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去美国的飞机都是跨太平洋飞过去的，而且要从上海出关，连飞带等在国内就要用四个小时，这样一共飞下来近二十个小时。不过，由于飞过地球上的国际日期变更线，“捞”回来一天，到旧金山时反而是当天清晨，比出发时还要早几个小时。

飞机下降时，我看到旧金山机场的跑道一直延伸到海水里。一会，飞机就沿着那条跑道降落，在离海边还很远就停下来，拐了一个弯到航站楼去了。真有趣！

旧金山机场一片嘈杂声，到处可以听到中国人的声音，到处还能看到中文字，跟欧洲机场完全不一样。看到这些，我心里的陌生感就少了很多。过海关时，胖胖的女官员看也不看我一眼，挥挥手叫我出去。

然而等我出了机场，没有看到李先强，我的心又吊到了嗓子眼。怎么办？我等了好久，还大声喊了几下，也没有回应。我不知所措。由于在飞机上我怕腰痛复发，隔几个小时就起来转一下，根本就没有睡好，现在开始感到又累又困。无奈之下，我只好跟着一个来招徕客人的华人老板到了他的旅店。

休息了一个小时，我惦记着李先强，就爬起来往他家打了个电话。原来他在路上遇到堵车，到机场迟了。听说我在这里，他立刻开车把我从那个店里接过来，我这才放下心来。到了小李家，我告诉他，我明天必须到Corvallis，后天要开会。李先强安慰我说：“不要紧。美国的交通很发达，我负责安排。”他查询了一下告诉我：“乘飞机要几百美元，不划算，还是坐大巴比较好。有今晚十二点出发的大巴，明天下午四点到Corvallis。来回只要几十美元。行吗？”我惊讶地问：“啊，这么便宜？当然可以啊。”

在他家里，我往婶婶家打了个电话。是大哥接的，他一听到是我的声音，立刻问：“你在哪里，地址是什么？”小李把电话接过说了两句，电话就挂了。小李说：“你亲戚叫你等他的消息，他会给你寄机票过来。”

晚上十点多钟，他们小两口开车把我送到汽车站。再三叮嘱我：“你一定要在车站里面候车，不要到处走，这里半夜不是很安全啊。”

十二点，大巴准时来了。车厢外画了一条大大的长腿狗，上面写着“Grey hound”。原来这就是著名的灰狗公司的车，专门跑城市间的长途。车开了，非常平稳也很舒服，我一会就睡着了。天还没有亮，车就走出加州，进入俄亥俄州，在边界上停了下来。警察上来检查，看到隔壁座位上的人带了一箱玻璃餐具，就叫他放到下面的行李箱里。那人说：“我上来时车站的人说可以随身带啊。”警察毫不客气地说：“那是在加州，这里是俄亥俄州，我们州的法律规定不许随身带！”那人求他说：“这些玻璃餐具如果放在下面会颠碎的。”警察一点也不留情：“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嘿，我这才明白什么叫“联邦”。各州之间连法律都可以不一样啊。

大巴不停地走，第二天中午停在一个餐馆旁边，司机招呼大家下车去吃中饭。我时差没有倒过来，又坐了这么久的车，一点食欲也没有，就坐在餐馆的桌子旁边休息。司机端着一盘食物过来，看到我没有动，就过来问我：“你怎么不吃点东西？”我告诉他：“我前天坐了一天飞机从中国来，今天又坐了一天汽车，不想吃。”他一听就对我说：“我知道了，你现在胃口不好。来，我来帮你点菜好吗？”他很热情地叫来服务员，给我点了一份很清淡的鸡蛋炒饭：“我知道这种疲劳的感觉，你一定要吃点东西。这份饭很适合你这样的情况。吃吧！”我不忍拒绝，就吃了起来。嗯，确实不难吃。

下午四点，车到了Corvallis市的车站。司机详细地告诉我该怎么走才能到达开会的那座大楼。看着这位热心的司机，我就从箱子里拿出一小包茶叶递给他：“你是我从中国来后第一个打交道的美国人。很高兴遇见像你这么热情的司机。谢谢你！尝尝中国的茶叶吧。”

