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工经济学”及其它

求真为种，回路为脉

兼论技术创新的深层条件与经济循环的动态平衡

提要：廉价劳动力能够解释一项技术为什么值得采用，却解释不了科学为什么发生。要回答后一个问题，需要“种子、土壤、气候”三个层次；而把技术、科学与经济联系起来的，是一种同构的结构：一个社会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现实的信号能否抵达决策者，并迫使他们修正自己。本文称之为“回路”，并同时讨论它的边界。

一、一个流行的解释，和它的合理内核

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大意是：中国古代没有率先发生工业革命，是因为人太多，人力太便宜。能让几十个人给自己扇扇子，何必发明空调；能征用几十万人修长城，何必发明起重机；有十几个人给自己抬轿，何必发明汽车。推到今天，便是只要廉价劳动力还在，一个社会就只能模仿，难有真正的创新。又有人接着说，这样的经济，也就是所谓的“奴工经济学”，最后会把整个社会拖入死循环：人越便宜，企业越不愿升级技术；工资越低，消费越差；质量越低，信任越薄。本文把“奴工经济学”放在引号里使用，因为它是一个带有强烈情绪的修辞标签，而不是一个经过界定的经济学概念。

这是民间的俏皮版本，它背后有严肃的学术版本，并非无据。希克斯（J. R. Hicks）1932年就指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会诱导技术进步的方向；艾伦（Robert Allen）用十八世纪英国的高工资与廉价煤炭，解释了蒸汽机、珍妮纺纱机为什么偏偏在英国有利可图，并进一步主张，发明本身也被这种价格结构所引导；伊懋可（Mark Elvin）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则说明，明清中国的精耕细作与充裕人力，使节约劳动的机械缺少回报。这些研究都很严肃，本文也接受其中的核心命题：劳动力相对便宜，会降低节约劳动型技术的回报。

但我想指出，这个解释回答的是一个比人们以为的更靠下游的问题。它能说明“一项技术值不值得用”，却说不清“一项技术、乃至一门科学，是怎样被造出来的”。把前者当成后者，就是答非所问。

二、三个层次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其实包含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表中最后一行的“间接”二字，需要在第四节里解释。这三层不是三只互不相干的箱子，上游的条件会塑造下游，下游的回报也会反过来影响上游的资源投向。分层的用处，是让每一种证据落到它能够说明的位置上。

古希腊罗马是检验这三层的好样本。它有奴隶制，也有欧几里得几何、阿基米德的静力学与浮力原理、希帕克斯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可见奴隶与廉价人力并没有阻止科学的萌芽。但它们也并非全无影响。亚里士多德把闲暇与奴隶劳动明确联系在一起：奴隶制一方面使学者阶层得以从事纯粹的思辨，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手工劳动的轻视，使学者与工匠长期分家。罗马史家苏维托尼乌斯记载，皇帝韦帕芗拒绝采用一种省力的运石装置，理由是要让穷人有活干；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造出了汽转球，却没有人把它变成动力机。这正是价格结构与身份结构共同起作用的写照：知识没有走向生产。

再看上游。蒸汽机不是铁匠铺里偶然敲出来的。托里拆利1643年证明大气压的存在，格里克做出抽真空实验，玻意耳研究气体，巴本设想活塞式蒸汽装置，然后才有纽科门的大气压机（1712）与瓦特的分离冷凝器（1760年代）。电力工业也一样，法拉第1831年研究电磁感应，并不是为了给工厂省人工。当人们最初追问“真空是否存在”“电与磁有何关系”的时候，成本收益并不在他们的算盘上。廉价劳动力的逻辑，解释不了这类问题为什么会被提出。

所以，“有奴工可用，谁还去发明机械”这句话，有一点道理，却不得要领：它抓住了技术怎样被采用，绕过了知识怎样被产生，也没有看到劳动制度是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知识的。

三、两种理性：求治与求真

我想引入一个区分：理性并不只有一种取向。同样的推理能力，可以主要用于维护和优化既有的秩序，也可以主要用于追问事物究竟是什么。前者姑且称“秩序理性”，核心问题是“如何安顿”：伦理规范、名分等级、组织协调、社会治理；后者称“求真理性”，核心问题是“究竟如何”：观察、实验、推理、证伪。

