者的态度，而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认真提及同性恋这回事。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都在庆幸此前已经把油印机和印刷材料等搬到马文都在西单胡同的住处，因为在那里由马文都刻钢板更方便，如此逮捕老魏的警察并未破坏多少我们印刷杂志的能力。我们立即准备继续出版“探索”杂志的第三期，且要把我前日写的编辑部声明加进去。
与我们在一起出入马文都家的于平有三十来岁，东北丹东人，职业为农村集体企业的销售员，走南闯北地跑过许多地方。于平虽然不是文化人，但对民主墙民刊等事业十分热心，来我们那里帮忙办杂事有相当一阵了，与老魏等都混得很熟。他那时向我们建议不如去外地省份走一走，一来可以避避警察逮捕追踪我们“探索”杂志的风头，再者也可以了解联络一下其它地方民主墙运动的情况。我们有以前销售杂志的几千元钱，也可以带着油印机等一起旅行，随时印刷刊物宣传品等等。
自从老魏被捕后，我们再也没有与刘京生联系上，因为他住处没有传呼电话。我与路林，马文都听从了于平的建议后感觉有理，一行人便带着油印机等行李乘火车向南京去。先去南京是因为我们以前接到那里南京大学的一位自称罗宾的西方留学生来信，说是支持我们探索杂志要订阅等等。然而到南京去南大寻找了一圈，没有找到叫罗宾的外国留学生，南京也没有明显的民主墙大字报之类的活动，于是到长江大桥看了一下后我们又乘火车去上海。
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与北京的西单民主墙类似，张贴了不少大字报且论政气氛较浓郁，还有上海方面的民刊组织等在活动。我们认识了几位那里的油印小报的组织者，且应邀到他们之中一位的小阁子间住处去参加会议。上海的里弄类似北京的胡同，居民拥挤地杂住在里弄两旁一般两层楼的各种老式歪斜的房子里。那位民刊组织者的住处则是与他人共享的房间里面顶层的一间小屋，有点类似我们用来做探索编辑部办公室的魏京生家小屋，面积似乎更小些。那位上海人好像姓杨，他们的几位参与者也多是工人之类职业，与北京类似没有明显的知识分子。我们告诉他们北京魏京生被抓的情况使他们吃惊，因为他们还未听说。上海警察似乎还没有开始抓捕。他们的民刊小报也是用油印机印的小开张的小册子式样的，倒是便于携带。相互交流过两城市民主运动的情况后，他们还邀我们参加了一次他们组织的到上海市政府门前游行的活动，抗议要求什么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但示威组织得比较有条理，沿途喊口号等等也不凌乱，在市政府门前聚集一阵后散开，警察也没有过于干涉。我们都感觉北京上海的民刊运动要是早些联合起来阵势便会大不少，可惜那时咨询通讯等等都很原始，上海是我们唯一一个相互间建立了联络的地方，时间也有点晚。我们与他们相互交换了各自出版物和通讯地址，约定以后继续联系。
我没有去找自己在上海的舅舅一家，便与几个人一起离开上海乘海轮去山东青岛。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乘船，风浪中的颠簸使我有相当强烈的作呕感觉，但忍住了终究没吐出来。
在青岛也没有看到任何民主墙类似的情景，也没有任何熟人。我们自己呆在廉价旅馆里用油印机印刷了一些我写的“探索”杂志编辑部呼吁书，简述了北京民主墙运动及政府的镇压后，宣称人们应当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统治等等。这是我第一次书写推翻这个政权的口号。油印了几十份传单后，我们在夜晚沿着比较宽敞的大路走着向看似政府机关大院的墙内扔出许多，也不知有无任何人最终看到。
在青岛到海边匆匆游转过，我们又乘火车到了山东省会济南。济南也无民刊民运迹象，或至少我们没有找到。我和马文都在趵突泉等公园里胡乱填写了几首感慨时局的诗句，随后便离开那里，坐长途汽车去了于平认识的一家山东农村干部家。在那里与信息闭塞神情呆木的村户们交谈一阵，明白他们根本不知大城市的任何动向大概也不关心，于平与他们的交往主要是乡村集体企业的经济买卖之类。农村人好心地收留我们住了一晚，随后我们便打道回北京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脚后跟由于长过敏包转化成的发炎流脓老不恢复，走路困难。
