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刀萬剮毛澤東。讀丁凱文對辛子陵的《紅》書的評論
王澄 2008年8月28日
如果今天的中國政府允許中國人民千刀萬剮毛澤東，我估計1976年剩下的8億中國人中會有5億人提着家裡的菜刀去天安門廣場排隊要剮毛澤東。這些人里有土改被殺掉的地主後代，有被政治迫害了30年的地富子女；（1948年－1955年，新中國殺了400萬人，其中包括地主，土匪，特務，反革命等。）有被長期殘酷剝削的中國農民；有被迫害的留在大陸的國民黨人士及其後代；有為了幫助金日成這個外國侵略者參加“抗美援朝”侵略戰爭死傷在戰鬥中的36萬“自願軍”的親人；有被公私合營沒收了財產的資本家和商人的後代；有被迫害和被侮辱的各族宗教界人士及他們的後代；有58年到62年被餓死的三千五百萬農民的後代和同情者；有被迫害的55萬右派及家屬；有三反五反，反右傾，社教，四清運動等政治運動中被迫害的中國人及其後代；有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千萬人的親人和後代；有文革中受到牽連的一億中國人，等等。
除了中國大陸，還有大陸以外的人要剮毛澤東。其中包括49年前後逃往台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因為他們在大陸的親人和遺屬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廣大南洋華僑和其他海外華僑，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親人受到“海外關係”的迫害；柬埔寨人民，毛澤東用物質和思想支持下的柬共殺害了一百多萬柬埔寨人。
有人說，毛澤東一個人害死的中國人比全世界各個國家歷代所有的暴君害死的人民的總和還要多。我對此深信不疑。
《多維月刊》五次連載丁凱文的文章“為什麼不能給林彪平反？兼評《紅太陽的殞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附錄）和辛子陵不同，丁凱文對於1949年到1976年的毛澤東法西斯封建專制王朝的全盤否定才是對歷史的最忠實的總結。丁凱文的觀點是全中國人民的觀點，丁凱文說的話是全中國人民想要說的話。
有了這個全盤否定，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在全中國展開討論。我們要告訴每一個活着的中國人，發生在1940年代的蔣毛內戰，中國軍民總共死了六千萬人，換回來的卻是1949年的毛澤東法西斯封建專制王朝，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大逆流。今天到了中國人民和毛皇帝澤東算總賬的時候了。
因為丁凱文的評論是針對辛子陵的《紅太陽的殞落。千秋功罪毛澤東》（簡稱《紅》）一書的，所以，我談談自己對丁凱文的評論和辛子陵的《紅》書的幾點看法。
一．
辛子陵的《紅》書無疑是在給今天的共產黨找“突圍”路線。今天已經到了不得不砍掉毛澤東這個“歷史尾巴”的時候了。但是，所有的人都關心砍毛澤東的時候會不會把今天的共產黨也給砍死了。所以，辛子陵的《紅》書用一半真情一半編造來教育中國人民，說1949年到1976年的毛澤東法西斯封建專制王朝有好領導人也有壞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等是好領導人，而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等是壞領導人。這樣，人民在批判毛澤東的時候才不會批判到共產黨。辛子陵要把1949年到1976年的毛澤東法西斯封建專制王朝對全中國人民的迫害說成是領導個人問題，而不是這個反動集團的問題。辛子陵是想為這個反動集團脫罪。
二．
為了從人類世界的大格局來體認1949年到1976年的毛澤東法西斯封建專制王朝的反動性，讓我們先來溫習一下中國人民的現代思想先驅胡適先生在1947年說過的話。1947年8月1日，胡適在北平作了一次廣播演說，題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當談到民主的政治制度時，他說：“有些人聽了我這句話，也許要笑我說錯了。他們說最近30年來，民主政治已不時髦了，時髦的政治制度是一個代表勞農階級的少數黨專政，剷除一切反對黨，用強力來統治大多數的人民。個人的自由是資本主義的遺產，是用不着的。階級應該有自由，個人應該犧牲自由，以謀階級的自由。這一派理論在眼前的世界裡，代表一個很有力量的大集團。而胡適之偏要說民主政治是文化的一個共同的理想目標，這不是大錯了嗎？我不承認這種批評是對的？
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來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團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摘自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2004年，聯經，台北市)
胡適先生在1947年向中國人民宣講的“三四百年的最大目標和最明白的方向”就是指西方的民主政治。他說的那個“反自由，反民主的集團專制的逆流”是指當時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
從1947年到今天，61年過去了。1989年蘇聯和東歐諸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當葉利欣作為第一位俄國總統訪問美國的時候，他在美國的第一句話是：“我們的那個共產主義實驗失敗了，我到這裡來學習資本主義。”我還要在這裡提及一點，當年孫中山和蔣介石都不贊同中國搞共產主義，他們兩人說，中國沒有可以被共產的真正的富人，中國人只是小貧和大貧的區別。我的理解是，當年的地主是小貧，其他農民是大貧。所以共產黨把地主殺害了，地被分了，社會也不會進步。相反，因為貶低了個人財產的合法社會地位，主張吃大鍋飯，反倒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倒退。
