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哲學嗎？（中）

                           儒家

  指源自孔子的思想傳統及其代表人物。

  之所以主要談儒家是因為已經沒什麼其他值得一談的“家”了。

  如果按照“老子英雄兒好漢”的血統論追究儒家的出身，那麻煩可就大了。據有人說【說文解字】不但是中國最早的字典，也是世界最早的字典。究其原因，估計是因為漢語以字為最小單位，而外國一般以詞。如果以詞為單位，早在古希臘就有了“詞典”的雛形。據說【說文】出自東漢許慎（公元30？-124年？待考）之手，但與他的其他著述一樣下落不明了。今天能看到的【說文】經過歷代“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的校正、增改已經與時俱進、幾乎面目全非了。我們很難斷定其註解是否還是東漢時代許慎的原意，只能“猜”。根據所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根據職業的起源，“術士”在遠古的原型應該是從事喪葬儀式的專職人員，之後衍生出算命先生或說占卜師之類。我們至今還能找到這種保留完好的“活化石”。由此再演變成具有現代意義的“讀書人”，應該又經歷了文字誕生和形成的漫長歷史，以及“四書五經”成為“書”的主流的過程。這一過程也表明了儒道本是一家，或說儒生於道。不過這倒符合世界文明起源於神話的通說。“柔”應該是職業特徵，或從事該職業的人員的必備素質。根據【說文】，“柔：木曲直也”，給想象留下了廣闊的天地：可曲可直，左右逢源，但不能“寧折不彎”，又演變為“好死不如賴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等傳統觀念。用作動詞：使其柔軟，調和、中庸、和稀泥……等等。兩千多年來，所有的“儒生”都在著書立說試圖抹殺或美化那個不怎麼光彩的出身，使其儘可能冠冕堂皇一些……順便提一句：好的詞典可以用詞典里的詞彙解釋任何一個詞典里的詞彙，它像一個循環着血液的生命體；但是【說文】不具備這種特徵，你想追究下去，必將走進死胡同。不信你就試試……

  龐大的“中國學問”是一個圈套，正如“第二十二條軍規”。在你了解它之前，你當然無法對它進行判斷；但是當你終於全“搞懂”了，很有可能已經垂垂老矣、麻痹得失去了判斷能力，就像吸了海洛因，特別是對還沒搞懂何謂哲學的人而言。順便說一句，如果作品真是生命、也有智商的話，【第二十二條軍規】堪稱高智商的傑作，但是卻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筆者並非以諾貝爾文學獎作為判斷文學價值的標準，而是惋惜文學評獎委員會又錯失了一次證明自己眼力的良機！那些“正統”的老學究們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來判斷，說他們不懂文學也許有些過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實在理解不了什麼是“文學精神”！

   什麼是“中國學問”？

 舉個例子。前面已經提到古代漢語的缺陷，即其文字無法作為“科學語言”，因為只可意會（想象），不可言傳（定義）。更糟糕的是：無法斷句！而斷句是理解的條件。你可以說古人愚蠢，在創造了文字的同時卻沒有想到創造標點符號；你也可以說古人聰明，讓後人隨便斷句，以便總能找到一種冠冕堂皇的說法。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這樣的典範。短短十個字，至少有五種讀法，像是玩兒遊戲：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何斷句？立場決定觀點，觀點決定解釋，即屁股決定腦袋；而不是反之。這與科學的解讀方法相反，卻很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所謂“唯我獨尊”。不過，智商居於中等以上的人都能看到：斷句不同，但本質一樣。不管“民”與“之”被如何定義，孔子所言無非是一種馭民之術。如果承認整體賦予部分以意義，你根據孔子的“社會結構圖”大致可以推查他的句號逗號，儘管這推查畢竟是推查，是否孔子的本意還是有待商榷。因為孔子沒有給概念以定義的習慣，所以其所謂的“理論”只能停留在“忽悠”的水平。 

    日本（當然不單日本）有個現象，對應的詞彙是“ゴミ屋敷”，翻譯成中文：“垃圾住宅”。一條潔淨的小街或是什麼地方，有一軒住宅，房主完全是出於“天生的興趣”——一種病態心理——專門保留一切毫無價值、也就是說純粹意義上的垃圾，數十年如一日，以致於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只好睡在垃圾堆上。臭氣四處飄散，周圍苦不堪言。據說這也是在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範圍之內。幸好具有這種病態性格的人並不多見。你想干涉他麼？他受法律保護，並且運走如此大量的垃圾需要一筆昂貴的費用。這一現象頗似“中國學問”，統治者當然不但不會出面，反而樂此不疲，不添亂就已經很不錯了；而“財大氣粗”如胡適那樣想到“整理國故”的中國人又實在絕無僅有。形象地說，“中國學問”就像一塊粘鼠板，你一旦粘上，越是想要逃離，就被粘得越牢。所有的歪理邪說都不經反思和整理，反而冠以“思想”、甚至“哲學”的頭銜保存下來，以備不時之需。五千年的文化垃圾堆放在那兒，占據着中國人思想和生存的空間……它不但不能使你聰明，反而只能使你愚蠢或者狡詐。

  漢—清。

  董仲舒（前179-104年，西漢）的“學說”就是這樣的文化垃圾，他甚至給孔子的學說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或說為孔子的學說找來了“神學（源自“易”的陰陽五行說）”的根據，這是一步災難性的倒退，從此率領中國人走上了迷信的歧路。他的“罷黜百家”、“大一統”、“天人感應”、“前德而後刑”……無不是為了徹底消滅哲學精神，居然有中國人稱之為“哲學家”！以此類推，連算命先生也應該排在哲學家之列……

