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中國共產黨統治

--- 回憶1978~1979年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及《探索》雜誌
楊光， 2018年5月

1977年末，中國共產黨政權在逐漸扭轉前十來年激進政策過程中，恢復了1966年所謂“文化革命”時廢除掉的大學考試入學制度。我那年22歲，在北京西城區183中學做高中物理教員，也隨着參加了1977年底的大學考試，以班級平均分四門考科333分被錄取成北京工業大學物理師資班學生，1978年二月進入大學學習。

我對當局恢復“高考”沒有感恩戴德磕頭泣血的奴才心態，只是在重重共產黨鐵幕下天真地隨大流以為理論物理是最有前途的科學學科，夢想着將來做一名物理學家。

大約是1978年十月下旬左右，當時我周末常在西城南禮士路的家庭住處與東郊大北窯東南的北工大學生宿舍間乘公交車來回。公交車沿西長安街經過西單路口處，其東北面37路公共汽車的終點站圍牆外，不知何時開始出現許多大字報及圍觀人群。大字報在之前的文化革命時期非常普遍，但在共產黨政權清除了內部激進派別開始宣揚經濟生產建設後已較少見， 圍觀大字報則更稀奇些。我有一次按不住好奇心，從1路公交車上下來，湊到37路終點站圍牆外跟着周圍人群觀看了一陣； 秋日的北京風漸寒涼，四周的讀者多為男性，面少表情，或略帶思慮模樣。

牆上的大小字報多為討論政權政治的時新內容，間雜些個人家庭受迫害的訴苦喊冤。討論時政的有許多新穎題目，諸如平反文革中的冤案，被貶斥的老幹部復職，毛澤東的功過評論等等，多數筆調不算激烈，但問題既然敢寫出來，在共產黨言論禁錮四下無聲的年代的確讓人有興奮感。我連續去了數次那個後來被稱作“民主牆”的大字報區，還拉了我在北工大的同桌同學胡曉東一起去過，因為像許多年輕知識分子一樣他和我經常在私下對當局的胡作非為發泄牢騷譏諷。到民主牆那裡混過數次之後，我按耐不住自己對共產黨當局的厭惡，在家用學生練習本紙張也寫了一篇“小字報”，因為寫那種大字報需要購買紙張與毛筆墨汁之類比較麻煩。我寫的主要是指責中共被神化的已故領袖毛澤東，指其應是歷史罪人而非什麼偉人，其對中國大陸幾十年一切罪惡荒誕混亂負有絕對罪責，應該被推上歷史審判台，而大陸中國民眾早該從對毛的奴隸般崇拜磕跪怪夢中醒來，等等。我之所以這樣指責毛是極其厭惡當時把毛的罪責推向其屬下打手群臣的流行謬論，那時的中國滿耳都是奴才們為主子毛澤東犯罪誤國推卸開脫的無聊說辭，不是賴上林彪江青便是劉少奇等等，對毛澤東的批判評論像教徒對教皇一樣謹慎小心，有一種奴才對主子，兒孫對長輩般的忌諱。我也是一時激憤，脫口而出寫了幾千字，拿給周圍的舊日同學朋友及胡曉東看後，反應正面，於是決定張貼到西單牆上去。但我和胡曉東還事先去找了一趟劉新武，即胡在北京第35中學讀書時的班主任，後來因為寫作變成了大陸名人。 劉新武的那篇處女作成名小說“班主任”我也讀過， 現在回憶則是典型的共產黨洗腦產物。約四十來歲的劉新武那時家住西城離35中不遠的某胡同，我和胡曉東拿我寫的小字報給他看，他大致讀了一陣，我感覺他沒有仔細讀完，便見他抬手把紙張遞還給我說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什麼意思？就是批判譴責毛澤東這個當局與民眾奉為神祗的壞人唄。不過劉大概沒有像我們那樣年輕激動， 也不願順此多談政治，胡曉東因為曾是他喜歡的學生所以經常在我面前對劉推崇，而那天的拜訪令我印象頗為一般。

幾日後我請胡曉東及另外同學幫忙，一人騎自行車把我帶在後座，其他掩護，趁黃昏餘暉尚在時分，衝到離我家幾站路外的西單路口，觀察下大字報牆周圍確實不像有便衣警察類可疑形象後，迅速塗抹糨糊把我的幾張小字報貼到牆壁上， 又迅速騎車離開。數十分鐘後幾人又騎車溜回帖了小字報的牆前，卻看到不少讀者已在那裡圍聚，甚至在牆前還有一位女性大聲為後方看不清楚的人朗讀小字報內容，我們頗感興奮，帶着意見被重視的成就感收兵了。
西單牆的出現以及當局一反常態的曖昧無強制鎮壓的態度，助長了常去那裡的市民的膽量，大字報與人群日漸增多，到11月下旬甚至共產黨的媒體也有含混的提及。那時有個美國記者先跑到西單牆那裡通過翻譯宣稱他某晚要採訪中共強人鄧小平，說他可以給西單牆的人們向鄧帶個話，隨後在晚上真的跑回西單民主牆來，在那裡被眾人明星般簇擁下說鄧小平被他採訪時肯定了西單民主牆等等，於是周邊的人群歡呼喝彩熱情高漲，仿佛久被封閉禁錮的奴才被主子終於賞賜張嘴的自由一樣興奮有被解放高潮。眾人在民主牆前歡呼雀躍之餘，數百上千人又徒步遊行到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而且居然軍警毫無攔阻。在那裡有數位即時登上廣場中央紀念碑台階臨場發表演講的，包括一位自稱“李鎮西”的中年男人。聽眾則歡呼叫鬧不一而足， 反正說法說辭具體如何絕對比不上市民可以聚集街頭大聲議政的掙脫鎖鏈感覺，那天晚上是1978年11月25日：後來有人言過其實地把那稱作“11.25運動”， 其實當時既無組織也無主題，市民自發發泄政治不滿與胡亂猜測時局交談小道消息宣泄情緒而已。

聚集在西單大字報區的男性年輕人居多， 大家相互打招呼交談也慢慢出現，在11月份這些交談慢慢發展到一些人聚集到某人住處去繼續。我和北工大的胡曉東及一群年輕人在其中某位位於長安街西單南邊某胡同住處聚會數次，一般多是交換街頭流言，爭論膚淺的政治時局觀念等等。 年輕人里我感覺以非知識分子的各行業者居多，吹牛的，扯淡的，胡侃的，那裡還有一位自稱“楊成武養子”的頗為活躍。當然少量嚴肅點的交流也有，這地處長安街南的聚會點眾人便有提議應該把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進化成油印形式，內容保留下來，以備將來等等，於是大概在胡曉東的推薦下，把我公推為這個取名為“民主牆”的油印小報“主編”，眾人搜集羅列大字報較重要的標題內容等等，要發行油印刊物廣散於市了。

油印刊物需要油印機，這個誰也沒有，但我突然想起我在北工大教學樓里的系“團總支”辦公室有：那個辦公室在我所屬“物理師資班”教室的旁邊，由於我常向同班的系團總支書記張志剛同學借鑰匙去那裡打電話，所以看到那裡櫃櫥頂上有一台油印機， 似乎久置無用，一直被帆布半蓋着。於是某日我再借了鑰匙說是要打電話，從那裡把油印機偷了出來，此後似乎也無人追究。

用這台油印機，我們聚集在長安街南的“民主牆”雜誌眾人匯聚了摘抄的大字報文章，標題，內容概要，“11.25”夜晚活動記錄等便油印了一份約十來頁的小張“民主牆”雜誌，我和胡曉東寫了民主牆大事記之類的簡單介紹等等，胡還特意用了當時理論物理學界的熱名詞之一“夸克”做筆名。這份小報應該是1978年底在西單牆出現的第一份有關民主牆議政的油印刊物，我們到牆前免費地把它散發了，似乎也沒有太多積極或負面的反應，大概那時每日新舊大字報小字報層出不窮讀者們也無暇對一份小開紙的油印本太認真。這份油印刊物只印發了一期，隨後由於眾人失了興趣，相互接觸漸少，名為“民主牆”的油印刊物沒有繼續。

西單牆前面除了中國人外，還經常有一些西方記者，外交官和外國學生瀏覽大字報, 當時英國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駐北京記者Nigel Wade便是其中一位。四十來歲，身材消瘦高大的Nigel其實並不懂中文，但卻經常出現在那裡，搜集大字報內容及試圖理解人們的反應。我當時可以講一些英文，不知何時與他交談後雙方都很高興：Nigel Wade感到終於有本地人與他交流，我除了練習英文外也希望知道大陸之外的世界怎樣對西單大字報區反應。大陸中國幾十年來共產黨統治製造了對政權所控邊界外面的極度無知與恐懼，共產黨政權也反覆嚴禁自己統治下的奴才們與外界交流。通常在街頭中國人隨便與西方人交流往往引起警察的注意與騷擾甚至逮捕，但1978年末的西單牆周圍例外，制服警察絕跡，便衣的大概有但很低調未見任何公開抓捕，完全沒有了往日的囂張。其實當時的共產黨最高當局正在進行鄧小平派別與文革遺留派別的爭鬥，無暇顧及或企圖利用西單大字報牆的存在。我與Nigel Wade的街頭交流十分順利未受干擾， 且慢慢發展到他希望和我在其它地方私下交談碰面的地步。Nigel 有輛大概是中共政府發放的小橋車，每次我找他時便從我學校共青團總支辦公室打電話給他，也無所謂周邊聽到我對着電話講英文的同學的驚訝。Nigel有次說可以到我家裡相互談談，於是某日傍晚他開車接了我後開到西城月壇附近，我們倆走過我家居住的宿舍樓旁露天的公共垃圾堆，踏上昏暗陳舊的水泥樓梯，到我那時睡覺的小房間裡坐了下來。我父親當時以為Nigel是我大學同學也便無表示。我給Nigel倒了一杯那時流行的麥乳精飲料以示款待，他和我交談許久，主要是他問我為什麼去西單民主牆，那裡的人們都是什麼人，大家動機如何，思想如何，等等。他還詢問了我自己的家庭個人背景情況，也向我介紹他自己的情況。他說他已反覆向他在倫敦的報社發表了有關民主牆的報道，他那時單身住在北京為Daily Telegraph 工作等等，還邀我去他住處看看。Nigel 以後與我一直接觸，人很勤奮直爽也無總想套取資料情報之類的過分表示，我和他相處得十分愉快。我後來也把在民主牆認識的魏京生路林等人介紹給他相識。