坐火车回到北京，当晚我和路林告别马文都与于平，到朝阳区路林家住宿。 谁知将近午夜时突然一堆警察围堵进来，估计是邻居或街道的小脚侦缉队一类打了报告，警察来搜捕我们。路林家有几个弟弟，一个姐姐和母亲， 而路林当时正好在外面没有回来，或是回来后看到警察便没进来。我们众人围站着看警察搜查翻动我和路林带来的旅行包裹包括我们印刷用品油印机，传单，油墨等等。由于不认识我，警察们都把我当成路林的弟弟之一，其中一警察还特意问我们“你们都是路林弟弟”？我点头称是，路林的姐姐与母亲也未否认。当晚警察拿走了我们杂志印刷用品，并无带走任何人，只是要求见到路林和杨光回来后要向派出所汇报云云。我对路林一家深存感激。第二天凌晨路林姐姐路芳送我走出他家街道，我知道她虽有抱怨但一直是同情和支持路林的事情的，对她道了感谢后自己拖着化脓不舒服的脚离开了。
从西城家里和东郊北工大传来的消息都是警察在找我，所以那几天我有时自己呆在北京火车站的休息室里，遇到警察盘查我则用自己作教师时的工作证应付过去。估计我当时衣衫肮脏，头发长而消瘦，引起警察疑惑，但工作证帮了忙。
我一人乘公交车转辗去了趟东直门外首都机场的表叔家，以前这位表叔由于从小与我父亲一起长大且受我奶奶经济资助而上技校进入民航工业作机械师，所以我与他们一家包括表婶及三个男孩非常熟悉。但这回表叔听说我卷入西单民主墙事件，许久未回家等等，便失了往日的幽默开始神经紧张，没有愿意让我留下的意思。我理解人们对政府的恐惧，自己又离开了他们居住的机场宿舍， 费了好大劲才从当时交通不甚方便的机场区回到市内，包括在农民田埂上蹒跚困难地行走了相当一段土路。
我随后在马文都介绍的朋友家呆过，最后自己找了以前的同学家偷偷住下来。
趁这段养脚上伤口时间，我写了一篇总结民主墙运动的文章，标题好像是“西单民主墙及探索杂志：他们探索了什么？”内容大致罗列了我所看到的民主墙运动现象，参与者的状态成分，各种自发出现的理论探索，以及民主墙运动的意义。我感觉这是共产党独裁暴政下生长的一代年轻人自发酝酿梳理而出的对这个政权的否定。虽然自出生便被当局日夜反复洗脑灌输，虽然理论与咨询缺乏，但生长在独裁暴政下的人仍然可以自发产生对抗暴政的决心与实践，西单民主墙运动对中国民主道路的探索可算是中共独裁下第一次，但应该会有将来重复等等。文章大约几千字，我把它抄写在稿纸上，待脚伤好些后，没有预约也无法预约我便径直找到中关村的平妮家。住在二层楼的平妮开门见到是我有些吃惊，连忙让我进去。我把文章和我存放在熟人那里的法国人德龙的录音机一起给了她，请她转交德龙并请其把我的文章在西方发表。 平妮当场读了我的文章还问了我几个她不认识的字包括“圭臬”等。她告诉我老魏一直在拘留所关着，几次要求送生活用品，没有其它消息。她对经历异常遭遇的平静镇定让我有些惊讶， 因为一般女子胆量神经都容易被自己亲近者被抓捕而摧残。向她告辞后我离开，那是最后一次我们见面。后来直到1988年左右，我才从美国的王秉璋博士那里听说平妮去了德国，嫁了德国人等等。
我请平妮转交的总结民主墙运动的文章的确在西方发表过。甚至到1980年代末，我在加拿大UVIC的一位湖南籍同学后转到美国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读英文文学博士，还从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国会图书馆里读到我的文章，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找到。
长期躲住在同学家我想也不是办法，又不愿被警察抓去，我与英国记者Nigel Wade商量是否美国英国使馆可以让我进去躲一躲？他反馈回来的消息是美国使馆愿意接收，通过电话双方约定五月末某日傍晚在三里屯那里的美国使馆门前见面。我当日中午一人到西单商场一带买了些日用品准备随身携带，然后走过长安街南边一条相对偏僻的小街，此时突然一陌生中年人上前叫我，“杨光”？