  據說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力僅次於孔子的是朱熹（1130-1200年，南宋）。先抄錄一段文字：“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您猜猜，這是誰說的？如果您尚且不知，那麼一定會說：“這他媽的是哪個混賬說的！滿嘴噴糞！”還別生氣，這就是朱熹說的！還不是隨便兒說說，而是給皇上的奏摺！明碼兒地暗示皇上：我就是您的一條狗！短短的一段文字正是朱熹的精準素描，也是孔子代表的儒家的精髓！就是這麼一個人，你還指望他能追求真理？如果他有“理”，也是歪理，他的理越是完善，社會就越是黑暗！就是這麼一個人，居然左右了元、明、清的科舉和政治！就是這麼一個人還被後人尊稱為“朱子”！可想而知，中國人有多麼愚昧，或者說，統治者多麼能忽悠！

    反覆強調並不為過：在討論與善相關的倫理、道德、法律的時候，前提是理解“平等”這一概念，因為平等是倫理、道德、法律的基礎。這樣說是根據真理必須具備普遍性這一哲學命題。可以說：平等是最高的道德；而不以平等為前提的道德和法律都是違背道德和法律精神的，或說不道德的、違法的、虛偽的，用漢語中的日常用語說：“忽悠”、“唬傻屄”或“傻屄唬傻屄”（因為實在找不到更恰當的詞彙……請勿對號入座）。由於中國自古以來就缺少哲學教養，所以“忽悠”成了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之一。有些人還把朱熹捧成“哲學家”，你們懂哲學麼？朱熹連最起碼的哲學素養都沒有！先不說朱熹根據儒家的習慣或說成見，把社會和人分成三六九等，這大概便是他的“天理（宗教語言）”使然；就說他的“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 沒有概念的界說，沒有邏輯的推理，就這麼武斷！據說他的“性善說”源自孟子，不久還被某人（待考）編成教科書【三字經】，開篇“人之初，性本善。”……首先，“善”是一個判斷，或說一個後天的價值判斷，這是朱熹們做夢都想不到的。要弄懂這個簡單的道理，中國人需要幾千年，甚至也許會更久！

  然而“欲”卻是先天的。朱熹顛倒次序，就是要為國民徹底實施閹割手術。“存天理，滅人慾”就是他的理論綱領。朱熹的理論如果可以叫做“哲學”，那麼他的“哲學”從第一步就走上了反哲學的歧路。“天理”這個詞兒如果可以叫做“概念”，那麼與其說它是哲學概念，不如說是神學概念、宗教概念。人是欲望的集合體，欲望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惡。就如求知慾所掌握的知既可以是真理，也可以是謬論。朱熹的知識因為從第一步就走上了歧途，不管他如何求證，他的知識只能是偽知識，其結果是：他的做人也只能做到偽君子的程度。不過他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升官發財的光輝榜樣。

  順便插幾句。“理學”的先行者據說是周敦頤（1017-1073年，北宋），他把儒法道融為一體：用道家的思維方式為儒家尋求支撐，並輔之以法家的觀念。沒什麼新花樣兒，當然，更沒什么正經的哲學語言。不過，必須提到：如果沒有他，也許“哲學”這個中國詞彙就會以另一種面貌出現了。因為“哲學”一詞來自日本幕府末年啟蒙思想家西周，據說他在翻譯希臘文的“愛智”時，參考了周敦頤【通書】中的“士希賢”一句，因而創造了“希賢學”，進而“希哲學”，最後定着為“哲學”。也正是這個周敦頤，授業二程，弟弟程頤又啟蒙了朱熹，成就了“新儒學”的理學學派；哥哥程顥與心學學派的創始者陸九淵又有着幾分類似，乃至引起200多年後明代王陽明的關注。陸九淵確是個神童，據說十三歲便對心學的精神有了“頓悟”，因而朝着哲學邁出了果敢的一步。個性如此鮮明，即使受到了誰的影響，這影響也不可能左右他固有的信念。之所以不能成為正統，這當然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有關。

  上述日本那種不土不洋，或說“東西結合”的現象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西周正是處於日本新舊交替時期的關鍵人物之一。西周出身於儒學，而後留學歐洲卻成為儒學的批判者。明治維新以前，儒學、理學在日本有很大的影響，具有“漢學”修養就像姑娘挎着LV的皮包一樣榮耀。那時的日本有點兒中國的粉絲的味道，中國什麼都好。日本的突然改變與列強施壓和幕末的這批留學生有很大關係，他們大開眼界，就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他們發現不但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治學，而且還可以用科學的方法治國，以代替被中國人吹得天花亂墜卻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宋明理學乃至儒家思想。“新國語”的出現也正是抵禦漢字的結果。我甚至懷疑：這種“受了騙”的感覺，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看，是否也是日本進行報復、發動甲午海戰的心理要素之一呢？可惜，似乎沒有關於這方面的分析文章可供參考。

  前面提到漢字的各種缺陷，這裡再涉及一點，比方英語，你只要會讀二十幾個字母，因為讀寫相關，即使你是個英國“文盲”，只要會說話，也會八九不離十地看懂報紙。但是漢語卻不行，漢字的讀音和字形毫無關聯，你必須經過一個較為漫長的學習過程，一個一個地把漢字和它的讀音聯繫起來，才能由淺入深地看懂文章。這是一個門檻兒，專為底層勞動人民設置，為了統治階層更便於忽悠。當然，這也是中國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文盲過多的原因之一。說來慚愧，我這個所謂世界名牌兒的課程博士還時不時遇到讀錯了，甚至讀不出來的漢字！