從我在大字報牆前的經歷，發現絕大多數作者都不屬真名，更無通訊聯絡方式，近30年的共產黨鐵腕專制反覆殺人抓捕早已把中國人嚇破了膽，敢於貼張大字報已屬破俗勇猛了。我自己的小字報也沒屬真名。然而有一天， 我在一張也是類似於練習本紙張的小字報上看到那位署名“金生”的文章下面居然有聯繫電話，當時頗感驚詫。 那小字報的內容已記不清楚，但肯定與我類似地對共產黨當局嚴重不滿且言辭激烈，否則我也不至於感興趣。抄下電話後，某日我撥打了那個號碼。接電話的人顯然是個管傳呼的，讓我等等後，許久“金生”才來接，說話是標準的北京口音，我們約定到他住處碰面，原來他就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南禮士路北頭與阜成門外大街交叉處北邊的國家計委宿舍，從我家走過去兩站路，而且有同學住那附近所以我對那一帶熟悉。

與“金生”的碰面是在他家所住宿舍樓頂端的一間小屋內，小屋處於一個另一人家住宿的套間住宅裡面， 應該是單位分配給他家作為主住宿外的補充住處，這種情況時有所見。 當然那時所有的機關雇員住宅一概都是由政府分配，這點後來的大陸年輕人已無從經歷。“金生”即魏京生是位身材中等結實的年輕人，長我五歲，那年28，兩眼閃閃發光，開口常微笑，圓頭圓臉，給人和藹的感覺。相互自我介紹後，我們談得挺投機，隨後又碰過幾次，都是我走到他住的那個小單間，魏的家人住在樓里其它地方，所以在那裡關起門來無他人干擾比較自在。我們交談的都是時局政治，當然也相互告知自己身份職業家庭等等，他說他在白石橋那裡的動物園當電工，以前當過兵，加入過紅衛兵包括以前反對江青的幹部子弟組成的西城區糾察隊，父親是計委的司局級幹部等等。北京城裡政府司局級幹部很普遍，我沒有感到驚訝，在他家也碰見他那位不苟言笑的消瘦父親幾次，感覺他似乎挺嚴厲。隨後的一段時間，我們的碰面交談又加入了路林和劉京生，也是循着魏京生的電話聯絡而來的。陸林與我同歲，住朝陽區，是位初中畢業就開始工作的工廠工人，中等個頭身體結實。劉京生消瘦個子矮，長我一歲，在公共汽車公司當司機。按照北京人日常習慣，我們管年長的魏京生叫“老魏”，他則稱我們幾個小楊，小路，小劉。

那時魏京生 寫了一篇文章叫“第五個現代化”，以與當局宣揚的“四個現代化”（即工，農，國防，科技現代化）相對應，指出沒有政治現代化則其它也免談等等， 也就是提出中國大陸應該政治民主化，這在當時中國共產黨大陸是石破驚天之談，竟然敢提出改變共產黨政治體制？！ 近三十年專制統治已經反覆鎮壓過稍微委婉提議如此的無數人，包括1957年的反右對舊日知識分子的殘酷鎮壓，一般誰要敢說共產黨政治制度需要改變必冒抓捕關押危險。但是1978年底的當局對民主牆態度模糊含混，鼓勵了這種提議政治改革的意見出現。我讀了這篇文章也感覺寫的很好，老魏不愧是曾經考過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的人，我覺得他的文章筆鋒銳利直指問題核心，不繞圈子裝文雅弄玄虛，比我在大陸讀過的任何政論文章都清晰明白感召力強。我找自己小學時的一位梅姓女同學到我家裡把老魏的“第五個現代化”文章抄寫成大字報，因為梅同學大字寫得非常漂亮，而字體漂亮的大字報肯定增加對讀者的吸引力。

把老魏“第五個現代化”大字報張貼到西單民主牆上後，讀者甚多，包括西方記者們，畢竟這是那裡那時第一張公開宣稱要在共產黨中國進行非馬列廢話的政治民主改革文章，當然我那梅同學的一手娟秀漂亮大字也贏了幾分。我記得不僅這張大字報連續數日圍觀者眾，而且某晚間還被憤怒的當局派人向上塗抹了人的糞便，以至開始散發臭味以阻擋更多讀者。這個噴糞事件引起我對共產黨當局的卑鄙親身經歷的憤慨。當時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被如此超格惡待我印象中也是絕無僅有。因為當時那裡時有張貼的大字報被人撕下的事件，原因大概多為其它張貼者為自己的張貼騰挪地方，當然也不排除有當局派人在搗亂。所以那時白日裡常有大字報讀者喊抓雷子特務之類，往往指有人為當局做事在那裡破壞大字報，其實多數也未必。但不計費事骯髒地噴抹人糞則未聞，可見老魏文章在共產黨政府眼中的分量。

我們四個人在魏京生的小屋裡交談接觸數次之後，魏提出應該辦一個印刷雜誌，公開宣揚我們的觀點，還說雜誌可以刊登他那篇“第五個現代化”文章，想來他也對自己那篇文章感覺得意。雜誌的名稱老魏說可以叫“探索”，以表明我們不崇拜任何政治理論包括共產黨當局日夜宣揚的馬克思主義等等，而是要探索一切可能的政治理論道路的意思。我們其它人無異議，於是開始籌備印刷雜誌。我想魏京生對文革中的各式紅衛兵小報的記憶引起他辦雜誌的念頭，而我們其它三人顯然對辦雜誌這概念相當陌生。當然在“第五個現代化”大字報被塗抹人糞之後，辦雜誌使得自己寫的及轉載的政論文章可以傳播持久顯然是個好主意。當時我們第一想的是尋找打字機來打印雜誌內容，因為聯繫印刷廠顯然有點困難，首先我們沒有認識人，再者印刷廠是否有膽量印也是疑問。

我又找到那個幫我抄寫老魏大字報的梅同學，因為她在朝陽區的三里屯中學教書，學校里一般都有鉛字打字機。經她同意後，某個周末我和老魏一起找到她那中學，由她介紹到打字室里用打字機開始打老魏為“探索”雜誌寫的“發刊聲明”。我們笨手笨腳地打了一些行，但發現周圍總是有不同的學校人員來往，有人還對我們打出的“發刊聲明”字眼投來疑惑警惕的目光。僅僅一篇聲明就這樣招人注意，若是大篇幅打字估計困難更多，似乎也難以占用人家那裡那麼多時間，而且也會給我的同學帶來不可預料的麻煩。我和老魏商量後決定放棄使用那個學校的打字機的念頭。那天下午從中學出來，魏京生和我站在三里屯北邊的馬路旁邊還聊了許久，還碰到他一個留着絡腮鬍相貌粗悍的朋友， 據老魏說那人很支持他在民主牆的活動。三里屯距我家和梅同學家從前居住的東大橋紡織部宿舍很近，我幼年時常在附近走動。

打字機之外，我們想到了我從北工大偷來的油印機：雖然油印質量遠不如打字機，但無奈之下只能先湊合用啦。我們共同出錢買來了油印需要的蠟紙及油墨，請在民主牆前認識的馬文都來刻印蠟板，因為他的字寫得比較好。刻印蠟板是油印出版的第一步，即用一杆鋼製的筆將文字刻寫到鋪在鋼板上的蠟紙上，隨後將刻好的蠟紙鋪到欲印刷的普通白紙上，底下是堅硬的襯底，最後以沾滿油墨的圓形滾筒壓過蠟紙，則下方的白紙上便在所有刻過字的地方出現油墨即印刷內容了。但由於每張刻印好的蠟紙被油墨滾筒反覆壓制多次後都會破裂漏油，導致越往後印製的內容質量越差越不清晰，所以每張蠟紙能夠壓印的白紙數目有限，一般不過上百張。如要多印，又需刻印新的蠟板， 而刻蠟板費力又慢。

馬文都長我一歲，似乎有個什麼工廠的工作，一個人單獨住在西單某胡同雜院內的一間小平房裡。北京當時的許多四合院都被政府塞進眾多家庭擠住在一起，當然四合院以前的主人們，即共產黨建政前的私房擁有者們早已被驅趕折騰得毫無蹤影， 那年月大陸中國的所有街道住宅都歸共產黨政府的“房管所”擁有並管理。馬文都不知如何能一人單獨住在那裡，且他經常帶些從街頭新鮮認識的女人回家居住，頗使我感覺詫異。他還說喜歡文學，詩歌什麼的，這個倒是與我合拍。他後來一直幫忙“探索”雜誌印刷銷售等等，但不知為何沒有歸算進編輯部的人頭裡，他那時似乎也沒有主動要求被歸算進來。

