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苏联成败(3)
3.8 最高权力背叛
苏联解体，最高权力机构放弃权力，放弃责任，国家崩溃。苏联改革失败，最终走向解体，超乎世人预料，各种解释纷至沓来。诚然，苏联改革起于意识形态思想僵化导致的经济失败，这是以僵化的思想意识为主导为基础，而不是以事实以社会实际为主导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是完全脱离物质现实的社会实践，其失败是必然的。然而做为政治体制的解体，原因绝非仅仅意识形态，苏联解体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即最高领导人对社会的错误理解，对改革的错误引导，这种错误就是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最高领导层对国家与社会的背叛，这不仅是判断与管理的失误，更是对责任的背叛，是一种犯罪。
国家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由许多社会个体共同组成，这许许多多的个体组成形成国家及社会基础的不同利益阶层与集团（民族），尽管并非所有的个体或集团（尤其是弱势民族）都是出于自愿，甚至是被暴力胁迫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管理国家与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国防，保证国家与社会的正常运行，政府的职责或本质决定了政府掌握国家与社会的一切资源与权力，政府成为社会财富的中心与集散地。哪里有财富哪里就有人，政府也必然成为绝大多数社会精英的目标与聚集地，而社会精英的依附与支持也是政府及社会稳定的基础。
政府掌握社会财富也掌握社会精英，就有撬动所有社会资源与力量的动员力，掌握社会资源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在社会不同群体对社会改革方向出现意见分歧，并发生社会动荡，甚至失序时，政府最高领导人没有利用所掌握资源及权力，进行相应协调与统筹，或运用公权力使社会恢复秩序，而是出于自保与私利放弃权力，使反政府势力有机可乘，宣告中央权力机构非法，解散执政党与政府。中央权力机构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原有政治体制失去合法性，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即全社会的管理机制失去所有赖以生存的资源与权力，整个社会失去最有力有效的管理手段，无法阻止不同社会群体（族群）对原有国家或社会结构的分裂企图，这对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无疑是致命的。
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而言，社会精英群体为追求财富权力而依附政府，失去权力与资源的政府也将失去对精英群体的吸引力，社会精英群体从依附者成为旁观者，或为个人利益而依附反对者或新的社会资源掌握者。从法律，权力，及财富，最终是社会精英资源等多方面切断了中央政府与社会的联系，或摧毁了政府的社会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苏联执政时期一个经常的现象就是当政者对前任的否定，这种现象从赫鲁晓夫以始，屡试不爽。如果没有合理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解释，每次对前任的否定无疑都是对执政社会基础的伤害，这种自我否定现象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全盘自我否定的铺陈，最终是执政危机。这种反复出现对前任的否定可称为赫鲁晓夫现象，最终全盘的自我否定可称为戈尔巴乔夫危机。赫鲁晓夫现象及最终的戈尔巴乔夫危机体现的是苏联执政体制的深层次危机，也就是执政党赖以执政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基础遇到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或经济问题，理想与信仰最终面对社会大众的物质利益要求，也就是一切理想与信仰都最终回归生命的自然属性，生存与利益，或最大利益，达不到就必然产生社会危机。
戈尔巴乔夫危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做为一个最高领导者，戈尔巴乔夫个人在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官僚，或者说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官僚也不为过，可以从他的从政经历及相较优越于同僚的政绩可以印证，然而绝不是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原因很简单，抛开意识形态，仅从国家民族及地缘政治而言，政治人物不可能看不到俄罗斯民族以苏联为基础做为世界强权所涉及的地缘政治利益，各大国的利益博弈及相互欺骗，以及俄罗斯民族数百年精历图治与搏杀的艰辛，政治人物必为国族利益放手一搏，而不是轻易放弃。叶利钦是一个政治人物，然而是一个个人命运及政治私利高于一切的政治赌徒。苏联在领导者的自私无知短视下的崩塌，历史偶然多于历史必然。
对苏联历史及其改革做出何种评价是一回事，而苏联从改革启程，及致国家解体，评判领导人所起的具体作用，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对一个国家而言，最高权力机构犹如全社会的神经中枢，在社会动荡，国家出现危机之时，领导人放弃权力无疑是对神经中枢开了一枪。毫无疑问，国家除了解体，别无它途，危机时刻放弃权力是对责任的背叛，政府必然崩溃，而多民族的国家必然是分裂与内战。并非苏联不能走自由民主的改革道路，而是应该在平和理性的过程中进行改革，充满激情的社会革命带来的只有更大的社会代价与伤害。