歷史證明了胡適的觀點是正確的。歷史也證明了孫中山和蔣介石的觀點是正確的。1949年到1976年的毛澤東法西斯封建專制王朝完全是一股歷史逆流。
三．
關於毛澤東對於自己身後的安排，我認為辛子陵說得不對。我認為毛並沒有安排自己的老婆江青或侄子毛遠新接自己的班（領導國家）的意思。毛知道自己作了太多的壞事，怕死後會被人鞭屍，所以他一定要安排一批對自己從心眼裡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的人，這當中當然有他的親人。但是，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毛選了華國鋒。毛選華國鋒選對了人，四人幫垮台後，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也頂了一陣用處。並且毛死後32年了，還沒有被中國人民鞭屍，這才是天大的奇蹟。
四．
我不願意過於苛求辛子陵先生，他是為今天的共產黨着想，為今天的共產黨工作的。今天的共產黨想要從一個很高的地方跳下來，必須有一個台階，否則可能被摔死。辛子陵的《紅》就是這個台階。我個人認為，至少在最近兩三年裡，辛子陵的《紅》很有可能獲得比丁凱文的觀點多得多的大陸人民和共產黨官員的認可和支持，儘管丁凱文的觀點完全正確，而辛子陵的《紅》有百分之五十的謊言，原因是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人種之一，很多人都不能夠一步就接受丁凱文的觀點。連共產黨都在暗示，中國人是豬，只要把他們餵飽了就相當於給了他們人權。
我舉個例子說明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愚昧的，今天的人類世界只有中國一個國家還在使用土醫，而日本在120年前就已經拋棄了土醫。我再舉個例子，中國大陸自文革以來編造出的中藥注射劑沒有一劑是真藥，全是假藥。但是在中國大陸30年來已經用了幾十億人次。2006年我們就大聲疾呼，中藥注射劑全是假藥，可是現在還在使用。原因有兩個，人民愚昧和反動政治在撐腰。
辛子陵的《紅》和丁凱文的評論是為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務的。辛子陵的《紅》從實用的角度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安全地割下毛澤東這個歷史尾巴，還不要流血過多。如果這個尾巴被割掉了，而今天的共產黨還沒有死，這個《紅》的目的就達到了。所以《紅》不是歷史書，而是一個精心設計的“手術方案”。而丁凱文的評論是要還歷史的本來面貌，像胡適先生預言的那樣，從全人類現代文明和進步的角度上評估1949年到1976年中國大陸發生的事，即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勝利是人類文明的逆流和倒退，而且是用了六千萬顆中國軍民的人頭換來的人類文明的逆流和倒退，因此，毛澤東就該千刀萬剮。
（完）
附錄：
《多維月刊》：為什麼不能給林彪平反？兼評《紅太陽的殞落—千秋功罪毛澤東》
DWNEWS.COM-- 2008年8月16日多維新聞網
丁凱文
辛子陵在國內軍事院校任教多年，配合官方的抑毛揚鄧而作史，其文太不嚴肅、太不嚴謹，不僅許多重要內容、如關鍵的材料、數據沒有來源或出處，而且大量引用坊間野史充做正史，大量編造歷史人物的對話、故事，大大降低了辛書原有的價值，無法成為信史。
近來偶讀辛子陵先生的《紅太陽的殞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不無收益。然而辛先生的該書中論及林彪事件時，卻讓人有重回鄧小平時代那個《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感覺，在下不敢苟同，願提出來與辛先生作一商榷。
研究歷史還是算命先生算命
辛先生在書中提出：“但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哪怕是向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就會變成謬誤。我指的是不能給林彪平反，這個案不能翻。”那麼是什麼理由不能給林彪平反呢？辛先生拿出來一個並不存在的假設結論予以論證，即林彪如上台就“要培養林立果為接班人，這個小朝廷如果建立，中國就會淪為北朝鮮，會是更厲害的法西斯專政。”辛先生這裡顯然不同於以往的中共官方語言，不再強調林彪是個十惡不赦的“反革命集團”，林彪要想“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云云，官方以往的指控實在太過荒謬，連辛先生都看出其中的破綻和弔詭，於是辛先生另闢蹊徑，給林彪加上了一項新的罪名：林彪要想搞新的家天下，林彪上台後必定傳位於子林立果，使中國倒退回封建皇朝，使中國淪為當今的北朝鮮。
辛先生戴在林彪頭上的這頂帽子不可謂不新，不可謂不大。然而這個假設罪名能成立否？首先這個罪名是站不住腳的。歷史研究不是算命先生，絕不可用根本不曾發生過的事情向前推定歷史上的人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真正發生父子相傳者僅北朝鮮金日成一家而已，是一個個案，並非普遍現象。其他共產黨，如蘇聯共產黨，東歐共產黨、越南共產黨等均未產生這一現象。為什麼？這畢竟與共產黨自己昭告於天下的偉大信仰和理念背道而馳。共產黨人自己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人要為天下最廣大的人民謀福利”，“共產黨是人民的公僕”，父子相傳與過去皇權專制的封建王朝有何區別？即使是中共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也絕不敢公開地搞家天下，毛澤東可以提拔自己的親屬江青、毛遠新，可是毛澤東直到臨死時也不敢將“皇位”直接傳給江青或毛遠新。連“英明神武、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毛澤東自己尚且做不到這一點，辛子陵何以能確定林彪如上台就一定會將“大位”父子相傳給林立果呢？如何就能肯定林彪一家要實行與北朝鮮一樣的“法西斯專政”，而不是鄧小平式的改革開放呢？
