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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善斋主的博客  
讽古刺今生欢喜, 信马由缰任自由。 人生最怕唯心累, 且听关关在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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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天知道” 2023-01-14 09:18:40

只有天知道”

独善斋主

 

当本人撰写长篇小说《红尘三叠》时,居然发现了一件蹊跷事。此事无需多言,先将一些已正式发表的文字摘录如下。

****************************************

(一)《毛泽东传 六》,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 “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二)《毛泽东传》之《最后十年》,作者亚历山大·潘佐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6月中旬,毛召见了华国锋、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他的表侄孙女王海容。他躺在床上,气喘吁吁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我们占领了北京,拿下了金銮殿。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张玉凤费了很大劲才把这段独白“翻译”出来。

(三)《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作者于光远,《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从这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谈话,我曾经得到过一个关于这个谈话的两页的材料,我完全记不起来是怎样得到这个谈话的,又没有看到书面的来源,它的真伪我没有把握。现在我看到了新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最后一节“临终的日子”,其中根据张玉凤的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我看是真的,是他的政治遗嘱。讲了他的一生,也讲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说法,我以为“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是我以为是准确的。《毛泽东传》说“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我个人觉得他没有如《毛泽东传》所写“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而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的观点至死不变。

(四)《晚年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统一梦》,作者苏斋,2001年第6期《湖南文史》。

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五)《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作者李海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世纪》杂志2014年第3期。

2013年12月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年之际,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49页中如是记载:

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与此同时,《毛泽东年谱1949-1976》在同一页加了一个注:

“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流传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笔者认为,《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这样记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华国锋不在座。这里,我想把知道的一些情况介绍如下。

叶剑英转述毛泽东的一段话出处何在?

胡绳前辈在1993年为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辰文章《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这样写道:

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谈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这是指台湾)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196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胡绳的话表现出历史学家的严谨,没有讲得那么确定。

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就讲得更多些。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以下文字与前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649页注中文字相同部分略去——编者注)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随后,毛泽东传的作者解释了这段话,说: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毛泽东传》这样写的根据是什么呢?书中特别注明参见叶剑英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叶剑英的这个讲话,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的,但是听到、看到的人比较少。

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这一番话。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在六所,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我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讲话。那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三年,大家经常讨论“文化大革命”,总结教训,研究成因、过程及结束。叶剑英所转述毛泽东的这段话当天就在机关传开了,引起大家心灵的震动。首先是惊愕,毛泽东这样看重“文化大革命”!那还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毛泽东预料到在“血雨腥风”中交班?那他为什么不自己解决“四人帮”?华国锋是不是听了这些才下决心粉碎“四人帮”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样估计的?一连串的问题。那时思想活跃,气氛宽松,大家议论纷纷,各持己见,直抒胸臆,争论不休,人人激动,场面之热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人建议这段话应马上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当时就查毛泽东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可以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就是没有查到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胡绳当时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他完全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既没有全文引用这段话,也没有指出毛泽东是向谁讲的,只是含糊地说:“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而逄先知、金冲及是1980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对此情况并不知情。

1979年夏在六所,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讲的这段话,也没有用在他的公开讲话中。但是事隔不久,邓力群在一次内部讲话中引用了这段话。邓力群的讲话广为传播,很快理论界、新闻界都知道了叶剑英传达的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成为研究毛泽东晚年思想、心态一个重要的史料。

“血雨腥风”中交班的含意是什么?

这段话之所以引起强烈的震动,一个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另一个是关于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胡绳专门为此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另一篇是《对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的说明》,可见他对此段话之重视。在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著作中、在研究“文革”的著作中这段话常常被引用。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

对这段话应如何理解呢?胡绳回忆:

1991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证明毛主席到最后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但因为这本书的篇幅有限,如果引用这段话,还得多说些话,所以没有引用。现在我在这文章中引了,也算实现乔木同志的一个嘱咐。不过,这里也没有引用全。毛主席说,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说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根据这两句话也许还不足以证明他这时候对“文化大革命”已经失去信心了。实际上他下面还有几句话。他说:“这两件事(包括第一件事,第一件事他说台湾还没有收回)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和平移交不行,看来要在动荡中移交了,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这反映了毛主席在逝世前三个月,身体很坏,心情很伤感。自然规律使他生命不能再延长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要不然,他恐怕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过了十多年,1993年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胡绳写道:

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做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作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

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是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可以看出,胡绳与《毛泽东传》的作者看法略有不同。

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讲的这段话?

