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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簡要介紹筆者根據自己對權力運作的了解對中國政局幾種常見假說的看法。從辛亥革命後說起。

（一）孫中山如果沒有和袁世凱合作，那麼中國會不會在那時變成民主法制國家。

如果沒有和袁世凱合作，肯定會好很多。因為當時滿清肯定是要滅亡的了，孫中山再怎麼缺乏權力，好歹也是在主導局勢的，結果他主導了一個半月就辭職了。如果繼續主導下去的話，袁世凱是沒有機會的。當然孫中山本身能否維持一個民主法制國家，是有疑問的。

因為孫中山本人提出所謂五權分立。和世界主流三權分立憲法（行政、立法、司法）相較，其將西方學說之行政權析出“考試權”、立法權析出“監察權”，形成“五權分立”。這種學說其實是有嚴重問題的。後來依照此理念建立的中華民國，先是北洋政府的混亂分裂，後是南京國民政府的獨裁稱帝，最後更是直接丟失在大陸地區的統治地位。目前中國台灣地區通行的憲章，實際上是在1946年由中國共產黨主導的在原先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理念下修改的政協憲草，是“以五權之名，行三權之實”。“當時這一修改由於多有悖離孫文五權憲法的架構，成為國共諸多摩擦的成因之一。尤其是3月初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該政協決議的不滿和修改建議成為國共關係惡化的開始[16]。”此後國共關係因為這一憲法草案不能通過而破裂，但在破裂後，蔣介石又通過了這一憲法草案，只是很快又以戒嚴的名義擱置，直到蔣經國在1987年才取消戒嚴。這一“以五權之名，行三權之實”的憲章才被正式在中國台灣地區落實。

孫中山在國民大革命早期也意識到了五權分立的困境，所以開始聯俄容共，這其實就已經是很明確反對五權分立了，因為蘇聯肯定不是三權分立的。只是孫中山在隨後很快就去世了，所以沒有修改這些表述。

也就是說，存在一種可能性，就是孫中山直接擔任總統，袁世凱沒能稱帝，但五權分立下的民國政府仍然走向了類似袁世凱死後北洋政府的局面，最後又有類似蔣介石的人物稱帝，然後被共產黨推翻了。

（二）宋教仁如果沒有死，中國會不會走向民主法制。

這個難度仍然是很大的，因為宋教仁沒有一天實際主導過中國政局。他是否能解決一系列複雜的挑戰應對各路軍閥，是有疑問的。

（三）沒有聯省自治運動，北洋政府會不會走向民主法制。

有一定的可能性，但非常低，因為五權分立下的北洋政府本身就很容易陷入聯省自治運動這種全面解體的模式。當然如果少一些人添亂的話，那麼即使解體了，可能也不至於出現蔣介石這樣再次稱帝的人物，後續多少會好一些，同時日本也不至於全面侵華。所以任何時候都不要鼓勵這些添亂的人。

（四）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那麼中國的革命會走向何方。

沒有中國共產黨這種說法本身是不存在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在19世紀就有了，肯定會傳播到中國的。在聯省自治運動後又出現了蔣介石這樣的皇帝，而且是極右翼的皇帝，類似現在的新保皇黨。在這種局面下，時間一長，如果沒有外力幫助的話，國民政府是無法維持統治的。也就是在蔣介石稱帝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最後取得政權還是有必然性的，除非國民黨主動將中國變成一個新朝鮮。當然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外部干預。當時由於杜魯門沒有干預。如果杜魯門干預了，那麼美國確實也可以幫助國民黨維持統治。所以全世界的保皇黨大都賣國，因為不賣國的話他們大都難以維持。

（五）如果西安事變沒有釋放蔣介石，那麼中國的革命會走向何方。

西安事變本身是周恩來主導的。當時中共中央的實際主持者仍然是周恩來，毛澤東還是在西安事變後趁周恩來去了重慶才奪權的。這種情況下發動的西安事變之所以最終釋放了蔣介石，是美蘇聯合干預的結果。當時國際上都不認同扣押蔣介石，因為國際上都不希望中國走向民主法制。如果不釋放蔣介石的話，那麼中國就會喪失國際上對中國抗戰的支持，抗日戰爭會更加艱難，更多的國土會淪喪。