越來越多學者投入到試解林彪之謎。這個世界上，誰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將來能夠出人頭地，成名成家。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乃人之常情，西方國家領導人亦不例外。現代社會中，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國家的領導人卻不敢將國家之公器公然私相授受給自己的妻子或孩子（北朝鮮除外）。當然，中國的皇權專制傳統根深蒂固，中共領導人往往刻意從小就培養自己的子女。然而現實社會中不確定的因素太多，誰也無法確保自己的子女就一定能夠出類拔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文化大革命中最能一鳴驚人者，莫過於積極參加群眾組織造反。這類人數不勝數，最出色者就是王洪文。毛澤東的子女們李敏、李訥和毛遠新都是響噹噹的造反派，名噪一時。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有恃無恐，敢於造反，因造反有功而一夕成名，隨即開始步入政壇而逐漸身居高位，成為中共黨內的“明日之星”。
以林彪家庭而論，林彪當時如果真想培養林立果，最便捷可靠的方式就是與毛家看齊，讓林立果積極投身造反運動之中，從而一舉成名天下知。然而林立果卻與毛家造反派們截然相反。林彪嚴禁林立果參與任何造反組織，林立果也的確從未參加，亦無“打砸搶”等劣跡，大學雖然沒有讀完即入伍，但是卻潛心於空軍的科技研究，他搞的科研小組有不少新的設想和研發，亦有相當的成果，還被毛澤東讚賞有加。這在那個造反混亂的時代裡絕對是個異數。後來這個科研小組雖然被中共妖魔化為“反革命小艦隊”，卻仍然無法抹殺林立果當時的業績。我們並不否認林彪的確想培養自己的孩子，但是這與辛子陵嘴裡“林彪想搞北朝鮮式的家天下”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根本就沒有發生的事情無論如何也不能構成林彪的特殊“罪狀”。
正史乎？野史乎？
辛子陵先生寫作這本書時，顯然自認為自己是個堂堂正正的嚴肅的史學家，寫的內容絕對都是“有所本”，辛先生更在的“導言”中斷稱該書的“歷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有據的。”換句話說，應屬正史無疑。然而筆者讀罷該書，卻對辛先生的自詡頗多懷疑。
兩年前，筆者讀到辛先生的《林彪正傳》，就深感野史乃辛先生的專長。那部《林彪正傳》雖然名為“正傳”，實乃章回小說體裁，東拼西湊了當年一些中共中央文件，自我編造了大量人物的情景對話，根本就是另一部京夫子式的稗官野史，如此章回小說，全然沒有任何注釋和材料來源的說明。該書前半部分對林的軍事才幹有所承認，後半部分則是歪曲歷史，毫無任何學術價值可言，編造的對話十分荒唐離譜。辛先生這次出版新書評毛是否走出了其擅長野史的體裁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此處僅舉一例。該書下卷第638到639頁，辛先生有鼻子有眼地編造了一段1970年9月末林彪與汪東興的對話：
【“我們誰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麻煩。怎麼辦呢？”汪東興沉重地開口。
“汪主任，這不是我們找麻煩，是江青、張春橋他們搗亂。我聽說主席對你的檢查比較滿意，是嗎？”
“閉嘴，葉群！聽東興講。”林彪這一吼，葉群不講了，汪東興也不講了。
林彪起身在地毯上踱步，轉了兩圈才說話：“現在我已經無法和黃總長他們保持聯繫了，其中包括和你的聯繫，為的是又怕江青、張春橋他們在主席面前告黑狀。我經常收到一些來自各地的揭發材料和原始證據，都是他們的醜聞。我無法想像，為什麼主席會聽信他們讒言！東興同志，你說呢。”
汪東興說：“我也無法解釋這個問題。不過我想在這種情勢下，林副主席為了主動，還是向主席寫個檢查比較好些。”
林彪雙目放着寒光，直射汪東興：“怎麼，你是想讓我授人以柄嗎，是你個人關心我，還是有人派你來當說客的？”
汪東興窘迫無言。
林彪接着說：“我要寫了檢查，主席馬上批發全黨，那就等於我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面前承認了我的所謂錯誤。不我不會上那幾個筆桿子的當，我沒有什麼錯誤，我也不會違心地寫什麼檢查。”
“我們該怎麼收場呢？老這麼僵着不是個辦法。”汪東興說。
“這是毛主席考慮的事情，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我和葉群以及軍委辦事組的同志們都在接受審查。我們的歷史是無可懷疑的。一切讓主席決定吧，我從來相信他的領導和英明果斷。”
林彪像打仗下了最後決心一樣，坐在沙發上再也不說話。汪東興訕訕告辭，葉群送客。】
這段所謂的林汪對話子虛烏有，純屬編造，其過程和內容從不見於任何個人的回憶錄或人物傳記，如汪東興的《毛澤東與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官方版《毛澤東傳》，亦不見於有官方版色彩甚濃的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簡史》等等。事實上，1970年9月6日廬山會議一結束林彪就去了北戴河，根本就不在北京。其時汪東興根本就沒有去拜見過林彪，更何況那些活靈活現的場景對話。辛先生書中類似的編造比比皆是，如毛澤東與江青的對話，林彪與葉群的對話，林彪與林立果的對話等等，實在是不勝枚舉。
