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自由轉發編輯，無需註明來源。歡迎關注青年讀者博客：https://matters.town/@qingnianduzhe 或 https://substack.com/@youthreader 或 https://youthreader.medium.com 或 https://blog.creaders.net/u/37733/ 或 www.reddit.com/user/...或 https://qingnianduzhe.wixsite.com/youthreader/blog 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鬥爭始終以反帝黨和保皇黨為主線》中，我們介紹了當前以習近平為中心的舊保皇黨和以張又俠為中心的新保皇黨以及反帝黨之間的鬥爭。在習近平下台後，要根除保皇黨，則有三個要點：1，將死硬保皇黨全部開除出黨，鎮壓死硬保皇黨；2，確保反帝黨中的一些人不會借着鎮壓保皇黨的機會而蛻化為新的難以處理的保皇黨；3，根除保皇黨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生存空間。與此同時，要確保改革過程的安全可控。 以下是為實現根除保皇黨目標的十五條建議： （一）立法上的撥亂反正。 習近平在上台後修訂了不少法律，在2018年修憲後，法律的修訂進度就明顯變快。如修訂了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這些法律以監察司法人員的名義嚴重侵害了司法獨立。在保皇黨完全掌權的情況下，其修訂的法律大都沒有經過充分民主討論，多半是有利於保皇黨的，只有極少數的法律可能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因此，從2018年憲法修訂起至2024年間修訂的所有法律，一律廢止，原先有效的法律法規予以恢復，少數確認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法律進行修正，移除其中有利於保皇黨的條款。而理由也很簡單，這些法律修訂的時候沒有嚴格按照立法法的流程，經常和現行法律相衝突，而且期間出現了顛覆國家政權的情況，即未經過充分民主討論和法定流程，採用暴力或軟暴力手段改變憲法秩序。就習近平而言，則是在2018年修憲時出動軍隊威嚇人大代表，且修憲方案從公布到通過只有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而在2012年至2018年初和2025年至今修訂的法律，由於習近平並未處於絕對掌權的狀態，其法律大都經過了一定的民主討論，因此是否廢止或重新修訂應當一事一議，充分考量當時通過的原因和目前的情況。 （二）最高權力的平穩承接。 同時，由於現在的中央委員會在經過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之後，其組成結構已經變得對保皇黨非常有利。習近平甚至在接班人層面也做了大量的鋪墊。所以目前即使習近平下台，也很難確保新上台的反帝黨中的一些人是否會蛻化為新的難以處理的保皇黨，而且權力交接中容易出現動盪。因此除了全面鎮壓比較明確的死硬保皇黨外，還需要對中央委員會進行大幅擴充。將過去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除了死硬保皇黨和限期不和保皇黨切割的外，全部增補進中央委員會。甚至包括一些被保皇黨造謠冤枉入獄，被開除出黨的人，也要及時平反，增補進中央委員會。這樣有助於穩定局勢。雖然這裡面可能還有隱藏的死硬保皇黨，但人數肯定不占多數，所以不會影響根除保皇黨的大局。 中國在保皇黨2018年成功修憲前，從毛澤東1976年去世後，中間有近四十二年沒有稱帝的國家領導人，比毛澤東稱帝的時間還長，並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在2018年修憲後，中國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局。實踐反覆證明，皇帝對中國百害無一利。現在這些老幹部大部分是反帝的。他們資格老，人脈廣，反帝的能力和現在在檯面上的這些人沒得比。而習近平上任後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限制老幹部的出行自由。這一點看中共元老宋平在2026年1月3日給習近平的一封信就很清楚了。
https://globalleadernews.com/%E4%B8%AD%E5%85%B1%E5%85%83%E8%80%81%E5%AE%8B%E5%B9%B3%E7%BB%99%E4%B9%A0%E8%BF%91%E5%B9%B3%E7%9A%84%E4%B8%80%E5%B0%81%E4%BF%A1/ 此外，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分離。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要由中央委員會的文職人員擔任，軍職人員列席，實行集體領導，而中央軍事委員會包括主席在內全部是軍職人員，實行領導權和管理權分離。這樣一方面可以確保黨在軍隊的絕對領導，有效防止軍人干政，另一方面也能增強專業性，避免文職人員瞎指揮的問題。 （三）落實清人不清派，禁止政治肅清。 保皇黨常用的政治鬥爭手段就是肅清。肅清通常缺乏除政治因素外的具體依據或依據較弱，而相關被處罰的對象之間具有明確的政治關係。