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  自由民主灯塔 利多出尽

自由民主的思想无疑是人类跨入现代社会与工业化的第一块基石，所有一切现代文化思想的观念概念都可以与自由民主相关联并互为基础与根本。没有自由民主也就无所谓人权与平等，反之亦然。以自由民主为思想旗帜，新生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创了人类工业革命的新世纪，无论如何评价自由民主在人类社会进步进化中的作用都不为过，然而如同所有人类社会新生的思想文化都需要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这个社会物质基础也必然成为相应思想文化的局限，自由民主也同样有它自身的社会基础及时代局限。

在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发轫阶段，社会资本贫乏与积累的的缓慢，不受限制的自由发展是资本扩张理想的社会环境。工业化产生带来的社会物质力量，也使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要政治力量，对社会政治与经济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有利于资本不受限制的自由扩张，两者相辅相成。不论思想意识形态或自由都离不开具体的社会时空，资本生产与自由民主在这个社会历史时期无疑相契合的，也符合社会最大利益，自由民主也成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民主成为大资本大资产者的民主，自由与资本生产的利益是一致的，对社会各阶层追求各自利益，以及进步文化思想也有积极鼓励的作用，自由民主也成为新的与文明的象征。代表资本生产与自由扩张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不仅契合社会生产的需要，也是抗击旧体制及其文化思想的武器，具有社会的进步意义。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特征是，社会生产力落后，生产不足，社会资本也同样匮乏，自由的社会环境有利于资本生产追逐利润的本质，自由民主也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与资本的过剩，资本生产野蛮生长带来的生产过剩与社会浪费，自由主义旗帜下的资本生产已走向社会整体利益的反面，资本自由扩张与生产已失去资本生产发轫初期的社会先进性与合理性，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中的自由主义元素不再完全契合社会生产的环境，也即是资本自由扩张与野蛮生长已走向社会反面，必然受到相应的规范与制约，绝对的自由与资本自由带来的无序生长也成为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

就民主体制而言，无论是现代社会亦或自由民主思想理论，即使在民主制度的发源地与成为基本社会价值的西方社会，民主体制也遇到不可逾越的社会问题。具体的社会表现是政府效率低下或社会治理成果不彰，以及民粹主义横行，即政治正确，其根本是民粹主义。以自由民主文化思想之发轫，民主政体的建立与成熟，成为普世追随与模仿的楷模，然而随着工业化的社会进步，自由民主价值虽然还是那个自由民主价值，社会已不是自由民主发轫时期的社会，民主体制的主体已发生从内容到本质的变化，即从抗击旧体制旧文化思想到个体自我私利膨胀与拆解社会秩序的借口。

以西方社会而言，民主体制已从早期的贵族精英代议民主，进而大资产阶级与社会精英民主，社会中产阶级民主，走向社会普罗大众民主。由于选民社会组成的变化，民主已从社会精英民主衍化成为大众民主。就社会结构而言，就是从社会掌握财富与知识的顶层群体的民主，走向包含缺乏知识与贫穷的社会底层群体的民主，尽管掌握知识与财富的群体也属于大众民主的选民，然而他们的选票在大众民主的比例中已不再具有主导地位。现代民主就是大众民主，也即是底层的民主，底层决策，低智民主，屁股当脑袋的民主，这在本书第二部分民主也有阶段性社会瓶颈已有说明。而社会掌握知识与财富的精英群体并非毫无影响力，也必然通过手中的资源操控与引导社会大众，这些舆论引导既可能是精英群体认为最符合社会利益的意识，也可能是为维护精英个体或群体利益的舆论诱导。上层精英掌握社会舆论对社会大众的诱导，而社会精英也有不同的利益团体，这些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利益并非一致，这使社会舆论必然充满不同利益群体对社会大众的诱导甚至欺骗。而社会大众也会以各自切身利益为基础为优先，对社会相关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然而涉及社会发展与民生的议题，绝非简单或短期可以预见成果的，这些问题甚至也超出社会大众所可以理解，这就为舆论对大众的诱导甚至欺骗提供了许多灰色的现实的基础。社会大众所能掌握的知识与理解资讯的能力，以及大众对财富的渴求都决定大众最可能的抉择就是简单与近利。大众追求近利促使政治人物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而现实中最便捷的诱导就是口号，承诺与口号也成为现代民主选举最基本最普遍的手段与表现。现代民主成为舆论诱导，承诺，欺骗，与口号的游戏，结果是自由民主似乎成为理想与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免费午餐。然而生命的有限性决定资源的有限，世上也没有免费午餐，民主竞选所承诺的近利的代价或所牺牲都是社会的长远利益，这也是民主社会无法进行中长期规划，甚至无法施行超越任期规划的根本原因。为短期利益牺牲中长期利益，最终付费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也即是每个个体的利益。