前持不同政见者、著名作家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真是痛彻心扉的哀鸣。社会变革绝非表面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价值变换，而是社会变革背后的本质是活生生的利益，个人的，群体的，社会的，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苏联改革是失败的，革命却是成功的，对大多数社会个体而言，代价是沉重的。
胡适在《自由主义》中言及自由主义其中的一个意义就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是否可以理解为没有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就没有自由主义，而在二十一世纪更应如此。
3.9 结语
纵观苏联历史，如果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正确的唯物的，以俄国现实社会基础而言，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并非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必然结果，资本生产方式的必然终结，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而是战争与革命的催生。战争失败，社会失序，革命党人策略运用的成功，这种成功是意识形态理想鼓动社会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意识形态社会理论实践的成功，社会理论实践最终目的是要产生满足社会大众需要的物质利益及满足感。革命成功只是意识形态理论实践最基础的第一步，为理论实践提供了必须的社会环境，这也许是重要的关键的一步，却是与物质生产最无关的一步，而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础，同样也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关于社会物质生产理论最根本的社会实践。没有物质生产的基础，一切社会形态及意识形态都是乌托邦。
理论上俄国并不具备完备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具有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者说缺乏上层建筑中与发达资本主义相关的人文思想。当时俄国社会的人文思想意识仍然是农业经济与进入工业化时期的混合物，所以俄国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基础，及思想理论准备是有先天不足的，俄国还处在前工业化及工业化初期时代，并不具备当时最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以及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文化。
革命与战争，以及意识形态思想意识，使社会管理及经济生活走向高压集权，一方面使苏联高速实现工业化，同时也制造许多社会问题。对加盟国民族，农民及社会反对人士的血腥压制，绝不亚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这种高速与高效实现工业化正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所批判的，极权高效，也为苏联社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集权与计划加速工业化的实现，也成为社会及体制无法摆脱的固有模式，成为生产脱离市场与消费的痼疾。
社会文化及思想意识以意识形态为尊，盲目反对西方一切先进文化与思想，压制不同社会思想致使社会思想僵化，意识形态成为思想桎梏，无法解决社会及经济发展问题，由于意识形态敌对与美国走向军备竞赛，经济雪上加霜，社会问题丛生。毫无疑问，压制思想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命的自然属性，思想的一元化，使社会内部失去自我纠错的思想机制，思想窒息将是社会窒息的开始。
改革缺乏明确思想理论准备，全盘接受西方意识形态意识，自我否定，使长期以意识形态为尊的社会大众以及执政精英群体思想溃堤，社会思想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对改革带来的社会失序，最高权力机构及领导者对社会情势判断累累失误，未能加强中央权力，采取有效危机处理，而是被情势牵着走，逐步失去领导者对改革的主导与对体制的掌控，这无异于一个生物体的神经中枢自我病变麻痹，失去对整个生命机体的控制，最终失去权力，国家解体。改革失败与国家解体无关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而是国家社会管理的失败，手段的失败，或许还是一种蓄意背叛，无关意识形态成败。
西方思想及舆论界将苏联解体当成社会主义的失败无疑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与狭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与先进文化，就如同资本主义相较于封建主义，无论在思想文化还是社会道德，社会公共建设以及社会福利，然而苏联社会在物质与在精神不仅没有达到西方发达社会的物质水平，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社会也去之甚远。苏联社会除了公有制，政府人为主导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而产生及带来的与公有制相关的社会文化，在苏联社会中还有什么是由社会自发产生的，并与社会主义及公有制相关的社会文化。