就溫家寶和習近平來說，其最常見的手段就是強調貪腐和作風問題，甚至公開強調被處罰對象不忠誠不老實。例如在陳良宇一案中，溫家寶政治肅清五十餘人，幾乎將陳良宇一派斬盡殺絕。而此後薄熙來亦受到類似的待遇，其下屬紛紛被抓。政治肅清嚴重破壞了政治生態，使得冤案頻發，有冤無處申，因為能幫你說話的全被抓牢裡或被免職了，無法保障辯護權，嚴重違反憲法中“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規定。習近平經常喊的口號是“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可實際上呢，在生態平衡完全被破壞的情況下，別人的權力是被關到籠子裡了，他的權力卻無法無天了。同時落實清人不清派的策略也能有效防止反帝黨中的一些人借着處理保皇黨而蛻化為新的難以處理的保皇黨。 同時需要明確：落實清人不清派，禁止政治肅清和我們根除保皇黨是不矛盾的。因為一個派系內並不都是保皇黨。例如習近平一派有很多人就不是保皇黨，有些人是被習近平蒙蔽的，也有曾經是保皇黨後來思想發生轉變與之切割的，和死硬保皇黨有很大區別。我們要根除保皇黨，指的是將所有派系內的死硬保皇黨都開除出黨，同時又對所有的派系本身予以保留，這就是清人不清派。 在憲法中有規定：“國家維護社會秩序，鎮壓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制裁危害社會治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和其他犯罪的活動，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這一規定明顯了，對於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是需要鎮壓的。即使對憲法的鎮壓規定做限縮性解釋，對於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情節惡劣的，也是憲法規定必須開除出黨的。這主要就是指性質較為惡劣的黑社會、暴恐或反覆顛覆國家政權的有組織犯罪，尤其是勾結外國顛覆國家政權的有組織犯罪。 從近代史也可以看出，在七千人大會時，反帝黨沒有對保皇党進行鎮壓，結果保皇黨其後發動文革進行反撲。而在文革後對保皇党進行了肅清，但對其生存空間沒有徹底根除，結果在十餘年後保皇黨即重新興起，並在四十餘年後成功修憲，奪權稱帝。同時在文革後對保皇党進行的肅清沒能很好落實清人不清派的原則，因而存在一些冤案或沒能保障其合法權益的問題，如陳永貴。 鎮壓流程建議採用包圍、喊話、到時間再採取強制行動的模式。即對於需要鎮壓的人員，先公布或通知其明確的判斷標準（包圍）。其中正在犯罪的，可以先採取措施進行控制，但在審判前也應當暫時釋放。對於社會危險性較低的人員，則不得先行採取強制行動，而是給予其足夠的時間和通過事後表現出罪的機會（喊話）。等到時間了，仍不悔改的，則一律採取強制行動。這樣一方面給予了其充分的辯護和考量時間，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將投機或被蒙蔽的人和死硬犯罪分子相區分。即充分保障了辯護權，又避免了誣告陷害。落實憲法中：“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的規定。 （四）優先修訂刑事訴訟法、刑法等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法律。平反冤假錯案。 在鎮壓中，除了明確鎮壓流程，避免不應當鎮壓的人被鎮壓，還要保障被鎮壓人的合法權益，避免鎮壓變成掠奪的情況。要確保這一點，就要先修訂刑事訴訟法、刑法等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法律。在2026年4月30日，監獄法已經修訂了，對於犯罪分子通信、會見、辯護等合法權益的保障有了很大的提高，下一步的目標則是修訂刑事訴訟法，加強對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的保障。因為犯罪嫌疑人、犯罪分子，都是公民，仍然享有憲法賦予的基本權益。同時要及時平反習近平時期的冤假錯案。 https://www.news.cn/20260430/6fb24981e3a44d32a1b4ee41447613b1/c.html （五）修訂反有組織犯罪法，對目前保皇黨一系列有組織犯罪的行為進行及時打擊，鎮壓死硬保皇黨。 此外，要將刑事案件處置的首要重點轉向及時懲辦和改造犯罪分子，全面修補刑法中的漏洞，以有效根除保皇黨的生存空間。因為我們前面分析過，保皇黨歸根結底就是重特大案件長期沒有被處理，這些犯罪分子希望找個靠山。所以任何社會如果刑法遲遲不全面落實，日積月累，都很容易出現皇帝。因此在鎮壓保皇黨後，需要採取一系列措施確保刑法在以後能全面落實。尤其是加強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執法力度。 對於鎮壓保皇黨有功的人，給予一定褒獎。 （六）執法改革，形成多套有力且互補的執法體系。 習近平在上任後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將原先的執法系統進行了拆解。在習近平上任前，執法系統主要是武警、公安、國安這三塊。此外還有鐵道部這樣公檢法都有的龐然大物。不同的執法系統可以確保權力的互相制衡。而溫家寶抓捕了劉志軍之後，習近平拆分了鐵道部，並且將武警的許多部分劃給了公安，將公安中國保的職能擴充到國安的範疇。