自由民主的文化思想本质就是追求个体在群体或社会中的自由发展与利益，对资产者而言就是资本的自由经营与扩张增值，即使自由市场自由经济，对社会个体而言就是个体的自由发挥。然而无论是资本或个体的自由发挥在本质上与社会追求共同利益与秩序都存在着矛盾，小政府有利于自由发挥，不受过渡膨胀的自又妨害社会整体利益，这也决定了自由民主存在自身的问题，就如同丘吉尔所说的，最不烂的苹果。这个最不烂的苹果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愈发呈现其不好的一面，已失去发轫初期合理性与先进性，或不仅无助于社会，这里的无助不是说可以将自由民主去除，它已成为社会文化思想的重要部分，并发挥相应的社会功能，然而它并没有带来新的与自由民主价值相关的社会利益，或对解决社会问题有所助益，甚至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民粹就是重要表现，这是由自由民主的本质所决定的，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哲人预见民主的必然结果。

大众民主走向低效低智与民粹是民主无法逃脱的宿命。历经几百年的实践，代表自由民主价值的民主体制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走到了顶点，自由民主的思想内涵虽然不变，然而社会的进步其社会作用已完全不同，从发轫时期的社会进步力量，成为诸多社会弊病的根源，绝对的自由市场与竞争造成危机与浪费，民主体制的低效治理，已是利多出尽。然而要进行民主的自身改革绝非易事，以美国而言，在建国之初为捍卫民主体制，美国的创建者们设定许多难以达到的修宪代表的高比例门槛，其用意是明显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上作为捍卫民主体制的手段无疑已成为阻碍民主体制改革的障碍，对两百年前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成为现实中不可能的任务。而在社会思想上，自由民主已成为大众意识，民粹就是社会大众主流意识，这是政治正确最坚实的社会基础。成为大众民主也使民主体制难于进行自身的批判反省与变革，自由民主与民粹将是民主社会进步或进行深刻社会变革的文化思想障碍。这是对后工业化与西方民主国家，或民主体制的结果而言，对其他国家，民主体制也许仍然是最佳选择，最不烂的苹果。

8.17  走向民粹的民主难于自我改良

毫无疑问，自由民主价值与民主体制是现代文明的基础，然而民主体制最终必然走向大众民主，即底层决策与民粹，结果就是政党的恶斗，低效的政府与社会治理能力，这也将成为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也说明经过近代数百年的发展民主体制实实在在遇到社会管理瓶颈。然而经历数百年与权威及旧文化抗争而成为世界文化主流与现代潮流的民主体制，民主体制自身的革新或改良极为困难。

以民主模范生西方社会为例，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主体制在制度上为了避免与防止非民主及体制倒退，设置许多相互制衡及阻止体制变革的障碍，使民主社会改革障碍重重，所谓的‘美国反对美国’，就含有为维护民主体制延续所设定阻止体制变革的种种程序限制，这些程序限制也许避免了修正体制的企图，然而随社会发展这些程序也成为体制变革的桎梏，这是许多传统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此外在现实中，由于社会的进步，许多经济发达社会建立了福利与救济机制，既有现实的必要，也是意识形态理想价值的体现，而过当的福利与救济也滋养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群体，衍生社会误解与矛盾，而福利与救济机制也已成为社会沉重负担，成为社会改革议题。然而有社会福利机制就会有为其工作的人员，而政府与社会都有许多吃福利与救济，或吃自由民主饭的人，这不只是接受福利与救济的人，也有政府体制与社会相关组织中为其工作的人，这些人也是政府预算大饼的分享者，改革都有可能使这些人失去特定利益。社会救济与福利制度已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平等公平的社会文化思想价值的体现，而是某些人实实在在的切身利益，任何对资源滥用的纠正都涉及既得者的切身利益，这些都是民主体制改革的障碍。

