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情。报纸、电台说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大快人心。那么大的事情，小农民怎么能明白呢？当时大家这么说，我也就这么说。我只是觉得王洪文那么英俊潇洒就给抓起来了，挺可惜的。不过对我来说最关心的还是怎样将自己从九分的劳动力标价变为十分。从三点五分变到九分已经不容易，要标价十分很难，需要证明自已可以胜任一年四季的重农活。这一年的关键在于冬季水利工程建设。

秋收后，我和生产队的全体男劳动力开进离家六十多里路的白湖水利工地。据年长的人说，白湖水利工程是他们过去十多年遇到的最艰难的一个工程。要在湖底开出一条二十多米宽二十多里长的渠道，目的是将湖泊变良田。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气温一般都是零下二十几度，大伙们肩上挑着一百三十多斤的担子，脚下踏着一二十公分的淤泥。挑着担子在淤泥中走，非常吃力，很难平衡。

离工地有六七里地外，我们在当地一位农民家的前院子搭起了一个战棚。炊工在那里做好饭然后送到工地。不知道谁耍了魔术，把两桶从生产队带来炒莱用的棉油，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掺了水的酱油。害得全队大伙一两个月饭菜中都没有点滴油腥，大家嘴唇都裂开了很大的口子。我每天从早到晚连续高强度劳动八九个小时，两个月下来，精疲力竭。整个工地人困马乏，狼狈不堪。

大概是腊月初的一个上午，大家正忙着，“叮叮光叮叮光”，一阵敲锣声引起了大伙的主意，有六七个人敲着锣来到我们生产队的工地上了。

只见这几位年轻人都穿着单衣，几位年长一点的，很明显里面加了厚背心。因为天气冷，他们都冻得打哆唆。其中有三个年轻人双手从背后绑着，绳子好象连在一起，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打人犯xxx。另外三个人，高个子拿着话筒，象个头目，另外一个人手上拿着一片锣，还牵着绳子，还有一个人也牵着绳子，大概是怕那绑着的三个人跑掉。六个人都面无表情。三个挂牌子的年轻人大概只有十八九岁，比我大一两岁。我留意到其中有两个胳膊和手背上有血迹，瘦小个子的手一直在打抖，不知是冷的还是痛的。

等大家围拢上来，拿话筒的高个子对着话筒干吼了一阵子。原来被绑的是三个从省城来的知识青年，下放在邻近的公社。三个人在工地上不好好干活，打群架，被定性为破坏水利建设，被罚游堤示众。我很同情他们，也为他们抱打不平。他们可是从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是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才来的呀。他们是知识人啊，又不是象我们一样的农民。像耍猴一样的示众很快就结束了，他们敲着锣转到下一个生产队。

我们又继续干活。泥地里挑担走路要步伐快，不能分心，不然脚会落在泥巴中，越粘越紧，担子会显得越挑越沉。可我还是忍不住扭头看着离我们远去的这帮人。看着他们渐渐地离去，我心里突然羡慕起来，挂牌子毕竟比挑重担子轻松啊！我甚至在猜想，这几个知识青年可能是在演双簧，打他一架，可免几天苦役。

听说春节大伙不能回家，要在工地过节。我琢磨了一下，决定偷偷地离开工地。我筹集了二十几元钱，跑向省城。在外面晃荡流浪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无目的外流不叫农民工，也不叫肓流，叫流窜犯。当流窜犯是有危险的，我知道同村的王二哥流窜后，在收容所被关了半年多，又被拉出来批斗过十多次。后来被打成了残废。

其实流浪的滋味并不好受。后来我又跑到外省工作的叔叔家。叔叔是老大学生，很有知识。他告诉我说粉碎了四人帮，国家的很多政策发生很大变化。我在叔叔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认识到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一个文肓想到外面混口饭吃是很艰难的。同时叔叔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更坚定地向往城市生活。

不久，我还是灰溜溜地返回了乡下。因为能提供详细的流窜去向，我没遇上太大的麻烦。不过我心里一直盘算着，如何学习，如何增加知识，我要彻底地改变自已的命运。冬去春来秋收，转眼又到一九七七年九月，我的命运真有了转机，生活轨迹发生了改变。

九月底的一天，我和几位青年人参加完一个大型的宣判会后返回家。在路上，我们专门绕道跑去离村两公里外的一家缝纫店。因为当天宣判的两个案子是有关这家缝纫店的，传说中的许多桃色新闻就发生在这家店里。这些传说引起了我们青年人的好奇心。结果很令人失望，这家店门紧闭，室内空空，一伙人只好扫兴地离去。我不想跟他们一起走，想从林荫小道上绕道回家。在路上，我出乎意料地碰上了一个人，一个我叫终身难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