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苏联成败》，对苏联从革命成功到解体的过程进行简要分析，许多对苏联解体的分析往往以意识形态价值为基准，也普遍带有意识形态思想意识的偏见，将意识形态价值作为社会与个体生命的唯一标准，忽略了社会改革的本质，以及社会权威与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引导作用，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主动作用，忽略了社会权威与利益对社会变革的引导于规范作用，以及最高权力枢纽在社会变革中的关键作用。 第三章 苏联成败 苏联，毫无疑问是二十世纪意识形态思想意识驱动的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与实践，它的成功与失败都为人类历史留下深刻印记，也改写了人类近代历史的轨迹。对苏联的成功与失败乃至解体，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阵营都有着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或出于敌对意识形态的无知与偏见，有意误导，或出于相同意识形态立场的狭隘偏袒或盲点，基本上都忽略了特定历史环境与人类生命自然属性以及社会群体本质最终所起的关键作用。苏联无疑是物质本质与思想意识相互影响与回应最鲜活的事例，客观解读苏联的历史演变与最终走向解体，认识思想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理论真理性的社会时空局限甚至谬误，避免社会改革被所谓思想价值所捆绑与误导，善意以始，悲剧以终。苏联七十四年的轨迹似乎可以得出这些观察。 3.1 战争失败是社会革命原因 社会革命的成功与引发革命的社会思想理论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俄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是意识形态理论所说是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经济崩溃，或社会发展必然，瓜熟蒂落的社会革命，资本经济孕育成熟的社会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就当时俄国社会现实而言，俄国处在前工业化及开始走向工业化的阶段，在工业化方面，俄国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存在相当距离，社会底层的贫民阶层是农民及城市贫民，而工人，做为完备成熟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不占社会人口的主要部分。依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社会物质意义而言，俄国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物质基础，至少对于西方已进入工业化，或在工业化方面相对走在俄国前面的国家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革命应该在这些国家爆发，而不是在俄国。这些比俄国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并没有出现革命，或者说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力量尚不足以发动或进行革命，俄国以发达或成熟的资本主义做为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社会物质基础并不存在。 而俄国革命的社会环境是战争失利，民族主义，社会失序与贫困，才是社会革命的物质基础。战争失利，沙皇退位，资产阶级新政府政策失当，失去对社会控制。在社会动荡混乱失序的情况下，列宁为首的社会主义革命党人领导城市工人与贫民，以及士兵等社会贫困阶层夺取了政权。俄国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精英为核心，城市工人贫民士兵为社会基础的革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俄国社会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既成熟及强大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及其相应的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带来的社会人文及物质基础。这是一场由马克思主义社会知识精英鼓动的人为的社会革命，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社会变革。革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本质，也决定了带有革命基因的苏联体制在和平时期也维持集权体制，革命是体制的基础同时也是历史包袱，执政党难于进行超越意识形态思想的调整，社会物质基础也无法实践马克思强调的，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解放。如果苏联能够做到“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的全面解放”，无疑超越时代与相应的社会文化基础，或者说社会大众通过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可以超越社会物质基础而造就新人类，也就是意识与教育可以违背物质决定意识的物质规律。 俄国社会革命的成功与引发革命的社会思想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而俄国也不具备《共产党宣言》所预示的必要社会基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3.2 革命的成功是斗争策略的成功 革命的成功是斗争策略运用的成功，以及社会敌对阵营势力的分裂与涣散。社会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意识形态理论实践成功，前者是乘乱夺取政权建立新政权，后者才是意识形态理论接受真正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在相对短暂的社会革命历史时期，策略与激情往往能起到关键性作用及决定革命成败，而做为革命目标与社会理想信仰的意识形态思想仅是一种理想激情与牺牲奉献的催化剂，意识形态思想对革命的成败有着准备及动员的作用，对革命过程中的具体事物并未太多现实指导意义，不具有具体的关键性作用。 