  日本也經歷了這樣的困惑。明治時代，隨着西洋文化的發現，“國語”改良登上了議事日程。一種觀點認為應該用外語代替日語；另一種主張從日語中取締漢字，因為假名本就是表音符號。其中，西周的文章題目就是【論用洋字代替國語】。在他之前，較為著名的說法屬於文部大臣森有禮：不用歐洲的某種語言代替日語就不可能跟上先進國的步伐。日本最後似乎是採用了福澤諭吉較為折中的“漢字節減論”：去掉複雜的漢字，兩三千漢字足夠……這本書就只用了約兩千漢字，不覺得有什麼不便……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說，日本雖然在創造才能上難比歐美，但是在知錯就改上卻值得尊敬。這也是中日之間的一大差別，我國一般是將錯就錯、一錯到底……

  插話有點兒長了，話說回來。據說諸子之中有一個叫“告子”的（查無實據），認為人性無善惡，就像水，可以向東，也可以向西。這還有點兒靠譜，有點兒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說法。但所有這些都是用比喻或象徵的手法來表達的，沒有概念的界定和邏輯的推理留存下來讓我們借鑑。根據朱熹的理論，我們是否可以說：貓之初，性本惡；狗之初，性本善；狼之初……牛……呢？你也許會說：貓不是人！但是“天理”為什麼不降臨在貓的身上呢？說到底，這個“天理”也是他朱熹的臆造。這可不是矯情，而是做學問的基本態度。

  孔融讓梨的故事之所以家喻戶曉是因為像孔融這樣“天生”就“善”的孩子就像“董存瑞黃繼光”一樣十分稀少。朱熹既然“格物致知”，那麼他應該能從這個簡單的故事中領悟點兒什麼。但是很遺憾！西方的很多心理學家都是藉助對兒童的觀察而發現了心理學的一些原理，或試圖從“個體發生”中尋求“種系發生”的一些規律，但是這些最基本的科學觀念在朱熹那裡卻無跡可求。

  據說與“性善論”相對抗的“性惡論”的代表人物是荀子，並且人性善還是惡居然在中國爭論了上千年，不是有人在忽悠，就是智商實在有待開發！如果換一種說法，說“自私是動物的生存本能，因而也是人的生存本能”，或許還有些靠譜。但是自私卻可以導向不同的結果，既可以導向獨裁，也可以導向民主，即保障所有人“自私”的平等權利。說到這兒，忍不住插兩句。目前有個“法輪功”，和“新儒家”一樣，也是張口中華文明五千年，閉口“三字經”。我真是搞不明白，如果他們受迫害屬實，那麼他們怎麼還能相信上千年來維護統治的理論支柱呢？還有那個“真善忍”，不倫不類，說是對真理的歪曲，他們又會跳腳！無論哲學還是宗教，“忍”都是“善”的從屬概念，是“善”的手段之一。作為綱領，這是難以饒恕的概念和邏輯上的混亂！“忽悠”有諸多技巧，前面提到的混淆種概念和屬概念就是其中之一。這和如今從者眾多的“爆料大王”郭文貴的“郭七條”一樣，自相矛盾！一個沒有哲學的民族不可能有共同語言，因為他們沒有抽象思維憑藉的工具！這就是中國的悲哀！這不是打倒了誰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如何使哪怕1%、甚至萬分之一的中國人具有理性思維能力的問題……

  如果把中國思想比作起伏的山丘，進而把春秋戰國時期比作一個顯著的突起，那麼明代便是另一個。這個突起的頂端站着王陽明。雖說他整體上也是個儒家人物，但是他提出的兩個命題卻是純粹的哲學命題：“心外無物”和“知行合一”！而這兩個命題又有着所謂“一元論”的堅實基礎。

  但是，這裡仍然有概念的科學性問題。王陽明的“心”應該也是上承孟子的“心”。根據孟子的文脈，他的“心之官”應該是指現代漢語的“心臟”。古代西方固然也有以“心”為精神的容器的提法，但其“精神”還是偏於感性。提起這一點不是想譴責孟子的迷信流傳久遠，而是因為我們馬上就會看到概念的精確程度及系統性與哲思的深度、廣度有着直接的關係。

  “心外無物”！中國如果有哲學，那麼“心外無物”就是其中最為哲學的命題！其要旨在於“心”即是“物”，“物”即是“心”，心物一體。也因此，王陽明還被冠之以“主觀唯心主義”的高帽兒。本文無意逐一深入哲學的所有基本觀念，但是這裡似乎應該指出：所謂“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還有“一元論”、“二元論”等等都是出於某種目的、或由於無知而“創造”或說“捏造”出來的“偽概念”，就像“地富反壞右”那樣的“高帽”。這樣說是因為這些詞兒都是出於同一種簡單化、格式化的思維方式。

  進入二十世紀，哲學家們才清醒地認識到了一個其實十分簡單的問題，或者這麼說：才改變了看待問題的視角：沒有人，世界無法想象；不被人認識的世界更是無從談起。要想解答“人是什麼？”、“世界是什麼？”等問題，需要一個“第三者”。只有這個“第三者”才能使對立的兩級“統一”起來。把人與世界聯繫起來的紐帶是“認識”。認識的結果是“知識”，正是這個知識才構成了人類的“文化”！因而“文化哲學”應運而生。因為“世界是什麼？”是人的提問，因此更合理的說法應該是“我們知道或不知道的世界是什麼？”說的好像有點兒簡單，而實際上就這麼簡單。哲學還相當年輕！

