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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里，江西和东北三省不是最穷的，但却是怨气最大的。这种怨气主要来自对比。和过去比，江西地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比较富庶的地区，语文课本里大量出自江西的文学作品，东北地区在90年代末国企改革之前也是非常繁荣的，至今仍有大量影像存世。可是最近三十年，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一落再落。与此同时，江西周边的所有省份都发展的比江西好，形成了“环江西经济圈”。东北三省看着对岸的山东，旁边的内蒙古和隔着朝鲜的韩国，也很疑惑自己为什么一天不如一天。

有些经济学家就会说，东北是陷入了资源诅咒（英语：Resource curse）。这些话不了解经济学暗语的人可能就会以为，资源诅咒就是经济学书本写的那样，是由于一个地区拥有大量的某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却反而形成工业化低落、产业难以转型、过度依赖单一经济结构的窘境。这个解释说的好像这些地区的穷困仅仅是因为当地官员无能。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8%B3%87%E6%BA%90%E8%A9%9B%E5%92%92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种现象在经济学里有另外的名字，叫体制僵化或者路径依赖。虽然也有一些不了解经济学暗语的人，会乱用资源诅咒这个词，但是在经济学暗语里，这个词其实有更为精确的含义：由于一个地区拥有大量的某种资源，所以被极右翼保皇党盯上了，这些人为了长期将这些资源独占，因此会采取各种措施不让该地区的民众富裕起来。更简单地说，就是这个地区资源太多，被人盯上了，人家要抢，所以就长期被人搞，这就像被“诅咒”了。也就是这些用了“诅咒”二字的地区，都是有长期严重的犯罪问题的。只不过经济学家在发表相关文献的时候，对这些犯罪问题出于各种原因不好细说，所以就用资源诅咒这样的措辞。这些词汇对于熟悉经济学的人来说一听就懂，但是外行又不知道经济学家到底在说什么，这样就可以规避一些审查。

东北地区实际上就是被邓朴方给“诅咒”了。了解东北历史的就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东北工人的日子其实还是不错的。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支持国企的。当时在文革之后，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扩大自主权，利改税和承包制，政企分开，所以国企的效益其实是有很大提升的。后来是六四事件导致赵紫阳下台了，邓小平江泽民完全主导局势，才会出现大规模下岗这种情况。更确切地说，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当时东北国企的大规模下岗，其实就是邓朴方在一手操盘的，相关的史料其实在很多体制内人士写的回忆录里是有披露的。例如邓朴方在1980年代末的政策研讨场合就直接说：“你们讲得太复杂了。现实地讲，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里捞一块。”

而今天笔者要分析的是，邓朴方之所以要把这些东北的国企关掉，让职工大规模下岗，主要原因大概率还是私人恩怨。因为六四事件中大学生只是打头阵的，真正背后的主力是工人自治联合会等组织。当时的国企工人大多参与了六四事件。其代表的左翼势力是极右翼最为忌惮的。六四事件的口号是反官倒，首当其冲的就是邓朴方的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而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失势，辞去全部职务，紧接着，在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里面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撤销邓朴方的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笔者怀疑，邓朴方因为自己的公司被关掉了，所以要把这些国企工人的企业关掉做报复。

至于在全国国企被关闭的浪潮中，为什么东北地区首当其冲，这很可能和高岗案关系密切。高岗案是一个毛泽东主导的针对当时东北地区行政长官高岗的冤案。在这一冤案后，邓小平接替了高岗的位置，首次进入政治局（详见《关于邓小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告（建议草稿）》）。高岗的遗孀李力群直到2020年去世前，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为高岗申诉，其背后的支持者主要就是东北地区其他受高岗案牵连的人。2010年开始，东北育才小学每年都会为李力群祝寿。没有高岗案，就没有后来掌权的邓小平。高岗案始终是各方反对邓小平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邓朴方主抓东北地区的国企大概率是为了打击报复高岗遗孀对高岗案的不断上诉。