苏联只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管理体制，苏联是社会主义吗，这种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物质生产必然带来具有客观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是人为主观意识主导与设计的空想社会主义。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或政治体制变革总是比经济基础来的缓慢，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滞后于经济基础的改变，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关系的正常的普遍的必然形态。以社会物质生产为主导的，为适应物质生产的上层建筑变革，与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蓝图的上层建筑变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客观的，为适应社会物质生产变化的社会变革，一种以物质生产为依据的变革，其变革过程必然滞后于物质生产的变化，缓慢而有序。后者是主观的，人为设计的，往往是以理想为目的的政治体制变革，一种试图引导现实的体制变革，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以人为设想及相关判断为依据的变革，与其说超前，更可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实验。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必然的进化结果，革命成功的苏联尽管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相关的经济与文化，以及必要的各种工业化社会群体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是人类工业化的领头羊与楷模，西方社会人文理论，以及管理与科学诸多方面必然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可以学习与借鉴的知识与经验，然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性质与战争，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的敌对意识，使执政党难于客观地对待与学习西方的知识与经验，使社会主义建设不仅社会生产基础先天不足，后天也失去应有的人文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犹如无本之木，社会主义不再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进化，而是当权者的凭空想象。种种原因都必然带来物质生产的挫折，经济的挫折，必然最后影响到整个社会体制挫败。
俄国十月革命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事件，也是意识形态思想如何激发与凝聚社会力量，从而裂解及影响社会进程与方向的的实例，是物质产生及改变思想，思想又反作用于物质社会最现实的表现，又由于思想意识脱离或超越物质现实而失败，物质最终纠正意识，意识最终回归依附物质基础。
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无疑是集权体制有可能带来高效的最佳实例，其中也包含许多不公平甚至野蛮血腥的印记，苏联的工业化的成功是一种非寻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其本身社会的历史人文，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的思想意识敌视，使体制内部很难产生出引导其健康成长的机制，理论思想只能长期受制于意识形态教条的僵化，而无法实事求是的创新。
而现实社会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历史原因也在相当程度限定了社会的发展途径，革命及强制社会改造所带来的高压与集权，甚至专制的统治手段，严厉压制摧残社会思想，使整个社会难以靠自身的内部力量产生纠错的可能，专制使社会大众产生自我怀疑，这也直接动摇了意识形态做为个体思想意识以及信仰的社会基础。当国家打开门户，外部思想与资讯进入社会各阶层，禁锢的及僵硬落后于实际的思想意识顷刻瓦解。苏联的坍塌首先是意识形态思想的自我否定，而意识形态是苏联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当权者在没有产生新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否定原有意识形态思想，无疑必然带来社会思想的混乱，也是一种合法性思想上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是国家与社会崩溃的开始，而领导者的连续失误，使国家社会基础的逐渐瓦解，新兴政治力量为私利与自保不惜拆解国家，及国家领导者为私利放弃权力才是国家解体的关键。在苏联解体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共同点就是社会变革失去政府强有力的引导，改革演变成为社会革命。
政府也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政府权力机构与官员，以及权力的社会及思想基础或意识形态都是权力生命机体的有效组成，苏联的改革表面上是生命机体的自救，实质上是自杀，失败的改革，成功的革命。