魏京生寫的“探索”雜誌的發刊辭開宗明義說明我們歡迎探索一切政治經濟理論，包括共產黨支持的馬克思主義與不支持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我們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的真理，等等頗為明顯對抗大陸社會幾十年固有觀念的說法，在當時民主牆及整個社會中都算獨樹一幟的反當局意見，挑戰氣氛甚濃。整個西單民主牆期間，公開在民辦雜誌上挑明不信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獨“探索”一家，所以它一直被稱作最激進者， 老魏和我似乎也以此為榮。我的感覺主要是希望雜誌能辦成功， 以激進為特色也不錯。出生在日夜被共產黨當局洗腦灌輸的大陸，我當時的腦子裡沒有太多什麼主義理論的選擇，但認為既然目睹壞事干盡的共產黨當局在拼命宣揚什麼主義，那他們沒有提倡和禁止宣傳的主義，理論等等肯定至少沒有他們說的那麼壞。

第一期“探索”雜誌除了魏京生的那篇“第五個現代化”，還包括了我寫的批判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文章，陸林寫的一首打油詩好像叫“皇宮遙對主席堂”譏諷毛澤東的陵寢，一些其它轉載的內容等等。雜誌封面我們特意用紅色的油墨刻上較大的“探索”字樣，以後也是如此。定價大約一元，當時可算巨貴，因為那時多數人一般月工資也就幾十元錢，比如我在中學教書就是42元。之所以我們敢定價如此高昂，一個原因是預料那些西方人士會來購買。後來果然如我們預料， 那些西方的記者，使館人員不但購買雜誌，還都多付許多說是要預訂一年等等。

第一期“探索”雜誌約在1979年一月被我們匆匆印刷出來，字體紙張印刷質量都很差，我們拿到西單民主牆前銷售了一些，私下自行贈送了一些，賣給Nigel Wade 等西方人一些，似乎收益一般。收益效果好的是第二期雜誌：我們大概總結了初始不甚成功的教訓，這回不但油印質量有所提高，印數增多，而且組織了到西單民主牆37路車站矮牆頭公開兜售，到王府井天安門廣場等地兜售等促銷活動。尤其是在西單37路終點站矮牆上的兜售，我們所有的人都去了。當時陸林已被魏京生開玩笑地任命為“我們的財務大臣”即由他收管錢財，那天他斜背了個學生用布料書包， 我們幾個人蹲在牆頭像報童小販一樣手持雜誌賣力向四周來往行人讀者推銷，而人群似乎聚集很多，許多人遞過大額紙幣接過雜誌後便匆匆離開，大概也是怕被便衣警察盯上吧，根本不計較找錢。西方人也夾雜在購買顧客群中，當然大概也有政府派來的便衣警察。幾個小時下來，陸林的書包已經鼓鼓囊囊鈔票膨脹了。那是個晴朗乾冷的北京冬日，後來的霧霾還未被造出，溫煦陽光照耀下的西單民主牆前，我們半蹲半站牆頭兜售自己印刷的質疑馬列主義的政治雜誌，周圍圍聚不斷來往購買的讀者行人，人頭躦動手臂揮舞，沒有警察沒有城管一切都在自由氛圍之中，如此情景共產黨中國大概從未有過也在民主牆被鎮壓後再未出現。

第二期“探索”雜誌我們刊登了魏京生寫的關於北京秦城監獄的文章叫“二十世紀的巴士底獄”（大致），其中採用了他從他女朋友平妮家庭搜集到的不少一手內幕：平妮的父親曾在中共西藏黨委任書記，屬於共黨高級幹部，文革期間被關到秦城監獄裡。當然魏的文章肯定還依賴了其它消息來源。這篇文章後來也是反響巨大，因為是第一篇公開揭示中共當局秘密監禁政治犯的類似於蘇聯古拉格群島式的政治監獄情景，據說共黨高層十分憎恨恐慌。第二期雜誌我們還轉載了英國大使館一等秘書Roger Garside給我們的大赦國際當年年度報告裡關於中國大陸人權問題的闡述。 

平妮是藏族人，皮膚稍暗，個頭比魏京生矮些，像魏京生一樣也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她在北京長大，和我們一樣說北京腔的普通話，與漢族北京孩子沒什麼區別。她大概小魏京生幾歲， 那時家住海淀區一帶樓房裡。我們在魏京生的小屋討論問題印刷雜誌等等，平妮有時也來幫忙，有次什麼事情搞到很晚她還去城裡全聚德訂了烤鴨來大家吃，我是第一次吃全聚德的烤鴨感覺一般。後來當局抓捕的風聲緊時老魏還常當平妮的面笑話說她老擔心，其實不用怕，“我說沒事兒吧”，等等。

在購買我們雜誌的西方人中，有上面提到的英國人Roger  Garside, 他是Nigel 介紹給我們認識的。另有美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Smanski(姓， 中文翻作司馬琪），一位年輕的美國人，挺熱情， 會說不錯的中文。另一位英國使館的年輕男秘書，會說中文的法國新聞社駐北京記者Dillon德龍, 等等。這些人在我們雜誌第二期出版後都在我們和他們私下會面時交了大額的至少十元鈔票（那時最大額“人民幣”）給我們說是希望訂閱多期雜誌。我們與這些西方人私下會面多數是到Nigel 或Roger 在東郊朝陽區西方人居住區域的住宅里，那裡中國民眾不可隨便進入，門口的武裝士兵會阻攔，所以每次都是Nigel 或Roger開車把我們載在後排座位上直接開到他們住宅樓前， 離開時他們又再開車把我們送出那個戒備森嚴的院子。Roger  Garside是位已婚的中年人，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和兩個同樣漂亮可愛的小女兒。他家我去過幾次，每次談話或他介紹什麼朋友與我們見面完結後，他似乎都要從書架什麼地方抽一本書籍說是送給我，令我頗感唐突。雖然我常說在大陸中國我們資訊缺乏，但我從未有向他索取書籍的意思。而在Nigel Wade的住處，Nigel則常向我顯示他的工作間，英文打字機，他向倫敦總部發的有關民主牆及探索雜誌的稿件，及Daily Telegraph報紙上刊登的他發的消息等等。Nigel曾對我說中國政府給他分配的住處比他在英國的家要大不少，而對當時一直居住在狹小擁擠的共產黨政府公房的我來說，共產黨分配給他們西方記者外交官的住所簡直是寬敞豪華得不可想象。

由於幾次公開銷售再加這類私下訂閱等等，我們的雜誌收入達到了四~五千元，這在那時是個驚人的數目。另外還有許多人按雜誌上的地址寫信給我們，即魏京生那個小屋，信件其實非常多不下數百，可惜魏京生發現都被他們計委宿舍院的看門老頭給扣留了，因為那些信封上都寫着“探索雜誌社”什麼的，引起那典型的共產黨社會偵緝隊型老頭警覺，說是要上繳不能給老魏，只被老魏偷偷摸抽了十來封信回來，其中也有夾帶訂費的。那段時間也常有各式讀者尋址來訪，到老魏的小屋裡與我們對談或辯論或表示支持，往往我有時踏進那小屋門口便看到魏京生正和幾位陌生人在交談。奇怪的是前前後後來過那裡那麼多人，包括有些人還找到我家去交談，最終自認為是探索雜誌社的還是我們四個人，估計發刊辭里的不相信馬列主義之類及後來各式文章的激進格調讓許多人不敢貿然加入吧。

當時幾乎同時以西單民主牆為基礎冒出來的各個民辦雜誌還有一些，政論的有“四五論壇”，  “北京之春”，文學的有“今天”，”沃土“等等， 還有一些沒有印刷出版物只是在民主牆上張貼大字報的組織，如“中國人權”之類， 估計是一時未搞到印刷工具。

“四五論壇”的主要組織者是徐文立，劉青和趙南等。徐文立是位三十多近四十歲的矮個子消瘦中年人，據說職業為某工廠工人。他說話速度較慢，比較沉穩，也比較溫和，少有激烈言辭，與妻子及女兒住在西單南方向某居民區擁擠的樓里，他家那個光線暗淡的破舊樓我後來去過多次，在那個擁擠的小房間裡與他們雜誌的各式支持者交流送往物件等等。劉青三十歲出頭帶外地口音， 據說是位工農兵大學生，工作在外地家在北京等等，較易激動，說話速度快，個頭與徐文立類似。趙南則是位高個北京年輕人，似乎住在東邊的朝陽區一帶。四五論壇雜誌也是像我們一樣用油印機刻蠟板再推壓出來的，但似乎刻印質量稍好過探索雜誌。四五論壇刊載的文章往往語調溫和，首先都強調自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等等，對共產黨當局的批評謹慎小心，與當時我對徐文立的印象相符。往往每次我們探索雜誌有什麼冒犯當局的文章刊物出版張貼了，四五論壇便要刊出“與探索雜誌商榷”一類的文章來，像是調合一下氣氛似的。有時這類應時的調和或商榷文章他們還要同時張貼到西單民主牆上去。既然與共產黨當局都是同樣主義理論的篤信者，又何必冒風險麻煩來操辦民間雜誌呢？我當時也想明白這個道理，後來明白徐文立的意思大概是共產黨的理論非真正馬列毛主義而他們則真，所以要闡明自己意見。