Corvallis很小。我很顺利地找到了会场，我被安排住在大学的招待所里。我看了一下，有一百零三人报到，不过发言的人只有三十五个，墙报也不到十篇。看来大多数是来听会的，可能这是美国人的习惯吧？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我按照会议指南的指示找了好一会，才看到一个大餐厅。但看不见大门在哪里，就随便找了个小门，穿过厨房到了餐厅。里面都是自助餐。我看到Ahne教授和她的夫人在那边吃饭，就端着盘子走过去。他夫人看到我来了，也高兴地腾出个位置让我坐下来。

我们边吃边聊。我问：“这饭吃完了到哪里去交钱？”Ahne两口子一下子楞住了，过了好一会才问我：“你怎么进来的？”我环顾一下四周，指着厨房门说：“喏，从那里进来的。”Ahne夫人差一点把喝进去的汤笑了出来。Ahne教授板着脸，指着大门口说：“你应当在那里交钱。”我一看就明白了：按规定应当从大门进来，先交钱后吃饭。我感到有点尴尬，就对他说：“嘿嘿，没关系，我吃完了再去交好了。”

随后的几天，我感觉难受极了。一到下午，由于时差，此时正是国内的下半夜，我简直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只好拼命往脑门上抹清凉油。那气味搞得其他人都受不了，离我远远的。好在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虽然也是下午三点，但感觉已经好多了。

我刚发言走下台来，所有人马上动了起来，纷纷赶往Nowport参加下一个会议。很多人都是开车来的。会务组知道我从中国来，特地帮我找了个便车，我赶快挤进了车。其实到那里还不到七十公里，一会儿就到了新会场。会务组又把我安排在一个特别便宜的汽车公寓。

Newport是个海滨城市，走几步就是海边。那里有个灯塔，最有趣的是有很多海狮在海边的岩石上晒太阳。真是个很美丽的地方。

这里举行的会议叫“全美鱼病会议”，讲的都是美国的鱼病情况。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休息室里一个卖书的角落引起了我的注意。那里有一本《鱼类免疫学技术》，里面有很多实验方面的具体操作指导，非常实用，我确实很需要这本书。我拿起来看看书的背面，定价二百五十美元。在美国，这么厚一本技术书不算贵，但对中国人实在太贵了。我选了目前最需要的一章，就拿出纸和笔，试图把它抄下来。

“哈喽！”一个女士走了过来：“很喜欢这本书吧？这是Anderson教授编写的一本实验手册，很实用的。”我点点头表示赞同：“是啊，非常有用。”她说：“那，你买一本吗？”我抱歉地摆了摆手：“不行，它太贵了。”女士惊讶地看着我：“不贵啊，在美国像这样厚的一本技术书籍一般要卖三、四百美元呀。”我摇摇头说：“不是，我是说对中国而言，这比我三个月的工资还多啊！”她又一次感到惊讶：“那……，你用这么少的工资能够维持生活吗？”我连忙跟她解释：“不是这样的。在中国是低工资低物价，东西都非常便宜。所以我在中国生活非常好，足够用的了。”“哦，是这样。”她似乎在考虑什么。我也把需要的那一段抄完了，赶快退了出来。

不料到了晚上，有人敲我房间的门。一个服务生递给我一个纸包：“先生，这是有人说要送给你的礼物。”我大吃一惊：这个会上华人有一些，但都是在美国和台湾等地的，没有我认识的啊。打开纸包一看，原来是一本《鱼类免疫学技术》，上面有个签名：D.Anderson。

第二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找到Anderson教授：“非常感谢你送给我这么有用的参考书。”Anderson看着我，幽默地说：“这本书在你那里一定比在其他人那里更有用，更能显示它的价值。我很高兴能为中国做点事情。”后来，另外一个研究所的教授也送我一本海水养殖病原图谱。拿着这些书我心里真高兴：这次来美国值了！