因为这些矛盾都是公开的，这种情况其实能猜到的人应该也不少，所以甚至还有经济学家说东北经济陷入了“资源诅咒”。不过有一些民众似乎也信了，真的以为是什么体制弊病，文化弊病，这就非常荒唐了。东北地区有的问题周边省份样样都有，为什么其他省份没出现这种情况，就东北地区这个样子。这明显就是被人搞了。

而另一个很少人发现的被邓朴方“诅咒”的地区，就是江西地区。江西地区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也是非常唐突的，形成了非常独特的环江西富裕带，即江西周边的省份无论内陆沿海每一个都比江西富裕。从90年代开始，中央出台的重大区域战略，基本就没有江西。

这个情况形成的根源，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和邓朴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建国就是在江西瑞金。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个主要革命根据地里，江西地区是地理位置较好，最有潜力富起来的一个。除了部分抗日根据地，其他的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在非常偏远的内陆山区。可是建国后掌权的毛泽东，当时在江西的中央苏区，却因为屡次发动大清洗，遭到了反帝党的集体抵制。按照毛泽东的原话：“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我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http://www.wenming.cn/wenshi/qwys/201203/t20120312_550619.shtml

http://www.占豪.com/home/webapp/article/id/53300

以毛泽东这种保皇党的性格，因为这一经历，他对江西的态度肯定就好不到哪去。所以在建国后，江西一方面没有像四川、陕西那样的成体系的重工业基地，反而长期被定性为商品粮基地，从1953年-1993年净调出原粮超300亿斤，另一方面，交通设施的建设也长期滞后。京九线直到1973年才开工建设。（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规划了京九线。）“1952年院系调整，原国立中正大学（时名南昌大学）被拆分：工学院并入华南工学院，水利系调往武汉，农学院独立，师范独立，骨干尽失。江西自此无全国性重点大学，至今只有一所“211”南昌大学，高教根基薄弱。”

江西到底如何没落衰败的？ - 品雪的回答 - 知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7282963/answer/2057828911581605922

而江西更为惨痛的是，在1969年10月迎来了此后掌权中国十年的邓小平。邓小平当时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城郊的拖拉机配修厂，这一安排是毛泽东做的。邓小平本身是毛泽东在除掉高岗后提拔的嫡系，之所以要将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想必和毛泽东在江西的遭遇有关。而据史料记载，在邓小平下放江西初期，当时的江西省第一书记程世清为了讨好林彪，曾对邓小平进行过言语上的羞辱。“
文化大革命期间，程世清当时是江西省革委会的第一把手。一天，他穿着将军呢制服，在陈昌奉的陪同下来到邓小平居住的南昌步兵学校的“将军楼”。负责保卫工作的黄文华给他们倒了水，并简要汇报了邓小平的清况。
     “陈昌奉呀，老邓住在哪儿？”程世清不等黄文华汇报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住在楼上，和家属在一起。”陈昌奉说。
     “什么家属？”程世清问。
     “他爱人卓琳，他的继母也来了。”陈昌奉马上说。
     “我们上去看看。”程世清立即决定。
     按规定谁要见邓小平得经黄文华通报，可程世清哪管这些呀，说罢就闯到了楼上。
     邓小平不知道程世清来。程世清走到门口时，邓小平仍坐着没动。黄文华跨前两步介绍：“这是程世清政委，这是保卫部陈昌奉部长。”
     邓小平对陈昌奉有印象，红军时期见过几次面。那时他是毛泽东的警卫，一个红小鬼。
     程世清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他把邓小平当成了阶下囚。
     “你来江西七八个月了，有什么体会呀？”程世清说话连称呼也没了。
     “我昨天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毛主席。我的情况全在信里讲了。”邓小平不慌不忙地回答。
     程世清自讨没趣儿，脸上火辣辣的。他调转话题谈江西的“大好形势”，而邓小平一言不发。
     “你还有什么要求，我可以帮助你。”程世清又说。
     邓小平还是刚才那句话。程世清又气又恼，尴尬地对陈昌奉说：“那我们走吧。”
     黄文华看了下表，程世清从上楼到下楼还不到10分钟。
”
https://www.wenxuecity.com/blog/200712/28255/38896.html