苏联的社会特点是多民族，历史与意识形态形成长期的社会高压氛围，社会思想奉行单一意识形态思想，并与外界思想长期隔绝。在这样一个社会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改革遇到重大危机时，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在摆脱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同时，必须有新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作为社会思想承接，以维护社会思想的理性与客观，而不是简单地嫁接所谓普世价值或受外来思想理论的诱导，否则国家解体与社会的崩溃是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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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苏联成败(3)
3.8 最高权力背叛
苏联解体，最高权力机构放弃权力，放弃责任，国家崩溃。苏联改革失败，最终走向解体，超乎世人预料，各种解释纷至沓来。诚然，苏联改革起于意识形态思想僵化导致的经济失败，这是以僵化的思想意识为主导为基础，而不是以事实以社会实际为主导为基础的社会实践，是完全脱离物质现实的社会实践，其失败是必然的。然而做为政治体制的解体，原因绝非仅仅意识形态，苏联解体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即最高领导人对社会的错误理解，对改革的错误引导，这种错误就是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最高领导层对国家与社会的背叛，这不仅是判断与管理的失误，更是对责任的背叛，是一种犯罪。
国家的本质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由许多社会个体共同组成，这许许多多的个体组成形成国家及社会基础的不同利益阶层与集团（民族），尽管并非所有的个体或集团（尤其是弱势民族）都是出于自愿，甚至是被暴力胁迫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管理国家与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国防，保证国家与社会的正常运行，政府的职责或本质决定了政府掌握国家与社会的一切资源与权力，政府成为社会财富的中心与集散地。哪里有财富哪里就有人，政府也必然成为绝大多数社会精英的目标与聚集地，而社会精英的依附与支持也是政府及社会稳定的基础。
政府掌握社会财富也掌握社会精英，就有撬动所有社会资源与力量的动员力，掌握社会资源不仅是权力，更是责任。在社会不同群体对社会改革方向出现意见分歧，并发生社会动荡，甚至失序时，政府最高领导人没有利用所掌握资源及权力，进行相应协调与统筹，或运用公权力使社会恢复秩序，而是出于自保与私利放弃权力，使反政府势力有机可乘，宣告中央权力机构非法，解散执政党与政府。中央权力机构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原有政治体制失去合法性，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即全社会的管理机制失去所有赖以生存的资源与权力，整个社会失去最有力有效的管理手段，无法阻止不同社会群体（族群）对原有国家或社会结构的分裂企图，这对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无疑是致命的。
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而言，社会精英群体为追求财富权力而依附政府，失去权力与资源的政府也将失去对精英群体的吸引力，社会精英群体从依附者成为旁观者，或为个人利益而依附反对者或新的社会资源掌握者。从法律，权力，及财富，最终是社会精英资源等多方面切断了中央政府与社会的联系，或摧毁了政府的社会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苏联执政时期一个经常的现象就是当政者对前任的否定，这种现象从赫鲁晓夫以始，屡试不爽。如果没有合理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解释，每次对前任的否定无疑都是对执政社会基础的伤害，这种自我否定现象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全盘自我否定的铺陈，最终是执政危机。这种反复出现对前任的否定可称为赫鲁晓夫现象，最终全盘的自我否定可称为戈尔巴乔夫危机。赫鲁晓夫现象及最终的戈尔巴乔夫危机体现的是苏联执政体制的深层次危机，也就是执政党赖以执政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基础遇到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或经济问题，理想与信仰最终面对社会大众的物质利益要求，也就是一切理想与信仰都最终回归生命的自然属性，生存与利益，或最大利益，达不到就必然产生社会危机。
戈尔巴乔夫危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做为一个最高领导者，戈尔巴乔夫个人在本质上是一个技术官僚，或者说是一个优秀的技术官僚也不为过，可以从他的从政经历及相较优越于同僚的政绩可以印证，然而绝不是有远见的政治人物。原因很简单，抛开意识形态，仅从国家民族及地缘政治而言，政治人物不可能看不到俄罗斯民族以苏联为基础做为世界强权所涉及的地缘政治利益，各大国的利益博弈及相互欺骗，以及俄罗斯民族数百年精历图治与搏杀的艰辛，政治人物必为国族利益放手一搏，而不是轻易放弃。叶利钦是一个政治人物，然而是一个个人命运及政治私利高于一切的政治赌徒。苏联在领导者的自私无知短视下的崩塌，历史偶然多于历史必然。
对苏联历史及其改革做出何种评价是一回事，而苏联从改革启程，及致国家解体，评判领导人所起的具体作用，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对一个国家而言，最高权力机构犹如全社会的神经中枢，在社会动荡，国家出现危机之时，领导人放弃权力无疑是对神经中枢开了一枪。毫无疑问，国家除了解体，别无它途，危机时刻放弃权力是对责任的背叛，政府必然崩溃，而多民族的国家必然是分裂与内战。并非苏联不能走自由民主的改革道路，而是应该在平和理性的过程中进行改革，充满激情的社会革命带来的只有更大的社会代价与伤害。