因此執法系統出現了公安一家獨大的情況，武警和國安被大幅削弱，鐵道部則直接被拆分了。而在執法上的改革重點就是如何扭轉習近平對執法系統的一系列破壞，形成多套有力且互補的執法體系。 而且不同的執法體系需要背靠完全不同的文官體系。例如公安背靠政府體系，武警就不應該再由政府指揮，也不能由軍隊指揮，可以由人大政協來指揮，讓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擁有武警的指揮權。這一改革方案將人大政協的利益通過武警這一渠道和軍隊進行了綁定，也有助於提高軍隊的待遇。而解放軍本身需要明確不能對非作戰人員採取任何行動。 就全國範圍來說，目前中國大陸的司法體系、港澳台的司法體系也都有很大差異，互相有很強的獨立性，也有很好的互補作用，應當長期堅持鄧小平主張的一國兩制。雖然在習近平治下，香港的司法體系被嚴重破壞，但還是可以恢復的。最終形成大陸內部多套執法體系，全國四套司法體系，為阻礙保皇黨起到最後防線的作用。 （七）修訂民法典。加強犯罪追索，並將無法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儘量納入民事考量，不給保皇黨在經濟上任何的生存空間。 這一點在國內目前討論的也比較多，主要是探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情形。如吉林市昌邑法院和河北張家口法院。 www.court.gov.cn/zix... m.thepaper.cn/newsDe... （八）修訂人大組織法等和國家治理體系相關的法律。 應當承認，原先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雖然能對保皇黨有一定的阻礙和約束，但在保皇黨長達十餘年的努力下，這些障礙還是被逐一拆除了，這說明仍然遠遠不夠，無法應對極端情況。所以除了回歸原先的法律，還要對其中的問題進行修正。當然在改革的同時，為了確保平穩過渡，要在儘可能小的改動下解決這些潛在隱患。 例如，在人大組織法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委員的人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的人選，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人選，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人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這些國家最核心崗位的人選全是由全國人大主席團提名的，並且沒有任何其他的約束。這其實就導致誰控制了全國人大主席團，誰就能在短時間內將這些關鍵崗位全部安插上他的人馬，實現改朝換代。在實踐中要修正這一缺陷也並不難，只要在人大組織法中加上以下三條即可： 1，“主席團應在任期內合理安排提名頻率，分別就以上人選進行提名。同一年份提名涉及不超過兩個機關，避免同一年份提名過度集中。” 2，“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當年度對候選人提名的指導精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當遵循。” 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人選，由主席團從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提名。” 這一修訂簡單來說就是錯峰換屆，領導權和管理權分離。 錯峰換屆相比集中換屆對於約束人事權的好處是很明顯的。因為保皇黨所採取的措施，往往具有突發性，瞬時性，是違反正當程序的違法行為。例如在2012年的時候保皇黨密集編造散步所謂319政變（詳見《319政變是明顯的謠言》319政變是明顯的謠言 ），成功動搖了十八大的既定人選。在2017年密集查辦團派、鄧派人馬，成功動搖了十九大的既定人選，並在2018年成功修憲刪除任期限制。（詳見《你所不知道的保皇黨-溫家寶》你所不知道的保皇黨-溫家寶 ）在2022年密集查辦團派人馬，同時利用疫情封控限制老幹部的出行自由，甚至採取了欺騙的方式，在黨代會搞兩份人選（原定人選有胡春華），成功動搖了二十大的既定人選。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8%83%A1%E9%94%A6%E6%B6%9B%E4%B8%AD%E5%85%B1%E4%BA%8C%E5%8D%81%E5%A4%A7%E7%A6%BB%E5%9C%BA%E4%BA%8B%E4%BB%B6 chinanewscenter.com/... 而反帝黨不可能像保皇黨做那麼多違規突發的手段，所以在這種政變中應對總是不佳。 在制度上明確錯峰換屆，每年只能在兩個機關實現換屆，則能徹底解決這種隱患。誰當年搞政變，就算短期成功了，第二年也會被徹底反撲。這確保了即使在非常極端的情況下，這些最核心崗位也不會被保皇黨全部占據。而每五年集中換屆的隱患在於，要反撲還要等五年，這中間又有許多變數，被肅清無力反撲的可能性較大。 此外，同一套班子之間的政治鬥爭通常在三五年內就會形成一個基本穩定的態勢。而如果沒有錯峰換屆，這一態勢則很容易持續到任期結束。例如胡錦濤和溫家寶，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的權力格局在第二任期的時候實際上是被強化了。而錯峰換屆可以引入新人，換位置，對於改變權力格局，避免僵化，是非常有利的。 