（六）如果解放戰爭以國民黨勝出會如何。

解放戰爭如果是國民黨勝出，那麼中國就會變成和現在的俄羅斯差不多的格局，發展是無從談起的。國民黨退到台灣後，將舊部全面清理了，而且有美國的干預，面對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將其等同於其在大陸地區的表現。

（七）毛澤東如果留在江西蘇區，沒有參加長征會如何。

當時留在江西蘇區的幾個主要領導人，只有陳毅最後活了下來。毛澤東如果留在蘇區，那麼活下來的可能性還是有的，因為毛澤東自身還是有一定軍事才華的，但其幾乎不可能稱帝，預計在建國後會延續其在江西蘇區時的地位。

毛澤東固然有一定的軍事才華，但是從江西蘇區到貴州遵義的戰役不是他指揮的。從貴州遵義到陝北這段是毛澤東領導的，但紅一方面軍真正被剿滅的可能性極低。因為當時地方軍普遍並不想打紅軍，真正對付紅一方面軍的中央軍數量又極其有限。目前宣傳的四渡赤水在軍事上似乎是很好的，沒有和地方軍、中央軍有多少衝突。可實際上即使和地方軍有一兩場戰役，根據過往的戰績，紅一方面軍在貴州地區被剿滅的可能性也相當低。如果出了貴州，其他的地方軍就更不想打了。

此外，紅軍到達陝北時其實有四大主力部隊，毛澤東領導的是紅一方面軍。“出發時八萬六千餘人，到了陝北只剩下七千餘人；紅二方面軍出發時一萬七千餘人，到達陝北一萬三千三百餘人；紅四方面軍出發時八萬餘人，到了陝北只剩下三萬三千餘人；紅二十五軍出發時2980餘人，他們最早到達陝北，完成長征，兵力3400餘人。”（詳見孫偉的《紅軍長征與長征精神》）

theory.people.com.cn...

也就是說，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本身損失就比較大。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話，紅一方面軍最終到達陝北時的損失可能會更大一些，但對紅軍的大局影響並不大。考慮到毛澤東光在延安整風就導致了上千人的非正常死亡，讓其領導其實是非常不划算的

總結來說，如果毛澤東留在蘇區，那麼中國很可能會在建國後走上類似古巴的原版的馬克思主義道路。（毛澤東是斯大林主義，在國際上是否屬於馬克思主義是有很大爭議的。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主義之後，毛澤東就和蘇聯交惡了。）對於中國這種大國來說，這種體制肯定還是比民國要好，也比毛澤東稱帝時期要好得多，後期也有進一步發展為北歐的社會主義的可能。

（八）毛澤東如果沒有發動大躍進（或文革）會如何。

這種假設是荒唐的，毛澤東信奉的是斯大林主義。他本身就是在被汪精衛拋棄後，由斯大林的代理人扶持進中央的。斯大林主義的核心就是定期清洗。所以毛澤東肯定會不斷發動各種運動搞大清洗，死很多人。這種方式的好處在於在毛澤東死前，權力還是比較穩固的。至於死後，毛澤東、斯大林這些人並沒有那麼在乎的。

（九）毛澤東如果沒有在1976年9月去世，而是多活幾年，那麼中國政局會如何發展。

如果毛澤東沒有在1976年9月去世，而是多活幾年，那麼中國有可能會變成另一個朝鮮，毛遠新會接班，也有可能鄧小平接班，中國逐步變成俄羅斯。

華國鋒是毛澤東妥協後的選擇，因為即使在文革末期，中共高層主要分為三派，周恩來相關派系，葉劍英相關派系，毛澤東相關派系。當時華國鋒是在周恩來相關派系的力挺下才上任的，擔任的也是國務院總理，明顯就是周恩來的接班人。至於毛澤東死了，接任主席，那是後來的事。而且在毛澤東死後華國鋒就抓捕了四人幫，所以華國鋒顯然和周恩來相關派系的關係更大，只是這方面的歷史被刻意淡化了。但無論怎樣淡化，時間線是無法抹殺的，也就是華國鋒是先接任國務院總理，半年後才接任主席的。