我下意识地应了一声，立刻身边突然涌现数个便衣警察，那第一个中年人一个劲地说着“咱们聊聊，咱们聊聊”，几人架住我的手臂便向路旁一辆白色面包车拥去。我脑海里闪现出“被捕”的念头，虽几个月来有所准备但惊讶于此时此地，在多双手臂包围下我也未多反抗，被他们扯着上了车。
警察们在面包车里并未与我多谈，神情严肃地将我拉到西城区公安分局，下车后里面一个姓张的中年警察出来大声叫我站到院子里，然后又把我带到办公室内，说是奉命将我以反革命罪拘留了。事后回想，不知道警察是怎样找到我的。我当时与Nigel 电话联系都是随机用的不同的公用电话，且我那天也没有打电话。若经由我身边的朋友则警察应该早可以找到我住处，但后来证明，警察并不知道我那一段时间一直住在我中学的同学大郭家里且就在我父亲家的院内。当然我并不憎恨那些便衣警察，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罢了，我只是奇怪他们怎么正好在我将去美国使馆前几小时抓到了我。在面包车上我还问身边的警察“你们怎么发现我的”？他们沉默也不回答。
西城区分局看守所里和我关一起的都是十几二十岁的街头青年，听说我是因为西单民主墙事件进来的，颇有感慨地说政府什么人都抓啊，更不为难我，大概因为我与他们有些异样。我当时心情也不好，只把兜中偷偷留存的圆珠笔拿出来， 在手纸上默写诗歌诸如“春江花落月”之类打发时间。在那里只呆了一两天，便有警察来带我到他们办公室，几个人给我看了一张逮捕证，说是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让我签字，我知拒绝也无意义，便写了名字，他们给我戴上手铐，进入一个专押犯人的囚车后方，往拘留所开去。从囚车的小窗里我可望见街头人群，感慨日前自己还在其中如今自由不再了。
我被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在宣武区半步桥的拘留所， 那地方如今依然存在。进去要先剔成秃头，大概有一扫被押人员气焰的意思。我先被送入一个正常号子， 里面大约挤了十几个人，相互都不说话，但没几小时又把我移出来关到一个小型囚房里，同时为陪伴我还关进来另外两个人，是从普通大号子里挑来的。
这两位一个叫文洋，四十岁出头，皮肤双手白净，原为海政文工团作曲的，一副知识分子模样，言谈缓慢而清晰标准北京话，眼睛明亮。文洋告诉我先把从分局拘留所穿来的衣裤统统塞到一个铁脸盆里，泡满洗衣粉肥皂水，上面用另一个脸盆盖住，如此闷一晚上，可杀死我从分局带来的虱子，我照办效果的确不错，后来的几个月一直都没有再染虱子。
另一位专门送来和我作伴的姓陈，香港居民，我们以后一直叫他小香港，其实他与我同龄，只是个子矮些。小香港出生于马来西亚，五十年代末中共搞疯狂的大跃进时，其富商爷爷被共产党荒诞宣传蛊惑头脑发昏送儿子即其父一家回大陆“参加祖国建设”，文革中吃尽苦头，爷爷在海外临死前醒悟留下遗言“赶紧回来”，所以大陆文革后稍一松动他便逃到香港。 这回因为有当地记者类人物托他搜集大陆“参考消息”等刊物，大概有报酬，他回来一干，没几下便被公安捉去，罪名是特务嫌疑。当然他极力否认，我看他也缺乏职业谍报人员的精明，当是警方胡乱抓捕冤枉的牺牲品。西单民主墙的事情小香港听说一些只是不甚清楚，否则估计他会更卖力搜集些资料送去香港报酬更好。他听我介绍自己情况十分同情，还说我的经历有价值，但他的政治认知明显比较初级。每次他被公安提审回来，总是说自己不是特务，可人家不信。
文洋被抓进来，则是因为被文工团领导诬蔑为“乱搞男女关系”。中共治下，社会上单位里广泛流行以诬蔑性行为或男女交往类借口罪名来迫害糟蹋他人， 几乎已至疯狂地步。社会中各界，凡有权势或占上风者迫害欺辱他人，随便就会动用“男女关系”武器，随即导致弱者被捕入狱家破人亡不计其数。文洋极力声称自己是受海政文工团领导的迫害而进来的，听说我的政治异见者身份十分兴奋，他认为我最终会出去，肯定比他早出去，所以托付我把他写的申诉喊冤材料带出监狱，投递出去，我当然答应，后来也的确照办了。