这个区分有两点必须说清，否则就成了文明本质论。

第一，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科学共同体需要秩序，求真的社会也有教会、行会和君主；反过来，法治、市场规则与现代管理制度，也包含大量经验的累积与错误的修正。科学本身就是一种秩序，一种允许自己被推翻的秩序：同行评议、学术规范、实验的可重复要求，都是秩序。所以真正要问的，不是有没有秩序，而是这个秩序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以及当它与现实相抵触时，肯不肯修正自己。一个可操作的判断有三条：受尊崇的是谁；异议有没有制度化的出口；知识是否公开、可重复检验，并且可被后人推翻。当观察与权威、实验与经典、证据与名分发生冲突时，社会是否允许前者修正后者，是区分两种取向的试金石。

第二，秩序理性并不排斥技术，甚至能产生精细的经验知识。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长期领先，1054年的超新星有明确记载；历法一再改进，北宋有沈括，明末有徐光启主持修历，与耶稣会士合作译介西法，编成《崇祯历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则是对工艺技术的系统记录。清代的学者也并非只会读经：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研究表明，考据学的方法同样用于天算与自然知识，晚期中华帝国的学者以自己的方式处理自然，不能一笔抹杀。民间的天算家，如梅文鼎、王锡阐，也在官方机构之外做出了成绩。

所以这里需要避免简单化：汉代有浑天、盖天与宣夜之争，宋明理学家也大谈天地与气，不能说没有人追问宇宙的结构。较为稳妥的说法是，这类追问多停留在宇宙论与哲学层面，较少发展为数学化的模型、可重复的实验检验和能够自我加速的、公开累积的传统；而官方历法主要服务于“授时”的政治合法性，天象与人事相感应，经验的精确被安放在秩序的目的之内。徐光启的例子尤其值得注意：它说明中国学者面对外来的求真传统，并无吸收的障碍；问题更可能出在吸收之后，这套知识能否扎根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更新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停留在个别学者与个别项目之中。同样，欧洲也不是纯粹求真：伽利略受审，说明那里同样有秩序对求真的压制。差别不在有无压制，而在压制之后，思想有没有地方可去。

还要交代这对概念与已有说法的关系，以免被当成换名重述。李泽厚讲“实用理性”，描述的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质；本文的区分不针对某个民族，而针对理性用在什么地方，以及它肯不肯接受现实的修正。韦伯区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前者重可计算性，后者重价值，与本文关心的“是否服从现实的纠正”不在同一条轴线上。冯友兰1922年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把原因归于传统哲学对人生价值而非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这与本文有相通之处；差别在于，本文把更多的分量放在知识的制度载体与信号回路上，而不只放在价值取向上。

四、种子、土壤与气候

那么，有了求真的取向，科学就会自动结果吗？也不然。我更愿意用“种子、土壤、气候”来说。

求真的取向是种子。没有种子，再好的土壤也长不出科学。

种子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必须正面回答，否则“种子”只是一个方便的名词。我的看法是：种子的起源，本身就有赖于特定的条件与历史的偶然。希腊的爱奥尼亚诸城邦商业发达，公民公开辩论，字母文字使知识易于流传，各学派互相竞争而没有一个垄断真理的权威；后来的拉丁欧洲，又有“上帝依理性创世”的神学背景，使“自然有可以被理解的秩序”成为信念。这些条件并非预先注定，所以我不主张种子是独立于一切的“第一因”。但种子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证据是它可以被移植：希腊的学问经叙利亚语与阿拉伯语的翻译，进入中世纪的拉丁欧洲，在土壤大不相同的地方重新发芽；江户日本通过兰学接触西方科学，明治以后迅速追赶。不过移植并不保证成活。徐光启的译介，就是一次没有长成自我更新传统的移植。所以更稳妥的说法是：种子可以传播，能否扎根，取决于接收方的土壤。因此，我说求真是“更深”的层次，意思只是：它是现代科学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可以跨越土壤传播；并不是说它在因果上永远居于最上游，也不是说科学的全部起源都能归结为某种精神。这里的“求真”，指的是现代科学传统不可缺少的认识论取向：愿意让证据检验自己的主张，并把这种检验制度化。

