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人身高一米六左右，大概三十五六歲，上身穿綠色軍干裝，小平頭，方型臉，濃眉大眼，表情嚴肅但慈祥。他似乎不善言辭，說話時嘴型很有特徵。他顯得思維敏捷，沉穩而堅定。我記得小時候第一次見到他時，就在背後給他起了個外號叫軍長，因為他的神態象電影南征北戰中的那位軍長。

他是我初中時的教數學的鄭老師。我們之間只是一般的師生關係，平常也沒任何特殊來往。四年沒見了，鄭老師依然風度翩翩。他非常熱情地跟我打招呼，讓我受寵若驚。他問我最近在幹什麼？我告訴他，我在鄉下干農活。因為沒有人事關係，我沒有辦法做象計分員，會計，民辦教師之類的工作，只能幹農活。他似乎很能理解我。他突然冒出一句話： “你來跟我讀書吧，以後你會用得上的，你會很優秀的。”

我半張着嘴，瞪大了雙眼，驚訝地望着他，半天說不出話來。他怎麼知道我的想法呢？他又詳細地解釋：粉碎四人幫後，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鼓勵我說，我是他曾經教過的學生中最優秀的學生，現在又有了這麼多年農村的勞動訓練，一定會更優秀更出色。鄭老師現在是高中畢業班的班主任和數學老師，他很誠心誠意地想幫助我回學校讀書。他記得我是七三年唯一被政審給審掉的學生，據說其他選舉上的學生都上了高中。

我們在路上同行了十多分鐘，很快就分手了。也許他可能認為自已出於教師的天性只是在鼓勵一位學生而已。他哪裡知道，他的哪一席話點燃了我心中渴望知識的烈火，再也無法熄滅了。我回家後立即行動。當時我是一個農村的社會青年，莫明其妙地要逃避干農活，要求上高中讀書，動機不純，阻力一定會有。但我已下定決心，志在必得，我的上學計劃一定要生產隊長和隊委會同意，大隊支部要同意，公社教育組要同意，學校也要同意。

第二天我借了一輛自行車，先去找公社教育組長。這位同志很好，讓我直接去聯繫學校，學校聯繫也很順利。最後的問題又回到了生產隊和大隊支部書記。他就是在我初中升高中時扣壓掉檔案，阻止我上高中的那位王書記王大人。不管怎樣，我必須去找王書記。

我想了許許多多的可能性。我覺得王書記這次沒有理由再拒絕我上高中。一方面現在要去的這所高中，只是曾經的初中，因為七五七六年高中普及，增設了高中班，只是一所很普通的農村中學。另一方面與我同年齡的人都有機會上高中，有些人還正在讀書呢。再加上這又不是徵兵招工那些難得的機會，會搶占別人的指標。說起來我和王書記還有過一段難兄難弟的經歷。

那是在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夏收季節，我們生產隊小麥收割後，由於陰雨的緣故，小麥快發芽了。大型脫粒機按計劃早該輪到我們生產隊使用，但鄰大隊占有脫粒機，不願意執行計劃。這一天中午，王書記帶着我們生產隊三十多號青壯年，準備去強行將脫粒機拉回來。

到達對方現場後，王書記用一根兩米多長的木棒下掉皮帶，停止了脫粒機。然後將他汗漬漬的白棉布襯衣扔給我，自己爬到脫粒機頂上，拍着胸脯吼：“今天誰要想開動脫粒機，就先碾死我。” 看着王書記那麼勇敢果斷，大公無私，衝鋒在前，我從內心裡挺佩服他的。心想這脫粒機肯定能拖回來。對方都在看熱鬧。過了一會，他們的書記來了。這可是一個見過世面，很走紅的書記。他毫不含糊，指着頂上的王書記，號召他們的人：“把這狗日的給老子拖下來。” 只見眾人行動起來，我們隊裡來的人少，一個一個人都溜了。當時這陣勢很驚心動魄，我沒見過打群架的場面，只是愣在那裡，不知該怎麼辦。對方上來四五個人，將王書記從脫粒機頂上拖下來，將他架飛機從禾場中央推到公路邊，只是使勁將他推倒在路旁，罵着狗日的！滾！去你媽的！ 然後揚長而去。

我趕緊上去扶起王書記。五十出頭的人了，這麼一氣，臉色鐵青，氣喘吁吁的，我真擔心他會出什麼事。只是扶着他走了好久，他才慢慢地緩過氣來。後來我們走了好幾里路才到家。在分手的時侯他輕很輕地對我說了聲謝謝。其實他和我們不是同一個生產隊，即便我們的麥子爛了他也不會受任何處罰。後來聽說他為搶脫粒機這事還受了上面的批評，因為沒有發揚龍江風格。

這是深秋昏沉沉的一個傍晚，我徑直到王書記家裡去找他。不知不覺到了王書記家。家裡面很暗，王書記正生病發高燒，躺在床上。看着我進來，他坐了起來，讓我幫他弄碗水喝。我找了一隻碗，從大水缸里給他弄了一碗水。等他喝完水舒緩了一下後，我直截了當說明來意，告訴他我要去讀書。

實在大大超乎我的意料之外，他聽完二話沒說馬上表示同意。後來他還說了些其它的事，好象在解釋過去什麼的，我實在是太興奮了，他的話我都沒聽進去。

從王書記家出來，我吹着口哨，打着響指，興高采烈一路小跑地往家趕。儘管天上烏雲密布，我心中卻晴空萬里，陽光明媚。幾天以後，我背起我的書包走進了我曾隔窗觀望的那所農村中學。這一切大概發生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高等教育招生改革(人民日報1977.10.21第一版)通知前的一個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