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读书学习了解历史和认识历史。因为现在的我已经不再相信从前的教育。 我们太习惯于将“五千年”当作一枚滚烫而沉甸甸的印章,急切地盖在民族的额头上,以此来确证一种不容置疑的古老与伟大。然而,在学术严谨的刻度尺上,文明从来不是神话的层层叠加,而是有着清晰而冷峻的坐标系——文字的诞生、青铜的冶炼、城市的矗立、国家的成型。若依此严苛而公认的标准,中华文明的信史与实体,大约自三千五百年前的商代悄然启程;至于那更远的三皇五帝,与其说是历史的实录,不如说是后人在时光深处为自己寻觅的精神原乡。夏朝的轮廓,至今仍隐没在考古学尚未拨开的迷雾中,只能存疑以待后人。在我们的历史年表里,为了凑出那饱满的数字,甚至让每位远古帝王在位约百年,硬生生地在岁月的缝隙里拉扯出了一个打了折扣的五千年。 将“五千年”的桂冠径直戴在华夏头上,其实是对人类共同遗产的一次温情而又局促的借用。放眼远古,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尼罗河流域的太阳早在五千到五千五百年前便已照耀大地,古印度与米诺斯文明也在四千至四千五百年前奏响了辉煌的乐章。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大约历经三千五百年的岁月中流砥柱。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中华文明宛如一首悠扬而绵长的古典长诗,深沉、内敛,从新石器时代的泥土中直接拔节生长,属于孤立而壮丽的第一代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更像是一场烈火,它继承了西亚与埃及的余烬,在废墟与交融中完成了第二代的蜕变。 回望大西洋彼岸,若将美国视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延伸与亚文明,它的脉络也并非浅薄的二百年。从1620年《五月花号》的船民靠着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与怀揣的《圣经》踏上北美大陆开始,这个文明的胚胎便已落地生根。他们不是从树上爬下来的蛮荒之民,登陆不过十几年,便在荒野中创办了哈佛大学。所谓“先有哈佛,后有美国”,正是这种精神传承与制度积淀的写照。而我们常说的二百年之说,不过是指他们在二百年前制定了那部凝聚了从希腊城邦到18世纪西方政治智慧精华的联邦宪法。反观我们这个历经沧桑的民族,要真正汲取并消化那样的现代政治智慧,还需要在历史的学堂里补上多少深刻的课业。 这种“比不过今天就比历史,拿老祖宗来为自己撑腰”的心态,几乎是所有在现代化浪潮中感到焦虑与落后的民族共通的心理防御机制。那些沉浸在祖先荣光里的民族主义者,或许并不知道,在与西方比资格的赛道上,他们也并非独占鳌头。希腊人在今天的欧洲或许已不复昔日的绝对中心,但面对北方的暴发户时,他们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摆出老资格;中国人常说唐宋时代如何领先于西方,但阿拉伯人或许更有资格微笑着回顾那几百年,因为在他们的历史常识里,那正是伊斯兰文明璀璨夺目的巅峰,落后的西方人曾深深受惠于他们的译介与科学。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大地,甚至连黑非洲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世纪就曾骄傲地宣称:人类最早的文明由黑人创造并传播给全人类。正如亨利·加尔内所言,当人类文明的早期代表在世界上大放异彩时,那些今日傲慢自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或许还栖身于地下的洞穴,以兽皮蔽体。单就人类都起源于非洲的生物学事实而言,黑非洲人似乎比任何文明都更有资格在古老的起点上摆一摆资历。 然而,历史的厚度从来不等于未来的高度。 如果我们并不比西方更老,那么在漫长的古代,我们真的在所有维度上都比西方更发达吗?“中华文明在古代一直比西方发达,只是最近这几百年落后了”,这几乎成了多数国人根深蒂固的常识。但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都高于东方。从起点上看,当米诺斯文明修建起宏伟瑰丽的宫殿、创作出美轮美奂的壁画时,正对应着我们所说的夏朝,而我们迄今在黄土地下发掘出的夏代遗存,其物质与审美的精致度尚难以与之并肩。 