土壤是知识得以保存、积累和传递的制度载体：独立的大学，学会与期刊，印刷出版，学术通信网络，专利与契约制度。希腊的种子落在城邦政治与奴隶经济之上，知识阶层鄙薄手工，学者与工匠长期分家，城邦一衰，载体就断了，要等到中世纪的翻译运动与大学兴起才重新接上。近代早期的转折，用齐尔塞尔（Edgar Zilsel）的说法，是学者与工匠之间的壁垒被打破；培根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正是这种结合的口号。这也解释了第二节表中的“间接”二字：劳动制度很少直接决定一个社会问不问“为什么”，却通过身份结构与分工，影响问题能否长成知识，知识能否长成技术。

气候是更大的环境：地理、政治格局、资源禀赋与经济结构。欧洲政治上长期分裂，海岸线曲折，河流通航，一处容不下的思想可以迁往别处，笛卡尔长期寓居荷兰，洛克也曾避难荷兰，这提高了求真精神的存活率。莫基尔等人即强调欧洲的政治分裂对思想流动的意义。但这只是一个有力的假说，不宜写成定论：分裂也带来战争与宗教迫害，大一统也未必扼杀求真，它能提供更大规模的资源动员与标准化。更关键的变量，或许是有没有一个权威垄断对真理的最终裁定权，以及是否允许平行的知识共同体存在。

气候里还有地理与资源的偶然。彭慕兰指出，英国的煤矿靠近工业与人口中心，而中国的主要煤产地远离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下游；新大陆又为欧洲提供了本土无法提供的土地与资源。这些因素与求真取向无关，却深刻影响了哪些技术值得发展、哪些可能性先变成现实。要素价格也应放在气候这一层。纽科门的蒸汽机耗煤极大，只有在煤几乎免费的矿井口才合算，所以它最先用来抽矿井的水；瓦特改进之后，才逐渐走进工厂。可见，求真提供了可能性的空间，而劳动力与能源的相对价格，决定哪些可能性先变成现实、扩散多快。这是“从0到1”与“从1到N”的分工：种子决定有没有，价格结构决定先长什么、长多快。

还要补一句：种子与土壤不是单向的。近代欧洲的大学、学会、期刊，本身就是求真精神长出来之后反过来建造的。两者互相培育，所以早期的科学那样脆弱，而一旦自我加速，又很难被扑灭。

五、本文在这场争论中的位置

至此，有必要交代本文在既有争论中的位置，以及与最接近的几家有何异同。关于“为什么是英国、为什么是十八世纪”，近年的研究大致有三条线。

一条是艾伦的价格论：高工资加廉价煤炭，使机械化在英国有利可图，发明的方向也由此被引导。一条是莫基尔的知识论：英国之所以能持续创新，是因为有“有用知识”的积累与流通，有“工业启蒙”的文化，科学家、工程师与工匠之间有顺畅的知识交换。再一条是彭慕兰的偶然论：煤的位置与新大陆的资源，使欧洲走上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而在十八世纪以前，两地发达地区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这里先要分清两个不同的比较。这三家主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同属欧洲的法国、荷兰”，其中价格、能源与偶然性的分量很大；而本文的起点是“为什么现代科学与工业首先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这才轮到种子与土壤出场。把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就会觉得同一套变量在回答两种比较。

本文的框架大致处在三者之间。对艾伦，我接受价格论在“采用与扩散”层的解释力，对“系统创新”层也给予一定的位置，只是不让它越界去解释科学的发生。对莫基尔，我与他最为接近，他在《雅典娜的礼物》中区分“命题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强调两者的互动，这与本文的“学者与工匠的结合”相通；我多加的两点是：把“求真”的取向和“纠错”的机制当作问题的核心，并尝试把它与价格信号看作同构的反馈结构。

