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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習近平通過操控貨幣政策長期扭曲勞動報酬占比》中介紹了習近平通過操縱貨幣政策長期扭曲勞動報酬占比的情況。很多人知道習近平決定把總蛋糕分10%給老百姓肯定十分氣憤，肯定很迫切希望改變這種只分10%的現狀，而在《不同改革路徑的風險差異》中介紹了先保障基本權益和底線分配對於規避改革風險的重要性。這篇文章主要補充一點經濟學的常識：存量財富以非法制化的方式進行大規模轉移極易出現皇帝。

存量財富以非法制化的方式進行大規模轉移極易出現皇帝，這個情況在中國可以說是自古皆有。歷朝歷代的王朝更迭，都是以土地為核心的存量財富進行了一次大規模轉移，產生了一批新的地主階級，從而擁護新的皇帝。而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做的不好的，例如元朝基本上承認了原來宋朝地主的田產劃分格局，原先地主受影響很小。這種朝代就是極其短命的。反觀明朝和清朝在開國年間都以各種非法方式大規模查抄地主，幾乎完全掀翻了前朝的土地格局，所以後續王朝都延續了近三百年時間。此外唐朝採用的是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極其類似的府兵制，漢朝和宋朝是承襲因戰火完全被打亂的土地分配格局，所以都是符合這一規律的。

從中國近代史來說，最近的兩次存量財富大規模轉移，分別發生在1949年前後和2010年前後，前者是土地改革，將地主的財富大規模轉移給了農民，並對地主開展了大規模的屠殺和歧視，後者是人為製造房地產泡沫，將新進城農民的財富大規模轉移給了城市新貴。

在1949年前後的中國，土地改革固然有其現實上的必要性，可在實際操作中，由於毛澤東的影響，完全沒有注意法制，造成了毛澤東權力的空前增加。在土改前，雖然毛澤東已經稱帝（詳見《習近平稱帝始於2018年7月4日》），可是權力並沒有達到指鹿為馬的地步。而在土改後，毛澤東直接可以以指鹿為馬的方式，搞出大躍進，畝產萬斤這樣的荒唐事。從土改到大躍進，相隔只有八年時間。

而在2010年前後的房地產泡沫也是如此，在溫家寶和習近平的主導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長達十餘年只漲不跌的奇觀（詳見《胡錦濤和溫家寶的路線之爭，是反極右和極右之間的鬥爭》），全國僅有李克強主政的遼寧（主導棚戶區改造）和薄熙來主政的重慶（主導增加土地供給）受影響較小。這導致了中國農民在城市化運動中受損嚴重，不得不高價接盤，並直接導致了中國保皇黨的權力根基被空前壯大，從房地產泡沫到習近平稱帝，相隔也只有八年時間。

除此之外，這兩場運動後，存量財富轉移的果實最終都被皇帝再次掠奪走了。在土改後，農民分到的土地，在短短幾年後再次以人民公社的形式被收走。而人民公社的社長形同土皇帝（詳見《關於集體農莊和人民公社的區別》，紅色中國網），甚至擁有扣飯權，可以不給農民吃飯。在房地產泡沫後，手握大批房產的城市新貴被習近平的各種反腐和國進民退等政策巧取豪奪，在泡沫中新增的資產絕大部分都以各種形式流向了權力頂峰習近平。

正常的改革，都是在法制框架下的，經過精心計算的比較嚴謹的一個過程。它的底線就是絕不能因為改革產生皇帝。因為帝制天然就是搶掠的。哪怕皇帝因為個人道德，不去給老百姓分10%，那底下的官僚也會想方設法去分10%的，因為這對於整個皇權體制就是最優解。如果皇帝對這些事情有什麼異議，那他最後可能就當不了皇帝，只能換個分10%的人來當皇帝。

對於當前分配嚴重不公的現狀，在改革中要實現分配修復和防止出現新的皇帝兩個目標，就只能明確三個基本原則：

（一）分配修復的重點在於新增的蛋糕，而不是存量的蛋糕。而這個蛋糕的分配權總量掌握在央行手上，底線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詳見《習近平通過操控貨幣政策長期扭曲勞動報酬占比》）