  又忍不住插幾句：記不得在哪兒看到一篇國人的文章，說正如尼采所說“上帝已死”一樣，哲學也死了！身為智商鑑定所所長，我的職業道德是絕不歧視智商欠缺的同志，有可能的話只是建議他們從事一些能夠對智商開發有益的事情。但是這並不是說我應該對他們的愚蠢想法視而不見。說“哲學已死”與說“數學已死”或者“醫學已死”一樣荒謬（且不去追究其動機）。哲學也會彷徨，甚至止步不前，但是決不會消亡。歐洲哲學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不但沒有消亡，反而煥發了青春；在中國，哲學更像是一個柔弱的胎兒遇上了難產。但是只要精神還存在，或說人類還在思考，哲學就必然存在，哪怕生存條件再惡劣。據說霍金也持有上述這種觀點。在【大設計】開篇就提出了“哲學已死”。這說明霍金確實沒認真讀過什么正經的哲學著作。因為他畢生的追求證明他和柏克萊同屬一類，不同的只是“存在即是被感知”與“存在即是被推理”之間的不同，一個強調感性，一個側重理性。因此，他才會說：“因為沒有一個理論，宇宙就會消失。”不過，霍金卻像其他一些科學家一樣用自己的理論證明了尼采的“上帝已死”。

   說到霍金，不妨多說兩句。霍金之所以沒有得到諾貝爾獎，原因似乎是他的理論目前尚且無法證實，畢竟屬於一個“猜想”。根據目前科學的進展速度，證實霍金理論的正確與否，樂觀地說至少50年，甚至200年，也許永遠也無法得到證實，因為，例如根據康德的觀點，它進入了“不可知”，或說“信仰”的領域，可以說是對“物自體”發起了挑戰。這或許正是霍金的偉大之處，他沿着科學發展的方向，由“慣性”的推動，企圖超越“科學”。不過他對哲學的認識卻是極端片面的。在同一本【大設計】中他認為：“從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家長期以來爭議實在的性質。經典科學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存在一個真實的外部世界，其性質是確定的，並與感知它們的觀察者無關。根據經典科學，某些物體存在並擁有諸如速率和質量等物理性質，它們具有明確定義的值。在這種觀點裡，我們理論是試圖去描述那些物體及其性質，並且將我們的測量和感覺與之對應。無論是觀察者還是觀察對象都是具有客觀存在的世界的部分，它們之間任何區別都是無意義的。……在哲學中，這一信仰稱為現實主義。”首先，科學觀並不等同於哲學觀，而後者卻涵蓋前者。其次，因而科學的“現實主義”在哲學領域只能換算為哲學的一個觀點，即所謂的“唯物主義”（“現實主義”用在文學藝術領域更為恰當）。如果霍金了解柏克萊、叔本華……特別是作為科學家的哲學家馬赫的話，他一定會修改自己的看法，特別是馬赫，他被認為是愛因斯坦的先驅。這些人都早於他對“物自體”發起了攻擊。

  當然，“文化哲學”的誕生必須以文化的歷史發展到一定程度為前提；還有就是，引導哲學進入“文化哲學”的先驅，例如康德。是他，終其一生都在研究什麼是“認識”。文化哲學把“唯物主義”、“唯心主義”、“一元論”、“二元論”這些概念像破鞋一樣扔進了垃圾箱。當然這並不妨礙某些“馬克思主義者”依然穿着破鞋在那裡炫耀……

  在先驅者里最可愛的應該是貝克萊，他提出“存在即是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的時候康德好像還沒降生。多麼簡約、美麗的表述！他首次以謙虛、近乎謙卑的態度指出了人類認識的可能性及其有限性……然而那些頭腦簡單的唯物主義者卻嚴厲地指責他：“你死了，地球難道就不存在了嗎？就像我們質問外國人：“你去過中國嗎？你了解……”

  不可否認，“存在即是被感知”這句名言在給柏克萊帶來了榮譽的同時也帶來了“惡名”，有點兒“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味道。在“唯物主義者”面前有一道坎兒，他們永遠也邁不過這道坎兒。我甚至覺得這是智商所致。連狗都“知道”吃飽了不餓，柏克萊當然不會認為他吃的麵包只是一個“觀念”。用他的話來說，“我並不否認我們憑感官或思考所能了解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這一點，我絲毫也不懷疑。我所不承認為存在的唯一東西，只是哲學家所說的物質或有形的實體。”（【人類知識原理】）就是說，他反對的是被唯物論者從現象世界割裂開來的、或說支撐着現象世界的所謂“實體”或“本體”（用康德的概念“物自體”）。

  對柏克萊的指責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方面，唯物論者無論如何也理解不了世界是因為被人類感知而存在。其實道理很簡單，但是被那些“假內行”弄複雜了……可以把問題簡化到不能再簡化的地步，為了便於同學們理解。養過狗的同學大概知道狗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不是相同的世界，儘管星星還是那個星星，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你根據什麼來肯定你的世界就比狗的世界更接近那個所謂客觀存在的世界呢？感覺有限的人不是常常要依靠狗的感覺嗎？據說蜉蝣朝生暮死，你怎麼讓它理解春夏秋冬呢？人的狀況類似蜉蝣，當然比蜉蝣強點兒：一是活的長點兒，一是藉助文字及文化的傳承不斷接近“世界”，不必從頭兒再來一遍。對於蜉蝣，春夏秋冬是個神話，對於人來說，“世界”也是個神話。這就是康德把“物自體”歸於信仰的原因。所謂“宇宙”也是如此，充其量是人類想象的結果，就像神話，比如【西遊記】。人們相信科學能逐漸接近世界的真相，但是科學的根據在哪裡？有的同學相信“唯物主義”，說自然規律就存在於自然之中，這是唯物主義者最根本的信條！實際上這是一句廢話，就像說黃金就存在於大自然之中一樣。那跟你有什麼關係？前文說到“儒家”、“法家”都是一種“單弦兒”思維，“唯物”、“唯心”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唯物者最唯心，唯心者最唯物”的道理。當然這裡的“概念”已經是被曲解之後的概念。問題是如何發現金礦。在這個問題上，“唯物主義者”毫無建樹！是康德首先全面地解析了尋找金礦的方法：認識是否有可能接近真理，如何接近真理！大談未經科學認識處理過的、即“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謂“客觀世界”就像大談“上帝”，那是一種宗教！