“今天”文學雜誌的兩位創辦人“北島”與“芒克”都是筆名，是兩位高個子極具藝術家氣質的年輕男子。我在西單民主牆前與他們見面時心想這兩位真是藝術家啊，談吐舉止也十分文雅有風度。他們既然只談文學，所以無所謂激進與否，但對我們很友好，兩位對魏京生也很尊重。

操辦“中國人權”的任畹町為一戴深度近視眼鏡的中年消瘦男子，說話速度快而激動，職業不詳， 隨身總斜背一學生用布挎包。追隨他的有叫陳呂的住東郊某胡同的男子，及趙青等等，都是北京的年輕人，職業皆非知識分子。當時民主牆前各式出版物組織等等參加者中是知識分子比方機關幹部教師學生類的極少，我大概是唯一一個在讀的77屆大學生。

較晚時間才在西單牆前出現的當時唯一一份使用印刷廠印刷的鉛字雜誌“北京之春”，據說是由幾位參加過1976年四月五日天安門運動的北京市共青團負責人物組織，間中大概得到政府某類人物讚許或默許，否則能夠從中共政府的印刷廠得到技術支持應該很難。“北京之春”觀點頗為正統，內容較多報道與推測中共文革時下台的前高級幹部復出這類新聞，與“探索”，“四五論壇”等草根純政論雜誌有相當距離，而行動上他們的參與者也與我們間隔較遠，從來不參加其它民刊組織的各類聚會等等活動，我和他們的幾個組織者也只唯一一次在西單牆前被其他人介紹後相互握手致意，誰是誰都已不記得。我對“北京之春”的印刷質量欽羨不已，但感覺他們似乎較為高傲，刻意不願意與其它民間自發刊物接觸交流。

民主牆前那些沒有正式印刷出版物但自稱什麼組織且把觀點用大字報張貼於世的，還有一位名叫“夏訓建”（音）的中年男子。這位自稱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且戴着較厚的近視眼鏡，操南方口音普通話，辯論激動時常音調尖高，觀點言論都頗帶共產黨政權洗腦痕跡，自稱馬列主義信徒是肯定的，且他的組織的名稱也叫“XX戰鬥隊”之類，令人聯想起前幾年文革時的味道。當然夏的“戰鬥隊”參加民辦刊物的聯席會議什麼的還是挺可貴的，因為大家都是政府眼中的類似自發蹦騰的螞蚱， 多了總比少了好，哪怕每次聚會時老夏都在用他的馬列主義觀點與什麼人辯論， 而且他講話時周圍人感覺可笑掩口的不少。

當時在西單民主牆前出現的，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組織與行為，譬如某人宣稱要向共產黨政府上書與台灣進行統一談判，某人向美國總統卡特呼籲什麼要求等等。文學刊物除了“今天”之外還有“沃土”等其它，但它們似乎不太願意與我們這些呼籲政治改變的政論民刊接觸。據我觀察，經常出入民主牆的人們尤其是下決心組織什麼者多非知識分子，而屬於體力勞動者，工人一類， 更無有理論水平從政經驗的高級知識分子。年輕人或中年人占主流，基本為男性，婦女只有寥寥無幾的以參加者侶伴女友身份跟隨幫忙的。共產黨政權幾十年血腥殘酷專制在中國人靈魂中留下可怕的恐懼感，任何挑戰當局的舉止行為言論都具有巨大危險包括最終家破人亡，許多人只要一想到聽到對政權的異議身體便會發抖甚至失禁。即使是處在那一段高層當權者忙於內鬥專職警方舉止猶豫有所放鬆的特殊時期，絕大多數市民仍然對民主牆抱着恐懼害怕的心理。真動手參與甚至組織起來的年輕中年人應該說有一定勇氣，似乎也有些自身地位不佳希望一搏從中得到什麼的模糊企望，當然這是個非常危險也渺茫的企望，相信所有的參與者都不甚明白民主牆運動的前方是什麼。魏京生這樣比較老練者大概明白當局最後必定是武力鎮壓，這從他多次與我們談論“出事”即被捕後如何之類話題可以看出。我本身頗為天真，對當局雖無幻想卻也不知是否真是被捕關押之類的倒霉結局，參加民主牆寫文章主要是出於對親身經歷的共產黨政權愚昧荒誕耍賴胡鬧行為的強烈鄙視與厭惡，並不是我真有強烈的擔當政治家的奢望，我其實並不想當政治家。我的大伯即父親的哥哥楊申生，1940年代曾擔任過中國共產黨在福州市的地下黨高層領導，卻在1948年死於共黨內鬥。我的父母都不是政治人物，我對中國的荒唐政治環境只是出於身歷其中不願啞巴磕頭奴才跪地的年輕人激憤。另外我還曾幻想，把民主牆這一破天荒地挑戰當局的歷史紀錄下來，正好也滿足一下自己對寫作的渴望。所以當我在東郊紡織部宿舍的老同學武建有時也被我拉去抄寫大字報順便警告我不要陷入太多時，我的回答即是“我想把事件寫下來”。

大約1979年二月左右，隨着社會上各式謠言關於政府要對民主牆鎮壓管制等等的加劇，各民間刊物組織者們感覺有相互加強聯絡定期碰頭的必要，於是大家組織了“民刊聯席會議”，即定期開會碰頭交流情報消息等等，似乎第一次這樣的會議便是大家站在民主牆前包括了文學雜誌“今天”的芒克與北島參加的那次，雖然“今天”後來沒有再參與。而“聯席會議”最令人記憶深刻的一次，則是與政府部門派來一位自稱“唐欣”的“記者”會面的那一次。

那次是在“四五論壇”的劉青家在東四北邊的小屋裡聚集，時間在晚上。事前魏京生和我還專門帶上了法國記者德龍送給魏的一個磁帶錄音機。那是我們第一次使用磁帶錄音機，那設備當時顯得大而笨拙，以前我們還真沒見過更未用過，也不知效果如何。當時老魏和我還特意共同坐在木桌子的角邊那裡，把錄音機在桌面下方用手反覆擺弄， 但散會後 播放時才發覺效果很差，大概是劉青家厚厚的桌面阻擋了聲音傳播。於是想留下對方談話作證據的計劃也泡湯。

那“唐欣”肯定用的是假名字，所謂“記者”職業也假，當然大家也心知肚明。此人30來歲，戴副眼鏡，面膚白晰，應該是坐辦公室的諜報警特工作人員類，一口標準北京口音，講話圓滑模稜兩可，左右低檔尖銳問題。由於那“聯席會議”參與者都很關心中共政府對我們各民辦刊物組織的容忍態度，所以當晚向此“唐欣”的提問基本圍繞於此，而他則老練狡猾的打各式圓場，就是不明白說當局是繼續容忍呢還是要鎮壓，反正他反覆說的就是“我來聽大家意見”這類中性說辭，弄得眾人十分掃興失望， 尤其是夏訓建那樣對政府會正式允許甚至認可民主牆抱有熱情的“馬列主義者”。當然像比較老練的魏京生等人大概也根本沒期望從此人那裡得來什麼承諾。

“聯席會議”之外，各個民辦刊物還組織了一次聯合政治集會，類似於街頭飛行集會那種，是在西單附近，但事先從民主牆等各處發了通知，魏京生沒有來，由我代表“探索”雜誌，劉青代表“四五論壇”，還有幾個其它的組織人物。周圍圍觀參與的聽眾加西方記者約上百來人。是個晴朗的白天，我們幾個人在聽眾面前輪流發言，主要是宣講各自雜誌組織的宗旨目標等等，我專門強調“探索”雜誌就是要探索各式各樣的政治經濟理論，無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還是西方的與它們相左的其它，而我們本身就不認為政府宣揚的那些主義是正確的，等等。劉青則講着講着激動起來，說是不會懼怕政府可能的鎮壓，甚至不怕流血犧牲什麼的，他這激動態度會後有西方記者還特別對我提到。Nigel等人隨後在西方都報道了這個政治集會，都說集會很成功。那天也是毫無表面上的警察干涉，一片自由集會演講的形態，這情景在中國大陸大概只有共產黨滅亡後才能重現。

各個民刊另外聯合組織的一次行動，是採訪傅月華被強姦事件。傅為宣武區一位女工，據說被有權勢的單位領導強姦後，向公安局舉報，卻自身被公安逮捕起來。這類冤案在共產黨中國隨時無數地發生，但大概由於有人把傅月華事件貼大字報到民主牆上，魏京生等人認為可以藉此聯合行動向政府抗議一番。於是某日我們約十來個代表各自民刊和組織的人組成自稱的“記者團”去了傅月華家，記得“四五論壇”去的是趙南。在宣武區某個街道裡面，傅月華家狹隘擁擠的小屋裡我們見到其父親，一位顫顫巍巍膽小虛弱話語含糊的老頭。聽他大致介紹情況後，我們又轉去虎坊橋的宣武區公安分局，在門口對把門的警察說我們是記者要就傅月華事件採訪他們領導。站崗警察沒見過這陣勢，頗有犯懵氣象，因為共產黨中國的記者從未有自行採訪政府機構的先例與膽量，更何況是採訪警衛森嚴的警察局，於是表示要請示領導。那領導出來後，看我們一群雖不算衣衫襤褸卻也只極盡簡陋穿着毫無派頭倒像些叫花子的模樣，尤其是魏京生毫無怯陣大言不慚地上前說“我們是民主牆刊物的記者，需要採訪關於傅月華被捕事件”等等，大概也感到前所未聞。但作為領導的中年警察也頗老練，回答說你們既是記者，那麼記者證呢？答曰我們的出版刊物正在向民政局申請尚無記者證也。那人倒也未追究，說是可以可以到裡面會議廳交談。於是眾人入內，與那領導警察座談數十分鐘。這次我們又帶來了法國人德龍給的那個磁帶錄音機，至少那玩藝為我們自稱的記者身份增添了支持力度，大概也把那領導警察蒙得有幾分莫名其妙的信服，以為我們真有點哪方記者的意思，因為他估計也從未見過玩過什麼磁帶錄音機。