此外，辛子陵先生書中還有其他很多來歷不明卻讓明眼人一看即知的坊間杜撰。比如香港某政論雜誌刊登的所謂《林彪日記》、《鄧穎超日記》、《康生日記》等等，這些內容不乏“驚人之筆”，但是卻經不起推敲，嚴肅的史學工作者絕不會將這類坊間傳說當成正史寫進自己的書中。不僅如此，辛先生還將王兆軍的長篇小說《誰殺了林彪？》當成正史大量拿來引用，這就更讓人懷疑辛先生史學的功力和為文的目的。因為喜歡野史將其當作正史大力渲染並身體力行參與野史寫作的人絕不是真正的史家，充其量也只是一個文學創作者，與真正意義上的史家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他們的作品也只能成為人們茶餘飯後消遣消磨時光的對象，絕無可能登堂入室成為傳世的史學專著。
研究歷史追尋真相就是“翻案”？
現下有一些人，一見到不同於官方版本說辭的研究，就驚呼“有人要搞翻案了”。辛子陵先生就是這樣的人。歷史研究與所謂的“翻案”是兩個不同層次的事情，可以說，既有某種程度的聯繫，又有很大的區別。歷史研究追求的是歷史史實與真相，探討歷史事件當中的因果關係。官方版的歷史，尤其是中共黨史，以往受到過多人為地干涉，歷史事件被扭曲，歷史人物被任意地拔高或貶低。真正的史學工作者有責任和義務還原那些被歪曲的歷史。“翻案”則是政治人物的事。史家對於歷史人物的研究，本來就應稟持史家之良知，客觀、公正地予以評述，而非秉承上意，曲學阿世。
為政治人物“翻案”通常是政客們的事，大多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上台，大舉為文革當中被打倒的人物“翻案”，舉其犖犖大者有“劉少奇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等等。這些當年的“反面人物”一夕之間變為“正面人物”，得到歌頌、讚揚。然而研究歷史卻是史學家的事。歷史學家不以現實政治的考量出發，不以迎合現實政客們的立場而研究歷史，從而追尋歷史之真相。如果歷史學者們的獨立、公正的研究與現實政治中的某些現象重合，也不能得出歷史學家們就是為了“搞翻案”這樣簡單的結論。
以林彪事件而論，林彪是被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幾代領導人否定的“反面人物”，林彪頭上的帽子實在是多多矣。林彪到底是“反革命集團”的頭子，還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林彪到底是“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還是與文革極左派鬥爭中失敗的悲劇人物？這些都是當今中共政客們的事情。任何對於林彪的重新評價，他們都更關注於是否會對當前的統治有任何不利因素，是否會產生連鎖反應，從而導致對幾十年來毛澤東功過、中共歷史以及統治合法性的重新評價。而歷史學家關注的是，為何會發生林彪事件，林彪事件的來龍去脈，林彪事件的具體過程，林彪事件的影響和中共日後政局的走向等等。顯然，官方版的“林彪事件”有着太多的漏洞，所謂“林彪篡黨奪權、政變殺毛”更是一個歷史神話，經不起嚴肅認真地推敲。
如果說，我們的研究推翻了中共官方的那些結論，也不僅僅意味了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為林彪翻案，因為那實在是一個低檔次的活動。作為認真嚴肅的史學研究者，我們更着眼於歷史深層次的內容，雖然在客觀上有為林彪事件澄清的傾向與事實，但是我們更希望通過我們的研究，讓人們更深刻地認識林彪事件的全過程，以達到全面、客觀、公正地解釋、評價林彪事件，揭示出那些被官方掩蓋和歪曲的歷史，同時也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使人們從歷史的進程中得到經驗與教訓。如果辛子陵們對我們以往發表過的文章認真研讀的話，他會發現，我們從不使用“為林彪平反”或“為林彪翻案”等字眼，因為歷史不是“案”！如果辛先生們對此依然不依不饒地說我們的研究就是在為林彪搞翻案，那也只能證明了他們的淺薄和低俗，對此我們也只能敬謝不敏了。
林彪要當“黨主席”？
自從1971年8月毛澤東南巡途中發明了“林彪要當國家主席”後，中共官方的史學著作都以毛澤東的是非為是非，一口咬定林彪建議毛澤東當國家主席的真正目的是林彪自己想當國家主席。這一說法已成為大陸黨史界的“定論”。然而這一說法最致命的弱點是沒有任何可靠證據予以支持，官方最常拿來指控林彪的證據就是913事件後的審查期間吳法憲的一個口供：“葉群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而這唯一“證據”也被吳法憲自己推翻，吳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明指，這條“證據”是當時專案組逼供信的產物。顯然，中共官方的指控實在站不住腳。這一點辛子陵先生顯然也清楚地認識到了。為了彌補這一缺憾，辛先生竟然有了新的發明：“林彪想當黨主席”。
初看到辛先生這一宏論還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為是自己看錯了，再細細品讀後卻令人啼笑皆非。辛先生指出“林彪想當黨主席”的根據是什麼呢？又是那本小說《誰殺了林彪？》。該書說，林彪在“913事件”前夕對黃吳李邱說“我告訴你們一個事實。廬山會議前，是毛澤東自己親自對我至少兩次說到，他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國際上走走，擴大中國的影響，並提醒我發起這個建議。我是奉命行事。”辛先生為了使自己的說法顯得更可信，還煞有介事地說：“為什麼周恩來、康生提議設國家主席沒事，林彪提議設國家主席就成了‘反黨綱領’呢？因為毛沒有對周、康許諾過要把黨主席讓給他們，自己去作國家主席。”