錯峰換屆在80-90年代的時候其實就有實踐。例如李鵬在1988年－1998年期間是總理，在1998年-2003年期間是人大委員長。而這期間的總書記都是江澤民。在1998年-2003年的時候總理變成了朱鎔基。當時由於六四事件，所以意外造成了錯峰換屆這樣的格局。而這一格局對於約束後期已蛻化為保皇黨的江澤民幫助甚大，大大拖延了保皇黨的奪權進程。 指導精神指思想、價值觀、態度。在黨確定指導精神後，人大根據指導精神確定的標準依照一定的流程對候選人進行提名，並對提名範圍有一定限制。這一規定的好處則是將領導權和管理權進行了分離。當前總書記常可以以黨的領導為由，對全國人大主席團的提名提出直接的要求。但是實際上領導權通常是發布指導精神、方針的權力，最多加上提級管轄的權力。具體的提名權其實是管理權。此外這種直接管理的權限也未寫進人大組織法。而單純按照人大組織法的話，人大主席團的提名又沒有任何的約束。這種人事權的獨占會導致很多問題。在世界上大多數的法制國家，核心崗位的人事權都是交叉驗證的。一般是以一方提名，另一方審核通過這樣的模式，將人事權分割給兩個不同的機構以實現權力制衡。而中國特色的人大制度相比議會制也有其優勢，上述模式也可以成功將人事權在人大和黨委中進行分割。 此外，明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崇左派敘事，對於根除保皇黨也是至關重要的。畢竟保皇黨是典型的極右分子，在左派的共產黨內部，保皇黨還不得不做大量的偽裝。而在右派國家中，保皇黨則通常會公然宣傳自己的主張，此時如果皇帝不是虛君，則容易引發憲政危機。由於中國共產黨在左派上有絕對優勢，所以如果中國不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那麼新的政黨肯定是右派政黨。而中國濃厚的帝制文化背景使得立憲與君主之間天然地存在着內在的緊張與深刻的衝突。這一點闕光聯的《君主立憲在近代中國何以不可能》有明確的闡述。 http://www.xhgmw.com/html/zhuanjia/chengguo/2014/0716/6366.html 結合中國在反帝運動中所遇到的重重困境，不斷被保皇黨反撲的情況，哪怕右派政黨執政一段時間，都容易帶來一定危險，眾多反帝革命烈士的鮮血可能就白流了。中國最多只能容忍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右派執政，而不能容忍右派政黨執政。 此外，充分吸取習近平的教訓，明確退休年齡和最長任期。除中央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和政協委員會這些確保執政穩定的領導核心外，所有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應當按照七上八下的原則退休。 （九）修訂立法法。 目前的立法法對立法流程雖有一定的約束，但還遠遠不夠，同時缺乏懲戒條款，因此導致違反立法法的立法事故頻發。例如立法法規定了法律修訂案要有前後對照，但此前相當多的法律公開徵求意見是沒有前後對照的，只有少部分有。如目前正在徵求意見的國防動員法就沒有前後對照。https://www.sohu.com/a/1020444601_121106842 此外，法哲學家朗·富勒（Lon
Fuller）在《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一書中總結了八項內在道德（或稱程序自然法原則）：普遍性、公布性、非溯及既往、明確性、不矛盾性、可遵守性、穩定性及官方行為與法律的一致性。這些長期被法學界公認的原則可以被寫進立法法中。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95%E5%BE%8B%E7%9A%84%E9%81%93%E5%BE%B7%E6%80%A7/5351709 （十）全面清理目前不符合立法法的法律法規，儘量縮小和減少授權立法範圍，同時進行相關的立法。但在新的法律尚未通過前，原先的法律法規仍然有效，避免出現法律真空。 這一點在2014年的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討論過，張德江也很支持，結果後來因為保皇黨不斷壯大不了了之。 http://npc.people.com.cn/n/2014/1211/c14576-26189120.html （十一）在意識形態上，修改歌頌皇帝的歷史敘事，推崇反帝敘事，徹底根除保皇黨在文化上的生存空間。 當前中文歷史教科書在描述中國歷史的時候，實際上都是沿用採納了自秦始皇以來的歌頌皇帝的歷史敘事。這其實是荒唐的。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就說過：“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5〕，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在新文化運動後，反帝敘事雖然在中國始終有一定地位，但對歌頌皇帝的歷史敘事，並沒有從官方正史中徹底移除，這是保皇黨的再次興起的直接原因之一。最近十年在保皇黨的努力下，連宦官的評價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而毛澤東是要為此承擔主要責任的。