我們這回大刺刺地先取得那警察領導的同意，便把錄音機放在會議桌上開始錄製與他的採訪， 仿佛老練的記者一般。當然共產黨的警察都是推諉搪塞一類說辭，更何況桌面還杵着一台新穎的錄音機械，對大家的提問基本領導警察沒有太多實質性解決問題的回答，但交談氣氛不算敵意，沒有喝斥大聲紅臉一類，比後來六四時共產黨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盛氣凌人會見示威學生代表的談話要和睦不少。以與警察們禮貌道別結束的這次採訪對我們來說可算形式上勝利， 我尤其欽佩魏京生鎮定大度不卑不吭的成熟態度， 心想他搞政治應該是個人物，因為我自己便是不善與人打交道，在那種自家沒底氣衣冠不整的情形下容易自愧行穢。

從宣武分局回來後我們把錄音機的錄製內容仔細聽了很多遍，抄錄下來。這回的錄音效果很好，一問一答相當清晰，所以我們將其整理為一份大字報，張貼到西單民主牆上，大概為各民刊的聯合行動贏了幾分。隨後某日我和魏京生還把一個我們自己製造的橫幅紅色布料標語扯到天安門廣場正對紀念碑前方處於故宮金水橋前面那裡的欄杆上，上書“強烈要求無罪釋放傅月華懲辦強姦犯”或類似大字， 也是我請毛筆字好的同學寫的。那時的天安門廣場沒有什麼巨量軍警林立戒備森嚴如臨大敵的氣氛，過往行人騎車的均匆匆一瞥甚至看也不看，我們的標語在那裡居然也放了一兩天沒有被立刻撕毀拆走。想想這景致在當下21世紀的大陸共產黨中國幾乎不可能維持一分鐘吧。

在宣武分局大家對警察說我們各民刊已向政府“民政局”申請執照，其實真有其事：當時我和魏京生，“四五論壇”的人等等都去過民政局說要登記自己發行的雜誌，當然對方推委搪塞，沒給出任何有意義的答覆。

到了1979年三月份，似乎社會上對當局要鎮壓民主牆的說法愈發密集起來。我們去與西方人會面時好像也明顯有人跟蹤，這方面魏京生比我敏感，常說你看汽車後方哪哪那個騎自行車的是跟蹤的等等。我們在城裡各胡同行走穿梭時，會有人在後面遠遠地跟着，有幾次我們猛回頭質問跟蹤的“你幹嘛跟我們”？對方一般都含糊否認或扭頭走開。我們都在北京長大，對有人後面跟着還是有點感覺。但我認為跟着就跟着吧，我們又沒幹任何偷摸黑暗之事。

成功地出版和銷售了“探索”雜誌第二期後，針對社會上風傳的中共高層解決了內部爭鬥開始準備收拾街頭民間組織的強人鄧小平的講話，魏京生專門寫了一篇“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文章，直接點鄧小平的名字說他對西單民主牆的威脅講話是要實行新的毛澤東式獨裁等等。後來據說享受慣了唯我獨尊的共產黨強人鄧小平對這篇文章很惱火直接導致其下令抓捕魏京生， 也不知是否真實。我當時又請以前的師範學校同學老孫專門用漂亮的毛筆字把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抄成大字報貼到民主牆上去，還準備把它也編進我們正在準備的“探索”第三期雜誌裡面。這篇文章在民主牆前張貼後，“四五論壇”的徐文立劉青們都認為太過激進，忙不迭地在我們大字報旁邊張貼了他們的類似滅火或反駁的文章標題大致是“與探索雜誌編輯部商榷”之類。其實這類商榷大字報甚至雜誌文章他們以前已經張貼過也印刷在雜誌上，主要是他們認為我們所謂不相信共產黨的馬列主義提法過於激烈，且他們像北大的那位夏訓建一樣都自稱馬列主義者，只不過與政府的馬列有所程度或真假不同而已。但這些商榷或反駁類大字報雜誌文章並不妨礙我們和“四五論壇”間的互相聯絡來往，那時我曾多次去過他們作為編輯部的徐文立家，他們的人也來過魏京生的小屋。當時的各民刊“聯席會議”曾商定大家交換新出版的每期雜誌，我們相互間也的確這樣交換過，只不過“四五論壇”的溫和寫法讓我不太有耐心讀他們的文章。其實當時在民主牆上及各式民刊上的所有政論文章我都感覺沒有跳出被共產黨政權洗腦的荒誕框架，使我難以信服無心細讀。前幾年廣州的“李一哲”筆名撰寫的長文“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那時被人轉貼到民主牆上我也讀了，同樣感覺不甚讚賞。共產黨政權的野蠻血腥與胡鬧荒謬何止可以用他們自己宣揚的什麼主義來對斥批駁呢？我當時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魏京生的一系列政論文章，寫得老練尖銳而且沒有以共產黨的筆調基於什麼馬列主義之類傳統胡說來審視分析問題。 他的“第五個現代化”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第一次明確提出那不是現代化的政治體制，這與二十多年前老一代“右派”知識分子在 “反右”前的提法類似，深深刺中了這個政權的專制獨裁本質。而與老一輩右派知識分子不同的是，魏出生成長在共產黨政權統治下自發得出反對共產黨獨裁的結論，自身沒有共產黨統治前的生活與社會經歷，甚至魏的家庭本身也是資深共產黨背景，這揭示了一定道理，即完全生長在共產黨獨裁封閉鐵幕背後的年輕一代可以自發萌生反對這個獨裁社會的理念甚至行動，比如我們那個探索雜誌。當然所有參與了西單民主牆運動的組織個人，包括當時外地城市的類似民辦刊物及組織，都是對中國共產黨獨裁政權的挑戰行為，不過公開提出共產黨政治制度不正確不民主要改變的，站在了歷史的更高度而已。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一說可算是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明顯的久遠迴響。

除了北京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我們聽說其它省份城市也有類似的響應與出版刊物及政治組織，比如當時的四川就有人如黃翔等跑到北京西單來貼大字報，“沃土”雜誌似乎也有四川人的背景。聽說距離北京最近的大城市天津也有反應，而當時劉京生正好搞到了一輛卡車，起先他說要用來給印刷雜誌運送紙張，後來決定開他車我們可以去天津一趟探討聯絡一下。於是某日劉京生開了車載上我們四人一起向天津開去。

一路上劉京生開車平穩無事，畢竟他是職業司機。但魏京生卻說他也想開開因為他在當兵時開過汽車云云。於是劉便讓魏來駕駛。但我想老魏估計沒有受過太多車訓，將卡車開的歪歪斜斜，數次經歷驚險的幾乎碰撞，把我們嚇得夠嗆。到了天津後到他們那個類似西單的大字報區去轉了一陣，看到那裡的大字報很少政論性的內容，多為個人申冤喊苦一類，而且周圍讀者不多，與北京氣氛相差甚大，我們也沒有碰到熱心的政治人物。向那裡的行人發放“探索”雜誌效果也不佳，於是我們轉了轉市區也就開車回返了。

1979年3月29日傍晚天色近暗時分，我按日前約定去魏京生的小屋找他商議印刷出版“探索”第三期一類事宜，與我女朋友同行因為她當時也常去那裡幫忙雜事。我們來到魏的小屋前，見屋門虛掩，進去一看，裡面無人，卻一片剛剛被搜尋翻找過的雜亂景象，許多東西都被弄得東倒西歪。魏京生本來說好在那裡等我們，現在卻空無一人。發生了什麼？我倆面面相覷，無法想象。呆了許久仍不見魏京生回來，我們從小屋往外走，卻碰到隔壁一個高個子的男鄰居，此人以前我們來這裡時數次見過，曾自稱是魏的小時候朋友一起玩耍過之類。那天這傢伙態度突然十分蠻橫，對我們說“魏京生被警察逮捕了！你們以後不要來這兒！”等等，凶的很，也不肯細說詳情。無奈我們在震驚中離開， 用公用電話向老魏的女朋友平妮求證。 平妮說今天下午的確警察來抓走了老魏，她也看到了所謂“逮捕證”，上面說的是“反革命”罪。現在關在分局拘留所，已經要求她往裡送衣物了。

怎麼辦？！ 確認老魏被捕的消息讓我感到涼氣從後脊梁掠過，心裡十分慌亂。雖然近幾個星期老魏本人也有預感般地跟我們提起如果出事大家要把辦雜誌等的責任往他身上推，儘量爭取被釋放之類，但我當時都沒有認真往那裡思想，甚至還企盼着這雜誌可以辦得我們經濟自給自足發行各地之類，我對今晚老魏真正被警察逮捕沒有心理準備。我一直在學校農村插隊教書等過程中沒有與警察當局打過交道，大概唯一一次去警察局便是那次老魏及民刊記者採訪宣武分局。我趕緊給路林打電話聯繫上，又找到馬文都，以及那時常來幫忙探索雜誌印刷等事宜的一位男子於平。