首先，這個“林彪對黃吳李邱的表態”純屬子虛烏有，屬作者王兆軍的文學創作。黃吳李邱一起最後一次見到林彪是在1971年3月30日和31日，當時周恩來率黃吳李邱、李德生、紀登奎從北京赴北戴河，向林彪匯報批陳整風會議的情況以及毛澤東的幾次談話。林彪聽完匯報後表示“完全擁護主席的指示”，還為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作了解釋。林彪在“913事件”前夕根本就沒有接見過黃吳李邱。辛先生怎麼可以將如此無中生有的野史情節拿來當作論據？
其次，中共黨內人人皆知，毛澤東自延安整風后坐上了黨主席位置，其地位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動搖的，誰都不可能在毛在世時打這個黨主席的主意。毛澤東根本就不可能對林彪表示自己“不當黨主席而去當國家主席”。如果辛先生認為該情節屬實，那麼請告訴廣大讀者，毛澤東是在何時、何地以及怎樣向林彪作過如此“讓賢”的表示？又有何人或文字為證？眾所周知，毛澤東可以將國家主席一職讓給劉少奇，但毛絕不會把黨主席和軍委主席一併讓出，那才是毛真正的杖柄。而國家主席乃是個虛職，這是盡人皆知之事。在憲法小組討論國家主席一章時，林彪曾在1970年5月對軍委辦事組明確表示堅決不當國家主席，甚至連國家副主席都不當（見《吳法憲回憶錄》下卷），林彪怎麼可能會去惦記毛澤東的那個黨主席位子？那不是引火燒身，自尋死路嗎？辛先生的“故事”無論是史實上還是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實在過於荒誕不稽。
在談及林彪事件時，辛子陵先生特別提出，林彪的兒子“林立果推波助瀾起了重要作用”。那麼林立果起了哪些“重要作用”呢？辛先生給出了幾條證據：由於有了空軍司令吳法憲的“兩個一切”（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調動、指揮），林立果成立了“聯合艦隊”；起草《五七一工程紀要》，並在上海召開“三國四方會議”密謀政變事宜；林立果的所有這些“陰謀政變”活動均是林彪授意，林立果負責執行。
辛子陵提出的這些事項都是中共官方幾十年來反覆宣傳的東西，不僅毫無新意，且許多內容都是虛構、誇大，所有重大指控均無直接證據證明，辛先生只能靠不斷發揮其寫章回小說的功力予以彌補，當然也就經不住認真嚴肅的推敲。
第一，吳法憲是否在空軍真的下過命令允許林立果可以在空軍調動一切指揮一切？不可否認，吳法憲的確曾在一個私下場合對林立果說，今後可以放手工作，有關空軍的建設、科研技術和航空工業等問題都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報告，林立果可以在空軍調動一切、指揮一切。吳的這番話顯然有討好吹捧之意，但更多的則是對林立果的勉勵和關懷，期望林立果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空軍能幹出一番事業。但是吳法憲的這番好意卻被空軍黨辦內部個別人加以放大，對外宣傳出去，造成吳的被動，吳對此亦曾予以制止。吳法憲私下場合說的這句話，日後成為“兩案”審判的重要指控。但是稍有知識水平的人都知道，軍隊的指揮權、調動權絕不可能這樣私相授受得了的。吳法憲自己說：“不要說我這個空軍司令，就是林彪要調動和指揮空軍，也要經過毛澤東的批准。除了毛澤東本人以外，誰也不能夠在空軍中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吳法憲還說，“這個話我雖然在私下裡說過，但是空軍的領導權和指揮權、調動權，我從來也沒有交給過林立果。事實上，也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見《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辛子陵指控林立果的活動是因為吳法憲的“兩個一切”的授權顯然不能成立。
第二，林立果是否成立了所謂“聯合艦隊”？據吳法憲回憶，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一個調研小組，專門從事科研活動，林立果非常注重對外國軍事實力的研究，通過調研小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發明創造，如遠程雷達等。對於如何提高空軍的整體實力，林立果也頗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如“建議研製垂直起降的飛機和短距離起降的飛機”，以及“空九師飛行訓練安全經驗總結”等，這些都不是坐吃乾飯就可搞出來的東西，而是要腳踏實地作研究的結果。筆者曾看過葉挺兒子的一個回憶，談及林立果想搞垂直起降飛機的研製，特地請了一些科研機構的人共同協商，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整體工業實力不行，造不出此種類型的飛機發動機，所以林立果的這個動議根本無法實現。但這卻說明，林立果的確是動了腦子，想真正干出一番事業，提高中國空軍戰鬥水平。據調研小組的陳倫和先生回憶，“在我印象里正如毛澤東所表揚的那樣，林立果非常注重科研工作。他每天都要看國外的軍事和技術雜誌，掌握動態；不斷地給王永奎、許秀緒等人布置技術項目（如：彩色電視接收、飛行儀表的地面報警；電話機長途通話的增音等）的課題；還進口了不少器材和民用電器。由此產生大量的翻譯任務，而且進度很緊，所以就形成了他到哪裡，我就帶上一紙箱的詞典和書跟隨到哪裡工作的狀況。”事實上，“聯合艦隊”僅僅是林立果私下裡的一句玩笑話而已，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林立果成立了陰謀政變的“聯合艦隊”。中共日後將這個調研小組的作用作了無限的歪曲和誇大。