要知道“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就是由中國共產黨在1922年7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明確提出的，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新青年》和五四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推翻滿清和袁世凱經驗的理論總結，當時的總書記還是陳獨秀。而後來的向忠發，王明（代理），秦邦憲（博古），張聞天，都是沒有問題的，沒有稱帝過。張聞天一直到1945年6月才卸任總書記的職位。而毛澤東是第六任總書記。 毛澤東本人對傳統帝王十分推崇，喜歡自比秦始皇，批判陳獨秀，明面上說是反托洛斯基，實際上是支持斯大林主義，想當皇帝。而毛主席萬壽無疆之類的皇帝專屬用語也非常多，所以這一任實際上是竊取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果實。之後的國家領導人都沒有這些問題，到了第十二任又出了一個稱帝的習近平，而且也是刻意模仿毛澤東的，所以說明毛澤東對反帝的危害確實是非常重的，對保皇黨起到了關鍵作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十二任總書記，兩任稱帝的都和毛澤東有關。 在目前毛澤東等保皇黨篡改過並以各種手段強迫別人承認的敘事下，毛澤東對新中國的建立，對中國共產黨，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同時通過系統性批判抹除前任中共總書記，使得很多人感覺毛澤東就是中共第一任總書記（至少不了解歷史的很多人會這麼感覺）。 可實際上呢，毛澤東既不是建立中國共產黨的人，也不是建立紅軍的人。南昌起義他不在，中共一大他也不在。論軍事他比不上朱德、林彪等一眾將領，論情報他比不過周恩來。而中國共產黨最終奪取政權有其必然性。因為中國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清黨下變成了極右翼，而中國需要一個左派政黨來執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早的左派政黨，人數也最多，所以最後只能是中國共產黨來執政。這一點和毛澤東任中共領導人是毫無關係的。毛澤東本人在1946年初就非常自信能奪取政權了，而中共黨內當時亦普遍這樣判斷。可見奪取政權是大勢所趨，毛澤東是竊取革命果實摘桃子的。這個敘事就和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是一樣的，根本不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整體敘事。只需要把那些被毛澤東等保皇黨掩蓋篡改並強迫別人承認的敘事恢復回來就可以了。在毛澤東之後，華國鋒及時終結了文革，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主導了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全面反思了錯誤，雖然成果最終被鄧小平篡奪，但中國共產黨還是有自我糾錯能力的。這和蘇聯長期沒有徹底清算斯大林的計劃經濟政策，最終導致蘇聯解體，有本質不同。 此外，要徹底根除保皇黨在文化上的生存空間，就要在對歌頌皇帝的歷史敘事進行徹底移除。例如不再以秦始皇這種嬴政自誇的封號對其進行稱呼，而應當直接稱呼為嬴政。類似地，對清朝的第四位皇帝只能稱呼弘曆或愛新覺羅弘曆，而不能以清高宗或乾隆帝的名義進行稱呼，因為這些尊號都帶有一定的褒義，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絕不能為皇帝歌功頌德。此外由於保皇黨通常會遵循古代避名諱的規定，所以對皇帝直呼起名還可以有效識別保皇黨。 日後和保皇相關的知名旅遊景點，都可以作為世界文化遺產，以教育後人，在移除歌頌皇帝的歷史敘事的同時，儘可能避免對當地的經濟帶來影響。 帝制在過去兩千年深度融入了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修改歌頌皇帝的歷史敘事不能擴大化，只對所有和皇帝直接相關的歌頌敘事進行修改，不能擴張到其他方面，尤其是儒家文化。要知道春秋戰國時期還沒有皇帝，皇帝是嬴政滅六國建立秦朝之後才有的，秦朝奉行的也是商鞅，是坑儒的。原生的儒家文化和皇帝並無直接關係。至於後人篡改了儒家文化以歌頌皇帝，那是另一回事，但肯定不能讓移除歌頌皇帝的歷史敘事演變為對中華文化的否定。 （十二）加強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指的是確保信息的自由和安全流動。嚴重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包括大規模的篡改、歪曲、捏造或者清除歷史記錄以及嚴重危害言論自由。我們分析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幾次重大的顛覆國家政權的事件，全部都和嚴重危害信息安全有關。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了大規模的謠言和冤案，而在習近平奪權稱帝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大規模的造謠事件，連319政變都是明顯的謠言（詳見《319政變是明顯的謠言》319政變是明顯的謠言 ）。再到目前又出現了張又俠和溫家寶的一系列謠言（詳見《張又俠是俄烏戰爭的核心支持者》張又俠是俄烏戰爭的核心支持者 和《你所不知道的保皇黨-溫家寶》你所不知道的保皇黨-溫家寶 ）。這些人信奉“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而19
