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莫

早晨，早餐时间刚过。医院楼道里很安静。我朝太太的病房走去，迎面过来一位护士小姐姐，我朝她微笑着点点头。她也朝我点点头。她戴着口罩，但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脸上也带着微笑。

到了，太太的病房。我推门走进去。里面并排着三个床位，她是最里面的一个，每个床位之间都有大帘子隔着。

房间里很安静。太太在床上盘腿坐着，正在看着面前的平板电脑。我们互相轻声打了招呼后，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从现在开始，我就要这样陪着她直到晚饭后。真的是陪着，就是这样陪她待着。护理工作是完全不需要有家属做的。

我从床头柜上拿过我的笔记本电脑，打开，开始干我的活儿。其实，哪里还有什么“活儿”可干。早就退休了。可是工作多年，已经养成了习惯，无论有事没事，一天下来总是要坐在电脑前给自己找点事做。

电脑开好了。我打开一个常去的新闻网站。一长串新闻标题出现在屏幕上。一阵子以来，伊朗与其近邻以色列之间的争战一直是我所关心的新闻之一。

护士进来了。她走到我们旁边那个病床的床头。床上躺着的是一位老太太。有一两次帘子没有遮着的时候我们看到过，老太太很瘦小，灰白的头发，两颊塌陷，嘴巴张着，两眼望着天花板，鼻子下一根透明塑料管横在那里，那是氧气。

现在，隔着帘子我听到护士在对老太太说话。她问老太太大便过没有。听不到老太太回答，我不知道是老太太不清醒还是听不懂。我们从来没有听见过老太太说话。跟着，我隐约听到支支吾吾的声音，随着声音，老太太的先生绕过帘子出现在我们这边。

我立刻站起来，朝老头子迎上去，然后跟着他来到老太太床边。护士又问了老太太几句话，我支支吾吾地给她们翻译了一下。

是的，我是支支吾吾地翻译的。不是我不会英文，而是我不愿意给他们做翻译。这里有一个责任问题，外人不知道，我知道：对方不是自家人，给人家做这种涉及医疗的翻译，那是要关系到责任的。

但还不仅仅是个责任问题。我跟那个老头子聊过几句。那天在楼道里遇到了他，他陪了老太一个上午正要回家。我们打个照面，他站住跟我说话，期间还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他挺高的个子，挺瘦，可是握着他的手时我心里多少一惊：手竟然那么大，好像很不合他身材的比例。而且手非常厚实、粗糙，非常有力。聊天中得知，他是宝坻人。哦，离我们天津很近。他告诉我他来到温哥华后一直在做装修工。跟我聊天时他总是不自觉地探身靠近我，我总是下意识地往后躲一躲。我向后躲一方面是因为我的确不习惯人体之间距离太近，另一方面他口腔里呼出的气的确味道好大。

不知道为什么，跟他不大能聊下去。

护士走了。我坐了回去。老太太的先生也坐了回去。

窗外，六月的太阳很温暖。微开着的窗户透进来一缕缕清新的空气。太太看我一眼，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了声：“走，出去走一下。”

说是出去，但不是真的走出大楼，而是在楼道里走走。我们常在楼道里走。我们这样积极走动，曾经好几次得到护士们的赞扬。她们总是鼓励能走动的病人多在楼道里走走。

楼道里，迎面走来了这位老头。他是一床的，二床是那位老太太，我们是三床。

一床的这位老先生个子不很高，腰板很直，一脸的胡须，略微秃顶，是伊朗人。那天护士进来跟他说话，大概他听出来护士要谈的话挺重要，他对护士说：“请稍等。”从那几个字我就能听出来他的英语很有限。

稍稍过了一会儿，就听见他那边传来说话声。那声音似乎是从平板电脑上发出的。说话的是一个女孩儿。她跟护士一边说，一边给老先生做翻译。最后，护士问她：“你现在在温哥华吗？”

电话里的女孩儿咯咯笑着回答道：“哦，不，我在德黑兰。”

“哦，伊朗？！”护士惊呼道。

“对，伊朗。我是她的女儿。”

我们看不到他们那边，但是我估计这时他女儿的笑脸正出现在平板电脑的屏幕上。

遇到伊朗人了！真好！我很想跟老先生聊聊，聊聊他们国家，聊聊他们那边的老百姓的生活，可是老先生的英文实在不足以跟我们聊天。我和太太进出病房从他床头路过时，总会跟他点头打招呼。他也总是微笑着回应我们，但就是没法说话。

他也很喜欢在楼道里走走。现在，我们在楼道里又碰面了。我们互相对着笑笑。

“伊朗？”我指着他问？

他笑着点点头。然后指着我：“你呢？”

我说：“中国！”

“哦！中国！”他脸上带着惊讶地微笑。

跟他面对面站着，可以感觉出来老先生很文气。我曾经好几次看见他坐在楼道角落里的一张沙发椅上，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好像在写什么。经过他的床头时，看见过他床边的小饭桌上放着一个平板电脑，两个巴掌大的小本子，一支笔，一副老花镜，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住进了医院也还在写点什么的不会很多吧？用本子和笔写东西的大概更不多了。

我对他又点了点头，笑笑。我们互相比划了一个“无奈”的手势。我们互相都懂：“没有办法，住在医院里只能这样过日子。”我和太太有个共同的感觉，这位老先生是个文化人。也许是个工程师？要不就是个老师？

我和太太回到了病房，我坐下来又打开了电。电脑上还是那些新闻，关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战争，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与评论。很明显，中国与加拿大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很不一样。这在报道中和在新闻评述中反映得清清楚楚。

那么我呢？我是中国人，但我也是加拿大人。我该站在哪一边呢？这问题一直都在搅扰我，特别是在这病房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两位邻居。

老先生的女儿不在温哥华，但是他的太太在身边。他太太几乎天天都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太太每次来病房，都会往里走，走到我们这里跟我们笑眯眯地打个招呼，离开的时候也会过来跟我们笑眯眯地说再见。老太太矮矮胖胖的，头上总是围着一条花头巾，花头巾的两个角在脖子处扎着一个结。

又一天下午，刚吃过中饭，医生进来了。老先生又拨通了女儿的视频电话。从医生的话里我能听出来，老先生的情况很不好，很不好。他的女儿是不是把医生的话如实翻译给了父亲我不知道。

医生走了。过了会儿，老先生走过来，用生硬的英语对我说：“一会儿，接我走。”

我明白，他要转院了。

过了一会儿，两位身穿制服的救护车人员推着一个担架来到了病房门口。老先生大概已经准备好了，他朝我们走过来，手中捧着手机，他低头看着手机用英语念道：

“祝你很快康复！祝你们愉快！”

我一下子没有听清，问道：“什么？”

他又低下头，看着手机又念了一遍：

“祝你很快康复！祝你们愉快！”

我很感动，伸出手跟他握手。然后，他转头走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太太出院了。一直到今天，我和太太仍然总会提起这位老先生。他怎么样了？


（2024年 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