（二）對於存量的蛋糕，實際上在《實現根除保皇黨目標的十五條建議》中有提及，即主要靠加強犯罪追索和民事賠償來解決。這一塊其實加強了之後就能解決相當多的問題。

（三）對於不屬於法制範疇的這些存量的蛋糕，現代中央銀行的第一要務就是防止存量財富大規模的非法制化轉移。這在金融系統的名詞通常是：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一塊在政策上必須嚴防死守，絕不能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

對於前兩個原則，在前面的文章中已有詳細敘述，而下文的重點就是第三個原則。通常來說，這一原則對應的就是強化法制，保護合法權益。這一點在此前的文章也有大量介紹。可在實踐中很容易出現把握不好的情況。在中國的主要隱患通常就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慈善。這一點習近平是非常喜歡的，各種各樣的扶貧基本都是強制攤派。習近平一邊操縱中央銀行給民眾分10%，一邊強制地方政府和企業去做慈善，這其實就是慷他人之慨。而目前各地在民間支持習近平的有相當多就是和扶貧項目有關的這些人，可以說是保皇黨在民間的基本盤。在處理了習近平問題後，此類情況肯定要避免。核心是要明確慈善的安全邊界。大多數人的慈善是完全自願的。在做了慈善之後，政府等有關部門可能會予以宣傳，這些都是正常行為。例如中國近代知名慈善家陳嘉庚，就得到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大力宣傳，還進了全國政協當副主席。可這基本上已經到做慈善的安全邊界了。如果再進一步，例如所謂的“慈善家”要染指政府核心部門，染指黨委，這就很容易造成強制慈善的問題，也很容易產生新的皇帝。

由於中國長期的帝制傳統，皇帝一般會直接打擊這些過界的所謂“慈善家”，著名的有沈萬三、胡雪岩等人。所以這種問題在中國歷史上直接的教訓並不多，人們其實對此是缺乏防範的。而在美國，這種情況則有非常嚴格的防範措施。美國的議會分為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院的任期更長，人數更少，是傳統的精英俱樂部，在中國就類似政協，而眾議院的任期更短，更代表底層民意，在中國就類似黨委和人大。美國對慈善捐款和政治獻金有相關規定，並且這個規定是在眾議院更嚴，參議院更松的。

就眾議院來說，本身有一個專門的辦公室：國會行為辦公室（Office of Congressional Conduct, 簡稱 OCC）。它是一個獨立的無黨派機構，負責接收並審查針對眾議院議員和工作人員的不當行為指控，並在調查後視情況將案件提交給眾議院道德委員會處理。一旦發現問題，OCC會強制向社會公開調查報告，哪怕眾議院道德委員會想“護短”都蓋不住。這個機構非常有力，是維護美國民主的基石。

而參議院就沒有類似的獨立監察機構。參議院的合規調查完全依賴由參議員自己組成的“參議院倫理委員會”進行自我監管。所以資本家的影響力主要就是集中在參議院，在眾議院還是相對較小的。與此同時，美國的資本家賣國的很少，大部分資本家還是愛美國的。在這種獨特國情下，美國的這套機制才能順利運轉多年，雖然近期仍然遭到了不少挑戰。

歐洲的民主國家在這方面的防範措施更為嚴格。就中國來說，由於江澤民溫家寶等人長期的極右翼政策，中國資本家會賣國的比例比美國要高得多。而且中國是左派國家，在分配上本身就應當更加偏向底層民眾的利益，所以中國對這些“慈善家”的防範措施只能是更嚴。對於這些“慈善家”開展各種犯罪活動腐蝕染指黨委的問題要及時處理。與此同時也要澄清，只要明確安全邊界，健全民主法制，根本不需要皇帝，也能很好的規制“慈善家”的影響。（詳見《習近平通過操控貨幣政策長期扭曲勞動報酬占比》）這裡的重點也是開展犯罪活動腐蝕染指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