这个事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

 当邓小平一家人在江西的住处忙于收拾整理，开始新生活的时候。“邓专案组”人员完成解送任务回京，向上报告如下：“22日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去江西，今日（28日）归来。邓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里处，原步兵学校，现是五七干校，××军××师炮团和原步兵学校留守处住。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十二人监管，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名战士管他。平日劳动，仍用邓小平名。”

父母亲到步校后不久，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来看了他们。对于邓小平，程世清倒没有当面严声厉色地训斥，而是大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及他在江西的“政绩”。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对于“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这样的态度也就算是过得去了。谁想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一年之后，却因上了林彪的“贼船”而结束了政治生命。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文革”中，不知有多少这样昙花一现的人物。
”

经过对照，笔者基本相信程世清当时确实让邓小平有些不快，而且邓小平肯定跟他的女儿邓榕讲过这件事。这个程世清此后卷入林彪案，在1972年6月28日被隔离审查，在1978年10月23日被捕，刚好在邓小平复出一年后。此后1982年1月15日，程世清获得免予起诉释放。同年10月28日，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给予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处分。1983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法字第二十九号文件决定，对程世清参与林彪反革命案件免予起诉，退出现役，按地(市)级待遇安置。要知道当时毛泽东已死，又平反了很多案件，像程世清这种情况本来是不至于被抓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8%8B%E4%B8%96%E6%B8%85/3515341#1-4

而且据记载，当时邓小平在江西下乡，是被严加监管的“
 10月的江西，是秋天，又不似秋天。天还不冷，树还鲜绿，梧桐的阔叶仍然蔽日遮天。父母亲三人住进步校中的小楼后，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虽然刚到江西时在机场，父亲偶然地被人称了一回“同志”，但他毕竟还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来江西仍属半软禁和监管性质。除了以后可到工厂劳动之外，不能随意外出，连所住的小院子也不能随便出去。当时，除了院内两名军人外，他们只觉得院外还驻有部队，但并不知其人数。父亲曾向中央保证不与外人来往，其实在这样严密的层层监管之下，即使想要来往也不可能，就连我们这些子女想来探望他们，也必先征得江西省革委会的同意。
”

江西地区更倒霉的是，邓朴方在1971年6月也来了江西。如果说邓小平这个人还只是极右翼，只是涉嫌报复程世清还不认，不会像毛泽东那种保皇党一样把恩怨记到整个地区头上，那么邓朴方就肯定是这样的人。在《邓朴方回忆梦魇般的往事》中明确记载：“
    写完绝命书，邓朴方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推开一扇窗，从三层楼上一跃而下。他的身体在空中被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翻了一个滚，背部先落地。“嘭”的一声，他的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这一摔，改变了他的一生。曾传说当时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邓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地说：“没有。我当时实在无路可走，我绝望了。我是自杀的。”
    邓小平到江西后，心里依然牵挂着数千里之外的儿女们，特别是他得知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时更是心急如焚。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
    邓朴方来到江西以后，夏天最难熬。邓小平夫妇上午要到工厂上班，下午才能照顾他。邓朴方下肢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整天躺在床上，每天都要擦澡、换衣服。当时，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已经70多岁了，每天烧菜做饭已忙得不可开交了，卓琳的体质又差，所以邓小平成了主要劳动力。每天下午擦澡时，卓琳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邓朴方抬到洗澡间。常常是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父亲出了一身汗。邓朴方回忆说：“老爷子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
https://paper.people.com.cn/rmwz/html/2011-01/01/content_791476.htm?div=-1

https://cpc.people.com.cn/n1/2016/0406/c69113-28252358.html

需要注意的是，邓朴方这个人根据公开报道，很可能是有一些精神疾病的。正常人是不会因为自己的公司被关所以要全国的国企大面积被关的，正常人也不会因为一个烈士遗孀的上诉而打击报复三个省份。正常人更不会因为残疾在江西呆了两年而去报复江西。但是邓朴方就不一样了。

