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未來中國的可能路径

13.5 第二种情形 走普选之路

在中国社会关于未来体制改革的设想中，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走西方普选民主体制的道路，即通过普选实现轮流执政。自由民主制度往往被冠以“普世价值”的光环，因此也成为许多知识分子与社会改革人士所呼吁的方向。在他们看来，普选制度象征着自由与公正，以多数民意为依归，是现代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标志。历史上，自由民主的确曾是近代文明的灯塔，推动了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崛起。然而，潮流是否就是真理？甚至是永恒的真理，是否意味着放之四海并超越历史环境而皆准？这需要冷静的分析。

潮流之所以是潮流，往往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自由民主兴起于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正值工业革命催生社会新阶层的壮大，当时工人群体的权利诉求与社会革命的威胁，迫使政治制度不得不作出让步。普选制度因此成为平衡社会冲突的工具，也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缓解阶层对立的妥协机制。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主制度在许多国家却表现出明显的疲态。选票民主逐渐演变为社会资源的争夺战，不同群体和阶层以选举为手段争夺利益，却难以形成共识，结果往往是政治僵局与社会分裂。民主本应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但在现实中却常常滑向民粹，成为社会乱源的根源。民粹横行，意味着民主制度从历史潮流逐步沦为内部消耗的制度困境。

近几十年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改革结果各异，成败参半。撇开意识形态宣传不谈，从社会发展成果来看，除了少数东亚国家与部分小国在民主化过程中取得相对成功，大多数国家的民主改革都未能取得超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民主改革的目标看似是自由与理想，实质仍是社会大众的利益。社会大众最根本的利益是稳定，因为没有稳定就不可能有发展与生活保障。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与民族复杂多样，更加需要稳定作为前提。民主改革在短期内往往会带来二十年以上的社会阵痛与混乱期，而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混乱不仅会引发秩序崩溃，更可能导致分裂。苏联的解体就是最好的例证。

自由民主的支持者常常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将自然推动民主改革。然而这种逻辑在中国并不成立。中产阶层的诉求本质上是社会地位与财产的保障，而并非单纯的政治参与。西方社会的现状恰好提供了反证：民主制度在后工业化时代并未能保障中产阶层的切身利益，反而在全球化和资本力量主导下造成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大众对此以民粹反击，结果是民主制衡结构形同虚设，社会治理陷入困境。普选民主并不等于中产阶层利益的守护，而在中国，如果经济发展成果能够带来比西方更稳定、更优越的生活水准，中产阶层的政治诉求又有多少现实动力？他们会为了抽象的“自由民主”而冒着社会撕裂与动荡的风险吗？台湾地区的经验就是最直观的参照。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并不具备实行西方式民主体制的文化基础，以及容许中国社会进行普选民主改革所需要的平和与宽容的外部环境。民主改革必然带来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社会阵痛与混乱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国内外敌对势力就是等待中国掉入民主混乱期陷阱的黄雀。民主制度的运行需要宽容与妥协，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大一统为最高原则，缺乏多元共识的历史积淀。外部环境也不会容许中国有一个漫长的混乱期。普选民主改革的代价就是内部分裂势力崛起与外部势力趁机介入，这正是中国的最大风险。自由民主的鼓吹者也许对此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普选民主的诱惑背后有着真实的陷阱。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就曾论断，苏联不可能在维持统一的同时推行民主，因为其各民族缺乏共同的公民身份认同。只有国家瓦解为若干小民族实体时，民主才可能出现。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共同身份认同？答案显然并不乐观。中国不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而且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地方利益差异巨大。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仓促推行西式普选民主，中国很可能重蹈苏联的覆辙。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引发热议，也提醒人们必须思考“哪些改革可为，哪些不可为”。衡量的标准，不应是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应是中华民族整体的最大利益。

从这一视角看，走普选民主之路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根本利益。普选民主固然有其辉煌历史与功绩，但它的兴盛与衰落都深受时代与物质条件的限制。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普选民主化的代价远远超过其可能带来的收益。稳定、统一与持续发展，才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利益所在。在科技发达，教育普及，自由民主文化价值普及深入人文思想的社会，普选不是实现自由民主的唯一形态，相反走普选民主之路，不仅不会实现这一目标，反而极有可能让中国社会陷入不可控的分裂与动荡。

人类文化文明的进程有如漂游在无边汪洋中的旅程，彰显文化文明的社会体制就是一个国家在汪洋里栖身的航船，思想就是引航及避险的航标，精神理想就是夜空里引航的璀璨星辰，是人类文明追求的理想家园。然而无论是文化思想意识还是精神理想都是人类高级思维能力的产物，也是人类在特定物质生产条件下的产物，仍最终以物质利益为基础，最终承载文明这条航船不至下沉的是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或非物质利益最终也是以物质为依归，也就是说，衡量思想最终也只有两个维度或标准，即利益与实践。利益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回归或最终本源，实践是检验一切社会活动与思想意识最终符合以利益为最终本源的手段或试金石。

票箱里藏着希望，也混着漩涡陷阱；民主若无理性，自由便是魔鬼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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