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是著名的國學大師、歷史學家，他出身世家、治學嚴謹，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一起被稱為清華大學百年史中四大哲人，又與呂思勉、陳垣、錢穆等人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

從左到右：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梁啓超

陳寅恪埋首書齋多年，自甘寂寞，但學問功底卻為民國學術界推重。

梁啓超曾稱“我梁某著作等身，不及陳寅恪寥寥數百字”，北大校長傅斯年稱他“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吳宓稱“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鮮為人知的是，陳寅恪與魯迅在日本曾有兩年“同窗”之誼，還曾一度住在同一個公寓，其兄陳衡恪與魯迅又是留日和教育部同事時期的密友，因此，陳寅恪是魯迅相識多年的熟人，但陳寅恪平生從沒有公開提及魯迅，倒是魯迅在日記和文章里多次記下與陳寅恪的交往。

魯迅

直到晚年，陳寅恪才在日記里淡淡提到此事，並說出了不公開談論魯迅的原因。

1、12歲與魯迅同船前往日本留學，在弘文學院同學兩載：

1902年，21歲的魯迅考上官費留學生，在陸師學堂總辦俞明震的帶領下登上日輪大貞丸號，由南京出發去日本，從南京同行的還有陳衡恪、陳寅恪兄弟。

留日期間的陳隆恪、陳寅恪、陳衡恪三兄弟（從左到右）

陳氏兄弟是俞良田明震的外甥，是湖南巡撫陳寶箴的孫子，父親是維新四公子之一、“同光體”詩人的陳三立（又稱陳散原），由於家庭原因，兄弟倆一心嚮往新學，大哥陳衡恪27歲，三弟陳寅恪12歲，一同赴日留學。

魯迅對俞明震和陳氏兄弟的印象不錯，他在《朝花夕拾·瑣記》曾提起對“俞明震”的印象：“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華盛頓是什麼東西呀？’”魯迅在日記也多次稱俞明震為“俞師”或“恪士先生”以示尊崇。

俞明震雖是晚清官員，卻積極支持康梁變法，也參與過陳寶箴在湖南的新政，傾向於變法維新，主張向日本學習明治維新的先進經驗，曾兩次親自帶領官費留學生赴日，還盡力讓家中子弟出國讀書，他的侄子俞大純和外甥陳衡恪、陳隆恪、陳寅恪，都因此成為日本留學生。

陳氏兄弟來到日本後，與魯迅一起進了巢鴨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同住一舍，同學兩載，於1904年畢業。

魯迅與年長的陳衡恪是終身好友，而年幼許多的陳寅恪，在魯迅眼中更像一個小弟弟，這大概也是陳寅恪很少與魯迅論交的原因之一，他與魯迅同學之時，像是一個初中生與大學生相處，二人的見聞、想法和追求都存在着年齡的鴻溝。

魯迅後來棄醫學文，從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棄學，在東京寄寓，自學德語、俄語，靠翻譯外國小說謀生。

而陳寅恪更為特立獨行，他自稱：“我心思不在學業上，但也並非不聽課，每個月都要到註冊的學校胡亂聽幾節課。我是官費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額。要看聽課記錄，方才可以按月從學監處領到33元錢。”

不久陳寅恪因足疾回國，就讀於復旦，直到1910年才再次出國，遊學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名校，學過22種外語、精通8國文字，尤擅梵文和巴利文，他本來就國學基礎深厚，兼之遊學西方15年，後遂成為中古史、宗教史專家。

2、大哥與魯迅過從密切，妻子是許廣平老師，陳寅恪卻從不公開提起魯迅：

陳寅恪的大哥陳衡恪（陳師曾）是著名美術家，精通繪畫與篆刻，比魯迅和陳寅恪成名更早。

1912年，魯迅應教育總長蔡元培邀請，出任教育部僉事，1913年，陳衡恪任教育部編審，兩位老同學在北平相見，格外親熱，過從密切，魯迅當時剛剛出版了《域外小說集》，還有《炭畫》一冊，書名就是陳衡恪題寫。

1914年，因一戰爆發，在歐洲遊學的陳寅恪歸國，來到北平投奔大哥，被聘為蔡鍔秘書，經常與魯迅見面，魯迅1915年4月6日的日記里還記着：“贈陳寅恪《或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對陳氏兄弟，魯迅頗為推重，曾對陳寅恪說：“你們兄弟均如此，讀起書不要命，過目不忘又天資聰穎。”而陳寅恪答：“你一雙眼睛一直盯着文學這一塊。”

此時陳寅恪已成年，但志趣與魯迅並不相同，他性格孤僻，常與李叔同等人一起討論、研習古詩畫和音樂，遠離政治運動和革命浪潮，沉浸在中古史的學術研究中。

陳寅恪

沒過多久，陳寅恪再次出國，前往美國留學，從此中斷了與魯迅的聯繫。

但名人圈總是那麼小，1926年，36歲“高齡”的陳寅恪經趙元任夫婦介紹認識了唐篔，兩年後結婚，唐篔是晚清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當時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後來陳寅恪夫妻南下，許廣平還曾特地前去探望老師。

陳寅恪與唐篔一家

對與魯迅的交往經歷，陳寅恪不論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還是私下與友人的交談中，都隻字不提，對魯迅從無任何評價，而魯迅對陳家兄弟則頗為推重，在日記中多處記載了與大哥“陳師曾”的日常往還，也有一些與陳寅恪的來往。

與對魯迅的淡漠態度相反，陳寅恪與不少新文化運動代表如胡適、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戴望舒等人交遊密切，也常在文中提及彼此的交往。

這種對比格外令人費解，陳寅恪不提魯迅，並非因為二人的志趣不同，也非二人有什麼過往嫌隙，這種近乎迴避的謹慎態度，不管是在魯迅生前還是身後，陳寅恪都沒有改變過。

3、晚年說出原因，不願向魯迅“謬托知己”

晚年時，陳寅恪曾公開回應了別人的不解，說是因為魯迅的名氣已經如日中天，出殯時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他擔心自己與魯迅論交，會被人誤認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

陳寅恪本人雖然出身世家，學養深厚、名滿中外，但他的性格孤僻清高，命運十分坎坷，十幾歲就有腿疾，後來一足跛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其父陳三立絕食而死，陳寅恪悲傷過度，高度近視的眼睛出現視網膜脫落，最後導致雙目失明。

陳寅恪與唐篔

雖然名聲在外，但陳寅恪的人生脫不了貧病二字，十分艱難，而他的學術著作就是這種極端惡劣的條件下創作出來的，他不願與魯迅論交，一來是自己個性孤弱內斂、熱衷學術，與魯迅鋒芒畢露的批判性迥然不同；二來是他內心清高驕傲，自覺將來憑一己學力，必為學界泰斗，不願攀附名人。

陳寅恪在家中走廊上為學生授課

傾蓋如故，白頭如新。

儘管少年相識、同窗兩載、兄弟結交、妻為師生，但作為公認的“中國文化託命人”，頗有遺少風采的陳寅恪，內心恐怕並不認同魯迅幾乎全盤否定傳統的戰鬥性，也不一定認可魯迅的學術地位。

當然，這並不妨礙他們二人都成為一代文化大師，一為新文化搖旗吶喊，一為舊文化輸血續命，在不同的立場和角度上為中國文化的浴火新生而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