  被稱作“新康德派”、也是文化哲學的代表人物卡西爾對認識的“材料”——世界的解釋也饒有興味：“我們叫做知覺的’材料’的東西不是一定的‘印象的總計’，不是處於藝術、神話、理論的直觀底部的一個具體的基體。毋寧說它仿佛只是一根線，各種各樣的形成方式交錯於其中的一根線。”（參見筆者的[概念說：卡西爾哲學的出發點]【文史哲】1997/6 P77-78）一根線！有的同志一定會好奇地問:“世界怎麼會變成一根線了呢？”……如果我們想到“現象”和“本體”、“現世”和“天堂”……的區別，我們或許能夠有所領悟：這根線可以是咒符、可以是神諭、可以是藝術作品、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幾何圖形、可以是路線……這根線是一個“希望”，是啟發人類創造精神的前提。

  另一種指責針對“感知”的定義。文化哲學的誕生有助於我們更便捷地理解這一指責的含義。柏克萊反對“抽象”，因而對“語言”、“科學”的作用也抱着懷疑的態度。這是時代和宗教信仰造成的局限。貝克萊是位“聖職者”，為了反對唯物論導致的無神論，不但需要否定認識（作為唯物論基石的）物質的可能性，甚至需要否認物質的實在性。因而他認為：事物之所以存在都是因為它是作為觀念而被知覺的，這就是他的名言：esse est percipi的由來。進一步，否定了物質的實在性的同時也就否定了物質的因果等關係，但是認識所依靠的因果關係由何而來？結論是：只能是來源於造物主神。貝克萊的理論可以導向兩個針鋒相對的結果：宗教和科學。如果否定了神的存在，那麼因果關係的發明者只能是人！ 

   我們已知道，人類認識世界有多種形式：神話，宗教、語言、藝術、科學……（感性的和理性的、信仰的和想象的……）這也是精神發展的歷史進程所造成的。但是，柏克萊的“感知”卻局限於感性世界，而理性世界，也即他所謂的“精神和靈魂”的世界卻被劃歸於宗教信仰的世界。在他看來，精神之所以能夠把世界看做一個有機的整體是上帝的造化或安排。換言之，感官之所以能夠產出觀念是由於精神的作用，如果說感官有實體支撐，那麼這個實體就是精神，而精神正是上帝的造物。如果說“上帝造人”，那麼需要感謝上帝的唯一一個理由就是上帝賦予了人類以“意志”，這個意志體現為“創造”。這其實是一個悖論，因為人類的歷史正表現為一個進化的過程。從肉體上看，人跑得越來越快、跳得越來越高……；從精神層面，上帝並沒有賦予人類共同的現成語言。是人類創造了語言，這個語言隨着精神的提高而進化：概念和邏輯正是語言進化的結果。數學、化學、物理學、醫學、哲學、美學、倫理學……的概念和邏輯在不斷地被豐富和儘可能地完善以造福人類。人們祈求上帝寬恕自己的罪行，我卻不能寬恕上帝的玩忽職守：上帝造人之初為什麼不把人類設計得更為完善？語言是思想的工具，正如我們只能用腳走路、用手吃飯一樣。你可以說這是一種局限，即使持這種認識的貝克萊、伯格森也只能用語言來表述自己的思想。人類能夠從事的唯有使語言更加完善。這大概就是所謂“宿命”吧。

  隨着精神的發展，或說隨着科學的發展，人類抽象思維的能力也在發展。反過來說也可以，兩者是相輔相成、或說一體的。這也是柏克萊所萬萬沒有想到的。了解了柏克萊（1685-1753）“感知”再來認識王陽明（1472-1529）的“心外無物”就容易多了。俗話說“請佛容易送佛難”，當人類創造了“一分為二”這個詞彙和觀念，再想“合二而一”就麻煩了。在為“合二而一”而奮鬥的勇士之中，王陽明和柏克萊從事着同樣的工作，雖然表述各異：一個是：存在即是被感知；一個是“心外無物”。他們都在大膽宣稱：沒有二，只有一！

  值得驕傲的是王陽明比柏克萊早生200年！這也就是我說中國如果還有一位哲學家，那應該就是王陽明的原因！遺憾的是，比起柏克萊的哲學語言，王陽明的更為稀缺。通過柏克萊的著作，我們至少可以定義他的“感知”，但是王陽明的“心”卻更類似於日常用語中的一個泛泛的概念。不過即便如此，他還是明示了一個重要的哲學課題：“心”“物”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強調“心”還是“物”決定了哲學的生與死。當然，這裡的比較是用廣角鏡，即把我們要追查的對象放在世界（空間）的哲學史（時間）中來觀察，這種觀察方法在有着“國家哲學”的中國是不可能存在的。假設，我是說假設：換一個歷史環境，王陽明很可能是開始中國哲學旅程的領路人，但是遺憾的是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我們發現“心外無物”與“存在即是被感知”仿佛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但是當你聚焦概念就會發現其中的差異。首先，我們來看王陽明的“心”。插一句：仿佛是個幽默，眼下就有一個證明“存在即是被感知”的例子：中國所謂哲學家的“心”和外國哲學家的“心”是不一樣的！橫向看，例如在康德看來，“心”，他更習慣用“認識”、“精神”、“思維”這樣的概念，應該分為“真”“善”“美”三個組成部分或說認識形式，而“真”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認為美、善的“本質”就是真。而中國儒家的“心”似乎只有一個部分，就是“善”。就連陽明也未能倖免，他認為：”至善是心之本體”，”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又曰：“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 而且，儒家的這個所謂的“善”又缺乏“真”的根據，自始至終由缺乏平等、公義的偽道德所構成。