至於後來的華國鋒失去權力，主要是葉劍英相關派系搞的，周恩來相關派系又更傾向於胡耀邦。但是周恩來相關派系並沒有強逼華國鋒辭去軍委主席。從利益上說也不可能。從華國鋒相關派系的談話也可以看出，其實當時主要逼華國鋒辭去軍委主席的就是鄧小平。

如果毛澤東多活幾年，華國鋒是遲早會被毛澤東換掉的。因為他根本鬥不過毛澤東。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就想打倒周恩來，只是鬥不過，就沒辦法，畢竟周恩來以前是他的上級，毛澤東是個後來篡位的。而毛澤東對華國鋒就根本不存在這些問題，華國鋒當時能接周恩來的班，主要是周恩來死後仍有很強的勢力，有餘威，還能引發四五運動。可是再過幾年的話，這些勢力都會被毛澤東給清理掉。那麼華國鋒到時位置肯定就不保。

毛澤東是信奉定期清洗的，他身邊的所有人都會定期換的。那麼如果華國鋒像其他人一樣被整倒了，他會捧誰出來？只能是鄧小平或者毛遠新。鄧小平是他的嫡系，極少數肯定不會徹底翻案的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保皇黨被肅清本質上是華國鋒、陳雲還有葉劍英等干的，將鎮壓演變為肅清的主要就是葉劍英，不是鄧小平。鄧小平相反還力排眾議，反對徹底否定毛澤東。）如果毛澤東在整倒華國鋒後很強勢，還把所有政敵，包括葉劍英都搞垮了，那麼毛澤東就會捧毛遠新。如果毛澤東比較弱勢，葉劍英仍然在，那麼毛澤東就會捧鄧小平。因為鄧小平也是葉劍英認可的人，而葉劍英是不認可華國鋒的。

周恩來在臨終前支持鄧小平是典型的離間計。正是他支持鄧小平，所以毛澤東在周恩來死後允許表面上更支持毛澤東的華國鋒擔任國務院總理，同時重新開始批鄧小平。最終成功讓華國鋒接班了，在毛澤東死後一個月就把四人幫全部剷除，抓捕了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和妻子江青。如果周恩來不支持鄧小平，那麼毛澤東肯定就會去支持鄧小平了。要知道鄧小平本身就是毛澤東的嫡系，只是毛澤東這個人本身奉行朝鮮模式，對嫡系都是要定期清洗的。

雖然後來鄧小平又復出了，華國鋒還是下台了，但是接任的就是胡耀邦。鄧小平直到1987年才開始擔任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這個區別還是很大的。如果沒有華國鋒、胡耀邦這段歷史，如果中國就是從保皇黨到極右翼，從來沒有反帝黨，那麼中國的局勢顯然就會更加惡化，更像俄羅斯。胡耀邦的政治遺產一直到現在還是有的，一直就傳承下來了。

（九）如果華國鋒沒有在1980年失去權力，那麼中國政局後續會如何發展。

如果華國鋒沒有在1980年失去權力，那麼市場經濟改革是肯定不會發生的，農村的經濟改革也會很少。華國鋒信奉的其實是原版的馬克思主義，類似古巴那種。這種路線如果沒有出現保皇黨，沒有毛澤東，那麼還問題不大。在已經出現保皇黨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市場經濟改革，那麼，在華國鋒卸任後，繼任者將中國變成朝鮮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當時華國鋒下台是中央上下一致的意見，整個過程持續了兩三年，基本就沒有遇到多少實質性的阻力，主要是人們在經歷文革後，絕不希望這樣的事再次發生。