世紀德國詩人、思想家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說過：“當一個政權開始燒書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燒人！當一個政權開始禁言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滅口！”
埃德蒙·柏克說過：“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造謠、清除歷史記錄以及採用各種軟暴力禁止人們發聲是保皇黨的常用手段。 明確編造虛假信息和其他不當言論的執法標準，對轉發評論等互動量以萬計的造謠予以警惕能解決造謠的隱患，善用區塊鏈技術能解決清除歷史記錄的隱患，而保障人們的言論自由則有賴於執法體系的全面改革。此外還要加強信息披露，完善政府信息公開的立法（目前只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最終多管齊下方能有效解決危害信息安全的問題。 https://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zfxxgkzd/202005/t20200527_156016.html 一個技術上應對不當言論的有效措施，是公開實名化的言論一律減輕處罰。因為大家用實名發言的話，發布不當言論的社交後果明顯更重，因此在行政乃至刑事處罰上無論任何情況都一律減輕。明確這一點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確保言論自由。 此外，目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興起為維護信息安全帶來了新的挑戰。在立法上也要加強，例如可以將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的生育調節變成生育核驗，從生育源頭避免未來出現機器人冒充人類落戶的情況。 （十三）加強公眾監督，加強公民意識教育。 如推廣目前二選一或三選一的滿意度調查以對立法執法的情況進行監督。此外還要提高公民意識，讓人人都參與到反帝行動中來。例如這十二條建議中的很多內容，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每個人都可以去闢謠，可以去備份，可以去公開發聲，可以去推崇反帝敘事，還可以對立法執法的情況進行輿論監督。 在2012年的時候全國政協還有《關於在中小學開設公民教育課的提案》，此後由於保皇黨不斷興起，也不了了之。 http://www.cppcc.gov.cn/zxww/2012/02/24/ARTI1330049945417103.shtml 而在2015年的一個重要突破是在立法法中加入了“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的條款，這一改革對約束保皇黨後續的法律修訂有一定作用。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lh/2015-03/08/c_127557103.htm （十四）判決書公開。 2013年上線的中國裁判文書網是法制改革的重要進展，但在習近平稱帝后遭遇了嚴重的倒退。目前上傳裁判文書網的判決書數量和質量都出現了大幅下滑。 要解決這一問題，建議修訂刑事訴訟法，加入以下條款：“ 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權將判決書、庭審筆錄、辯護書、起訴書及相關訴訟材料上傳至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傳三天后開始不得撤回，系統應自動告知各參與方、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
被告方、被害人、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均可在三十日內行使技術脫敏權。
各方均有權保留自己的姓名和其他可識別信息，其他方面不得遮擋。（自己是可以遮擋自己的，這是典型的法學裡的反向解釋。）
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對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或其他敏感信息的內容進行脫敏。
對於可識別信息和敏感信息以外的信息，依照憲法，應當進行公開。期滿後，文書由系統強制自動公開發布。 ” 因為憲法規定了，審判應當公開進行。而將這一規定進行擴張性解釋，就是裁判文書一般是應當公開的。 （十五）收入分配改革。 公開HANK模型的核心調控目標。修訂人民銀行法。將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改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或者農業生產隊（但不可以是人民公社，因為這種政社合一的組織和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格格不入，對反帝工作非常不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