    就說“美”吧，我們的古人似乎一直就沒有搞懂“美”是什麼？根據【說文】：“羊大則美”。因為“美，甘也。【說文】”如果你想從【說文】中找出“甘”的解釋，那麼“甘，美也。”說好聽點兒，這是“循環論證”，說難聽點兒，就是跟你玩兒兜圈子。“甘”屬於味覺、生理感官、生理欲望的對象，正如“食不甘味”所云，它和聽覺、視覺等心理感官、心理欲求的對象有着性質上的區別。如果你說“中國人一般認為美就是好吃”，中國人或許會不同意，但是文字的起源、字典都證明你說的是“真”的。【說文】補充道：“羊在六畜，主給膳也。”與牛馬不同，羊不會勞動，只能是食物的來源。大概是因此，【說文】認為“美與善同意。”大概也是因此，才有“民以食為天”的觀念，“吃飽了不餓”就是“善”。因為“善”字也由“羊”字組成：“譱”，“與義美同意【說文】”，與“膳”同源。“就知道吃”是一句罵人的話，但是在中國文字乃至文化中，它卻道出了事實：美是偽“善”的外包裝！順便提一句：【說文】中“善”與“譱”同在，什麼關係？不得而知。

    觀念或說概念“真”的經歷更慘，甚至至今都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根據【說文】：真，“仙人變形而登天也。”屬道家系統，類似“真人”。而儒家乾脆以“誠”取代“真”的討論。但無論“誠實”、“誠信”、“忠誠”、“真誠”都屬於道德領域，更何談自然科學。現在的“真理”一詞本是佛家用語，“出口（日本）轉內銷”之後才有了近代哲學上的意味……

  從縱向看，“善”的根據是什麼？在朱熹那裡是“天理”，前面已經提到：“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理”本應是“真”，或說認識論、知識論的課題，但是在中國古代“思想家”那裡，卻成了無源之水，即使在自然科學領域，和“八卦”也沒什麼區別。因此，朱子曰：“物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可謂孔子真傳。和朱熹一樣，王陽明也有“性本善”這樣的儒家觀念，由於“動於欲，蔽於私”，於是“一體之仁亡矣”。這也是本末倒置的說法。王陽明的偉大在於心內求理，這是中國認識論歷史上的質變；然而他的天分也沒有使他更進一步地超越時代的局限：他的“理”仍然是“天理”，不但是先天的，而且局限於“仁”：如果他真的認為“心”是世界萬物的主宰、造物主，那麼“仁”無非也是人的造物。王陽明的思想也有兩個針鋒相對的導向：一個是回歸儒家，一個是徹底否定儒家。如果我心是一切的主宰，那麼等級社會也只是人的觀念所致，而不是“皇權神授”。這將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討論王陽明最核心的問題是關注他理論體系中的矛盾，據說晚年的王陽明立下“四字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提出“心”本無善惡，而“良知”是後天的價值判斷，這個價值判斷才是“行”的原因，才使“格物”得以實現，因而才有“知行合一”。

    一方面，他提出“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這應該導向“我的靈明”才是價值判斷的主體，因而“仁”也應該是後天價值判斷的結果。按照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去，王陽明很可能成為世界級的哲學家。但是另一方面，他就此而止，卻把“仁”歸為先天的“理”。這大概是因為他不得不遵守儒家的基本原則之故吧。一方面，他認為“無善無噁心之體”，另一方面，他又聲言“至善是心之本體”。這或許是王陽明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聽眾所言，但是在他的著述中，我們很難找到他對這兩種表述之間的邏輯關係有過系統的討論。

  與朱熹同時的陸九淵（1139-1193）的“理”雖然和朱熹的並沒有什麼大的區別，雖然也沒有超脫儒家先天的“天理”（“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妝點。”）、沒有意識到“理”也是人的造物；但是“心即理”已經有了強調“心”的主體性、能動性一面。“明心見性”本是佛教用語，其“心”卻被陸九淵點化為包羅萬象的主宰。在朱熹那裡，“理”是外在於“心”的，用現代說法：類似老子的“道”，或所謂的“客觀真理”；但是在陸九淵這裡，“心即理”，“理”是內在於“心”的，類似所謂的“主觀真理”。都是先天之理，但是他把外在的“性即理”轉化為內在的“心即理”，這是陸九淵的最大功績。就此意義似乎可以說，陸九淵與柏克萊在思想脈絡上有着“血緣”的關係，根本區別在於：極具個性的“吾心”與普遍的“感知”、儒家之理和上帝之理。他在《雜說》中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就是說為時間和空間所構成的世界萬物就是“宇宙”。“吾心”合成“悟”字，頗具佛教色彩。根據【說文】：“悟”：覺也；“覺”：窹也；“窹”：寐覺而有信（一說：覺而有言）……總之，有點兒一覺醒來大徹大悟的味道，可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問題是“吾心”如何具有普遍意義？即作為個體的“吾”如何被證明是普遍的人性，因為真理應該具有普遍性，這也是哲學所要求的“辯”，屬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插一句，佛教一般認為“唯物論”尚未進入“明心見性”的最初階段，即尚未開竅、基本屬於愚痴；而“唯心論”才算是進入了“頓悟”、即“立地成佛”的境地。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針對神秀的“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後來的六祖惠能認為“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兩種觀點的本質區別即是唯物、執着於物與唯心、執着於心的區別。今人不敢就此深究，除了對哲學不甚了了，更主要的是怕給佛教招來更大的麻煩。然而就此意義來說，佛教確是促進了漢代以後中國人思維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