胡绳认为:“毛主席临终前不久,讲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不知怎么,错写成4月30日,应该改正。”

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是1993年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的撰稿人之一,此电视片说这段话是毛泽东6月25日讲的。

这两位权威人士的讲法不同。

对这段话还可作更深的研究 。

那么,毛泽东是向谁讲的这段话?

这段话,是由叶剑英讲出来的,他不止一次讲这个话。可是没有一个人讲这个话是毛主席对叶剑英讲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毛泽东传》,认为是向华国锋等讲的。1993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专题片《毛泽东》中说毛泽东向华国锋、王海容讲的。

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1993年12月播放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时,因我采访过华国锋,与他比较熟悉,我的住所与他的家很近,一天晚上我去看望他,我坐在与他临近的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闲谈。突然,华国锋郑重其事地称呼我为:“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格外地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电视里讲的是错的。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

2007年我得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即将出版1949—1976年的《毛泽东年谱》,为了不再以讹传讹,特地向正在主持编写工作的熊华源讲了这件事。他很重视,向室领导逄先知报告。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此特别向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询问此事,曹万贵秘书的回答十分肯定,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讲过此事。

据说汪东兴曾回忆,毛泽东多次向他讲过这个话。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文字的东西。

读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关于此事的记载,特别是因为时间不确定,按照编写年谱的惯例,就排在6月最后一条。而6月25日毛泽东病危了一次(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重要的史实却没有用)。毛泽东病危后,基本上讲话别人都听不清楚。(2014年1月采访阎长贵)容易让人产生误传,误以为毛泽东在病危后才讲的这个话。

我感到毛泽东年谱编者是经过较深入研究才作出如此处理的——时间上写6月,用加注的方法,将很多不确的话删去。但是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采纳曹秘书的话,仍然认为听毛泽东讲话的人中有华国锋。当然,对这一问题还可作更深入的研究,如研究叶剑英讲的依据是什么,华国锋为何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希望进一步查档案根据或拿出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

****************************************

摘录了这么多文字,已经足够铺垫的了,就此打住。然蹊跷在何处?在我看来,这么多历史学家、党史研究员,以及那个搞汉学的俄国老毛子,都在以讹传讹,信口胡诌。

红朝万岁爷的这段话,如果是真的,那就绝非1976年6月中旬才出笼。在我1976年4月7日的日记中,已经记下了这则小道消息,即“毛主席接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吴德、王海蓉时的讲话”,讲话时间为“1976年1月12日”,也就是周恩来逝世4天之后(见我的日记复印件)。

这份抄件仅区区十余言,观其口吻,实乃出自于红墙里那位病入膏肓的老人,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对身边几个亲信讲的一番无头无脑的话。

交谈乎?遗嘱乎?像雾像雨又像风。

预感大限将至,这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红朝万岁爷终于不那么自信了。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不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是关心起自己的后事,对一生的盖棺定论,对遗产的何去何从,他拿不准,甚至悲观,冥冥中似乎闻到了“腥风血雨”的味道。“你们怎么办?”看着连口大气也不敢喘的身边宠信们,老人无奈,只得自问自答,丢下一句不负责任、却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实话 ─ “只有天知道”。

至于这个讲话是否为真,出自何时何地,出于何人之口,我无从知晓,只有天知道。而且,我也记不得是从何人之手拿到的这份材料。但是,从我日记的日期和抄录的文字来看,我为当今红朝历史的研究者们感到悲哀。我相信,这个手抄件不仅记在了我的日记中,许许多多当年的传抄者、散布者们也会有深刻的印象和记忆。何以在如今的正史、考证、戏说中,竟无人说得清,乃至讹传为1976年6月中旬。

切莫小看这个日子的谬误,要知道,这个讲话若为真,则在“四五运动”之前,万岁爷已经感到大事不妙,预见到“腥风血雨”啦。

事必考信,时必考确。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image001.jpg

日记复印件:197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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