八月三号下午，会还没有开完，我就提着箱子来到汽车站，想看看有没有回旧金山的汽车。一会就等到了一辆。我拿着票问司机:“我能上这辆车回旧金山吗？”司机接过票一看说：“可以，只要车上有空位就能上。请上车吧。”我高兴极了。嘿嘿，这里跟在德国一样啊。只要买了票，随便坐那趟车都行。我抓紧时间在车站跟李先强打了个电话，赶紧上了车。

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到了旧金山。李先强早就在车站等着了。他一见到我就说：“你亲戚把去休斯顿的来回机票寄来了。他们对你真好啊，很多在美国的中国人对从大陆来的人都比较冷淡，像你亲戚那样热情的人真的不多！”

由于大哥怕邮件不能及时到达，买的是四天后才去休斯顿的机票，我得以在旧金山休息几天。我自己到市内到处转了两天，李先强还找到了武大班上的同学杨志，他就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所以我还去参观了斯坦福大学。

在我自己逛旧金山市的那天清早，一出门就坐上去金门大桥的有轨电车。上车后我递给司机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司机看了看说：“只要一美元，我这里不找零钱。”我问：“那我该怎么办？”他说：“你到前面一站下去换零钱吧。”

下一站正停在一个学生食堂门口，可以看到有个中年妇女在那里卖饭票，桌子上的钱箱子里有很多硬币。我很客气地对她说：“能给我换十美元硬币吗？”她连连摆手说：“No, No!”我只好回到车上对司机说：“她不肯给我换啊。”司机耸耸肩膀：“那也得换哪，你再去试试。”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求她，她依然摇头摆手不同意。突然，一个黑人青年从买饭票的队伍里走出来，对那个妇人喊了一句什么，伸手就从那钱箱子里抓出一把硬币。中年妇女吓得大叫起来。这个黑人青年不理睬他，把我手拉过来，当着她的面数硬币：“一、二、三、四……十。”然后把我那张十美元连同剩下的硬币一起丢进钱箱子。把我推了一把：”走吧，上车去！”

我简直惊呆了。等我回过神来向有轨电车走去，那辆车居然还在等我，车上的乘客居然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可我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中午，参观了金门大桥和渔人广场后，我看见有一路大巴是路过唐人街的，就坐了上去。谁知车开到一个地方后，其它人都下车了。司机回过头来看到还坐在座位东张西望的我：“你怎么还不下车？这是终点站了。”啊！我尴尬地告诉他，我要去唐人街。司机同情地看着我说：“抱歉，你坐反了方向。”我赶快走到前门，准备下车。“等等”司机叫住我，从票夹上撕下一张车票，指了指对面的大巴：“你赶快上那辆车吧，那是去唐人街的。”并把头伸出车窗外，朝着对面的司机喊了句什么。对面的司机立即打开车门，让我上了他的大巴。

我惊魂未定地坐在车上，还在回想今天遇到的事情。如果是在武汉，这辆大巴的司机肯定会把我赶下车完事，说不定还会讥笑我几句。在有轨电车上，武汉的司机绝对不会耐心地等着我换零钱。即便他是我儿子，车上的乘客也会把司机骂得狗血淋头……。可是在美国，这一切却发生得那样自然。

这就是美国？可在国内报纸上经常报道：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是最乱的几个城市，好像每隔几分钟就有一桩抢劫案，或者杀人案，或者强奸案啊。

到了唐人街，这里的菜场和水果湖菜场一样，地上到处是烂菜叶，仿佛回到武汉。我不禁想，他们怎么就不能向美国的超市学学，那里的菜都干干净净，包装得整整齐齐的。这很难学吗？

我在一个小商店里看到十五美元一盒的花旗参，这是水生所的朱老师托我带的。华人老板很仔细地用纸把盒子包好，然后在上面打了一个二十八美元的标签。我吃惊地问：“你刚才不是说十五美元吗？”老板笑眯眯地对我说：“这样送人好看些啊。”我不解地望着他：“那打个一万美元标签不是更好看些？”后来，当我把这盒花旗参带给朱老师并告诉他是十五美元，朱老师看看标签说：“你搞错了吧，这一盒二十八美元啊。”我很郁闷地说：“你也去过美国，唐人街里打的标签你也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