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蘇聯成敗

5.3 革命成功是鬥爭策略的成功

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首先是鬥爭策略運用的成功，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在社會生產實踐中的勝利。它是一場在特定歷史時刻、特定社會矛盾與國際戰爭背景下，革命領袖利用敵對勢力分裂、社會秩序崩解與群眾情緒激化的機會，以高超的政治和軍事策略迅速奪取政權的政治行動。這一歷史事實決定了十月革命的成功與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經濟發展到資本主義高級階段、工人階級成熟壯大”的經典條件並不一致，也說明革命成功與否，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政治鬥爭的藝術，而不是純粹依賴意識形態理論的歷史邏輯必然性。

從唯物史觀的角度來看，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需要與生產力發展相匹配的經濟基礎。然而俄國在1917年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俄國雖然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有過一定工業化進程，但在總體上仍是一個農業國家，8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城市產業工人只是社會人口中的少數，並沒有形成像西歐那樣人數眾多、組織成熟、政治經驗豐富的產業無產階級。俄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尚處在初級階段，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並未深度改變整個社會結構。因此，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中的邏輯推演，俄國並不處在“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限、必須躍遷到社會主義”的歷史節點上。

但列寧清楚地認識到，革命不必拘泥於經典教條，而要抓住有利的政治時機。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接連戰敗，軍事失敗引發了政治危機；沙皇退位後，臨時政府既無力結束戰爭，也無法穩定經濟，更不能滿足農民和工人的迫切要求。糧食短缺、物價飛漲、城市動盪、鄉村不安、民族矛盾加劇，使得社會進入全面危機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布爾什維克黨提出“和平、土地、麵包”的政治綱領，精準擊中了當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疲憊厭戰的士兵的核心利益訴求。這一口號並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忠實再現，而是列寧對俄國社會現實的靈活回應。它具有高度的政治動員力和直接的情感感染力，是革命策略的核心抓手。

列寧的政治智慧在於，他不拘泥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先工業化、後革命”的歷史階段論，而是藉助戰爭失敗造成的權力真空，利用臨時政府內部的軟弱和各政治派別之間的分裂，採取集中化、組織嚴密的黨領導模式，把布爾什維克黨塑造成唯一有能力、也有意願立即結束戰爭並滿足群眾訴求的政治力量。他深知在多黨制和議會政治的格局下，布爾什維克難以憑藉選舉獲得多數，因此採取了繞開選舉、直接奪取政權的策略。十月革命的迅速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少數派通過高效的組織與果斷的行動戰勝多數派”的政治實例。

在具體策略上，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採取了多條並行的鬥爭路線。首先是爭取士兵委員會和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支持，把蘇維埃塑造成比臨時政府更“合法”的政治權威。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不僅是政治口號，更是削弱臨時政府、轉移合法性基礎的策略工具。其次是利用媒體與宣傳戰，布爾什維克報紙《真理報》以及大量傳單、演講在群眾中迅速傳播，把臨時政府描繪成資產階級的幫凶和戰爭的繼續製造者，而把布爾什維克黨塑造成和平與正義的代言人。再次是滲透和控制關鍵的軍事力量，特別是主戰場彼得格勒駐軍和工人為主體的武裝力量紅衛兵。軍事上的控制為十月武裝起義提供了決定性保障。最後是利用敵對陣營內部的不信任與分裂，使臨時政府在關鍵時刻無法形成統一抵抗，從而在幾乎沒有大規模流血衝突的情況下奪取政權。

這一系列策略的共同點在於，它們並非源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深入實踐與成果積累，而是對當下政治格局的精準把握與利用。這種鬥爭藝術既顯示了列寧的政治天賦，也揭示了一個事實：革命的短期勝利可以來自策略上的卓越執行，而不是必然依賴於社會物質基礎的充分成熟。換言之，十月革命的勝利更多是政治博弈的成果，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邏輯的自然產物。

然而，這種以鬥爭策略為主導、以政治奪權為核心的革命成功模式，也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留下了深遠的制度烙印。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中的高度集中統一、嚴密的組織紀律，以及對異見的堅決排斥，在和平時期延續為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形成，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必然要求，不如說是革命奪權時期的組織慣性和政治文化的延伸。革命時期的鬥爭邏輯往往強調效率高於程序、集中高於分權、意志統一高於多元共識，這種邏輯一旦內化為國家治理的常態，便很難在和平環境下自我調整，從而導致日後政治僵化與體制固化。

歷史經驗表明，政治策略的成功並不等於經濟和社會建設的成功。十月革命固然在短時間內改變了俄國歷史的走向，但並未解決俄國落後的經濟結構、單一的產業體系、技術依賴和農業低效等根本性問題。相反，由於革命後立即面臨內戰與外部干涉，蘇維埃政權不得不將大部分資源投入軍事和安全領域，推遲了經濟重建與現代化的進程。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經濟領域的實踐始終未能擺脫戰爭動員式的計劃模式，缺乏有效的市場機制和生產激勵，這為蘇聯後來的經濟困境埋下了伏筆。

因此，十月革命的勝利更多地應被理解為一次高超的政治與軍事行動，而不是一次順應經濟發展邏輯的歷史必然。它展示了政治鬥爭中策略、時機與組織力的巨大威力，也說明，意識形態在革命中的作用往往是動員和正當化的工具，而非直接的經濟社會發展藍圖。革命可以依靠策略取勝，但一個社會的長期健康發展，終究必須回到生產力發展與制度建設的現實土壤之上。

革命並非必然洪流，或是少數人手中的利斧，在風暴中劈開歷史的另一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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