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地緣篇》

西方戰爭基因的制度軌跡：從羅馬征服到以巴火線

——川普的“和平神話”與戰爭秩序的三千年循環

西方以戰爭造秩序，東方以秩序止戰爭。

一、引言：從川普的誇張談起

2025年，唐納德·川普在以色列議會演講時自稱“要結束三千年的戰爭”，並被比作古波斯帝王居魯士大帝。

這句誇張的政治修辭，被許多人視為笑談，但若從制度史角度看，它恰恰揭示了西方文明的深層結構。

西方政治語言總是以“戰爭與和平”並置構成合法性。

無論是羅馬的“和平秩序”、中世紀的“聖戰”、還是現代的“世界民主”，戰爭從未真正離開西方制度邏輯的中心。

川普不過是這一傳統的最新表演者——以戰爭開啟秩序，以和平收割征服。

二、全球文明的戰爭與和平比例

若以五千年人類社會為坐標，東西方的制度性差異不僅體現在哲學與宗教上，更體現在“和平與戰爭的比例”上。

西方（歐洲）：戰爭占比約70–75%，和平25–30%，城邦與民族國家衝突頻繁，制度更迭快。

中東（西亞、北非）：戰爭占比55–60%，和平40–45%，帝國周期長，但外部干預頻繁。

東方（東亞）：戰爭占比35–45%，和平55–65%，大一統結構穩固，社會吸震力強。

由此可見，在人類五千年文明史中，西方的和平約三分之一，中東約二分之一，而東方則接近三分之二。

和平的本質，不在地域，而在制度能否持續吸收衝突並重建秩序。

三、制度視角下的結論

1. 和平不是宗教的產物，而是制度的結果。

當帝國能夠壟斷暴力、稅制與司法時，宗教差異仍能並存。

2. 西方文明的創造力建立在高戰爭頻率之上。

持續的競爭促成政治與技術創新，但社會成本極高。

3. 東方文明以吸納、整合與重構為核心。

戰爭雖有，但多為“重啟式”，制度連續性遠強於西方。

4. 中東文明介於兩者之間。

既有帝國的和平潛力，又因地緣交錯與宗教多極而難以長穩。

換言之，西方以戰爭造秩序，東方以秩序止戰爭。

四、西方戰爭基因的歷史時間軸

1. 希臘：競爭即文明（公元前八世紀—前四世紀）

希臘城邦的制度根基建立在戰爭之上。雅典的民主與斯巴達的軍制，皆以戰爭維繫公民身份。

競爭成為文明的常態，戰爭成為政治的語言。

亞歷山大東征後，耶路撒冷首次被納入西方征服體系，以巴地區由此進入希臘化世界的邊緣地帶。

2. 羅馬：以征服維繫和平（公元前三世紀—公元476年）

羅馬把戰爭制度化，創造出“羅馬和平”。

但這種和平建立在征服與行省管理上。

公元前63年，羅馬占領耶路撒冷，建立行省，猶太民族被納入法治征服體系，戰爭從暴力行為轉化為行政秩序。

3. 基督教帝國：聖戰合法化（公元四世紀—十五世紀）

君士坦丁將基督教定為國教後，戰爭獲得神聖授權。

十字軍東征以“解放聖地”為名，使耶路撒冷成為歐洲宗教政治的精神中心。

兩百年的東征，不僅改變地中海貿易格局，也讓西方第一次以信仰的名義實現制度輸出。

4. 殖民帝國：征服即救贖（十五—十九世紀）

十字軍的戰爭精神延續為殖民時代的“文明使命”。

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在全球擴張，將“信仰”“貿易”“秩序”包裝為同一使命。

巴勒斯坦地區在此背景下成為英法俄三方競爭的焦點。

每個帝國都自稱是聖地的保護者，實則是地緣代理人。

5. 現代西方：戰爭即秩序維穩（二十世紀—至今）

一戰後英國託管巴勒斯坦，《貝爾福宣言》製造制度性矛盾。

二戰後美國接手，以色列成為西方前哨。

從1948年建國到2025年，每一次以巴衝突的背後，都有西方資本、軍工、外交的深度參與。

戰爭成為秩序生產的必要環節，也是西方制度維持主導權的慣性機制。

五、以巴地區：戰爭基因的制度映射

以色列—巴勒斯坦這片土地並非戰爭之源，而是西方文明自我投射的鏡面。

希臘化、羅馬征服、十字軍、英法託管、美國主導，這條連續軸線說明：

西方不是來解決衝突的，而是通過衝突驗證其秩序的正當性。

當川普宣稱“終結三千年戰爭”，他繼承的正是這種羅馬式的文明幻想——

我征服，因此我帶來和平。

然而，真正的和平從未在征服之後到來，

它只在制度吸納差異、允許共存時出現。

六、制度餘響：文明的鏡面

在人類五千年的文明演化中，西方的政治合法性往往建立在戰爭的創造力之上；

東方的文明延續則依託秩序的修復力。

中東，正處在兩種制度邏輯的交錯與撕裂之間。

以巴地區之所以火光不斷，並非民族宿怨，而是因為這片土地始終被西方制度當作和平的試驗場、戰爭的舞台。

川普的誇張並非笑話，而是制度回聲。

從羅馬鷹旗到現代議會講壇，西方文明的核心信念始終未變：

戰爭是一種秩序的語言，和平只是它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