我们三人交往得十分亲近，背景不同但相互同情。小香港教我广东话，我记住数字发音为“一”的其实是二，等等。小香港被监狱照顾是境外居民，所以饭菜为小灶，有米饭炒菜类，比我们一般囚犯的玉米面窝头白菜汤强不少，而他经常与我们分享。文洋每日上午把唯一允许阅读的“人民日报”留下一半故意不读，待下午无聊时再读以免闲呆无事闷得慌。我们还用手纸作成象棋，纸牌等等偷偷玩打发时间。我刚进来没两天，便被木床上的臭虫咬得浑身大包，晚上没法入睡。囚室里的木床依墙而造，夹缝罅隙中生满臭虫，晚上爬出来吸吮人血，而我以前从未被臭虫咬过，皮肤过敏反应，包大如杏，红肿强痒。文洋和小香港就建议我半躺到门旁那个用来放置脸盆饭盒等物的竹桌上， 暂时躲开木床。囚室内昼夜电灯明亮，大概是便于哨兵观察监视。过一会果然狱卒走过，见我不在床上睡觉便大声呵斥，文洋小香港急忙帮我说情，还把我身上的大红包显示给狱卒看，那人倒也未再坚持。
第二天早上我们赶紧申请狱方灭臭虫，即用大量滚烫开水冲洗木床夹缝，反复多遍后，居然消灭干净，我在那里后来再未被臭虫咬过。
从普通号子里被派到我的小号里，算是好待遇，所以来的人要轮流享受。后来又有两个中年人被换进来。一为乡村农民，为乡镇集体企业跑销售的，与我认识的于平类似，但人很老实，高个且胆小，一个劲地说以后不敢了。其实他就是帮着跑买卖，不知得罪了哪方官坯被冠以“投机倒把”罪名塞了进来。他老是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民，请求政府放他回去农村务农吧，以后再不跑销售了等等。和他一起轮换进来的，是一矮个沉默汉子，据说罪名是强奸幼女，这一般比较丢脸，所以他不常开口。但他告诉我要用衣物遮盖肚脐避免着凉，则让我受益很久。此二人文化水准较低，常为皮毛小事争执，譬如报纸上的教授与博士两个头衔哪个更大一类，因为大陆奴才被共产党忽悠得总是认为凡人必有高下大小排列。
随后还有一对高干子弟被轮换进来，一个名“叶青”，说是因为为女朋友争风吃醋杀了人，罪责严重，二人常以“你该被转了”互责，“转”即指枪毙。
最后轮进来的为一赵姓青年，眼睛十分眯缝，街头小坯或小偷一类，对我却十分友好。他认识我父亲家同一楼层的老张阿姨家老大周小建，那也是个街头流氓类。赵哥们教我出狱时可把要携带的信件等纸张缝到被褥中央，则狱卒马虎便不会搜出来。我后来真的那样把文洋的申诉信缝在被子里带了出去。
进入半步桥看守所后，有管“预审”的两个警察固定来提审我。所谓“预审”，即中共司法制度中在正式判决囚犯进入监狱之前羁押时期的审讯，主要是套问出囚犯的口供以期在判决时使用。那预审的一个是老练的刘姓，四十来岁，面色黝黑，消瘦而狡猾。另一为年轻者，不太发言，多做记录。二人一般隔数日提审我一次，循着前次话题继续等等。前几个星期我都对他们的指责一概抵挡过去，表示我没罪也没犯法，你们抓我无理由。当然我也不愿意被无限期关押下去。那姓刘的反复说你们犯了罪，其实他也无法清楚指出我们到底在那些行为上“犯了罪”。只不过他们抓了我，当然要说被抓的是罪犯。从他们的口吻上看，魏京生显然要被当作“主犯”较重处罚，而我则不一定，即我有与当局配合则从轻处理的可能。我想自己能够减少被处罚则最好，我们这几个月又无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于是决定认就认罪吧，只要能获得自由罪名上怎样讲并不重要，我不愿像囚室内对面楼里那个北大学生那样一关就是十年。关于魏京生，那姓刘的往往说“他罪行严重一定会相应处罚”等等，意思老魏肯定严判，而我不如老魏严重，承认了可以轻判。
我感觉预审警察对我们与西方人的交往极感兴趣，这大概对他们有开洋荤的新奇感，也可能牵扯出西方人的事情能够让他们有所被褒奖或提升吧，总之能够挖出海外联系他们感觉兴奋。再一点便是我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西单民主墙参与者中这样的似乎很少，而我的父亲还在40年代末去美国读书，由此联系成我被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似乎很对共产党的传统宣传路子。我决定向他们认罪后主要讲述这两方面，检讨自己深受西方思维影响错误认为共产党不如西方等等，得出要批判马列主义云云。