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新中国与改革开放

10.13 威权体制 改革成功的关键

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根本前提是中国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幅员辽阔、人口与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强大的执政党领导无疑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核心基础。新权威主义的本质，正是在于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权威，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并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经济改革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文化与思想的调整。这一过程往往伴随价值体系的重组与社会心理的变化，若缺乏有效的引导与约束，很容易造成思想的脱序与社会的失稳。苏联解体正是由于社会思想在剧烈改革中失去秩序的典型例证。

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打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使个体在经济建设中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释放。同时，传统思想文化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方向，邓小平理论在改革开放中则为解放思想、推动经济建设设定了航标。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坚决排除僵化教条的干扰，让意识形态仅作为理想与历史传承的旗帜，而不是具体政策执行的约束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论的提出，正是对教条主义的思想区隔，使中国社会得以摆脱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避免陷入理论空转，集中精力在“以社会最大利益为准绳”的实践中前行。这种务实的取向，本质上就是解放思想的体现，也是改革得以持续推进的根基。

威权体制的重要性，还在于能够在发展过程中“善用后发优势、规避后发劣势”。所有发展中经济体都会面临这两方面的问题。后发优势，是指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更低的社会与机会成本快速追赶，实现原本需要更长时间积累的技术与经济进步。简言之，借鉴他人成功经验，远比从零摸索更为高效。而后发劣势，则源于历史文化沉淀与既得利益结构，往往表现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固化因素对改革的抵制。它不仅局限于经济生产环节，更深植于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社会文化乃至群体利益分配之中。一旦这种劣势无法及时改革，就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转化为顽固的阻力，使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诱发社会动荡。

对所有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后发劣势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也已成为社会经济改革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后发优势与劣势却是有着本质不同的社会或经济现象。就理论而言，后发优势更多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例如淘汰落后的设备、引进先进的生产管理体系——其得失主要体现在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上。而后发劣势则是社会结构与文化层面的问题，往往需要触动利益格局、调整政治体制甚至重塑社会价值观。这一过程在发达经济体中通常是缓慢的演进与改良，由成熟的制度与文化吸收冲击、化解矛盾。

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后发劣势往往是社会长期文化痼疾，受西方意识形态理论与舆论误导，漠视忽略后方优势与劣势的本质区别，认为社会制度是根本与基础，社会环境更为重要，希望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可以一蹴而就，社会改革一步到位，结果事与愿违。这种调整往往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从而使经济追赶的进程与社会结构的剧变几乎同步。改革由此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在缺乏足够应变能力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中，很可能演变为严重的社会不安与动荡。

后发劣势主要涉及社会原生制度与文化层面，轻则社会政府管理机构与管理模式的重组，重则涉及社会群体利益的分配或再分配，也往往引发利益相关者的抵制，而政府与上层建筑相关群体也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对社会利益分配改革的抵制，就会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滞后，最终阻碍经济发展而成为后发劣势。后发劣势既是落后经济体都必然存在的社会现实，也是其经济落后的社会与文化根本原因。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体制改革就是对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旧体制与社会环境的改造，其引发的就是旧文化体制与新制度的矛盾，这在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不仅使经济发展付出代价，更使全社会付出代价。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触发现有体制与体制改革要求的矛盾，是所有经济体都同样面对的普遍问题，非发展中经济体独有。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经济发展对体制与社会利益分配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社会适应与改良过程，也是一个新文化逐渐成长的过程，虽有社会矛盾与冲突，社会成熟的政治文化与机制都足於应付。然而对落后经济体作为新经济形态的模仿与追赶者，往往会触及文化与重大利益的相关社会改革，并且是外来制度与文化的嫁接，这个过程却是一个时间相对短促的社会变革，社会文化与体制机制都缺乏适应变革的机制，成为犹如社会革命的变革，这也是许多改革与政府不愿意触及的根本原因。改革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不改革经济将停滞，改革的时机与手段都成为避免社会动荡与改革顺利过渡的条件。如果将后发优势与劣势简单地类比为同一性质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用简单的如引进技术的方法，犹如外科手术般的手段对待与改造后发劣势，必将诱发社会不安，社会经济发展失去稳定环境。面对后发劣势的两难，改革与不改革都会触发社会矛盾，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无疑成为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最佳手段，这也是新威权主义产生的现实根源。东亚几个经济体的成功经验证明这点。

在这种情况下，威权体制的优势凸显出来。强有力的政府不仅能够集中资源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还能够在推进体制改革时，以制度安排与政治权威化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使改革避免陷入政治僵局。同时，威权体制能够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引导文化与思想的适应性转变，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在不引发社会不同群体严重对抗的环境下，完成对后发劣势的修正。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在东亚多个经济体的成功经验中都有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威权体制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忽视社会反馈或压制民意。相反，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将政策执行与社会稳定相结合，把短期的集中力量转化为长期的制度优势。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政府在关键时期展现了高度的战略灵活性：在技术引进、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果断决策，同时对社会思想的转型保持耐心与引导。这种双向的平衡，使改革既能保持速度，又不至于失控。

此外，中国在应对后发劣势时，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策略，而非一次性制度重构。这种策略避免了激烈的社会冲击，让经济发展与社会调整能够相互适应。例如，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保留国有经济的核心地位，不仅为宏观调控提供了手段，也为社会稳定留出了缓冲区。这种设计正是威权体制在制度安排上的优势体现：它能够在不同利益与目标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不必陷入西方式不同社会群体政治博弈的长期拉锯。

归根结底，威权体制在改革开放中的核心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更在于其内部运作机制能够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结构性阻力、引导文化适应与思想更新。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后发优势发挥到极致，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了后发劣势改造可能引发的破坏力，为社会结构性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提供缓冲。这一体制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与经济互动模式，使中国在全球发展史上创造了罕见的高速与长期增长并存的奇迹。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媒体无法理解，在西方思想理论看来是难于逾越困境或后发劣势，而中国总是能巧妙而安然的跨越。

权力可能是枷锁，智慧可将它化作突围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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