幾個人商量後決定先以“探索"雜誌編輯部名義發表聲明譴責政府逮捕魏京生惡行。於是我寫了一份聲明，聯絡到英國記者Nigel Wade請他發表。電話里Nigel 聽說老魏被捕消息後問我政府以什麼罪名逮捕魏京生的（on what charge)? 我按平妮說的告訴他說是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ary， 隨後我們見面我把探索雜誌社的聲明請他向報社發表，Nigel 當時聽了我用英文解釋的聲明里說我們不是馬列主義者不相信政府的社會主義說教之類， 還搖了搖頭表示驚嘆。

魏京生被捕之後我還去了胡曉東家一趟，那裡正聚集了幾位據說是某類高幹的孩子們，大概與胡曉東姐姐的男朋友有關聯。聽了我有關老魏被捕等講述後，那幾位頗具高乾子女風範的年輕人還追問我們雜誌立場等等，其中有人問我“你們對同性戀持什麼態度”？似乎把同性戀作為社會潮流前衛來詢問我們政治異見者的態度，而那是我第一次聽人這麼認真提及同性戀這回事。

接下來的幾天裡，我們都在慶幸此前已經把油印機和印刷材料等搬到馬文都在西單胡同的住處，因為在那裡由馬文都刻鋼板更方便，如此逮捕老魏的警察並未破壞多少我們印刷雜誌的能力。我們立即準備繼續出版“探索”雜誌的第三期，且要把我前日寫的編輯部聲明加進去。

與我們在一起出入馬文都家的於平有三十來歲，東北丹東人，職業為農村集體企業的銷售員，走南闖北地跑過許多地方。於平雖然不是文化人，但對民主牆民刊等事業十分熱心，來我們那裡幫忙辦雜事有相當一陣了，與老魏等都混得很熟。他那時向我們建議不如去外地省份走一走，一來可以避避警察逮捕追蹤我們“探索”雜誌的風頭，再者也可以了解聯絡一下其它地方民主牆運動的情況。我們有以前銷售雜誌的幾千元錢，也可以帶着油印機等一起旅行，隨時印刷刊物宣傳品等等。

自從老魏被捕後，我們再也沒有與劉京生聯繫上，因為他住處沒有傳呼電話。我與路林，馬文都聽從了於平的建議後感覺有理，一行人便帶着油印機等行李乘火車向南京去。先去南京是因為我們以前接到那裡南京大學的一位自稱羅賓的西方留學生來信，說是支持我們探索雜誌要訂閱等等。然而到南京去南大尋找了一圈，沒有找到叫羅賓的外國留學生，南京也沒有明顯的民主牆大字報之類的活動，於是到長江大橋看了一下後我們又乘火車去上海。

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與北京的西單民主牆類似，張貼了不少大字報且論政氣氛較濃郁，還有上海方面的民刊組織等在活動。我們認識了幾位那裡的油印小報的組織者，且應邀到他們之中一位的小閣子間住處去參加會議。上海的里弄類似北京的胡同，居民擁擠地雜住在里弄兩旁一般兩層樓的各種老式歪斜的房子裡。那位民刊組織者的住處則是與他人共享的房間裡面頂層的一間小屋，有點類似我們用來做探索編輯部辦公室的魏京生家小屋，面積似乎更小些。那位上海人好像姓楊，他們的幾位參與者也多是工人之類職業，與北京類似沒有明顯的知識分子。我們告訴他們北京魏京生被抓的情況使他們吃驚，因為他們還未聽說。上海警察似乎還沒有開始抓捕。他們的民刊小報也是用油印機印的小開張的小冊子式樣的，倒是便於攜帶。相互交流過兩城市民主運動的情況後，他們還邀我們參加了一次他們組織的到上海市政府門前遊行的活動，抗議要求什麼具體內容已經忘記，但示威組織得比較有條理，沿途喊口號等等也不凌亂，在市政府門前聚集一陣後散開，警察也沒有過於干涉。我們都感覺北京上海的民刊運動要是早些聯合起來陣勢便會大不少，可惜那時諮詢通訊等等都很原始，上海是我們唯一一個相互間建立了聯絡的地方，時間也有點晚。我們與他們相互交換了各自出版物和通訊地址，約定以後繼續聯繫。

我沒有去找自己在上海的舅舅一家，便與幾個人一起離開上海乘海輪去山東青島。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乘船，風浪中的顛簸使我有相當強烈的作嘔感覺，但忍住了終究沒吐出來。

在青島也沒有看到任何民主牆類似的情景，也沒有任何熟人。我們自己呆在廉價旅館裡用油印機印刷了一些我寫的“探索”雜誌編輯部呼籲書，簡述了北京民主牆運動及政府的鎮壓後，宣稱人們應當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統治等等。這是我第一次書寫推翻這個政權的口號。油印了幾十份傳單後，我們在夜晚沿着比較寬敞的大路走着向看似政府機關大院的牆內扔出許多，也不知有無任何人最終看到。

在青島到海邊匆匆游轉過，我們又乘火車到了山東省會濟南。濟南也無民刊民運跡象，或至少我們沒有找到。我和馬文都在趵突泉等公園裡胡亂填寫了幾首感慨時局的詩句，隨後便離開那裡，坐長途汽車去了於平認識的一家山東農村幹部家。在那裡與信息閉塞神情呆木的村戶們交談一陣，明白他們根本不知大城市的任何動向大概也不關心，於平與他們的交往主要是鄉村集體企業的經濟買賣之類。農村人好心地收留我們住了一晚，隨後我們便打道回北京了，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的腳後跟由於長過敏包轉化成的發炎流膿老不恢復，走路困難。

坐火車回到北京，當晚我和路林告別馬文都與於平，到朝陽區路林家住宿。 誰知將近午夜時突然一堆警察圍堵進來，估計是鄰居或街道的小腳偵緝隊一類打了報告，警察來搜捕我們。路林家有幾個弟弟，一個姐姐和母親， 而路林當時正好在外面沒有回來，或是回來後看到警察便沒進來。我們眾人圍站着看警察搜查翻動我和路林帶來的旅行包裹包括我們印刷用品油印機，傳單，油墨等等。由於不認識我，警察們都把我當成路林的弟弟之一，其中一警察還特意問我們“你們都是路林弟弟”？我點頭稱是，路林的姐姐與母親也未否認。當晚警察拿走了我們雜誌印刷用品，並無帶走任何人，只是要求見到路林和楊光回來後要向派出所匯報云云。我對路林一家深存感激。第二天凌晨路林姐姐路芳送我走出他家街道，我知道她雖有抱怨但一直是同情和支持路林的事情的，對她道了感謝後自己拖着化膿不舒服的腳離開了。

從西城家裡和東郊北工大傳來的消息都是警察在找我，所以那幾天我有時自己呆在北京火車站的休息室里，遇到警察盤查我則用自己作教師時的工作證應付過去。估計我當時衣衫骯髒，頭髮長而消瘦，引起警察疑惑，但工作證幫了忙。

我一人乘公交車轉輾去了趟東直門外首都機場的表叔家，以前這位表叔由於從小與我父親一起長大且受我奶奶經濟資助而上技校進入民航工業作機械師，所以我與他們一家包括表嬸及三個男孩非常熟悉。但這回表叔聽說我捲入西單民主牆事件，許久未回家等等，便失了往日的幽默開始神經緊張，沒有願意讓我留下的意思。我理解人們對政府的恐懼，自己又離開了他們居住的機場宿舍， 費了好大勁才從當時交通不甚方便的機場區回到市內，包括在農民田埂上蹣跚困難地行走了相當一段土路。

我隨後在馬文都介紹的朋友家呆過，最後自己找了以前的同學家偷偷住下來。

趁這段養腳上傷口時間，我寫了一篇總結民主牆運動的文章，標題好像是“西單民主牆及探索雜誌：他們探索了什麼？”內容大致羅列了我所看到的民主牆運動現象，參與者的狀態成分，各種自發出現的理論探索，以及民主牆運動的意義。我感覺這是共產黨獨裁暴政下生長的一代年輕人自發醞釀梳理而出的對這個政權的否定。雖然自出生便被當局日夜反覆洗腦灌輸，雖然理論與諮詢缺乏，但生長在獨裁暴政下的人仍然可以自發產生對抗暴政的決心與實踐，西單民主牆運動對中國民主道路的探索可算是中共獨裁下第一次，但應該會有將來重複等等。文章大約幾千字，我把它抄寫在稿紙上，待腳傷好些後，沒有預約也無法預約我便徑直找到中關村的平妮家。住在二層樓的平妮開門見到是我有些吃驚，連忙讓我進去。我把文章和我存放在熟人那裡的法國人德龍的錄音機一起給了她，請她轉交德龍並請其把我的文章在西方發表。 平妮當場讀了我的文章還問了我幾個她不認識的字包括“圭臬”等。她告訴我老魏一直在拘留所關着，幾次要求送生活用品，沒有其它消息。她對經歷異常遭遇的平靜鎮定讓我有些驚訝， 因為一般女子膽量神經都容易被自己親近者被抓捕而摧殘。向她告辭後我離開，那是最後一次我們見面。後來直到1988年左右，我才從美國的王秉璋博士那裡聽說平妮去了德國，嫁了德國人等等。

我請平妮轉交的總結民主牆運動的文章的確在西方發表過。甚至到1980年代末，我在加拿大UVIC的一位湖南籍同學後轉到美國University of Rochester 讀英文文學博士，還從電話里告訴我他在國會圖書館裡讀到我的文章，可惜我自己卻沒有找到。

