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認為必要，請將次信給書記處宋任窮同志一閱。

---- 又及

                  3.24. 從(重）新寫過，但是內容基本保留，文字上有變動。

喬木同志：

值此整黨之時，向你反映一件事，也說一點心裡的話。

（一）1967年4月二十幾日，李銳被水電部“造反群眾”從安徽“揪”到北京，這一天他來到我的家，把他在安徽所記的日記交給我要我看，同時告訴我，他把一個記有喬木同志和他談論毛主席缺點（時間是南寧會議之後到59年廬山會議之前）的重要筆記本，交給了水電部的“革命群眾”，請他們轉交給周總理。李銳還向我說：“這個本子在廬山會議後，我都藏下來沒有交出的。”這件事情不知道李銳正式向黨交待過沒有？我感覺有必要在這次整黨清查中，弄清這個本子的下落。

（二）這個本子我沒有見過，但是李銳向我說過的，喬木同志、田家英同志對毛主席的議論，那是多極了。這些內容，從我聽到之時起，直到今日，我沒有向任何人廣播過。即使在廬山會議之後的反右傾受批判過程和十年動亂中，我也沒有作絲毫“交待、揭發”。我為什麼這樣作（做）？一是我認為喬木、家英同志的本質和李銳的為人不同，我對他們有政治上的信賴。二是李銳告訴我，總理在59年廬山會議上說過：“在秘書圈子裡議論一切都是可以的，出來圈那不行。”由於李銳一貫的無組織無紀律的極端自由主義，他什麼都拿到家裡說，我認為我這個黨員有責任在我身上堵死這個泄密的漏洞，保守黨的機密是我應盡的義務。

（三）遺憾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李銳被落實政策，為把他自己裝扮成真正的英雄，到處閃爍其詞地宣揚小范揭發他多少多少。讓人知道他的老婆離婚，不是應為對他的品質有看法，而是他的“五不怕”。這種為了裝扮自己不惜給別人抹黑的作（做）法，不正是李銳的道德品質問題嗎？他以為現在有了地位，有了領導同志的信任，就可以由他製造輿論，這是什麼政治道德？！

（四）根據我對李銳為人的了解，如果他還沒有交待上述筆記本的事，那他很可能矢口否認，甚至反咬我一口，因為此事無法提供在場的第三者。我鄭重向黨申明，我的以上“揭發”是嚴肅負責的，如有不實，願受懲處。

（五）附帶再說一件小事。李銳被落實政策後，把我在“文革”中交請水電部上交國家的一筆錢領走了。此事從1982年春天，我請三機部黨委追查以來，經過了水電部黨委，中組部黨委，都因為李銳態度惡劣而地位又高，無人敢於認真過問。最後，水電部黨委竟根據李銳本人的意旨，向三機部表示他們願意另外拿錢推還我的這筆款。在這種允諾之後，已經又拖了十幾個月，三機部黨委十四次打電話催辦，水電部的回答都變成“研究”。也就是說水電部應李銳本人的要求（李銳對水電部李？？副部長說，他多年挨斗，他要這筆錢不能退還，請水電部另外拿錢退給小范），代他出面擋陣。整黨決定說要敢碰硬，李銳的貪財不是偶然的，是一貫的，這也是我所認為他的“品質不好”之一。

（六）我在文革中揭發過李銳同劉瀾波同志之間是宗派關係，事實根據是李銳自己告訴我的一些事，今天用整黨的標準看，我也認為李劉的關係（我不涉及瀾波同志的整個為人）有很多無原則，不符合黨內生活的事實。李銳在他寫的《一個晚年大放光芒的人》中，竟不指名地說他向造反派作交待是因為“在北京的知情人揭發了很多”。堂堂中央委員，在黨報上搞此小動作，不是品質問題又是什麼？

敬禮！

范元甄

198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