在此后的四千年漫长岁月里,大约有两千多年西方文明的发展水平居于前沿,而有一千多年中国的发展水平更为璀璨。中国超越西方的时期,大体落在西方历史上的两个“黑暗时期”——公元前12至8世纪,以及公元5至10世纪及其后的一个阶段。然而,这两个时期恰恰是蛮族入侵、社会解体、文明正常进程遭遇打断的大倒退时期。我们不能将中世纪从原始森林中涌出的日耳曼蛮族当作整个西方文明的全部代表,正如我们不能将秦汉之时的匈奴、南北朝的五胡、元代的蒙古或清代的满洲贵族视为中华文明本质的代名词一样。 西方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飞跃式”的成长。它不是一条平缓流淌的江河,而更像是一次次在烈火中完成的涅槃。虽然中世纪的欧洲在物质与秩序上显得晦暗、低迷,但它从一开始就孕育了一种新型的、向现代社会挺进的内在基因。它起点虽低,但奔跑的速度却令人惊心动魄:11世纪走出阴霾,12世纪罗马法复兴与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崛起,13世纪议会制度萌芽,14世纪文艺复兴唤醒人性,15世纪地理大发现将视野推向全球,16世纪宗教改革冲击神权,17世纪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石拔地而起,18世纪工业革命的轰鸣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形态,19世纪将地球卷入其庞大的工业网络,20世纪则跨入了信息社会的文明浪潮。这一切剧变的种子,其实早已播撒在那个曾被我们轻蔑地称为“黑暗”的中世纪里。 于是,当我们沉浸在唐宋盛世与欧洲中世纪的巨大反差中获得心理上的温润慰藉时,故事的另一半却带着某种冷峻的尴尬:仅用了四五百年时间,这个一度在发展水平上远不如我们的文明,便完成了绝地反击,以排山倒海之势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更深层的思考在于,历史的演进不仅是速度的赛跑,更是类型的抉择。或许,正是在西方文明那独特的文化基因与宗教、法治传统的交织中,才催生了通往现代文明的唯一可能。传统的西方文化具有向现代转型的内在张力,而其他许多古老文明的传统,往往在超稳定结构中走向了非现代甚至反现代的闭环。这不仅是发展水平的高下之分,更是文明类型的根本差异。 然而,长久以来,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依然在许多人的头脑中盘桓。比如那种认为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本性上就天然具有侵略性与扩张性的说法,常常将十字军东征视为原罪的证据。但历史的真相往往比口号更为复杂。在十字军东征之前与之后,是伊斯兰文明波澜壮阔的大扩张。在罗马帝国时期曾经辉煌的五个大主教区,有将近四个半被伊斯兰教的铁骑与信仰所重塑,只剩下一个罗马大主教区且大半沦陷。漫长的数百、上千年里,基督教世界在东西南三面承受着巨大的攻势:西亚失守,北非易手,伊比利亚半岛沦陷数百年,连巴黎的城头也曾面临穆斯林大军的威胁。十字军东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世界面对汹涌扩张的一次迟来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自卫与收复失地的尝试。但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往往截取了片断,将阿拉伯人的扩张浪漫化为英雄史诗,而将十字军牢牢钉在侵略扩张的耻辱柱上。 这样的认知错位,在我们的教育与宣传中并不少见。可悲的是,当铺天盖地的简化历史、口号化的宏大叙事无孔不入时,它最深重的危害,便是侵蚀了人们理性思考的能力,让人在情绪的狂热中变得盲目与偏执。这种教育对于催生出一批人格不健全、心理脆弱而又极具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不应当是自我安慰的麻醉剂,而应当是照亮前路的清醒剂。文明的尊严,从不依赖于向祖宗借来多少虚幻的年代,也不取决于在神话中自封为世界的中心;它在于是否拥有直面真相的勇气、拥抱理性的谦卑,以及在人类共同命运的星空下,不断革新自我、追求自由与真理的不息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