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身高一米六左右，大概三十五六岁，上身穿绿色军干装，小平头，方型脸，浓眉大眼，表情严肃但慈祥。他似乎不善言辞，说话时嘴型很有特征。他显得思维敏捷，沉稳而坚定。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在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军长，因为他的神态象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那位军长。

他是我初中时的教数学的郑老师。我们之间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平常也没任何特殊来往。四年没见了，郑老师依然风度翩翩。他非常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让我受宠若惊。他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乡下干农活。因为没有人事关系，我没有办法做象计分员，会计，民办教师之类的工作，只能干农活。他似乎很能理解我。他突然冒出一句话： “你来跟我读书吧，以后你会用得上的，你会很优秀的。”

我半张着嘴，瞪大了双眼，惊讶地望着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怎么知道我的想法呢？他又详细地解释：粉碎四人帮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鼓励我说，我是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现在又有了这么多年农村的劳动训练，一定会更优秀更出色。郑老师现在是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和数学老师，他很诚心诚意地想帮助我回学校读书。他记得我是七三年唯一被政审给审掉的学生，据说其他选举上的学生都上了高中。

我们在路上同行了十多分钟，很快就分手了。也许他可能认为自已出于教师的天性只是在鼓励一位学生而已。他哪里知道，他的哪一席话点燃了我心中渴望知识的烈火，再也无法熄灭了。我回家后立即行动。当时我是一个农村的社会青年，莫明其妙地要逃避干农活，要求上高中读书，动机不纯，阻力一定会有。但我已下定决心，志在必得，我的上学计划一定要生产队长和队委会同意，大队支部要同意，公社教育组要同意，学校也要同意。

第二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先去找公社教育组长。这位同志很好，让我直接去联系学校，学校联系也很顺利。最后的问题又回到了生产队和大队支部书记。他就是在我初中升高中时扣压掉档案，阻止我上高中的那位王书记王大人。不管怎样，我必须去找王书记。

我想了许许多多的可能性。我觉得王书记这次没有理由再拒绝我上高中。一方面现在要去的这所高中，只是曾经的初中，因为七五七六年高中普及，增设了高中班，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农村中学。另一方面与我同年龄的人都有机会上高中，有些人还正在读书呢。再加上这又不是征兵招工那些难得的机会，会抢占别人的指标。说起来我和王书记还有过一段难兄难弟的经历。

那是在一年多以前，也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夏收季节，我们生产队小麦收割后，由于阴雨的缘故，小麦快发芽了。大型脱粒机按计划早该轮到我们生产队使用，但邻大队占有脱粒机，不愿意执行计划。这一天中午，王书记带着我们生产队三十多号青壮年，准备去强行将脱粒机拉回来。

到达对方现场后，王书记用一根两米多长的木棒下掉皮带，停止了脱粒机。然后将他汗渍渍的白棉布衬衣扔给我，自己爬到脱粒机顶上，拍着胸脯吼：“今天谁要想开动脱粒机，就先碾死我。” 看着王书记那么勇敢果断，大公无私，冲锋在前，我从内心里挺佩服他的。心想这脱粒机肯定能拖回来。对方都在看热闹。过了一会，他们的书记来了。这可是一个见过世面，很走红的书记。他毫不含糊，指着顶上的王书记，号召他们的人：“把这狗日的给老子拖下来。” 只见众人行动起来，我们队里来的人少，一个一个人都溜了。当时这阵势很惊心动魄，我没见过打群架的场面，只是愣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对方上来四五个人，将王书记从脱粒机顶上拖下来，将他架飞机从禾场中央推到公路边，只是使劲将他推倒在路旁，骂着狗日的！滚！去你妈的！ 然后扬长而去。

我赶紧上去扶起王书记。五十出头的人了，这么一气，脸色铁青，气喘吁吁的，我真担心他会出什么事。只是扶着他走了好久，他才慢慢地缓过气来。后来我们走了好几里路才到家。在分手的时侯他轻很轻地对我说了声谢谢。其实他和我们不是同一个生产队，即便我们的麦子烂了他也不会受任何处罚。后来听说他为抢脱粒机这事还受了上面的批评，因为没有发扬龙江风格。

这是深秋昏沉沉的一个傍晚，我径直到王书记家里去找他。不知不觉到了王书记家。家里面很暗，王书记正生病发高烧，躺在床上。看着我进来，他坐了起来，让我帮他弄碗水喝。我找了一只碗，从大水缸里给他弄了一碗水。等他喝完水舒缓了一下后，我直截了当说明来意，告诉他我要去读书。

实在大大超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听完二话没说马上表示同意。后来他还说了些其它的事，好象在解释过去什么的，我实在是太兴奋了，他的话我都没听进去。

从王书记家出来，我吹着口哨，打着响指，兴高采烈一路小跑地往家赶。尽管天上乌云密布，我心中却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几天以后，我背起我的书包走进了我曾隔窗观望的那所农村中学。这一切大概发生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教育招生改革(人民日报1977.10.21第一版)通知前的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