（十）如果胡耀邦沒有在1987年失去權力，那麼中國政局後續會如何發展。

胡耀邦在1987年失去權力其實本身是極其意外的。胡耀邦自始至終就沒有多少反抗，在幾天內就主動交權了。這很可能是胡耀邦本身沒有意識到極右翼鄧小平的危害性。如果他反抗的話，那麼鄧小平就會下台。如果胡耀邦沒有失去權力，按照他原來的安排，在1988年和極右翼鄧小平一起退休。中國就會進入只有反帝黨沒有極右翼的時代。

（十一）如果六四事件沒有發生，那麼中國政局後續會如何發展。

六四事件本身是鄧小平一手策劃的，其背景是十世班禪和胡耀邦接連死亡。這種局勢下，六四事件不發生才是奇怪的，畢竟趙紫陽只是鄧小平的下屬。

（十一）如果沒有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那麼中國政局後續會如何發展。

1992年鄧小平南巡的背景是1991年的皇甫平事件。在皇甫平事件鬥爭失敗後，鄧小平南巡就是順理成章的了。而皇甫平事件由於原先毛澤東相關派系下場攪局，又有江澤民力挺，所以本身如果沒有反帝黨全力反對，是很難成功的：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王忍之長文《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議題：“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2] 6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多元化觀點》。7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長文《誰說社會主義“講不清”？》，批判道：“‘社會主義不清楚論’是一種嘲弄馬克思主義，糟蹋共產主義政黨，向正在開拓通往社會主義之路和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廣大群眾大潑冷水的理論。”鋒芒指向鄧小平的話“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10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兩個問題》。10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長文《牢固樹立社會主義信念》。12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社會主義必定代替資本主義》。

12月24日，鄧小平與中央領導人談話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到上海視察，講話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2月15日至4月22日，上海《解放日報》社黨委書記周瑞金與報社評論部負責人凌河、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鴻，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以“皇甫平”（即黃浦江邊的評論之意）為筆名，相繼在《解放日報》發表《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四篇文章。文章認為：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計劃和市場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將坐失良機、要破格提拔堅持改革開放路線的人。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誌發表評論《統一思想認識，推進改革開放》，公開支持“皇甫平”。

3月15日，針對3月2日發表的《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人民日報》發表《發展商品經濟不可否定計劃經濟》。4月20日，《當代思潮》發表《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文章說：“在不問姓社姓資的口號流行時，主張經濟上私有化、市場化，政治上多黨制、議會制，意識形態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拖上絕路。”[3] 6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段若非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重提階級鬥爭，文章說，無產階級“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以後，就面臨雙重任務——階級鬥爭和全面建設”。

5月20日，《改革》雜誌轉載皇甫平兩篇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7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大會上講話，表示計劃和市場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7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召開“當前經濟領域若乾重要理論問題”座談會，吳敬璉、衛興華、戴園晨等經濟學家就“姓社姓資”問題交換意見。

7月11日，《真理的追求》發表《重提姓社與姓資》。8月下旬，《求是》雜誌發表《沿着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8月20日，《當代思潮》發表《為何不能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直接批判皇甫平用語“新的思想僵滯”。

8月31日，《解放日報》發表《論幹部的精神狀態》。9月1日晚，江澤民看到央視《新聞聯播》提前播報的《人民日報》第二天的社論提要，當晚下令，要《人民日報》刪去社論中的“在改革開放中，我們要問一問姓社姓資”這句話。[4]

9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鄧力群文章《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掌握處理矛盾的主動權》。11月，《求是》發表《大力加強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培訓工作》。《高教理論戰線》發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武器》，並發表系列文章：八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歷史經驗》。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到上海視察，指責皇甫平搞亂黨內外思想。