此后江西地区的遭遇如下：

（一）在1973年，京九线的重点工程，九江长江大桥，就立项开工了。可是一直到1991年京九铁路才被正式列入国家八五计划，在1993年5月2日才全面开工，此后在1995年11月全线铺通。中间实际上耽搁了二十年的时间，再加上此前被毛泽东耽搁了二十余年，这直接导致江西地区通铁路的时间比周边的省份晚了几十年。

这个事背后的关键就是，江西地区要修铁路的话，肯定首先是京九线，而且是要列入国家的五年计划里的，否则不可能开工。京九铁路一直等到1990年，也就是邓小平因为六四事件失去权力一年之后，才被列入八五计划的草案里。这个计划在1991年4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审议通过，距离六四事件后的邓小平失权，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这种拖延明显就是由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先后阻拦。而一旦列入五年计划，及时后来邓小平南巡，重新夺回最高权力，也没能阻止京九铁路的修建了。

另一个线索来自江西九江市共青城市。这个地方前身是德安县的共青综合垦殖场，离邓小平被下放的南昌只有几十公里。1955年召开的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三次团代会上，时任团中央主席胡耀邦到会并做报告，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到那里安家落户。”在1955年10月18日，98 位上海志愿垦荒青年响应胡耀邦号召来此垦荒创业，1955年11月29日，胡耀邦专程去鄱阳湖畔看望这些垦荒队队员。
https://i.ifeng.com/c/8LfPZHDyEO7

可是当时全国各地这种共青垦殖场其实有很多，比如胡耀邦在1956年6月8日的时候还去黑龙江箩北县看望过北京垦荒队队员。可是到了1978年9月26日，胡耀邦将开垦处命名为共青垦殖场。1979年，共青垦殖场率先在中国大陆招收合同工，引发当时舆论非议。1984年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前往共青垦殖场，将共青垦殖场改名为共青城。这些举动和当时九江大桥的修建是紧密相关的。

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85%B1%E9%9D%92%E5%9F%8E%E5%B8%82

根据光华时报2015年12月11日发表的《九江长江大桥建设始末》记载，“1972年6月2日，交通部下达《九江长江大桥新建工程设计任务书》，要求本年准备，次年开工，1977年全部建成，总投资为2.5亿元。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工作，选在197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日)那天正式动工兴建。整个工程任务由大桥局第二、五桥梁工程处负责，数千名建设人员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几年下来，他们付出了辛勤汗水，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

可是到了1974年，“国家计委、一建委批复交通部关于九江大桥的报告时，将完工日期改为1979年。”需要注意的是，1974年的时候，邓小平已经被毛泽东从江西调回中央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了。而且邓小平1952年就担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政务院在1954年被改组为国务院）。

到了1978年底，“为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家建委、计委、审计署、建设总行组织小组来九江大桥调查，指示要停建。大桥局坚决不同意停建，铁道部提出缓建，每年给800到1000万元用于试制材料。部分人马撤离九江桥工地至外地承建其它桥梁，九江大桥处于缓建状态。”需要注意的是，1978年9月26日，胡耀邦将九江共青开垦处命名为共青垦殖场。

再到“
1984年，国家建设调整，合九、京九铁路建设计划推迟，九江大桥投资不足，国家计委又一次派来检查小组，指示立即下马。尽管铁道部一再说明如果下马将造成重大损失(已投入2亿多元)，大桥局也多次据理力争，但是检查小组站在全国宏观角度来审视九江大桥建与停的利弊，最后还是决定停建。这样，九江大桥停工，大队人马撤走，只留少数人进行养护工作，每年养护经费只拨200万元。
”