   儘管陸九淵沒有像柏克萊那樣對自己的理論根據展開論證，但卻明確了：“心”是宇宙的主體，開啟了一條指向精神世界、理在心中，求理於心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王陽明比陸九淵走得更遠。一方面，前者的“心”比後者的更為具體：先生游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王陽明的“心”更接近哲學用語“意識”，很容易使人聯想到伯格森的意識流（“意識的綿延”）和有“明暗”（開啟和遮蔽）觀念的海德格以及他的名句：“存在並不存在（Das Sein ist nicht）。”

在西方哲學裡，“在”和“有”有着嚴格的區別，這關繫到是否與主體有關及其理論的性質，因此還誕生了不少哲學家和流派。但是在古漢語裡，你很難發現古人有區分兩者的意識。王陽明的“心”與貝克萊的“感知”十分類似：“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宇宙中所含的一切物體，在人心靈以外都無獨立的存在，它們的存在就在於其為人心靈所感知。”兩者都強調主體，區別在於“意識”的主體是個人意義上的“我”，而“感知”的主體是普遍意義上的人。這也就是為什麼說前者的認識有着濃厚的佛教色彩，而後者卻被歸為純粹的哲學。與佛教側重個人修煉的“悟”相比，哲學更追求普遍的“真”。指出區別並沒有厚此薄彼的意思，兩者都有積極意義。

  經過“致良知”的“心”變成了“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地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 這是中國文字中最偉大的一段，為中國人行將泯滅的精神能動性注入了一絲生命力。有意思的是：比較陽明的“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和費爾巴哈的上帝不過是內在的理念向外在的投射，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上帝，就會發現它們的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後者被定性為唯物主義，而前者卻被戴上了唯心主義的高帽兒，足見這種“馬克思主義”的區分多麼武斷、不科學！

  王陽明應該能夠更進一步：“我的靈明便是皇權的主宰！”估計他也許認識到了，只是不能說，或不敢說，因為他畢竟隸屬儒家。他轉彎抹角說：“‘惟天下之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眾人不能，只是個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只要“致良知”，人人可以為“聖人”。

    王陽明的“心學”是一個矛盾的體系：一方面是傳統的儒家思想，而另一方面是能動的創造精神。按照邏輯，後者應該能夠顛覆前者，但是好像陽明沒有這個意思。遺憾的是，後者的影響力還十分微弱。我們在泰州學派頗有“平等”觀念的“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滿街都是聖人”，“人人君子”，“堯舜與途人一，聖人與凡人一”等言論中還可以找到後者的延續。當然，這在中國思想史也屬於“異端”。

    王陽明“心外無物”的必然結果就是“知行合一”。因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這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偉大的貢獻。脈絡清晰，切中要害！就是說，中國人之所以言行不一是由於沒有一個科學的哲學觀念，或因為“國家哲學”與“善”互相矛盾。在王陽明那裡，“知”就是“行”，反之，“行”就是“知”。就是說：只有在行為中表現出來的認知才是真正的“知”，同樣，只有自覺的認知（不是教條）的意志才能體現為“行”。比如：我黨的官員不接受賄賂是出於自覺，還是由於“黨紀”，這是兩碼事兒。當然，陽明是否用一套科學的哲學概念來證明他的論點，這是另一個問題。陽明沒有認識到：“知行合一”之所以是“心外無物”的必然結果是因為他的“理”純屬“善”的領域，“知行合一”與其說是認識問題，不如說屬於道德領域，即“實踐理性”的問題，是“行”的問題，因為“知”如果最終不表現、或說、落實在“行”，那麼這個“知”便不是“真知”、“良知”。正所謂“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或孔子所言：“巧言令色,鮮矣仁。”這是“知、情、意”中“知、情”和“意”的關係問題，前者屬於哲學、美學；後者屬於倫理學或說道德哲學。這也是人格統一的問題。就是說：好像知道什麼是真理卻反其道而行之，知道什麼是美卻以丑為美，這樣的人就是“偽君子”或“人格分裂”，後者在精神分析學中屬於一種精神疾病：精神分裂，輕者的表現為“憂鬱症”或稱“抑鬱症”。其病因是由於受到外界或“超我”的強大壓力而使精神和意志受到壓抑，甚至逐漸減弱、最終喪失了思考和行為的能力，而患者時時處於矛盾的心理以至痛苦之中。下面提到的王國維與他的投湖自盡就是一例，可作參考。為了逃避精神分裂，中國人自古就自行閹割了思考和行為的能力，如果有“知”，他們的“知”也像圖書館裡書架上的圖書，只用來觀覽。更不用說在中國的圖書館，統治者自古以來就有意無意地用歪理代替了知識。

  在目前的西方，由社會制度導致壓抑、精神病變並非一個普遍問題，因為一般情況下不需要撒謊和偽裝，來自現實或超我的壓抑不會難以勝任地強大，除非某人處於某種特定的環境之中，例如家庭、愛情、工作……而此人又生性懦弱。在西方“知行合一”屬於常識範疇，因為誠實是做人的基本條件。但是在中國這卻是一個普遍而又嚴重、甚至無解的問題。在中國，從古至今、從上到下，你很難找出幾個真正能夠“知行合一”的人，王陽明或許算作一個，儘管他的“知”也不那麼徹底。還有下面談及的李贄……魯迅對造成這種“中國現象”的因果早有描述，儘管是通過小說。他說中國的史書裡寫的儘是仁義道德，但是仔細看，字裡行間卻掩藏着“吃人”（【狂人日記】）。這仁義道德本是無本之木，建立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之上，無法作為行動的準則，只能作為信仰的教條。這是“偽君子”如朱熹之流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原因之一。我們甚至無法得知朱熹是否真的相信他所說的那些“天理”，還是迫於社會的制約。這就像我們無法分辨主席，不管是毛主席還是習主席，是否相信他們所說的那一套一樣。據說習主席對西方名著如數家珍，但是他所主張的路線方針卻與之背道而馳。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也大都屬於此類。他們說一套做一套，嘴上口口聲聲追求真理，行動卻顯示他們在強姦真理。當然更多的是連真理是怎麼一回事兒都搞不清楚。這種習慣性動作甚至表現在國際事務當中，例如好不容易加入了WTO，卻機靈地逃避幾乎一切應盡的責任，殊不知這責任或說契約也是真理的一種表現，儘管有着強制的的一面。

