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妻子

“神叫孤獨的有家。”（《詩篇》68:6）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着呢？”（《箴言》31:10）

1944年10月6日是禮拜五，我在重慶南岸黃埆埡廣益中學附小讀四年級，那天是禮拜五，適逢大雨。我回到家中，嚇了一跳，因為我的五位老師都一一在餐桌邊就坐；我以為學校里發生了什麼大事。

父親見我回來，喜笑顏開地對客人們說：“感謝諸位光臨。請大家前來，是因為諸位老師的學生李同光今天過十歲生日。”那一天的經歷令我終生難忘，因為我不但感受到父親母親對我的厚愛和期望，也感受到老師們對我的鼓勵和寄託。

時光荏苒。一晃十年飛逝而去。1954年10月9日是禮拜六，那天下午，我從上海第一醫學院（上一醫）回家，看到家中突然來了十幾位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弟兄姊妹。原來，三天前是我二十歲生日，母親要給我一個特大驚喜：慶祝我的“二十大壽”；全家上下，只有我一人蒙在鼓裡。

飯前，母親特請一位忠心事奉主的使女帶領感恩聚會。為了我的生日，主的使女特別挑選了《創世記》二十四章中那個動人的故事——亞伯拉罕年紀老邁，要家中最老的一位僕人往亞伯拉罕的本地本族去，為撒拉生的兒子以撒娶妻。

多年來，我始終記得聖經上說，亞伯拉罕那位忠心的老僕人在井旁禱告的“話還沒有說完”（《創世記》24:15），利百加就扛着水瓶出來，因為耶和華神引導他“曉得……通達的道路”（《創世記》24:21），使以撒能理解母親的心意，順利地得到利百加為妻。

母親為我慶祝20歲生日，也是一場令我一直銘記在心的屬靈盛宴。我十分理解母親和那十幾位弟兄姊妹的深情厚誼。他們都希望李家的長子能早日找到一條通達的道路，覓得一位稱心如意的妻子。

1955年秋，我從上海第一醫學院畢業，被分配到河南工作。但是母親和那些期待我早日成家立業的上一醫的弟兄姊妹們誰也沒想到，在中共1957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我都是被審查的重點對象。設身處地，我怎麼可能奢望像亞伯拉罕那樣，也會有神的一位忠心僕人，在神的時候和神的地點，為我找到一位像利百加那樣的妻子呢？

那些年頭，我曾多次參加醫療隊到豫北農村基層巡回醫療。我深感農民樸實敦厚，醫生受人尊重。我又想到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翻來覆去，十多年來每次矛頭總是對着我！既然如此，我何不就在農村成家？即使我的孩子可能會光着身子在田野嬉戲，但我在農村不用天天緊張度日，也不用擔心橫禍何時會到來，因為一旦成為重點審查對象，不但要被“批”被“斗”、“挖掘反黨根源”，更會沒完沒了地“交代反動思想”。我經歷過的那種身心靈倍受折磨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

但是，我的母親卻堅信耶和華不僅是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們的神。因為他是一位永不改變，又真又活的神。母親要我堅信這位真神，相信他一定會為我預備一位賢惠的妻子。

我們的神借着母親為我的祈求，也感動了我。我雖然不知道未來的妻子將在何時何地出現在我面前，但我必須恆切禱告，耐心等待。我向天父禱告說：“神啊，我終身的事在你手中（《詩篇》31:15）；我相信‘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創世記》22:14）！求你增加我的信心，讓我等候你的時間到來。也求你為我保守這位未來的伴侶，儘管我無法知道她現在究竟在哪裡。”

我想到自己不會燒飯做菜，也不會做家務；我求神最好賜我一位既會燒飯做菜，又能料理家務，並且外表好看一點的小學老師為妻。我自幼就敬仰我的小學老師。1944年時，我的語文啟蒙老師姓戴，她教四年級學生讀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從此培養了我對中國文學的愛好。往事歷歷在目，80年後我依然記得戴老師可親可敬的音容笑貌。

我每次寒暑假從河南回上海，都會有一些熱心的親友為我介紹對象。可是，介紹來，介紹去，“高不成，低不就”，只帶來更多的失落與煩惱，自己卻奈何不得。

1973年夏，我在上海休假已近尾聲。在我快要返回豫北醫專時，一位久未見面的主內長輩打電話中告訴我，要給我介紹一個對象，是她一位老朋友的小女兒，上海音樂學院附中畢業，現在小學教音樂。這位長輩說定第二天在泰興路電車站見面。可是過了三小時，這位長輩又來電話，寥寥數語告訴我“約會臨時取消”。這通電話使我心頭納悶，卻又無可奈何。

但是絕未想到，就在我臨行前三天，這位長輩又打來電話，問我是否還願意與那位音樂老師見面。我對其中反覆的緣由困惑不解；她說：“你不要問了，明天下午四點鐘，泰興路電車站，我們三人見面吧”。