前持不同政见者、著名作家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真是痛彻心扉的哀鸣。社会变革绝非表面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价值变换，而是社会变革背后的本质是活生生的利益，个人的，群体的，社会的，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苏联改革是失败的，革命却是成功的，对大多数社会个体而言，代价是沉重的。
胡适在《自由主义》中言及自由主义其中的一个意义就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是否可以理解为没有和平的渐进的改革，就没有自由主义，而在二十一世纪更应如此。
3.9 结语
纵观苏联历史，如果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是正确的唯物的，以俄国现实社会基础而言，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并非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必然结果，资本生产方式的必然终结，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而是战争与革命的催生。战争失败，社会失序，革命党人策略运用的成功，这种成功是意识形态理想鼓动社会革命的成功，并不等于意识形态社会理论实践的成功，社会理论实践最终目的是要产生满足社会大众需要的物质利益及满足感。革命成功只是意识形态理论实践最基础的第一步，为理论实践提供了必须的社会环境，这也许是重要的关键的一步，却是与物质生产最无关的一步，而物质生产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础，同样也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是意识形态关于社会物质生产理论最根本的社会实践。没有物质生产的基础，一切社会形态及意识形态都是乌托邦。
理论上俄国并不具备完备的资本主义发展所具有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或者说缺乏上层建筑中与发达资本主义相关的人文思想。当时俄国社会的人文思想意识仍然是农业经济与进入工业化时期的混合物，所以俄国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基础，及思想理论准备是有先天不足的，俄国还处在前工业化及工业化初期时代，并不具备当时最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以及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文化。
革命与战争，以及意识形态思想意识，使社会管理及经济生活走向高压集权，一方面使苏联高速实现工业化，同时也制造许多社会问题。对加盟国民族，农民及社会反对人士的血腥压制，绝不亚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这种高速与高效实现工业化正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所批判的，极权高效，也为苏联社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集权与计划加速工业化的实现，也成为社会及体制无法摆脱的固有模式，成为生产脱离市场与消费的痼疾。
社会文化及思想意识以意识形态为尊，盲目反对西方一切先进文化与思想，压制不同社会思想致使社会思想僵化，意识形态成为思想桎梏，无法解决社会及经济发展问题，由于意识形态敌对与美国走向军备竞赛，经济雪上加霜，社会问题丛生。毫无疑问，压制思想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命的自然属性，思想的一元化，使社会内部失去自我纠错的思想机制，思想窒息将是社会窒息的开始。
改革缺乏明确思想理论准备，全盘接受西方意识形态意识，自我否定，使长期以意识形态为尊的社会大众以及执政精英群体思想溃堤，社会思想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对改革带来的社会失序，最高权力机构及领导者对社会情势判断累累失误，未能加强中央权力，采取有效危机处理，而是被情势牵着走，逐步失去领导者对改革的主导与对体制的掌控，这无异于一个生物体的神经中枢自我病变麻痹，失去对整个生命机体的控制，最终失去权力，国家解体。改革失败与国家解体无关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而是国家社会管理的失败，手段的失败，或许还是一种蓄意背叛，无关意识形态成败。
西方思想及舆论界将苏联解体当成社会主义的失败无疑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与狭隘，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层次的人类文明与先进文化，就如同资本主义相较于封建主义，无论在思想文化还是社会道德，社会公共建设以及社会福利，然而苏联社会在物质与在精神不仅没有达到西方发达社会的物质水平，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社会也去之甚远。苏联社会除了公有制，政府人为主导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而产生及带来的与公有制相关的社会文化，在苏联社会中还有什么是由社会自发产生的，并与社会主义及公有制相关的社会文化。