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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外交政策路線，是周恩來時代定下來的保守的外交政策，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是寫入憲法的。而美國的外交政策是比較激進的，奉行積極干預傳播民主。這兩個的核心差異就是權力的大小。中國政府的外交權力實際上是比較小的。而美國是比較大的。中國這種思路就是我過我的，你過你的，互不干涉。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差異非常大，毛澤東喜歡勒緊褲腰帶輸出革命，在大饑荒時期仍然給非洲國家送糧食，周恩來是干不出這種事的。毛澤東這種激進的外交政策長期被周恩來阻攔。而在毛澤東死後，周恩來的外交路線就基本被延續下來了。

到了習近平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轉為和類似美國一樣激進的政策，在習近平的帶領下，向全世界輸出帝制，影響地區穩定。外交部方面雖然也像當年的周恩來一樣做了很多阻攔的工作，但仍然對國內外造成了不少破壞，同時對中國的國家利益也沒有好處。而我們的改革建議，還是回到周恩來時期定下來的外交路線。

考慮到周恩來時期中國的國際地位和現在有很大的區別，所以要對這一外交政策方針做一些微調，建議如下：

（一）法制原則。有什麼事情，儘量通過聯合國等法制化的渠道解決。王毅在聯合國安理會“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加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高級別會議上的講話就非常好。

https://www.news.cn/20260527/6926e3d1e6324af1bea5f9c00a4f8a5e/c.html

（二）對等原則。由於國際上許多糾紛缺乏法制化的解決渠道，例如顏色革命等問題。對於這種情況下，如果歷史上中國和其並無宿怨，則可實施一定的反擊行動。

（三）中國如果在當地有投資，有海外利益，當地出現了民主國家變成帝制國家等顛覆國家政權等情況，影響我國的海外利益，我國也要做一些干涉。包括當地遭遇到顏色革命等情況，我們也可以幫忙。

（四）所有的干涉，基本原則都是尊重本國人民的意願，不扭曲本國人民的意願。

（五）以語言文字形式宣傳中國左派的發展理念，宣傳區域均衡的發展理念。

（六）鼓勵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時支持他國的區域均衡發展。

（七）目前是民主法制國家的，不能再變成帝制國家。

這種策略會和歐洲尤其是法國英國德國比較像。有些人說，中國是左派國家，外交也應該是左派的，也是像美國一樣積極干預。那這就是走蘇聯的老路。蘇聯當年就是這樣的，外交殖民主義，國內卻是右派。實際上呢，一個國家的外交戰略，和本國的政治風向，一般是相反的。比如法國是左派國家，政府在內政上的權力更大，它的外交戰略就是比較右的，限權的，保守的。這種外交戰略和本國政治風向相反，主要是國家制度設計決定的。中國的國家制度設計，就是政府在外交上權力小，在內政上權力大一些。而美國的國家制度設計，就是政府在外交上的權力大，在內政上的權力小。這是一種權力平衡。都是合理的。都是穩定的。如果說中國政府在內政外交上的權力都很大，那麼保不齊就會出現下一個習近平利用外交上的權力來到處扶持皇帝，間接顛覆中國的國家政權。所以無論是考慮中國的國家利益還是實際國情都只能是選擇這樣一種外交戰略。此外，政府在內政上的權力更大並不必然意味着濫權獨裁，而是要靠強調左派的路線和民主法制去進行規制，這在法國瑞典等左派國家有充分的實踐。

外交是很容易有冤案的。如果中國判斷哪個國家獨裁了，出皇帝了，就直接跑去推翻他，再結合中國政府更大的內政權，那麼政府就有可能指鹿為馬，把一些實際上根本不是皇帝的人給推翻了，然後扶持出一個真正的皇帝。因為全世界語言文字那麼多。大部分的當地語言文字我們中國人是不懂的。外國是怎樣的很多時候完全就是國內宣傳工具決定的。

因為這種外交上的高度複雜性，加上中國的國家制度設計，所以我們在外交上只能是一種限權的策略。也就是首先不能有什麼冤案。在這套外交政策方針建議下，法制化解決，對等原則，這些都很難出什麼冤案。畢竟你那個國家到底怎麼樣，我們中國人可能是不知道不了解的，但是你對我們中國做了什麼，有什麼損害，那我們中國人還是知道的。包括如果中國在海外投資的話，也有中國人在當地的，能反應很多情況。