  我要是習主席的朋友一定會告訴他不要宣傳王陽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就像“照妖鏡”：看你的行為就知道你在想什麼。我也會叮囑習主席不要在很多外國人面前背書單兒。那些書無不是主張平等、博愛、自由、民主、法治……的外國經典，如果你想證明你知道這些道理，但是又看不出你領導的中國有走這條路的跡象，這不是在表明你並沒有看懂麼？如果是這樣，那不成了單純的好虛榮麼？這比沒什麼文化還要糟糕。難道還有這種可能：當着外國人的面兒羞辱他們，告訴他們這些書都是垃圾？似乎不像……並且王陽明的“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很容易導向對統治合法性的懷疑。他的嫡傳泰州學派就是例子。如果大家都認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你還怎麼領導？按照最簡單的邏輯，要想鞏固政權，要想黨天下、家天下，最好不要吹捧王陽明，因為他的思想里有顛覆政權的要素。

   “維基百科”的“日本陽明學”詞條說“陽明學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自朱子學之後唯一一次能全面影響日本，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精神來源。”這裡無暇討論維基的投稿人和編輯缺乏漢語語法基礎知識到何種程度，引文就是一例，這也是“中國式教育”的必然結果。而是想說這種毫無根據的誤導也是產生文化垃圾的根源。當然，維基還算是瑕不掩瑜，不像沒有底線的“百度百科”……王陽明在幕府時代，特別是對武士階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無可置疑。但是如果認為他的思想促成了明治維新，那可就是張冠李戴了。日本正是因為大膽引進西方文明而驅逐儒家影響才走上了維新的道路。這正巧與戊戌變法形成鮮明對照。而殘存的王陽明思想中的儒家成分與西方文明中的殖民主義思潮相結合，正是把日本帶入戰爭泥潭的軍國主義“武士道”的精神來源。在這裡詳述又會跑題兒，有興趣的同志可以自己去查閱資料，問題並不複雜。

   上面提到的李贄（1527-1602）是深得陽明真髓的一個，並且還進一步，對陽明的“理”展開了批判：“及乎開口談學，便說爾為自己，我為他人；爾為自私，我欲利他”，實際上都是“讀書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顯”，“無一厘為人謀者。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與“力田作者”實實在在，幹啥說啥。”“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以欺世獲利”，“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有人歌頌科舉為平民提供了晉升的機會，殊不知這正是為了便於統治。於是便有了一對兒矛盾組合：求取功名要通過科舉考試，而考試內容卻是儒家的道德文章！古往今來竟很少有人覺得奇怪。功名和道德到底有着怎樣的關係？從制度上，統治者就為知行分離設定了模式。怪不得十官九貪！

  如果讓筆者從中國古代挑出一位頗具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精神的思想家，那麼我當然選擇明末的李贄。可以把他的“童心”看做“新的開端”。他所要做的正是“推倒——重建”的工作，雖然不是在哲學意義上，而是在批判傳統的儒家思想的意義上。他應該說是繼承王陽明邁出了勇敢的一步，只是因為勢單力孤而不得不在獄中以自殺了卻殘生，因此，他也成了“知行合一”的典範。

  中國從古至今就是一個神話語言和宗教語言橫行的國家，科學語言從來被視作“異端”、遭到剷除。李贄的命運就是一例。如果把在精神上剷除科學語言比喻為在肉體上的閹割，那麼中國人的創造能力也就隨着最具創造力，或說生殖能力的科學語言的被閹割而消失了。當然，中國人並不這麼想，因為大家都是閹人，無法比較，相互沒什麼區別。科學語言對於中國人，就像性生活對於宦官。 

    其後似乎就連思想家也十分罕見了……對了，陳獻章（1428-1500）的“學貴知疑”頗有西方的哲學精神，這也歸於他“天地我立，萬化我出，宇宙在我”的“我”為主體的思想。

   除了極個別的知識分子，中國人是不會“為真理而鬥爭”的，儘管有些人似乎了解真理。這是因為從古代開始，“知”與“行”就被割裂開來，更何況中國的“知”僅限於為了權力、地位和名利，特別是在社會科學方面。除非極個別具有叛逆性格的人，就連倡導“知行合一”的王陽明都不會、也想不到徹底貫徹他的理論。“真知”的理念，或說“知行合一”的觀念被從中國人的DNA中閹割了，“求知”被理解為“學而優則仕（不管是根據孔子的意思還是後人的點化）”、“書中自有黃金屋（皇帝勸學似乎值得稱讚，不過這裡的書是指五經，換言之：讀書不過是洗腦的一個手段。）”……只有中國才有海瑞、包公這樣的傳說，因為十分罕見，得歌頌一下裝裝門面。而在歐美諸國，我們很難找到這樣的傳說，因為制度規定了行為守則，一旦逾越，即刻走人。當然，中國歷史上也不乏叛變、造反和起義,但那不是為了真理，而是為了利益。為利益而鬥爭才符合中國的傳統觀念。這也就是中國可以改朝換代，但總是換湯不換藥的原因。

    到了清代，似乎找不到什么正經的哲學了……不過清代也不是什麼都沒有，皇帝喜歡的瓷器書畫、皇后喜歡的玉器翡翠……為後人樹立了審美的標準：乾隆的愛好是男人的榜樣、慈禧的愛好是女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