12月，《解放日報》頭版發表文章《改革要有膽略》、《再論改革要有膽略》。

1992年1月5日，《理論動態》發表鄧力群以“華之俏”為筆名撰寫的《反和平演變三論》[5]。

1月至2月，鄧小平南巡，認為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於）。歷時兩年的“姓社姓資”爭論由此以改革派的勝利結束。6月，江澤民發表支持鄧小平的講話，薛暮橋受此鼓舞，在7、9、12月接連發表三篇文章。10月12日開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中國的經濟體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0月13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資料室主任、副研究館員（檔案領域副高級職稱，相當於副教授）解萬英在書桌上的《求是》扉頁寫下“共產主義必定勝利”，跳樓自殺。[6]10月19日，原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王忍之在落選中央委員後被調離中宣部部長職位，高狄被調離《人民日報》社社長職位。1993年，周瑞金升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兼華東分社社長。

1993年3月29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

簡單來說，在1991年2月，鄧小平到上海親自指揮皇甫平事件，當時朱鎔基是上海市的主管領導，沒有拼死阻攔。在1991年4月，朱鎔基任國務院副總理。1991年6月，皇甫平事件被人民日報反擊，局勢開始扭轉，1991年9月1日，皇甫平事件即將被新聞聯播播報，即將徹底扭轉，被江澤民下令刪去社論中的“在改革開放中，我們要問一問姓社姓資”這句話。此後皇甫平事件再度掀起。1991年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到上海視察，指責皇甫平搞亂黨內外思想。1992年1月5日，《理論動態》發表鄧力群以“華之俏”為筆名撰寫的《反和平演變三論》[5]。（華之俏隱喻華國鋒，以鄧力群和華國鋒的關係，大概率得到了華國鋒的支持。）可此時已經無力回天，鄧小平南巡，大局已定。

也就是唯一的機會，是江澤民當時不下令新聞聯播刪去“在改革開放中，我們要問一問姓社姓資”這句話。之後就算反帝黨全員出馬公開反對，也無力回天了。1993年李鵬還莫名其妙得了心臟病，因此修養了4個月。

在鄧小平南巡重新成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之後，此後的國企下崗就是順理成章的事。至於胡錦濤上台，這還高度有賴於蘇聯解體和俄羅斯新威權主義，導致反帝黨保守派的支持率大漲，否則搞不好就是溫家寶這個保皇黨改革派上台了。

（十二）如果習近平沒有上台，那麼中國政局後續會如何發展。

習近平上台本身有一定的必然性，不是一次兩次事件引發的。當時很多人擔心，互聯網上親資本主義，親歐美的聲音越來越多，擔心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受到挑戰。李克強在當時的關鍵問題在於，他顯然沒能很好地回答，如何應對這些挑戰。這其實是很致命的。而習近平當時能回答這些問題，雖然說答案非常老土，就是文革那一套，但是起碼是回答了問題，所以習近平得到更多支持，這其實是不意外的。

但是其實呢，很多人忽略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李克強沒能很好地回答這些問題，但不代表這就真的是一個問題。這是很重要的。事實上如果你當時看的更廣的話，你就會發現，這根本就不是問題。比如我在2015年的時候就意識到，中國實際上城市人口，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非常少，農村人口和新進城的人口占絕大多數，所以中國長期的這種小農經濟的思潮是不可能發生改變的。而且從更宏觀的角度，由於中國有兩千年的帝制歷史，整個社會整體必須由左派政黨執政的情況也是很難改變的。法國直到現在，大革命兩百年了，那還是很左的，因為之前有上千年的帝制歷史。而法國的帝制歷史，那和中國更是沒得比。所以中國這種長期左派執政的勢頭在可見的未來都是不會變的。

而中國互聯網當時的聲音，只不過是一小撮人的觀點，那些人在中國農村地區通網，智能手機普及之後，很快就沒有市場了，這個轉折點就在2012年以後。

所以說，當時的擔心其實是多餘的，根本就不是問題。李克強雖然沒能很好的回答這些問題，但這些問題本來就會隨着智能手機的普及，更多人接入互聯網而自然解決。

李克強的思路，其實就是法學家經濟學家治國的思路，就是制度改革，通過制度現代化，來解決貪腐，貧富差異等問題，這些方向總的來說是很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