長期躲住在同學家我想也不是辦法，又不願被警察抓去，我與英國記者Nigel Wade商量是否美國英國使館可以讓我進去躲一躲？他反饋回來的消息是美國使館願意接收，通過電話雙方約定五月末某日傍晚在三里屯那裡的美國使館門前見面。我當日中午一人到西單商場一帶買了些日用品準備隨身攜帶，然後走過長安街南邊一條相對偏僻的小街，此時突然一陌生中年人上前叫我，“楊光”？

我下意識地應了一聲，立刻身邊突然湧現數個便衣警察，那第一個中年人一個勁地說着“咱們聊聊，咱們聊聊”，幾人架住我的手臂便向路旁一輛白色麵包車擁去。我腦海里閃現出“被捕”的念頭，雖幾個月來有所準備但驚訝於此時此地，在多雙手臂包圍下我也未多反抗，被他們扯着上了車。

警察們在麵包車裡並未與我多談，神情嚴肅地將我拉到西城區公安分局，下車後裡面一個姓張的中年警察出來大聲叫我站到院子裡，然後又把我帶到辦公室內，說是奉命將我以反革命罪拘留了。事後回想，不知道警察是怎樣找到我的。我當時與Nigel 電話聯繫都是隨機用的不同的公用電話，且我那天也沒有打電話。若經由我身邊的朋友則警察應該早可以找到我住處，但後來證明，警察並不知道我那一段時間一直住在我中學的同學大郭家裡且就在我父親家的院內。當然我並不憎恨那些便衣警察，他們只是奉命行事罷了，我只是奇怪他們怎么正好在我將去美國使館前幾小時抓到了我。在麵包車上我還問身邊的警察“你們怎麼發現我的”？他們沉默也不回答。

西城區分局看守所里和我關一起的都是十幾二十歲的街頭青年，聽說我是因為西單民主牆事件進來的，頗有感慨地說政府什麼人都抓啊，更不為難我，大概因為我與他們有些異樣。我當時心情也不好，只把兜中偷偷留存的圓珠筆拿出來， 在手紙上默寫詩歌諸如“春江花落月”之類打發時間。在那裡只呆了一兩天，便有警察來帶我到他們辦公室，幾個人給我看了一張逮捕證，說是以“反革命罪”正式逮捕，讓我簽字，我知拒絕也無意義，便寫了名字，他們給我戴上手銬，進入一個專押犯人的囚車後方，往拘留所開去。從囚車的小窗里我可望見街頭人群，感慨日前自己還在其中如今自由不再了。

我被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在宣武區半步橋的拘留所， 那地方如今依然存在。進去要先剔成禿頭，大概有一掃被押人員氣焰的意思。我先被送入一個正常號子， 裡面大約擠了十幾個人，相互都不說話，但沒幾小時又把我移出來關到一個小型囚房裡，同時為陪伴我還關進來另外兩個人，是從普通大號子裡挑來的。
這兩位一個叫文洋，四十歲出頭，皮膚雙手白淨，原為海政文工團作曲的，一副知識分子模樣，言談緩慢而清晰標準北京話，眼睛明亮。文洋告訴我先把從分局拘留所穿來的衣褲統統塞到一個鐵臉盆里，泡滿洗衣粉肥皂水，上面用另一個臉盆蓋住，如此悶一晚上，可殺死我從分局帶來的虱子，我照辦效果的確不錯，後來的幾個月一直都沒有再染虱子。

另一位專門送來和我作伴的姓陳，香港居民，我們以後一直叫他小香港，其實他與我同齡，只是個子矮些。小香港出生於馬來西亞，五十年代末中共搞瘋狂的大躍進時，其富商爺爺被共產黨荒誕宣傳蠱惑頭腦發昏送兒子即其父一家回大陸“參加祖國建設”，文革中吃盡苦頭，爺爺在海外臨死前醒悟留下遺言“趕緊回來”，所以大陸文革後稍一鬆動他便逃到香港。 這回因為有當地記者類人物托他搜集大陸“參考消息”等刊物，大概有報酬，他回來一干，沒幾下便被公安捉去，罪名是特務嫌疑。當然他極力否認，我看他也缺乏職業諜報人員的精明，當是警方胡亂抓捕冤枉的犧牲品。西單民主牆的事情小香港聽說一些只是不甚清楚，否則估計他會更賣力搜集些資料送去香港報酬更好。他聽我介紹自己情況十分同情，還說我的經歷有價值，但他的政治認知明顯比較初級。每次他被公安提審回來，總是說自己不是特務，可人家不信。

文洋被抓進來，則是因為被文工團領導誣衊為“亂搞男女關係”。中共治下，社會上單位里廣泛流行以誣衊性行為或男女交往類藉口罪名來迫害糟蹋他人， 幾乎已至瘋狂地步。社會中各界，凡有權勢或占上風者迫害欺辱他人，隨便就會動用“男女關係”武器，隨即導致弱者被捕入獄家破人亡不計其數。文洋極力聲稱自己是受海政文工團領導的迫害而進來的，聽說我的政治異見者身份十分興奮，他認為我最終會出去，肯定比他早出去，所以託付我把他寫的申訴喊冤材料帶出監獄，投遞出去，我當然答應，後來也的確照辦了。

我們三人交往得十分親近，背景不同但相互同情。小香港教我廣東話，我記住數字發音為“一”的其實是二，等等。小香港被監獄照顧是境外居民，所以飯菜為小灶，有米飯炒菜類，比我們一般囚犯的玉米麵窩頭白菜湯強不少，而他經常與我們分享。文洋每日上午把唯一允許閱讀的“人民日報”留下一半故意不讀，待下午無聊時再讀以免閒呆無事悶得慌。我們還用手紙作成象棋，紙牌等等偷偷玩打發時間。我剛進來沒兩天，便被木床上的臭蟲咬得渾身大包，晚上沒法入睡。囚室里的木床依牆而造，夾縫罅隙中生滿臭蟲，晚上爬出來吸吮人血，而我以前從未被臭蟲咬過，皮膚過敏反應，包大如杏，紅腫強癢。文洋和小香港就建議我半躺到門旁那個用來放置臉盆飯盒等物的竹桌上， 暫時躲開木床。囚室內晝夜電燈明亮，大概是便於哨兵觀察監視。過一會果然獄卒走過，見我不在床上睡覺便大聲呵斥，文洋小香港急忙幫我說情，還把我身上的大紅包顯示給獄卒看，那人倒也未再堅持。

第二天早上我們趕緊申請獄方滅臭蟲，即用大量滾燙開水沖洗木床夾縫，反覆多遍後，居然消滅乾淨，我在那裡後來再未被臭蟲咬過。

從普通號子裡被派到我的小號里，算是好待遇，所以來的人要輪流享受。後來又有兩個中年人被換進來。一為鄉村農民，為鄉鎮集體企業跑銷售的，與我認識的於平類似，但人很老實，高個且膽小，一個勁地說以後不敢了。其實他就是幫着跑買賣，不知得罪了哪方官坯被冠以“投機倒把”罪名塞了進來。他老是說自己本來就是農民，請求政府放他回去農村務農吧，以後再不跑銷售了等等。和他一起輪換進來的，是一矮個沉默漢子，據說罪名是強姦幼女，這一般比較丟臉，所以他不常開口。但他告訴我要用衣物遮蓋肚臍避免着涼，則讓我受益很久。此二人文化水準較低，常為皮毛小事爭執，譬如報紙上的教授與博士兩個頭銜哪個更大一類，因為大陸奴才被共產黨忽悠得總是認為凡人必有高下大小排列。

隨後還有一對高乾子弟被輪換進來，一個名“葉青”，說是因為為女朋友爭風吃醋殺了人，罪責嚴重，二人常以“你該被轉了”互責，“轉”即指槍斃。

最後輪進來的為一趙姓青年，眼睛十分眯縫，街頭小坯或小偷一類，對我卻十分友好。他認識我父親家同一樓層的老張阿姨家老大周小建，那也是個街頭流氓類。趙哥們教我出獄時可把要攜帶的信件等紙張縫到被褥中央，則獄卒馬虎便不會搜出來。我後來真的那樣把文洋的申訴信縫在被子裡帶了出去。

進入半步橋看守所後，有管“預審”的兩個警察固定來提審我。所謂“預審”，即中共司法制度中在正式判決囚犯進入監獄之前羈押時期的審訊，主要是套問出囚犯的口供以期在判決時使用。那預審的一個是老練的劉姓，四十來歲，面色黝黑，消瘦而狡猾。另一為年輕者，不太發言，多做記錄。二人一般隔數日提審我一次，循着前次話題繼續等等。前幾個星期我都對他們的指責一概抵擋過去，表示我沒罪也沒犯法，你們抓我無理由。當然我也不願意被無限期關押下去。那姓劉的反覆說你們犯了罪，其實他也無法清楚指出我們到底在那些行為上“犯了罪”。只不過他們抓了我，當然要說被抓的是罪犯。從他們的口吻上看，魏京生顯然要被當作“主犯”較重處罰，而我則不一定，即我有與當局配合則從輕處理的可能。我想自己能夠減少被處罰則最好，我們這幾個月又無任何見不得人的事情，於是決定認就認罪吧，只要能獲得自由罪名上怎樣講並不重要，我不願像囚室內對面樓里那個北大學生那樣一關就是十年。關於魏京生，那姓劉的往往說“他罪行嚴重一定會相應處罰”等等，意思老魏肯定嚴判，而我不如老魏嚴重，承認了可以輕判。