俄国革命的成功显然是革命领袖的天才杰作，斗争策略的成功，而不是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社会实践的成果，革命的发生与成功并不具有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这里的历史必然指的是对社会生产带来的物质改造铺垫社会的必然变革。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是唯物主义理论基础，这也许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天缺陷。革命的成功也许是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推翻旧政权的的成功，但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与经济理论实践的成功，后者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革命改变了相应社会发展的方向，却无法改变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物质生产才是社会的根本，而社会物质生产的改变需要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与积累。 3.3. 革命扼杀社会思想 革命与内战，以及意识形态思想固有的革命基因与思想偏见，带来社会高压与集权，扼杀社会思想的多元化。暴力革命是双刃剑，一方面压制了不同的社会反对思想，同时也使意识形态思想失去自我批判的活力，社会秩序无法走出革命与意识形态带来的高压。由于革命遭到反革命以及反对苏维埃政权相关经济政策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抵抗，来自国外势力的颠覆，俄国进入内战。为赢得战争，高压与集权成为苏维埃政府管理社会的必要手段，高压与集权即具有战争时期的必要性，又具有意识形态思想意识的基因，即以革命手段改造旧社会，高压与集权成为管理社会的必然手段。毫无疑问，高压与集权具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高压集权使苏联赢得内战，以及高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这在已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各国而言都是不可思议的，并抗击了纳粹德国的入侵，赢得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很难想象一个民主体制的政府能够经受像苏联政权一样的战争磨难。 高压集权的另一面既是以革命及意识形态理想的名义对社会不同政见的各阶层甚至曾经的革命党人，以及不同民族进行血腥镇压，其血腥绝不亚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这些镇压的结果使意识形态思想不容质疑，也扼杀不同社会思想，使意识形态思想成为社会唯一的思想意识，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只允许信奉，不允许怀疑，更不允许批判的世俗宗教，也使意识形态走向窒息。意识形态不再是来源于社会，指导社会实践，并接受社会实践检验的思想，而是禁锢思想，扭曲社会实践的思想框框，这也是最终苏联社会无法走出教条，客观面对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不再是前进的灯塔，而是社会变革的锁链，最终使苏联经济陷入泥潭。 没有高压集权以及血腥的镇压，苏维埃政权就熬不过内战，以及加盟共和国民族的反叛。意识形态的理想激情与高压集权无疑是苏联渡过初期危机的主要手段，也成为苏联的重要社会支柱与特征，及大地伤害与窒息了社会人文思想。高压与集权既是革命的手段，也是革命的结果，而意识形态思想意识的信仰化与强制，成为世俗宗教，也使高压与集权合理化。高压与集权一方面强化了意识形态思想意识对社会的控制，也扼杀社会思想，这使意识形态理论无法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修正与提高，使意识形态理论不但成为死教条，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 革命与内战的历史因素，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本质，在政治的高压下，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共同的信仰，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排他性，不同社会思想受到压制，社会思想僵化，失去活力。在革命及战争时期，敌友分明，非黑即白的认知与处理方法有一定的效果，在和平建设时期，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问题包罗万象，绝非的意识形态理论所能预期，意识形态思想的受压迫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绝非口号，而是不同社会群体阶层实实在在利益的体现，这些不是革命策略与激情所能替代的现实问题，是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实践，是一个精神信仰到社会实践最终表现为物质利益的过程，需要回归平和实事求是与理性，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而意识形态思想意识的绝对化与政治的高压集权，使社会经济运行失去客观理性实践的基础。 以俄国社会当时社会状况，物质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不仅相对落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人文也缺乏西方自由与民主的文化思想，这也使后来苏联的社会文化缺乏多元的思想元素，思想封闭，一切以意识形态为尊，极端排斥西方思想意识，无论是先进的经济管理知识，还是社会文化，都当作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加以排斥，作茧自缚。
第三章 苏联成败 3.1战争失败是社会革命原因 3.2革命的成功是斗争策略的成功 3.3革命扼杀社会思想 3.4思想僵化扼杀经济活动 3.5改革与社会脱节 3.6专制体制无法自我纠错 3.7政治精英为私利与自保拆解国家 3.8最高权力背叛 3.9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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