民主体制在新世纪遭遇诸多弊端，而为人诟病的是社会的低效低能治理，这也是《历史的终结》的作者福山增添国家能力相关内容的原因，然而社会思想理论都有其极限，寄托人类理想的意识形态理论更是如此，自由民主亦不例外。一个思想理论的不可跨越的终极，往往就是其理论的基础设定或思想本质，抽象的自由理想必然挑战群体或社会秩序，民主的思想本质就是分权与相互制约，这些都与社会有效治理所需的秩序与集权，以及妥协存在无法解决的本质矛盾。自由民主的社会价值决定国家治理能力于民主体制是南辕北辙镜花水月。

在社会思想上民主体制已成为唯一正确社会管理体制，即政治正确，任何改革的企图，都是对普世价值的背叛。民主价值是不轻易改变的，因为民主也不再是社会管理手段，而是终极目的，民主已从实现文化思想价值的手段异化为理想社会目的本身，社会理想的终极，在社会文化心理与思想上，终极目标是不容改变的，犹如天堂与上帝一样，对信徒而言，是不容质疑的信仰。民粹与低效社会治理带来的颓势，或许会带来对民主体制的批判与反思，然而绝难阻碍政治正确对社会思想的固化，以及席卷世界的民主进程浪潮。社会文化与潮流绝非一夕形成，也绝非一夕可跨越与改变，受民粹主导的民主体制将成为未来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

8.18  后工业化时代 民主遭遇挑战

自由民主的文化思想价值无疑遇到了许多问题，在非西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社会动荡，甚至战乱，而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都遇到的政府施政的效率，由此而造成的社会治理瓶颈，都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现代政府的普遍性问题。这些问题也说明在新兴民主国家，自由民主作为外来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宗教的，国家的，民族的，地区的，历史的各种文化都存在着冲突。这些文化冲突在非西方与经济落后社会特别明显，并且是社会动荡与混乱的主要原因。即使是作为原生文化与经历一个渐进过程的西方社会也由于民主的监督与政党的恶性竞争，造成政府效率与社会治理效率的瓶颈，这都说明自由民主并非普世的价值，文化的冲突就是基本表现。

而西方社会遇到的政府效率与社会治理效率问题也说明自由民主价值已经从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由于选民结构的改变使民主体制由精英决策转为大众决策或社会底层决策，底层决策或民粹决策带来的必然是思想与文化的窒息，由于民粹就是以意识形态原则与理想之名行大众个体狭隘之私利，民粹挟持社会思想只能停留空洞的原则与理想框框之内，而社会文化与思想需要从更实际的社会现实问题着眼与最大利益出发，对社会实际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修正，否则文化思想将走向停滞，这不是历史的终结与停滞，而是社会文化思想的停滞与枯萎。可以说非西方社会遭遇的是自由民主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是社会动荡的根源，而西方社会遭遇的是大众民主底层决策或民粹决策造成的社会治理失能，社会治理失能与科技经济高度发达或后工业化社会所要求的有效社会治理产生矛盾与冲突，这都说明自由民主价值并不是普世的，普世也含有普适的涵义，也即是超越时间限制性的。曾经促进社会的进步也是特定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成果，当社会进步而环境改变，自由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想与价值同样遇到社会环境改变的冲击，必须适应环境的改变，或需要进一步的思想理论与手段的细化与微调，自由民主也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否则也就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如同中国的一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自由民主也同样受到实践的检验，这个检验的标准是生命的本质利益，最大利益。

人类在组成群体与社会后也一直在寻找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平衡，这表现在社会中个体与群体或群体权威的平衡，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社会中不同群体与不同文化思想存在的的冲突，也是利益的冲突，冲突就是寻找新的利益平衡点，冲突触发改变与进步，使社会利益达到新的平衡。当社会步入大众民主时代，大众以多数民主的方式控制了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操控了社会利益的天枰，社会利益的平衡点永远向短期利益或民粹倾斜，而民粹的社会思想基础就是政治正确，这就必然导致严重社会文化与思想的窒息。而作为社会文化与思想另一方面的科学知识与技术由于无关民粹或政治正确，将可维持拓展与进步。如果自由民主普世价值是历史的终结，而民主体制本身又无法纠正政治正确带来的民粹主义，最后的人就不是一种人而是两种人，麻木的只盯着短期利益的社会大众与意气风发，并掌握财富与科技的社会精英。