我感覺預審警察對我們與西方人的交往極感興趣，這大概對他們有開洋葷的新奇感，也可能牽扯出西方人的事情能夠讓他們有所被褒獎或提升吧，總之能夠挖出海外聯繫他們感覺興奮。再一點便是我的知識分子家庭背景，西單民主牆參與者中這樣的似乎很少，而我的父親還在40年代末去美國讀書，由此聯繫成我被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似乎很對共產黨的傳統宣傳路子。我決定向他們認罪後主要講述這兩方面，檢討自己深受西方思維影響錯誤認為共產黨不如西方等等，得出要批判馬列主義云云。總之順着這些人認為是可證明共產黨宣傳的方向講下去他們感覺有突破，是他們的工作做得好之類。這其中由於那姓劉的比較狡猾老練，我也缺乏與其周旋經驗， 往往將周圍幫助過我的人講了出來，其實許多我可以隱瞞過去的，比如在路林家遭遇警察搜查，我在同學老孫，大郭家居住，甚至胡曉東姐姐不知怎麼也牽扯進來，其實我與她並無過多交往。總之凡我談及的周圍人士，多被這些警察後來去調查騷擾一番。其中最過意不去的是我的同學老孫，他在第77中學教書的同事中有一叫“謝成舉”的似乎教導處主任的傢伙，在警察去單位調查老孫與我關係後，反覆在學校對老孫糾纏騷擾，號稱老孫幫助反革命分子等等需要檢討云云，折騰胡鬧許多歲月，典型的共產黨養豢走狗無賴特別像當下各式“五毛兒”，給老孫在77中製造了許多麻煩。對牽扯到這些同學朋友，我深感歉意後悔。不過像我的同學大郭等，對付警察的訊問也頗技巧，當被問及楊光留在他家的文件資料等物時，他回答都被撕碎了衝到馬桶里了。我被釋放後胡曉東也向我埋怨說牽涉到他姐姐胡曉明，我致歉外也有些糊塗為何牽扯到他姐。總之共產黨政權折騰平民特喜歡牽涉家人，越擦邊接觸的往往被政權折騰得越莫名其妙。當然另有許多重要牽扯的人們我沒有提及警察方面也不知道。

對於西方記者外交官的接觸，我們本來就一切正常光明，而且中共警察一般也無法傷害他們，我估計在我講了與Nigel Wade 等人的接觸及關係後， 中共警方也無所行動。警察們反覆糾纏的一件事是那個法國記者德龍給老魏的那個磁帶錄音機，我就說來源過程我不知曉，但最後請平妮還給人家了。這件事後來在法庭作證時我還當庭被問到，估計當局似乎想以此作為魏京生接受西方人資助的證據之類。

關於我家庭知識分子背景及所謂思想上受西方影響而反對共產黨，我寫的“交待”似乎令警方滿意，也可能他們較少碰到類似情況吧， 也可能他們以此可以邀功說是我被他們思想轉化了吧。而整個參加西單民主牆及“探索”雜誌過程，我“交待”的都是事實，本來也都是公開參與之事，到共產黨政權眼裡膽敢反對他們，膽敢提出不相信馬列主義，膽敢自行印刷雜誌，通通都變成“罪行”了。而我從北工大偷出油印機一事，這些傢伙倒沒有糾纏，有點可笑。

在半步橋的時間裡，我曾偶然在“放風”期間碰到魏京生一次，當時兩隊人在走廊里相遇，後面跟着各自的看守們。我和老魏相視而笑，沒有交談。事後有其它獄友幫老魏傳過話來，大致是希望你設法出去。老魏在風聲緊時曾經說我們要是被捕了應該把責任向他身上推，以便減輕自身麻煩一類，當時我天真地也就一聽，如今感覺十分感激。但其實我們又有什麼罪責呢？一切都是公開透明的，當作“探索”編輯部的老魏家那個小屋門都不鎖門任人隨便來往， 我們正大光明，不過在共產黨政權下敢忤逆當局自行其事便屬“犯罪”罷了。

到了1979年10月份，管預審的兩個警察告訴我他們要“公開”庭審魏京生，要求我出庭作證，以示我的認罪態度等等。那天似乎是個陰雨天，我又一次被帶上囚車，開到前門東邊的北京市第二中級法庭，在法庭上我又見到魏京生。我和他都穿着囚衣，都是標準的看守所囚犯光頭，他站在那裡相當鎮定，上衣口袋裡插着自己的辯護詞。我被帶上去基本是念了一通自己寫的“證詞”，簡單回述了我們經辦“探索”雜誌的過程等等，當然不乏說自己犯了罪反對了馬列主義政府一類。 似乎那裝模作樣的政府“法官”還問魏京生對於我的證詞有什麼說法，魏京生回答“基本屬實”，我就被警察帶離法庭了。

回到看守所幾天后，再被提審時，那個劉姓警察告訴我魏京生被判了15年徒刑， 說是“反革命”罪。在那裡我一直以為當局指責的罪名是我們辦雜誌，直到被釋放後出來才知道當局編織了一個什麼“泄露軍事機密”的莫須有罪名，而在看守所里警察根本就沒有向我提到這個荒誕的罪名，估計他們自己也感覺沒有說服力吧，但大概又必須製造一個比印刷雜誌張貼大字報更嚴重的罪名來判刑。另外當局編織的所謂老魏泄露機密的過程我也都未在場，即當時老魏曾自己與會說中文的法國記者德龍見過面，包括得到那個錄音機，所以警察們對我也都沒提。

到老魏被正式判刑後，當局處罰我將較輕的可能性越發明顯了。 後來聽我父親說，起先傳言是會判我“勞動教養”兩年。我父親在單位也盡力尋找同事等等為我說項，儘量提及我一直都是正派無鬧事的好學生等等。最後的“教育釋放”應該是當時最好的結局。

不被正式判刑而離開 拘留所，在獄友們當中被稱作“幹上”，大概有未被濕身的意思。那裡所有的人都在盼望這個最好的結局，雖然絕大多數人得不到。我在十一月份被“教育釋放”離開半步橋看守所，在那裡呆了整半年， 期間我弟弟的女朋友李丹亞還曾幫我向牢裡送過生活用品。

被釋放後回到西城南禮士路我父親家中，有朋友同學來看望，某日一個自稱“北京日報”記者的中年人也來採訪，那天正好院子裡的同學王集生等人也在。那記者問我出來有什麼感想打算，我說還未想什麼但希望繼續上學等等，然而幾天后那傢伙就在報紙上編織了我沉痛認罪感謝政府寬大一類胡說。

我被逮捕後，北京工業大學開除了我的學籍和“共青團”團籍，我記得被釋放後我父親和同事還幫我奔走希望我能繼續上大學甚至恢復團籍等等。後來我的“檔案”里便一直有這個“教育釋放”的污痕，所幸80年代大陸各處對政治原因關押釋放的似乎不再像以前那麼嚴厲計較，我得以被轉到北工大分校繼續讀完大學並被分配電腦技術工作。

1985年我得到加拿大大學研究生錄取，向北京市公安局申請護照時，“單位介紹信”是由當時我所在的中關村 “華夏新技術研究所”所有人陳春先先生親自開的，因為我一年前即已從被分配的首鋼公司辭職到陳先生的私企工作。然而當公安局的人員看到我檔案里有被民主牆事件教育釋放的經歷時，便有討論說此人有政治問題不可批護照。恰好護照處一位婦女的丈夫墨先生是陳春先任所長的中科院高能所工程師。 墨先生是文革前畢業的大學生，南方人，當時也在陳先生的私企里擔任“顧問”，有時來我工作地方有所交談相識。晚間聽妻子談到護照處同事談論我的事情，墨先生則大驚說楊光我認識，就在陳先生所里，你趕緊讓同事們放手發護照吧。就這樣我才僥倖得到護照，後來我還請妻子專門登門拜訪致謝過墨先生。

路林我此後再也未見到，1999年老魏到澳洲來時談起，說他跑到俄國去經商後又回中國了。

如今西單民主牆運動已經四十年過去， 中共政權的獨裁暴政有增無減，在眾多方面還加強了對社會與民眾的控制鎮壓，包括動用武裝從境外抓捕異議人士。我雖非一個十分適合參與政治活動的人，但明白中國社會走向民主自由法治公正文明，必須以武力推翻黑暗落後的共產黨統治才能真正實現。民主牆運動在那個時代喊出了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口號，即魏京生所說的政治民主化，今日今後的中國民主政治追求者應該不再停留在和平口號的呼叫階段， 應該明白中國社會民主化的具體操作必須經過武裝推翻共產黨統治這一歷史必然步驟，而武裝推翻共產黨的最理想具體方式是職業軍人主導的軍事政變。可惜海內外反對中共統治諸君在這個明白無誤的問題上努力尚弱，真正的軍中反叛力量未見端倪。但是既然平民的反獨裁見解及行動可以從重重壓制洗腦的上世紀70年代便自發產生，如今在咨訊人員物流交換迅猛發展的21世紀，受高等現代職業教育的中國軍人中也必然會產生反叛共產黨獨裁的新生力量， 民主牆當年我就曾接觸過復原軍人來交談，還留過聯繫方式。中國平民民主政治運動如若能在鼓動培植資助發展軍隊反叛力量方面與軍中人員結合，則最終爆發的推翻共產黨獨裁的軍事政變一定能夠成功地拘禁共產黨領導層，建立臨時軍政府，起草民主自由憲法，舉行公平大選，使中國大陸走向文明民主的現代社會。我期望也相信這一天會到來：

筆墨當年敢挑賊，
愚昧城頭喊文明，
現代軍中不乏人，
槍戟武裝應起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