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莫

早晨，早餐時間剛過。醫院樓道里很安靜。我朝太太的病房走去，迎面過來一位護士小姐姐，我朝她微笑着點點頭。她也朝我點點頭。她戴着口罩，但我還是能感覺到她臉上也帶着微笑。

到了，太太的病房。我推門走進去。裡面並排着三個床位，她是最裡面的一個，每個床位之間都有大帘子隔着。

房間裡很安靜。太太在床上盤腿坐着，正在看着面前的平板電腦。我們互相輕聲打了招呼後，我在床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從現在開始，我就要這樣陪着她直到晚飯後。真的是陪着，就是這樣陪她待着。護理工作是完全不需要有家屬做的。

我從床頭柜上拿過我的筆記本電腦，打開，開始干我的活兒。其實，哪裡還有什麼“活兒”可干。早就退休了。可是工作多年，已經養成了習慣，無論有事沒事，一天下來總是要坐在電腦前給自己找點事做。

電腦開好了。我打開一個常去的新聞網站。一長串新聞標題出現在屏幕上。一陣子以來，伊朗與其近鄰以色列之間的爭戰一直是我所關心的新聞之一。

護士進來了。她走到我們旁邊那個病床的床頭。床上躺着的是一位老太太。有一兩次帘子沒有遮着的時候我們看到過，老太太很瘦小，灰白的頭髮，兩頰塌陷，嘴巴張着，兩眼望着天花板，鼻子下一根透明塑料管橫在那裡，那是氧氣。

現在，隔着帘子我聽到護士在對老太太說話。她問老太太大便過沒有。聽不到老太太回答，我不知道是老太太不清醒還是聽不懂。我們從來沒有聽見過老太太說話。跟着，我隱約聽到支支吾吾的聲音，隨着聲音，老太太的先生繞過帘子出現在我們這邊。

我立刻站起來，朝老頭子迎上去，然後跟着他來到老太太床邊。護士又問了老太太幾句話，我支支吾吾地給她們翻譯了一下。

是的，我是支支吾吾地翻譯的。不是我不會英文，而是我不願意給他們做翻譯。這裡有一個責任問題，外人不知道，我知道：對方不是自家人，給人家做這種涉及醫療的翻譯，那是要關繫到責任的。

但還不僅僅是個責任問題。我跟那個老頭子聊過幾句。那天在樓道里遇到了他，他陪了老太一個上午正要回家。我們打個照面，他站住跟我說話，期間還伸出手來跟我握手。他挺高的個子，挺瘦，可是握着他的手時我心裡多少一驚：手竟然那麼大，好像很不合他身材的比例。而且手非常厚實、粗糙，非常有力。聊天中得知，他是寶坻人。哦，離我們天津很近。他告訴我他來到溫哥華後一直在做裝修工。跟我聊天時他總是不自覺地探身靠近我，我總是下意識地往後躲一躲。我向後躲一方面是因為我的確不習慣人體之間距離太近，另一方面他口腔里呼出的氣的確味道好大。

不知道為什麼，跟他不大能聊下去。

護士走了。我坐了回去。老太太的先生也坐了回去。

窗外，六月的太陽很溫暖。微開着的窗戶透進來一縷縷清新的空氣。太太看我一眼，我們不約而同地說了聲：“走，出去走一下。”

說是出去，但不是真的走出大樓，而是在樓道里走走。我們常在樓道里走。我們這樣積極走動，曾經好幾次得到護士們的讚揚。她們總是鼓勵能走動的病人多在樓道里走走。

樓道里，迎面走來了這位老頭。他是一床的，二床是那位老太太，我們是三床。

一床的這位老先生個子不很高，腰板很直，一臉的鬍鬚，略微禿頂，是伊朗人。那天護士進來跟他說話，大概他聽出來護士要談的話挺重要，他對護士說：“請稍等。”從那幾個字我就能聽出來他的英語很有限。

稍稍過了一會兒，就聽見他那邊傳來說話聲。那聲音似乎是從平板電腦上發出的。說話的是一個女孩兒。她跟護士一邊說，一邊給老先生做翻譯。最後，護士問她：“你現在在溫哥華嗎？”

電話里的女孩兒咯咯笑着回答道：“哦，不，我在德黑蘭。”

“哦，伊朗？！”護士驚呼道。

“對，伊朗。我是她的女兒。”

我們看不到他們那邊，但是我估計這時他女兒的笑臉正出現在平板電腦的屏幕上。

遇到伊朗人了！真好！我很想跟老先生聊聊，聊聊他們國家，聊聊他們那邊的老百姓的生活，可是老先生的英文實在不足以跟我們聊天。我和太太進出病房從他床頭路過時，總會跟他點頭打招呼。他也總是微笑着回應我們，但就是沒法說話。

他也很喜歡在樓道里走走。現在，我們在樓道里又碰面了。我們互相對着笑笑。

“伊朗？”我指着他問？

他笑着點點頭。然後指着我：“你呢？”

我說：“中國！”

“哦！中國！”他臉上帶着驚訝地微笑。

跟他面對面站着，可以感覺出來老先生很文氣。我曾經好幾次看見他坐在樓道角落裡的一張沙發椅上，手裡拿着一個巴掌大的小本子好像在寫什麼。經過他的床頭時，看見過他床邊的小飯桌上放着一個平板電腦，兩個巴掌大的小本子，一支筆，一副老花鏡，整整齊齊地擺在那裡。住進了醫院也還在寫點什麼的不會很多吧？用本子和筆寫東西的大概更不多了。

我對他又點了點頭，笑笑。我們互相比劃了一個“無奈”的手勢。我們互相都懂：“沒有辦法，住在醫院裡只能這樣過日子。”我和太太有個共同的感覺，這位老先生是個文化人。也許是個工程師？要不就是個老師？

我和太太回到了病房，我坐下來又打開了電。電腦上還是那些新聞，關於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戰爭，不僅有各種各樣的新聞報道，而且還有各種各樣的分析與評論。很明顯，中國與加拿大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很不一樣。這在報道中和在新聞評述中反映得清清楚楚。

那麼我呢？我是中國人，但我也是加拿大人。我該站在哪一邊呢？這問題一直都在攪擾我，特別是在這病房裡我們遇到了這樣兩位鄰居。

老先生的女兒不在溫哥華，但是他的太太在身邊。他太太幾乎天天都來。不知道為什麼，他太太每次來病房，都會往裡走，走到我們這裡跟我們笑眯眯地打個招呼，離開的時候也會過來跟我們笑眯眯地說再見。老太太矮矮胖胖的，頭上總是圍着一條花頭巾，花頭巾的兩個角在脖子處扎着一個結。

又一天下午，剛吃過中飯，醫生進來了。老先生又撥通了女兒的視頻電話。從醫生的話里我能聽出來，老先生的情況很不好，很不好。他的女兒是不是把醫生的話如實翻譯給了父親我不知道。

醫生走了。過了會兒，老先生走過來，用生硬的英語對我說：“一會兒，接我走。”

我明白，他要轉院了。

過了一會兒，兩位身穿制服的救護車人員推着一個擔架來到了病房門口。老先生大概已經準備好了，他朝我們走過來，手中捧着手機，他低頭看着手機用英語念道：

“祝你很快康復！祝你們愉快！”

我一下子沒有聽清，問道：“什麼？”

他又低下頭，看着手機又念了一遍：

“祝你很快康復！祝你們愉快！”

我很感動，伸出手跟他握手。然後，他轉頭走了。

一個星期以後，我太太出院了。一直到今天，我和太太仍然總會提起這位老先生。他怎麼樣了？


（2024年 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