8.19  社会稳定，有效治理，平等公平公正

现代社会三个最基本的条件，统一的国家与稳定的社会，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有效治理的社会。社会稳定是根本，有效治理是手段，平等公平公正是长治久安与可持续性的保证。这三个基本条件本质上就是社会追求最大利益的基础，统一的国家与稳定的社会是一个国家与社会追求最大利益最基本的条件，失去这个条件社会只能在内耗与矛盾争斗中耗费社会资源。而只有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才能激发社会各群体及个体共同合作又各尽所能去追求社会的最大利益，也达成个体最大利益。社会的有效治理就是理顺协调各种社会因素，文化的政治的生产的因素，使社会的内耗最小，各种社会职能与功能发挥到最大，即社会管理功能低成本高效能。这三个方面都包含着政府的权威，管理能力与成效。

对西方发达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与自由民主作为文化思想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原生与孪生的关系。自由民主作为社会生产与文化实践有一个渐进与成熟的发展过程，西方社会近代民族国家就具有历史承继与地区文化催生的结果，公平公正本身就是自由民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总而言之，在西方发达社会，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理想与与民主体制作为社会管理的模式几百年的发展与摸索，在第一与第二个方面都卓有成效。然而在有效治理方面，由于受自由民主制约政府权力思想的影响，民主体制与程序的权力制衡必然影响政府权力的运作与社会治理的效率，作为民主体制楷模的西方发达社会在社会治理方面亦有许多不足，这也使威权政府比民主政府更有效率成为普遍认知。 

然而对于社会的有效治理，由于涉及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以及政府的权力职能，也就涉及社会个体自由与政府社会功能的管理与平衡，对不同的国家与社会，这不仅是一个与社会历史相关联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习俗与思想价值认知的问题。同为发达的西方民主社会，英国与德国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对政府功能就有着不同的认知。英国的小政府或必要之恶，以及德国的政府是集体（民众）智慧，这无疑与各自社会历史发展与民族文化，甚至所处地理环境都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而社会个体的自由与代表社会秩序的政府权能也是自由民主思想价值内涵的重要部分，这也说明作为理想的意识形态价值或思想理念不仅受制于相应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思想的，甚至对意识形态价值的理解或解读也会因为社会文化的不同而出现差异，自由与社会秩序，以及政府管理的平衡将是为追求生命最大利益而组成群体与社会的人类永远的话题。

对于非西方施行民主体制的国家与社会，由于种种原因造成民主体制与社会的不适或未能达到社会预期，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政府的管理职能失效或社会治理失效。造成社会治理失效的原因既有新文化与旧文化背后的利益博弈带来的治理困难，旧文化积重难于革新除弊，社会大众缺乏民主素养，也有政府缺乏管理能力的原因，缺乏管理能力也是民主体制新政府的普遍现象，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时间使社会消化。新旧文化代表的的冲突也说明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不过是强势文化的意识形态思想误导，误导大众产生了对民主体制为社会带来利益的过高期望，将普世价值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救世良方，忽略了普世价值作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与不适。公允而论，撇开因进行民主体制改革而造成战乱或国家分裂的极端例子，这些无疑是最惨痛与失败的例子，许多施行民主改革后的国家与社会是否比起改革前能够达到更大一些的利益，尽管未能达到预期的发展。以印度而言，几十年的民主体制也许差强人意，但没有民主改革或未施行民主体制的印度，会不会远不如现今的印度，答案是确定的。靠殖民者强行武力统一并施行议会民主制的印度，在国家政治运作层面已具有一定的民主基础，没有施行民主体制的印度甚至会失去统一的社会基础。

以自由民主的所谓普世价值进行的社会改革，施行民主体制的目的表面上追求自由与平等的理想，而本质仍不外乎追求生命的最大利益，现实中的表现就是社会与个体的最大利益，平等自由人权不过都是利益的表现。由于种种社会原因，民主体制的改革并未带来人们预想的现实利益，而无论表面与根本的仍然是社会的有效治理，社会各群体的利益矛盾造成的社会失序，政府的低效等等，都会导致社会治理的问题。自由与群体或社会秩序，民主与效率无疑是一对天生与孪生的矛盾，或许永远无解，只能在群体与个体最大利益目标下寻求平衡。没有社会的有效治理就不会产生社会的最大利益，无论是全社会还是个体的最大利益。毫无疑问，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与社会有效治理，都将涉及政府权力，这是不可偏颇独大与需要平衡的话题，也一直是民主社会争议的话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体制的监督与制约带来的低效能，已成为普遍的诟病，如何做到有效的社会治理应该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与社会现代性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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