对彭慕兰，需要老实一些。我把煤与殖民地资源放在“气候”一层，但彭慕兰的主张恰恰是：这些偶然因素足以解释分流本身，而不只是影响方向。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就“工业化为什么先在英国而不是长江下游出现”这个问题而言，求真取向的差异未必是必要的解释。本文的论点更窄：它针对的是现代科学传统为什么在欧洲形成，而这并非彭慕兰的主要论题。两者也不是简单的分工，而是互相牵连：资源条件会影响市场规模、资本积累和研究机构的发展，价格结构影响技术投资，技术投资影响生产率，知识积累又影响发明的机会。一个有解释力的综合，要说明这些环节如何相互作用，而不只是给各家安排一个位置。艾伦与莫基尔之间的分歧同样是真实的，主要落在第二层：创新的方向究竟主要由价格引导，还是由知识的积累与文化引导。这个问题仍需要实证来判断。

六、重读“特权”：成本与决策者的分离

那么，原来的说法是不是一无是处？我认为不是。它里面藏着一个比“皇帝用不着空调”深得多的洞察，只是表述得太浅。

皇帝本人用不用空调，并不重要，历史上的发明者本来就大多不是皇帝，而是工匠、商人与工程师。真正重要的是：特权的本质，是把成本转嫁给别人。一个人若能把劳动的代价、风险的代价、错误的代价都让别人承担，成本这个信号就到不了他的决策桌上。他看不到哪里该省，也就没有动力去省。

这个结构在知识领域同样成立。掌权者若能把判断错误的代价转嫁给下属与民众，真相这个信号也就到不了他的决策桌上。回路被切断，有时并不是因为没有人知道问题，而是因为承认错误会改变利益的分配，有人从错误的持续中获益，有人因指出错误而受罚。李森科事件是极端的例子：1948年苏联确立李森科学说的官方地位，遗传学被压制多年，代价由农业与科学共同承担，而作出裁定的人不为错误付账。更常见、也更温和的形态，是信息在层层上报中失真：1958年前后的浮夸风，下级为避免受罚而虚报产量，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讲真话者受到处分，虚报就更难纠正，决策者因此失去了判断现实的依据，其代价最终由农村承担。这种结构并不限于某一种体制：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收益归于私人而风险转嫁给社会，危机之后损失又大量由公共资金分担，同样是成本与决策者的分离。

于是，廉价劳动力问题与求真问题，具有同构的结构：一个社会的发展能力，取决于让信号抵达决策者的回路是否畅通。价格信号被压制，创新没有压力；真相信号被压制，认识没有纠错。这里说的是同构，不是同一：价格信号来自分散信息的汇总，真相信号来自证据与论证，两者的运作机制与失效方式并不相同。这样理解，“特权是创新的坟墓”便不再只是修辞，而有了可检验的含义：特权若不受竞争与现实的约束，就切断了回路。

反过来，国家并不必然是创新的敌人，特权也并非都切断回路：有些特殊安排，如保护基础研究免受短期压力的长期资助，恰恰在承担私人不愿承担的风险。互联网、航天、核能都离不开国家力量。关键不在国家有没有参与，也不在某种安排是否偏离完全竞争，而在它是否面对现实的追责：国家之间的军事与技术竞争，检验成败的战场与市场，都是现实对决策者的反馈。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受限的体制下，应用工程仍可能取得成就：电动车、光伏、高铁这类领域，产品能否卖出、系统能否运行，反馈极为直接。基础科学则不同：方向无法预先规划，反馈周期长，最需要对长期、高风险、非预定方向的探索保持容忍，也最容易被短期的、可考核的目标所截断。这里说的是倾向，不是定律。近年中国在量子信息、材料等基础领域的投入与产出都在上升，说明这一倾向并非不可改变，当代中国的工程成就，也足以否定“只能抄作业”的断言。至于工程上的成就能否延伸为基础研究的原创突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真正值得观察的是：评价体系与资源配置，是否容许那些长期没有成果、甚至方向最终被证明错误的探索。