第三，“三國四方會議”是林立果召開的“政變黑會”嗎？這個所謂的“三國四方會議”是官方多年來翻來復去重複的一個謊言。本人曾與令狐淵先生著有專文《“三國四方會議”真相揭秘》，刊登於2007年11月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林彪》一書中。簡而言之，南京空軍高層內部長期存在着相當嚴重的矛盾，幾位主要將領周建平、王維國、陳勵耘以及原南空政委江騰蛟之間矛盾重重，幾乎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林立果為了彌合他們之間的矛盾，1971年3月30日約他們談話聊天。他們幾個人有先來的，後到的，如周建平就是凌晨三點半時才到那裡，那時其他幾人聊得差不多了。尤其應該注意的是，這些人閒聊時，林立果還基本不在現場。聊天當中既沒有涉及什麼《五七一工程紀要》，更沒有任何搞政變內容，談話主要圍繞南空內部黨代會問題、部隊的軍事戰備問題等。這些情節有許多當事人為證。中共1972年1月下發的林彪反革命政變材料中引用了陳勵耘“會議討論了政變問題”的不實證詞，事後陳本人則堅決予以否認。1980年的“兩案”審判中，官方再也不提這個所謂的“政變”證據了，對陳勵耘、周建平也不得不作了“免予起訴”的決定。事實證明，中共官方指控的所謂“三國四方會議是林立果為了搞政變而開的黑會”，純屬子虛烏有，故意栽贓陷害。稍微有點頭腦的人也會看到其中太多的破綻。然而可笑的是，辛子陵等對此寧願視而不見。
第四，林立果的言行是林彪指使的嗎？很多人在談及這個問題時總認為，如果沒有林彪的授意，林立果怎麼可能如此膽大妄為，私下裡與自己的幾個親信談論什麼“殺毛大計”。可以說，這是一個合理的疑問。但是合理的疑問還必須要有確實可靠的證據才能落實。可惜的是，中共官方的媒體、史書，包括辛先生這本書均未能給出任何一條確實可靠的證據，辛先生甚至不得不發揮其高超的想象力，編造出林彪與葉群、林彪與林立果的對話，然後再通過這些杜撰來證明自己的論點。我們且看辛先生是怎麼編造的吧。
辛書下卷642頁說“林彪向兒子秘授機宜：‘一員猛打猛衝的大將，充其量只有匹夫之勇，而成不了帥才，真正的帥才應該會組織人，指揮人，利用人。要做到這點，首先要籠絡人。要導之以高爵，養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於是就有了日後林立果的“三國四方會議”的召開。
辛書下卷第644頁說“林彪曾對葉群說過：‘一個權字，一個快字，這是政變的兩字訣竅。現代政變可以在一個早晨把權拿到手。搞政變，奪權的代價要最小最小最小，收穫要最大最大最大，時間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專諸這樣的刺客也最難最難最難。’”
辛先生這番演義說書的本事實在令人嘆為觀止。林彪這些密室私房“談話”何人在何時聽到並記錄下來？又如何傳之後世？我們通讀了辛先生的大作才知道，原來林彪要搞政變的“確鑿”證據竟然都是出自辛先生自己的生花妙筆。國內學者孫煥英在一篇《他們何以聽到林彪夫婦的私房話？》中說：“在我看到的關於林彪傳記性的文字中，最顯得豐富多彩的，是林彪和葉群兩口子的私房話。不但寫得具體——那些話都是加了引號的原話，而且連說話時四體的動作、五官的表情、聲音的高低、腔調的抑揚也都寫得生動，使讀者好像在看紀錄片。不過，我讀這類東西多了，反而迷茫起來。例如，有一篇寫林彪的文字，有記述林彪和葉群私下議論對付毛澤東的段落。在這段落中，林彪話是怎麼說的，葉群話是怎麼接的；林彪是怎麼哭的，葉群是怎麼嘆的，有鼻子有眼。我怎麼也弄不明白：林彪和葉群的私房話，‘作者’們是怎麼知道的？”“那些‘作者’們雖然對林彪和葉群的私房話言之鑿鑿，而根據卻是證之空空。這類‘作者’，是名副其實的‘作’者；這類‘紀實’，是名副其實的虛構。”孫先生最後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咱們的中國，有人死了，關於他們就可以任意編，因為死無對證；有人壞了，關於他們就可以隨便罵，因為不算誹謗。”（見《文學自由談》2004年第4期），對照辛先生這番野史杜撰，孫先生此言誠不虛也！
第五，《五七一工程紀要》的評價問題。辛先生站在中共官史的立場上對《五七一工程紀要》大批特批，這份《紀要》當然是個“惡毒攻擊”中共的“反革命”文獻，對它的歷史作用自然是要徹底否定的，同時還要在“刺毛”一事上大作文章。
然而站在獨立史家的立場上，我們不得不指出，《五七一工程紀要》絕對是載入史冊的不朽之作。無論辛子陵們怎麼貶低它咒罵它，都無損這一文獻的歷史性地位。《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偉大歷史意義在於，它最早吹響了揭露、抨擊毛澤東假社會主義之名行皇權專制倒退之實的號角。該《紀要》無情地揭露了毛澤東專制獨裁統治的實質——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乃“社會法西斯主義”。《紀要》還深刻地揭露了中國社會的現實，提出了改變中國的新的發展道路。可以這樣說，直到今天，大陸出現的批毛文字，均未達到它的深度和高度，其中當然也包括辛先生的著作。中共日後走的改革開放道路不過就是實踐了《紀要》中的思想而已。鄧小平上台後對毛澤東的否定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遠不及《五七一工程紀要》來得更深刻、更徹底。
辛子陵們抨擊《紀要》裡武裝政變實在十分淺薄。看看華國鋒、汪東興們在毛澤東死後搞的“十月政變”，他們不過是實踐了林立果未能完成的事業而已。如果你承認華汪政變是終結文革救民於水火的偉大壯舉，憑什麼就要否定林立果所設想的政變呢？換句話說，如果1971年那次林立果設想能夠成功，就會早五年結束毛澤東的文革暴政，也許會為中國提前開闢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由此可見，林立果設想的“政變”有其積極進步的一面，是人們所不能否認的！
簡評《紅太陽的殞落》得失