當然，激進的外交政策和保守的外交政策，還是有很多共識的，並不是完全相反的。這就像美國和法國在外交上經常也能達成共識。但有很多時候也是有分歧的。

不過在一些肯定不會增加風險的方面。比如說，區域均衡發展。這些我們建議是要大力倡導的。其實歐洲對中國也是一樣的，比如說德國的巴斯夫跑去湛江去投資，這就是支持粵西地區的經濟。德國在華的投資，是有一定這種考量的。因為德國在外交上是歐洲里比較左的，比法國要左一些，但遠沒有美國那麼激進。比如德國會專門去營救劉曉波的妻子，然後在對華投資上支持他國的區域均衡發展。不過同時德國也不會直接去推翻習近平。中國建議就是介於德國和法國之間，最多像德國那樣，就差不多了。這是符合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

如果他國人民反帝的意志足夠堅定，那麼即使在中國這種保守的外交政策下，也是可以推翻其皇帝的。因為中國在改革後仍然是民主法制國家，對外的政策仍然是支持民主法制的，仍然是對民主法制的維護起重要作用的。尤其在宣傳工作上，是有很大幫助的。如果出現了民主法制國家變成帝制國家的荒唐事，中國也應當予以干預。

通俗地說，一條街很多商店，兩家大超市，中國這個超市除了自己門口和裡面的垃圾，整條街的垃圾也會幫忙掃一下，當然是不收錢的。這個就是為了維護這個街道的繁榮，畢竟街道滿是垃圾的話，就算只有自己門口這塊是乾淨的，那也很影響生意。不過也因為是不收錢的，所以也就幫忙掃一下你門口的垃圾，你裡面的那些垃圾我們是不管的。而且掃垃圾也是跟其他民主法制國家一起搞的，儘量分攤，畢竟就是義務工作。美國有時候還會收錢幫別人掃商店裡面的垃圾。這個生意我們不會跟美國搶。我們就是一個傳統的左派國家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對外始終還是民主法制的維護者。同時對外始終維持一種中性的策略，提供穩定性。

當然你把垃圾丟到我們店裡了，那我可能就要跑到你那去掃垃圾了，這個也是收錢的。至於具體掃到什麼程度，是在門口掃一下，還是門邊掃一下，還是大廳掃一下，還是掃到裡屋，那就要看你把垃圾丟我店哪裡了。

此外，除了左派國家的考慮，還有中國民間對移民態度的考量。移民政策和外交風向是密切相關的，因為所有的國家移民政策都是要符合本國利益的。如果外交風向是激進的，那麼移民政策就會大幅放寬，因為需要引進這些移民才便於對其他國家施加各種影響（所以最近幾年中國的移民政策出現了放寬）。如果外交風向是保守的，移民政策不可能特別寬鬆，因為對其他國家施加各種影響是移民政策最大的一個好處，除此之外一般就是引進一些本國急需的人才。還有就是一些庇護的人，履行國際義務，維護民主法制。

庇護本身也和外交風向有一定關係，激進的外交政策會連很多難民也庇護，主要是看這些人可憐，而保守的外交政策一般就是履行基本的國際義務。在這個外交政策方針建議下，庇護是相對中性的策略。也就是單純的戰爭難民之類的就不庇護了，儘量原地解決，捐糧捐物。不過如果是在本國因為爭取民主法制而受到迫害的一些人，有非常大政治因素的，這些人還是建議要庇護的。當然前提也是他們在中國還是能自食其力的，我們並不會長期養着這些人。這一點在全世界都是慣例，也是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這就是我們提倡的有限的中性的外交政策。

不過在移民政策上的鬆緊和法制是兩碼事，我們提倡移民政策法制化。這和對外形象也密切相關。在移民政策上，建議明確中國入籍和永居的相關規則，但名額有限，且每年波動。具體名額建議要經過民意調查。比如每年入籍多少人，永居多少人，都要經過民意調查，例如：

上年的外國人獲中國永居人數為3000人，今年您希望為多少人：

A，1000人；

B，3000人；

C；5000人。

這個最終人數是加權決定的，比如有20%的人投了1000人，有20%的人投了5000人，剩下的投3000人，最後就還是20%*1000+20%*5000+60%*3000=3000人。庇護這一塊的配額是另算的，當然也是公開的。通常庇護的人數不會特別多，美國現在一年也不到一萬人，中國這種中性外交政策下，每年估計不會超過一千人。

中國目前的移民政策主要問題是嚴重缺乏法制，例如每年到底入籍多少人，永居多少人，都是沒有公開的，這個在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公開的。因為在民主國家，這些新增的人是有投票權的，而民眾肯定是有知情權的。此外中國的入籍和永居標準也遠遠不像法制國家那樣透明。

此外，對於海外僑胞，同樣適用上述移民政策，但可以不受配額的限制，適當寬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