总之顺着这些人认为是可证明共产党宣传的方向讲下去他们感觉有突破，是他们的工作做得好之类。这其中由于那姓刘的比较狡猾老练，我也缺乏与其周旋经验， 往往将周围帮助过我的人讲了出来，其实许多我可以隐瞒过去的，比如在路林家遭遇警察搜查，我在同学老孙，大郭家居住，甚至胡晓东姐姐不知怎么也牵扯进来，其实我与她并无过多交往。总之凡我谈及的周围人士，多被这些警察后来去调查骚扰一番。其中最过意不去的是我的同学老孙，他在第77中学教书的同事中有一叫“谢成举”的似乎教导处主任的家伙，在警察去单位调查老孙与我关系后，反复在学校对老孙纠缠骚扰，号称老孙帮助反革命分子等等需要检讨云云，折腾胡闹许多岁月，典型的共产党养豢走狗无赖特别像当下各式“五毛儿”，给老孙在77中制造了许多麻烦。对牵扯到这些同学朋友，我深感歉意后悔。不过像我的同学大郭等，对付警察的讯问也颇技巧，当被问及杨光留在他家的文件资料等物时，他回答都被撕碎了冲到马桶里了。我被释放后胡晓东也向我埋怨说牵涉到他姐姐胡晓明，我致歉外也有些糊涂为何牵扯到他姐。总之共产党政权折腾平民特喜欢牵涉家人，越擦边接触的往往被政权折腾得越莫名其妙。当然另有许多重要牵扯的人们我没有提及警察方面也不知道。
对于西方记者外交官的接触，我们本来就一切正常光明，而且中共警察一般也无法伤害他们，我估计在我讲了与Nigel Wade 等人的接触及关系后， 中共警方也无所行动。警察们反复纠缠的一件事是那个法国记者德龙给老魏的那个磁带录音机，我就说来源过程我不知晓，但最后请平妮还给人家了。这件事后来在法庭作证时我还当庭被问到，估计当局似乎想以此作为魏京生接受西方人资助的证据之类。
关于我家庭知识分子背景及所谓思想上受西方影响而反对共产党，我写的“交待”似乎令警方满意，也可能他们较少碰到类似情况吧， 也可能他们以此可以邀功说是我被他们思想转化了吧。而整个参加西单民主墙及“探索”杂志过程，我“交待”的都是事实，本来也都是公开参与之事，到共产党政权眼里胆敢反对他们，胆敢提出不相信马列主义，胆敢自行印刷杂志，通通都变成“罪行”了。而我从北工大偷出油印机一事，这些家伙倒没有纠缠，有点可笑。
在半步桥的时间里，我曾偶然在“放风”期间碰到魏京生一次，当时两队人在走廊里相遇，后面跟着各自的看守们。我和老魏相视而笑，没有交谈。事后有其它狱友帮老魏传过话来，大致是希望你设法出去。老魏在风声紧时曾经说我们要是被捕了应该把责任向他身上推，以便减轻自身麻烦一类，当时我天真地也就一听，如今感觉十分感激。但其实我们又有什么罪责呢？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当作“探索”编辑部的老魏家那个小屋门都不锁门任人随便来往， 我们正大光明，不过在共产党政权下敢忤逆当局自行其事便属“犯罪”罢了。
到了1979年10月份，管预审的两个警察告诉我他们要“公开”庭审魏京生，要求我出庭作证，以示我的认罪态度等等。那天似乎是个阴雨天，我又一次被带上囚车，开到前门东边的北京市第二中级法庭，在法庭上我又见到魏京生。我和他都穿着囚衣，都是标准的看守所囚犯光头，他站在那里相当镇定，上衣口袋里插着自己的辩护词。我被带上去基本是念了一通自己写的“证词”，简单回述了我们经办“探索”杂志的过程等等，当然不乏说自己犯了罪反对了马列主义政府一类。 似乎那装模作样的政府“法官”还问魏京生对于我的证词有什么说法，魏京生回答“基本属实”，我就被警察带离法庭了。
回到看守所几天后，再被提审时，那个刘姓警察告诉我魏京生被判了15年徒刑， 说是“反革命”罪。在那里我一直以为当局指责的罪名是我们办杂志，直到被释放后出来才知道当局编织了一个什么“泄露军事机密”的莫须有罪名，而在看守所里警察根本就没有向我提到这个荒诞的罪名，估计他们自己也感觉没有说服力吧，但大概又必须制造一个比印刷杂志张贴大字报更严重的罪名来判刑。另外当局编织的所谓老魏泄露机密的过程我也都未在场，即当时老魏曾自己与会说中文的法国记者德龙见过面，包括得到那个录音机，所以警察们对我也都没提。
到老魏被正式判刑后，当局处罚我将较轻的可能性越发明显了。 后来听我父亲说，起先传言是会判我“劳动教养”两年。我父亲在单位也尽力寻找同事等等为我说项，尽量提及我一直都是正派无闹事的好学生等等。最后的“教育释放”应该是当时最好的结局。