第二天，我們真的見面了。那位女士，就是我後來的妻子孫佑安。她朝我看了一眼，未說一句話。她和那位長輩帶着我拜訪了我未來的岳母。原來，佑安的家距泰興路電車站很近。

因我行期在即，我請佑安第二天到我家與我的親人們見見面。她大方地應邀前來。母親和我的弟弟妹妹們見到她，異口同聲地私下對我說“十分好”，並急切地勸我快去改簽火車票，在上海再多待幾天。但我不願失信於豫北醫專，在匆匆地和佑安見了三次面以後，按時乘北上的夜車返回河南。

那一夜在火車上，我想得最多的就是這位剛認識三天的佑安。我對神說：“主啊，我一直等待的就是她嗎？為了這一天，我已經等了近二十年，我也快40歲了！”

隔了兩個月，天父給我機會，出差到上海。當我突然出現在佑安家時，我和她彼此都有特別欣幸之感。我向她毫無保留地細細說了我的家庭出身，特別是我的“右派”、勞動教養、後來的平反，以及“文革”對我的結論是“嚴重政治錯誤”等等，各種酸甜苦辣，都一無保留地向她做了表白。我情真意切地對她說：“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是終身大事，請你好好考慮一下。”

當我離座起身，準備回家時，佑安已經淚水汪汪，她伸出手並按住我的手。這時，我相信她並不嫌棄我這個前途叵測，而且隨時都可能再挨整的“危險人物”。

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恩與喜樂。我向神說：“神啊，我相信她就是你為我預備的妻子。感謝你！你的信實何等廣大，因為你是又真又活的唯一真神！”

佑安告訴我，她二哥從上海名校之一的格致中學畢業後，就讀聖約翰大學，後來因院系調整，聖約翰大學併入華東師範大學（華師大）。1954年，他從華師大畢業，被分配到甘肅省蘭州市任中學教師。1957年春，毛澤東利用整風運動中的“大鳴大放”，要舉國上下給中共政黨“提意見”，還說“言者無罪”，幫助黨內整風。佑安的二哥在他任教的學校提意見說：“校方所定的學生糧食標準不夠學生吃。”他還拿出自己的口糧幫助那些挨餓的學生。過了幾個月，“反右派”運動開始，他被劃為“右派”，罪名是“反對黨的糧食政策”。隨後，他受盡折磨和迫害，在絕望中跳樓自盡，年僅28歲，從未成家。他就這樣悲慘地離開了世界，留給老父老母和弟兄姊妹的是難以言傳，只能壓在心底的巨大悲痛和無窮懷念。佑安似乎從我身上看到了他二哥的影子，因此對我的曲折遭遇充滿憐憫和同情。為了保護我，有關我的曲折經歷，她守口如瓶，就連她的父母兄弟也未告訴。

和許多待字閨中的上海女子一樣，如果為佑安介紹身在外地的對象，她也不會考慮。因為一旦成家，夫妻聚少離多，一年只有十四天的探親假，夫妻雙方都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尤其是女方。當初那位長輩說定“第二天去泰興路車站見面”，卻又“臨時取消約會”，就是這個道理。但是後來，佑安聽從另一位長輩的建議：“見一面又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我們終於見了一面。這一切都絕非巧合，而是天父大能的手在帶領我們。正如聖經上所說：“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6）。

1973年秋，神給我到上海出差的機會，我第一次去佑安家吃飯。回到家中，我迫不及待地告訴母親說：“她家桌上的菜，無論色、香、味，都勝過我們過年吃的菜。佑安很會燒菜，她用雞蛋、黑木耳、糖、醋，當場炒出一盤味道鮮美的‘蟹粉’，與真正的蟹粉真假難辨，是我從未吃過的美味。”

多年來，我敬虔地求神賜給我一位理想的妻子，終於如願以償！1974年春節，我們在街道辦事處辦理了“結婚證”。1974年7月5日是禮拜五，我們在上海南京東路“新雅飯店”辦了婚宴，席開三桌，除了請來介紹我們認識的長輩老夫婦，全是兩家親人。

豫北醫專的領導十分關心我的“老齡”婚喜，給我婚假兩個月。我有一位數十年未見過面的堂姐。她請我們去青島一游。我們上了船，有船員竟然認定佑安是同船“上影劇團”的演員。佑安越說自己不是，對方越堅持說：“我們一看見你上船，就知道你是‘上影’演員；你太謙虛了。”鬧了一次“以假亂真”的笑話。

家中雖然有位阿花阿姨幫傭多年，佑安又是幺女，她卻沒有嬌生慣養之氣。我們成家後，佑安是一位賢良的主婦。我在河南工作，她帶着兒子李浩住在上海，含辛茹苦。我們二人工資雖少，但她精打細算，十分節儉。每當我要回河南，她總把家中好吃的要我帶走，並說“我們在上海總買得到吃的”。她對我母親也是非常孝順，婆媳關係非常融洽。