《紅太陽的殞落。千秋功罪毛澤東》是近年來評毛著作中較為突出的一部，在國內引起很大反響，該書由國內知名人士李銳先生和謝韜先生作序，李銳先生更是以驚世之筆寫下毛澤東是“功勞蓋世，罪惡滔天”。筆者讀後有如下幾點觀感，簡單提出來與大家分享。
第一，該書對毛澤東的揭露和批判，在深度和廣度上在當今大陸黨史學界前所未有。
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直沒有停過，文革結束後，人們開始反思毛澤東到底給中國社會和人民帶來了什麼：中國社會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是光明了還是黑暗了？顯然，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前面臨着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即如何重新評價毛澤東建國以來的歷史。然而鄧小平為了自己的合法統治，強行壓下了評毛、批毛的浪潮，以一紙《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評毛定下了基調，即毛澤東依然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建國之後，特別是文革當中只是犯了錯誤，被林彪和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利用云云。大陸黨史學界對毛澤東的研究和評論被嚴格限制在這個框架之內，無論是官方出版的正統《毛澤東傳》，還是其他人物、事件的研究都只能以此為準，不敢越雷池一步，造成毛澤東研究的模式化，概念化，停滯不前。起而代之的是對毛澤東的歌功頌德，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級黨政機關依然將毛澤東視為“一代偉人”，毛澤東的罪惡不僅沒有被清算，反而成為毛的高瞻遠矚、豐功偉績。這正是鄧小平留給人們的無解之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中國只有徹底拋棄毛澤東的思想、理論體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發展。辛子陵先生將毛澤東建國以來的所作所為作了系統的清理，較為全面、徹底的揭露了毛澤東建國以來的種種倒行逆施，尤其是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以及毛澤東家天下妄圖傳位江青、毛遠新的真實布局。這些都是辛先生此書的亮點，值得肯定。
第二，關於中國發展前途的理論上的新突破。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處於“經濟上的巨人”和“理論上的侏儒”境界。中共一方面要搞經濟上的改革與開放，拋棄毛澤東的計劃經濟、一大二公等閉關鎖國政策，另一方面卻要繼續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在意識形態方面繼續堅持共產黨的一黨專制的獨裁統治。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先天上就發育不足，那些自稱為“毛派”的人就不斷指責鄧小平就是毛澤東當年批判的“正在走的走資派”，中共也無法擺脫“打左燈向右轉”的窘境。理論上的侏儒必然導致經濟上的反覆和社會的動盪，“六四事件”就是典型一例。辛子陵在書中特別呼籲“只有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沒有保護這一政策的意識形態不能成事”，“當務之急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說清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錯誤的來龍去脈，回頭看一看那個‘左’禍肆虐，生靈塗炭的時代，揭穿毛澤東的假馬克思主義，奪回話語權，使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徹底失去號召力。”以這麼鮮明的態度直指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尷尬境地，並一針見血地點明中國必須徹底拋棄毛澤東禍國殃民的意識形態才能步出自我設限的窘境，才能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大道。辛先生在體制內的敢言，其膽識和勇氣令人欽佩，這點也是我們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
第三，《紅太陽的殞落——千秋功罪毛澤東》的不足之處。
（１）對鄧小平的過度推崇，以鄧小平的是非為是非，且辛書所述內容依然沒有跳出《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框架。無可諱言，鄧小平在撥亂反正的年代裡起了決定性作用，鄧小平以批判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為開端，開創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在肯定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時，還必須清楚地看到鄧小平與毛澤東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別，必須清楚地看到鄧小平在建國後至文革前的十七年裡，作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也是“罪惡滔天”的。他們所不同是，鄧小平復出後，部分地汲取了以前的教訓，更加務實，經濟政策上更加靈活、開放，沒有那麼多極左的意識形態的條條框框，這對於衝破中共多年來的“左禍”起了積極的進步作用。