“
九江长江大桥的停建急坏了铁道部、大桥局和九江市有关领导到处奔走，希望恢复建设。恰逢其时，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来九江视察工作，九江市委主要领导认真汇报了九江大桥停建问题。次日，总书记乘坐“庐山”号游艇来到长江之中绕桥墩转了一周后对省市负责人说：“九江长江大桥牵涉到三个省的利益，三省都积极主张修。现在桥墩搞好了，已经花了两个多亿。我说，如果技术上过得了关，就留下铁路桥不修，先搞公路桥。”在谈到投资问题时，总书记说：“单靠国家投资投不起，你们可以四家(指湖北、安徽、江西、国家计委)分担嘛！国家出一点，你们各省也出一点。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国家投资，不能投资就搞无息贷款。要把桥修宽一点,起码要能并排过四部汽车，要能走载重25吨的大型汽车。”
”与此同时，1984年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前往共青垦殖场，将共青垦殖场改名为共青城。

这三次拖延乃至阻拦九江大桥修建的举动，背后都明显是中央有人在操作，那么这个人是谁呢？首先肯定是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其他的官员没有这个权力，而能在1974年，1978年底和1984年这三个年份都下这样的命令的人，只有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个人。因为这三个年份的最高领导人分别是毛泽东、华国锋和胡耀邦，中间历经多次政治斗争，政治局人员更换了好多次。而且在1978年底的那一次很可能是冲着胡耀邦来的。而面对1984年的停建，胡耀邦则在1984年12月就直接去了九江，设立共青城。

需要注意的是，胡耀邦是总书记。他当时的权力是很大的，比如可以直接改动行政区划，把共青城从九江下属的德安县划出来。他当时也批了很多条子，在各地主导了很多项目，这种级别的工程正常情况下他是可以推动的。可是他当时跟市委说的就是先改成公路桥。这说明其实就是在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的国庆阅兵后，邓小平的权力进一步上升，威胁到了胡耀邦的地位。可是胡耀邦毕竟还是总书记，邓小平一人也不太可能去直接阻拦这个事，叶剑英很可能也是有参与的。如果邓小平和叶剑英一同反对胡耀邦，不给钱，那么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

“
　　九江市委、市政府根据总书记的指示，积极为大桥重新上马作准备。1985年6月，万绍芬当选为江西省委书记，8月她赴九江考察，特别对九江长江大桥和九江外贸港口两个项目作了认真调研并指示九江市政府尽快制定一个复建九江长江大桥的方案。1985年11月，九江市政府在北京邀请茅以升、钱伟长等著名桥梁和经济学专家99人组成专家顾问团来九江进行论证。九江市政府想以长江大桥为契机，引起国家对九江经济建设的重视。专家们则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一个问题：九江在历史上是南北发展流通通道之一，为什么现代不能成为通道呢？关键的问题是缺少一座桥、一条南北大铁路。九江有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地理位置很好，可以成为交通中心，物流中心，不但可以沟通整个江西的交通动脉，而且是第二条京广(指京九铁路)线上的中心枢纽，比武汉的位置还要好，武汉离沿海比九江远。

　　专家论证会后，时任九江市委书记兼市长江国镇率领六位政府人员携带一大堆材料和《关于九江长江大桥建设问题汇报》来到北京，并会同在京开会的省委书记万绍芬等跑部委、访领导、找专家。经过省、市领导紧锣密鼓的活动，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和专家对九江大桥达成了共识：一是要上；二是两用桥一起上。此后，万绍芬又多次向国务院分管交通的副总理万里(九江大桥就是当年他任铁道部长时计划兴建的)汇报，并希望他到江西、到九江视察指导。

　　1986年11月27日下午6时，万里在万绍芬等陪同下乘专机从南昌飞抵九江。下飞机后，万里一行由九江市领导陪同驱车直赴九江长江大桥施工工地。次日上午，大桥指挥部准备了一艘游艇，万里等乘游艇来到长江中心的桥墩跟前，又绕桥墩一周，他边视察，边看图纸，还不时与身边人员交谈。万里亲眼看见自己十五年前批准的工程没有兴建起来，感慨万分，他自责地说：“我们是官僚主义呀，我要早点来就好了。这座桥不上损失更大，要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坚持改革，加快发展。”他详细地询问了九江大桥剩下的工程还要多少钱？把梁架起来需要多少钢材，什么钢？江国镇一一作了汇报。当万绍芬汇报到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以采取三省集资的办法解决一部分经费时，万里同志当即表示：国家计委、铁道部、交通部、江西、安徽、湖北几家共同努力，把剩下的工程做完，使南北交通早日多一条干线。万里同志回京后进一步指示九江大桥复建，这也为日后京九线的建成通车争取了时间。