我的岳父母都是敬畏神的人。始自三十年代，岳父在中華醫學會上海分會圖書館從事編目工作，長達四十年之久。岳母婚前是蘇州的“大家閨秀”，年輕時每日琴棋書畫，無憂無慮。

    佑安是家中幺女，有兄長和姐弟八人。我是家中老大，有弟弟妹妹五人。我比佑安大六歲。作為亞當的後裔，我們都有“老我”和“血氣”，會“各執己見”，也有意見不合、短暫“短路”的時候。“萬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們卻永永遠遠奉耶和華我們上帝的名而行”（《彌迦書》4:5）。“基督是我家之主”，這個牌子不但高高掛在牆上，而且印在我們心裡。我們有一個原則：“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以弗所書》4:26-27）。

1985年8月，我們定居在北卡（NC）的格林威爾（Greenville）。佑安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餐館帶位，後去一家服裝廠工作一年，擔任車衣工。申請到縫紉營業執照後，她就一直在家“開業”，經營服裝修改和婚紗修改等業務。每逢聖誕，她還是舞校上演芭蕾舞劇《胡桃夾子》（Nutcracker）的特約服裝師（上圖）。我們於2021年遷居俄亥俄州（OH）的索倫市（Solon）後，居然還有“老客戶”從格林威爾打電話請她修改不太合身的禮服！

佑安是一位賢妻良母。她心靈手巧，不但精於廚藝，又善縫紉；家中諸事，不用我操心費力。她不但會給自己剪髮、燙髮，而且自1985年以來，還是我的“專業”理髮師。若按男子理髮每次15美元計算，一年就近200美元；若按39年（1985-2024）計算，我們所省的理髮費用，可不是一筆小數啊！

佑安是李家長媳。在先母和我們同住一個屋檐下的歲月里，佑安尊老愛老，竭盡孝心；每日問寒送暖，從無怨言。母親生病臥床時，親友從外地來看望，佑安都熱情接待，關懷備至。

對待我們“兒女的兒女”，佑安不但關心他們的衣食住行，最重要的是帶領他們自幼認識天上的父神，學習遵行神的話語。佑安還教導他們明白處事為人的道理，時時處處榮神益人。

無可否認，在我漫長的人生旅途中，每次遇到突如其來的人生風暴，我的第一反應通常都是驚怕，對神的信心常常不足，急躁中更會六神無主，不知所措，常為並未發生的“厄運”擔憂，以致心亂如絲，意亂如麻，不知所措，然而，這些一度籠罩着愁雲的可怕幻想，最後並未成真；真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聖經上說，“你在患難之日若膽怯，你的力量就微小”（《箴言》24:10）。對比我的軟弱，佑安卻凡事不慌，沉着應對，冷靜處理。她的這個優點，也傳給了我們的兒子李浩。

1985年6月初的一天，佑安帶着十歲的李浩去北京辦理赴美簽證。美領館指定她到同仁醫院體檢。當日，她從北京打電話告訴我說：“胸片報告是活動性肺結核。我們一別五年，好不容易熬到今天。眼看馬上就會拿到簽證赴美，我怎麼會有結核病？醫院護士還對我說：‘你又黑又瘦，不得肺結核誰得肺結核！’”這個突發事件，使我又驚又急，不知所措，正如李浩電話中說的一句話：“父親，你癱倒了吧？”我的母親安慰我，叫我“不要急”。我們向天上的父神祈求，求他帶領佑安母子的腳步。

三天后，佑安來電話說：“剛剛拿到簽證。”我一頭霧水，不明其中原委。她告訴我說，她不相信自己真有肺結核，因為第一次拍片時，暗室內亂鬨鬨的，人未站穩，片已拍好。她要求複查被拒。她找到肺科主任，據理力爭，說道：“你們說我有肺結核，還是開放性的，如此嚴重，那請你們給我就地按肺結核治療吧！”主任終於同意複查。結果第二次胸片一切正常。

我經常滿懷感恩之心對妻子說：“我們結婚以來，神一直借你的名字，保佑我平安。”因為“耶和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耶利米書》31:22）。

“惟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箴言》19:14）。神賜給我這樣一位賢德的妻子，超過我的所求所想！

感謝主的引領和眷顧，2024年的7月5日，是我們的金婚紀念日。在我們共同走過的半個世紀中，我們風雨同舟，相濡以沫，在人生旅程的驚濤核浪中，多少次轉憂為喜，化苦為樂，一起度過了五十年難忘而美好的歲月！

現在，我們都已邁入晚年，雖然一天天走向衰老，但我們在地上有限的日子，卻歷久彌香，愈久愈醇；我們的“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哥林多後書》4:16），因為“神是我心裡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詩篇》73:26）；我們走過的每一步，都經歷主的奇異恩典，他那長闊高深的愛永不改變，歷久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