不被正式判刑而离开 拘留所，在狱友们当中被称作“干上”，大概有未被湿身的意思。那里所有的人都在盼望这个最好的结局，虽然绝大多数人得不到。我在十一月份被“教育释放”离开半步桥看守所，在那里呆了整半年， 期间我弟弟的女朋友李丹亚还曾帮我向牢里送过生活用品。
被释放后回到西城南礼士路我父亲家中，有朋友同学来看望，某日一个自称“北京日报”记者的中年人也来采访，那天正好院子里的同学王集生等人也在。那记者问我出来有什么感想打算，我说还未想什么但希望继续上学等等，然而几天后那家伙就在报纸上编织了我沉痛认罪感谢政府宽大一类胡说。
我被逮捕后，北京工业大学开除了我的学籍和“共青团”团籍，我记得被释放后我父亲和同事还帮我奔走希望我能继续上大学甚至恢复团籍等等。后来我的“档案”里便一直有这个“教育释放”的污痕，所幸80年代大陆各处对政治原因关押释放的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严厉计较，我得以被转到北工大分校继续读完大学并被分配电脑技术工作。
1985年我得到加拿大大学研究生录取，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请护照时，“单位介绍信”是由当时我所在的中关村 “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所有人陈春先先生亲自开的，因为我一年前即已从被分配的首钢公司辞职到陈先生的私企工作。然而当公安局的人员看到我档案里有被民主墙事件教育释放的经历时，便有讨论说此人有政治问题不可批护照。恰好护照处一位妇女的丈夫墨先生是陈春先任所长的中科院高能所工程师。 墨先生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南方人，当时也在陈先生的私企里担任“顾问”，有时来我工作地方有所交谈相识。晚间听妻子谈到护照处同事谈论我的事情，墨先生则大惊说杨光我认识，就在陈先生所里，你赶紧让同事们放手发护照吧。就这样我才侥幸得到护照，后来我还请妻子专门登门拜访致谢过墨先生。
路林我此后再也未见到，1999年老魏到澳洲来时谈起，说他跑到俄国去经商后又回中国了。
如今西单民主墙运动已经四十年过去， 中共政权的独裁暴政有增无减，在众多方面还加强了对社会与民众的控制镇压，包括动用武装从境外抓捕异议人士。我虽非一个十分适合参与政治活动的人，但明白中国社会走向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文明，必须以武力推翻黑暗落后的共产党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墙运动在那个时代喊出了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口号，即魏京生所说的政治民主化，今日今后的中国民主政治追求者应该不再停留在和平口号的呼叫阶段， 应该明白中国社会民主化的具体操作必须经过武装推翻共产党统治这一历史必然步骤，而武装推翻共产党的最理想具体方式是职业军人主导的军事政变。可惜海内外反对中共统治诸君在这个明白无误的问题上努力尚弱，真正的军中反叛力量未见端倪。但是既然平民的反独裁见解及行动可以从重重压制洗脑的上世纪70年代便自发产生，如今在咨讯人员物流交换迅猛发展的21世纪，受高等现代职业教育的中国军人中也必然会产生反叛共产党独裁的新生力量， 民主墙当年我就曾接触过复原军人来交谈，还留过联系方式。中国平民民主政治运动如若能在鼓动培植资助发展军队反叛力量方面与军中人员结合，则最终爆发的推翻共产党独裁的军事政变一定能够成功地拘禁共产党领导层，建立临时军政府，起草民主自由宪法，举行公平大选，使中国大陆走向文明民主的现代社会。我期望也相信这一天会到来：
笔墨当年敢挑贼，
愚昧城头喊文明，
现代军中不乏人，
枪戟武装应起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