然而，鄧小平為了自己的合法統治，強行壓下黨內批毛的意見，將文革當中的一切罪責放到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身上，為毛澤東作了開脫。中國人民在否定了華國鋒“兩個凡是”之後絕不應該再搞一個鄧版“兩個凡是”——凡是鄧小平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鄧小平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鄧小平一手導演下出爐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當前史學界研究文革史的最大的緊箍咒。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沒有新的突破，對於文革當中發生的各種事件，就只能按“好人犯錯誤，壞人犯罪”的模式予以解釋。辛先生在該書的扉頁上坦承，1974年就根據鄧小平的授意寫了《林彪春秋的破產》。事實上辛先生從那時起就按照鄧小平的這一思路解釋歷史，辛先生以後出版的《毛澤東全傳》、《林彪正傳》等都是這一思路的體現。顯然，按照鄧小平的旨意和黨的決議闡述歷史，必然會產生各種弊病，即迎合官方的正統思維，繼續曲解、編造乃至篡改歷史，這樣一來對於歷史的解釋也就不可能客觀與公正了。
（２）辛書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好人絕對好，壞人絕對壞”，缺乏客觀公正的評論。官史對於歷史的解釋最大弊端就是為尊者諱。被官方定位的好人，史書中是看不到他們的缺點的，更不用說他們所犯的罪責，而官方定位的壞人則一無是處，他們的所作所為都要往壞處想，即使作過好事也必然是別有用心的。事實上，文革中，大批老幹部都曾積極參與，如周恩來、葉劍英等，他們沒有一個真正反對過這場運動。周恩來更是毛澤東的大管家，一身兼了毛澤東文革運動的“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長”，全力保障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沒有周恩來的助紂為虐，毛澤東的文革很難順利進行。連鄧小平文革後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再例如，葉劍英文革當中也是積極分子，在鬥倒羅瑞卿事件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可是在辛書中，我們是看不到這些真實歷史的。我們看到的是，周恩來忍辱負重、嘔心瀝血，違心的講話和做事，並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作了各種各樣的鬥爭；葉劍英更是高風亮節，不僅有“二月逆流”的英勇事跡，更有後來的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偉大歷史功績等等。然而歷史絕非“非紅即白”，而是多重性、多樣性的。對於歷史人物也必須作全面客觀地分析，研究歷史必須打破“好人絕對好，壞人絕對壞”這種迷思。
（３）理論上的突破伴隨着理論上的缺陷。辛子陵全書的落腳點在於論述，中國應該徹底摒棄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辛子陵先生的這個看法本身是不錯的，但卻是一廂情願。辛書反覆論證了歐洲一些國家通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互融合而達成一個和諧理想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然而，我們必須看到，西方社會，特別是歐洲一些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都不是在一黨專制下的產物，他們原本就沒有一黨專制的傳統，而是多黨制的自由民主體制，這些國家逐漸發展到民主社會主義是不奇怪的。但是中國的現實卻與西歐社會相差太遠，辛子陵幻想依靠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達成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無異於緣木求魚。如果中共依然頑固堅守其一黨專制體制，辛先生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永遠只能是水中月、鏡中花而已。只有徹底放棄一黨專政，走自由民主的多黨製發展道路，中國才能煥發出真正的青春，步入一個正常的社會。
（４）歷史研究是一項嚴肅認真的事業，不是普通的文學創作，來不得半點虛假，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絕不可為了迎合“上意”而任意編造歷史。辛子陵先生在國內軍事院校任教多年，對此應該瞭然於胸，當年對“四人幫”篡改歷史及史學為政治服務恐怕也是深惡痛絕。但是通讀辛先生的《紅太陽的殞落——千秋功罪毛澤東》，最遺憾的感覺就是，辛先生配合官方的抑毛揚鄧而作史，其文太不嚴肅、太不嚴謹，不僅許多重要內容、如關鍵的材料、數據沒有來源或出處，而且大量引用坊間野史充做正史，大量編造歷史人物的對話、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可媲美坊間流傳的京夫子、師東兵等人的文革演義系列作品，這樣也就大大降低了辛書原有的價值，辛先生的書可能最終也只能與京夫子等人的演義說書為伍，無法成為信史。也許辛先生本人不這麼認為，但是有良知的史家對此是不屑為之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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