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梦想（10下） 心病需要心药医。这里，要谈到二十五年前的一桩往事。 那是八九六四之后不久。那时的我们还年轻，有梦想，也爱折腾。正所谓，爱折腾的人做梦也在折腾，有梦想的人折腾也在做梦。 那时候，人们对留学的热情很高，我们夫妻也不例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于九一年初夏，我太太收到了一封来自爱尔兰国立大学的录取通知。这所学校位于格尔威，以其水文水资源专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那里建有世界上第一座水文站。 为了培养水资源领域的高级人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爱尔兰国立大学合作设立了一项奖学金计划，涵盖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医疗费和交通费，还提供往返机票，每年金额高达两万多英镑。我太太成为中国获此殊荣的几个人之一。这一消息令我们十分高兴。 然而，拿到录取通知只是第一步，更大的挑战在于办理复杂的出国手续。根据当时的政策，虽然不占用国家的留学经费和指标，但因经费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需要以“自费公派”的名义办理手续，并持公务护照出境。这要求从校内到省厅，再到部委层层审批。 我们当时供职于湖北一所部属院校，距离武汉有一天车程。收到机票和签证材料后，有两个月时间来完成所有手续，流程包括得到校内多个部门的签字，再报省教育厅和公安厅，再上报能源部教育司、外事司，国家教委，以及爱尔兰驻华大使馆申请签证。 最初的难题，是缺乏经验，不知道如何开始。分别跑了两趟北京和武汉，才勉强凑齐相关的表格材料，其中一张名为JW2的表，控制得十分严格，根据国家的留学计划限量发放，小地方没有。几经周折才通过同学在武汉大学的外事处，求得一份。 更大的问题是领导签字难。涉及的部门多，经手的领导多，领导们态度各异，有的小心谨慎，层层请示拖延；有的则故意刁难，让原本简单的流程，步履维艰，进展缓慢。 不过 ，过程中一些预想不到的情节，也增加了办手续的戏剧性，让人记忆深刻。记得在师资科办理手续时，我遇到了主管陈忠平科长。他名声在外，素来脾气暴躁，年轻教师都怕他。为了应对可能的困难，我提前做了详细准备。 星期五早晨，我去陈科长办公室时，他正在用热得快烧水。他一见到我，表现得格外热情，甚至让我受宠若惊。他接过材料，爽快地答应下午四点取件，还安慰我不要担心教务处的签字问题，全部交给他解决。 然而，当我下午准时来到他的办公室时，却发现人去屋空。科长下午接到一个电话后，回老家去了，没有交代任何后续。就这样，我被放了鸽子，在焦虑中度过了漫长的周末。 没想到，周日一大早，陈科长突然敲响了我家的门。他告诉我，因家中有丧事，周五匆忙赶回，但怕耽误我的事，连夜又赶回学校为我处理材料。接过文件的那一刻，我心中百感交集，眼含泪水。二十五年过去，这份温暖依然留存心间。陈科长虽然已去逝多年，离世，但他对我的帮助，永远铭刻在记忆里。 办理省级手续时，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惊喜。那天我去省公安厅，正好遇上小时候的同学军清，他如今是公安系统的精英，负责重案工作。得知我的情况后，他直接接过材料，告诉我回家等消息。原本需要奔波数周才能拿到的护照，几天后就寄到了家中。 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靠真情谊。 办完省内手续后，前往北京继续办理最后的手续，离订好的航班时间还剩下十二天，时间紧迫。但好在之前跑了两趟北京，理清了头绪。更幸运的是，我在部里遇到了太太和我研究生时的老同学，她正好在外事司工作，熟悉各部门。她的帮助，让流程变得异常顺利。 入学的时间临近了，爱尔兰校方很负责也很热情，来电通知签证已办好，并详细介绍了航班注意事项和接机的安排。离起飞还有两天时间。然而，就在这看似一切就绪尘埃落定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那天我太太按照通知，准时来到教育司焦处长办公室。本以为是取回护照签证等材料，没想到焦处长冷冷地向我太太传达了上级指示：将护照没收，签证和机票作废，立即返回原单位工作。 突如其来的决定，没有任何征兆，打得我太太晕头转向。没有任何解释，也说不出任何理由，也不知道具体原因。 事后经多方了解才知道，有人举报了一份关于我太太的黑材料，基本上有三点。第一，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也不热爱学挍和本职工作；第二，没有学成后回国服务的诚意；第三，飞往爱尔兰途中，可能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中转时出逃。根据举报，上级主管作出了决定。 几个月的努力付诸东流，怎么能甘心呢？随后的几个星期，一直在北京奔波，力图扭转局面。教育司、外事司、综合司、科技合作司，司长副司长、处长副处长，能找的人都找遍了，能努的力也努光了，弹尽粮绝身疲力尽。 几周后，终于等来了转机。主管司长表示，举报内容不实，经观察我太太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是可靠的，原则上可以放行。但由于时间延误，需要校方领导补签一份文件。并说，学校领导正好要赴京开会，正在赴京途中。 第二天大清早，我们来到部委门前，远远看见几个熟悉的身影，有校长，人事处长，保卫处长，几个人表情严肃。这阵仗，哪是什么补签文件，分明是押送遣返（欲知后事如何，下次继续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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