苏联只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管理体制，苏联是社会主义吗，这种社会主义与其说是社会物质生产必然带来具有客观物质文明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是人为主观意识主导与设计的空想社会主义。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对于经济基础的变革，上层建筑或政治体制变革总是比经济基础来的缓慢，上层建筑和政治体制滞后于经济基础的改变，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关系的正常的普遍的必然形态。以社会物质生产为主导的，为适应物质生产的上层建筑变革，与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蓝图的上层建筑变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客观的，为适应社会物质生产变化的社会变革，一种以物质生产为依据的变革，其变革过程必然滞后于物质生产的变化，缓慢而有序。后者是主观的，人为设计的，往往是以理想为目的的政治体制变革，一种试图引导现实的体制变革，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以人为设想及相关判断为依据的变革，与其说超前，更可能是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实验。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必然的进化结果，革命成功的苏联尽管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相关的经济与文化，以及必要的各种工业化社会群体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直是人类工业化的领头羊与楷模，西方社会人文理论，以及管理与科学诸多方面必然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可以学习与借鉴的知识与经验，然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性质与战争，以及意识形态理论的敌对意识，使执政党难于客观地对待与学习西方的知识与经验，使社会主义建设不仅社会生产基础先天不足，后天也失去应有的人文思想指导，社会主义犹如无本之木，社会主义不再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进化，而是当权者的凭空想象。种种原因都必然带来物质生产的挫折，经济的挫折，必然最后影响到整个社会体制挫败。
俄国十月革命无疑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事件，也是意识形态思想如何激发与凝聚社会力量，从而裂解及影响社会进程与方向的的实例，是物质产生及改变思想，思想又反作用于物质社会最现实的表现，又由于思想意识脱离或超越物质现实而失败，物质最终纠正意识，意识最终回归依附物质基础。
苏联迅速实现工业化无疑是集权体制有可能带来高效的最佳实例，其中也包含许多不公平甚至野蛮血腥的印记，苏联的工业化的成功是一种非寻常的社会发展进程，其本身社会的历史人文，以及与外部环境的相互的思想意识敌视，使体制内部很难产生出引导其健康成长的机制，理论思想只能长期受制于意识形态教条的僵化，而无法实事求是的创新。
而现实社会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历史原因也在相当程度限定了社会的发展途径，革命及强制社会改造所带来的高压与集权，甚至专制的统治手段，严厉压制摧残社会思想，使整个社会难以靠自身的内部力量产生纠错的可能，专制使社会大众产生自我怀疑，这也直接动摇了意识形态做为个体思想意识以及信仰的社会基础。当国家打开门户，外部思想与资讯进入社会各阶层，禁锢的及僵硬落后于实际的思想意识顷刻瓦解。苏联的坍塌首先是意识形态思想的自我否定，而意识形态是苏联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当权者在没有产生新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否定原有意识形态思想，无疑必然带来社会思想的混乱，也是一种合法性思想上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否定是国家与社会崩溃的开始，而领导者的连续失误，使国家社会基础的逐渐瓦解，新兴政治力量为私利与自保不惜拆解国家，及国家领导者为私利放弃权力才是国家解体的关键。在苏联解体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所揭示的社会现象共同点就是社会变革失去政府强有力的引导，改革演变成为社会革命。
政府也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政府权力机构与官员，以及权力的社会及思想基础或意识形态都是权力生命机体的有效组成，苏联的改革表面上是生命机体的自救，实质上是自杀，失败的改革，成功的革命。
苏联的社会特点是多民族，历史与意识形态形成长期的社会高压氛围，社会思想奉行单一意识形态思想，并与外界思想长期隔绝。在这样一个社会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改革遇到重大危机时，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在摆脱旧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同时，必须有新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作为社会思想承接，以维护社会思想的理性与客观，而不是简单地嫁接所谓普世价值或受外来思想理论的诱导，否则国家解体与社会的崩溃是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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