　　1987年4月4日，国家计委经国务院批准，发文决定恢复九江长江大桥建设。并采取集资和国家补助的办法，由国家计委、铁道部、交通部和江西、湖北、安徽三省共同集资1.5亿元用于正桥钢梁和公路面建设。后考虑到物价等因素，经铁道部批准调整投资为2.16亿元。当时江西省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筹集了3000万元给九江大桥，湖北、安徽各出1500万元。自此，工程队伍又从四面八方返回九江，九江大桥恢复建设。
”
https://jxzx.jxnews.com.cn/system/2015/12/11/014528163.shtml

这里不了解上下文的人很容易以为，是因为改变了集资方式所以九江大桥才恢复建设。不是这样的，在前面就介绍了，1972年的时候九江大桥的预算就是2.5亿元，在十多年之后，物价上涨了许多的情况下，这里的投资仍然只有2.16亿元。当时既然把这个规划给定下来了，开工了，那么在计划里本身肯定就是有这个钱的。而从介绍看，九江大桥在技术上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之前的那些停建缓建的要求都没提技术原因。这就是刻意被人拦下来了。而万里的支持使得胡耀邦在政治局有了更多的支持者，从而得以推动九江大桥的恢复建设。

（二）国企改革。

这背后和九江大桥又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一个地区如果连公路铁路都是不通的，那么这个地区私企的老板是不会去的，给再多钱也不会去。江西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定性为商品粮基地。在解放生产力革命之后，由于公路铁路长期不通，各种招商引资自然就非常受限。这个时候又遇到国企改革，那么仅有的一点国有企业也就纷纷破产了，地方经济自然陷入困境。

例如和邓小平下放相关的江西拖拉机制造厂，是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拖拉机制造厂，生产了新中国第一辆柴油轮式拖拉机，是我国南方最大的生产水田拖拉机的国家大型企业，全盛时期近6000名职工。

“
事实上，江西拖拉机厂生产的丰收180拖拉机，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还成功的打入了海外市场。截至1988年，江拖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苏联等发达国家。

1988年，江西拖拉机厂的小四轮批量出口量，排名全国农机企业第一位。数年之内，江拖就为国家创造了数千万美元的外汇收入。

由于丰收180拖拉机的巨大成功，也大大推动江西拖拉机厂的发展。江拖也从传统的工厂阶段，步入现代化的企业集团时代。

1988年，江西省以江西拖拉机厂为核心，组建成立丰收拖拉机集团公司。丰收集团旗下有30多家企业，职工有22万人，固定资产规模超过1.6亿元，可以说是红极一时。
”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TU6QDJ70541B741.html

https://www.sohu.com/a/755000507_121106994

可就这么一家企业，在“进入90年代后，地方小型拖拉机厂不断涌现，小马力拖拉机开始产品过剩，价格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江西拖拉机厂没有跟上，农机大型化的发展趋势，公司再次陷入了经营困境。最终到了持续亏损，工厂车间停产的地步。
2000年，南昌市决定由江铃拖拉机公司，租赁接手江西拖拉机厂。但是，最终也没有救活这家传奇的拖拉机厂，同年6月份工厂正式申请破产。
”

这个新闻没有说的是，转型跟上农机大型化的发展趋势是需要钱的。当时江西拖拉机厂在国企改革下，其实并没有钱去做任何的转型。所以市场环境一变，就只能等死。而是谁主导的国企改革，又是谁不让江西拖拉机厂获得资金转型的呢，就是当年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下放的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