七、经济的循环：工资、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

再看第二个问题：低工资利于投资，却不利于消费；高工资利于消费，却可能压缩利润与投资。有没有一个平衡点？这一节看似转到了宏观经济，其实与前文接在同一处：前面讲的是认识怎样被现实修正，这里讲的是生产与分配怎样被现实修正。在企业与劳动者的层面，两者在同一个地方相遇：企业能否可信地评估一项技术的回报，劳动者能否可信地为自己的劳动议价。这两个“可信”，都依赖产权、契约、信息与法治这类制度土壤，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回路是否畅通。需要说明的是，本节的“循环”（生产率、收入、消费、投资如此往复）与前文的“纠错回路”（现实的信号迫使决策者修正）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需求与供给的流转，后者是信号的反馈；二者的关系是，纠错回路畅通，循环才不会长期偏离现实，二者之间是类比与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矛盾源于一个“合成谬误”：工资对单个企业是成本，对整个社会却是收入，也是需求。每个企业压低工资，可以提高自己的利润；所有企业都压低，就削弱了它们共同的市场。福特1914年推出五美元日薪，部分动机是降低工人流失率，但“让工人买得起自己生产的东西”这一逻辑，后来成为现代大众消费经济的基本思路。

在讨论“人为什么便宜”之前，先要分清两种情形。一种是“真便宜”：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由供求决定，处在较低的均衡水平，这是价格信号正常工作的结果。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描述的正是这一情形：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工业部门可以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获得劳动力，低工资本身就是均衡价格，此时节约劳动的技术回报低，是合乎逻辑的，也就是第一节所接受的那个机制。另一种是“被压便宜”：工资被劳动者缺乏议价能力、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社会保障的薄弱等非市场的力量压在生产率之下，价格信号因此被扭曲。前者不必然有害，它甚至是起飞阶段的跳板；后者才可能导致“低水平自我强化”。这两种情形更适合作为分析的两个极端，而不是互斥的现实类别：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里，供求与议价能力、制度规则往往同时起作用。判断一个经济体更接近哪一端，不能凭印象，而要看证据：工资与生产率的缺口有多大，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如何变化，刘易斯拐点前后工资增长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如何。必须承认，这是全文与实证距离最远的一环：生产率怎样测算、劳动收入份额取哪种口径，本身就有争议，议价能力更难直接观测。本文只能给出判断的方向，不能代替具体国家、具体时期的数据。

因此，平衡点不是一个固定比例，而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生产率提高，收入随之增长，消费扩大市场，市场预期拉动投资，投资又提高生产率。这个循环有五点需要注意。

其一，发展阶段不同，重心不同。起步阶段资本稀缺，高储蓄、高投资有其合理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乃至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都借助廉价劳动力完成了早期积累。在这个阶段，廉价劳动力是跳板，不是毒药。问题出在后期：当边际投资回报递减，若居民收入增长仍长期跟不上产能，就要靠出口、信贷或政府投资去消化，而这些渠道不能无限延伸。

其二，工资应当与生产率相连。工资涨得比生产率快，削弱竞争力；比生产率慢得太多，需求跟不上产能。战后西方的“黄金时代”，特点之一就是工资随生产率同步增长。靠行政命令抬高名义工资，而不提高生产率，同样不可持续。

其三，平衡点还取决于需求结构。经济学里（如巴杜里与马格林的模型）区分“工资主导型”与“利润主导型”两类需求体系：在前者，工资上升会带动总需求上升；在后者，因为投资与出口对利润更敏感，结果相反。研究表明，大型、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较偏前者，小型开放经济体则可由出口吸收本国消费的不足，较偏后者，但结论因国家和时期而异，须以数据判断。所以“提高工资以拉动消费”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它的效果取决于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开放程度与出口依赖。

其四，投资不等于积累，积累不等于发展。投入研发、设备、培训的积累，扩大未来的生产能力；重复建设、低效产能，投资率虽高，却不提高生产率。消费也不全是浪费：教育、医疗、服务与更高质量的商品，本身就是新产业与新技术的市场。

其五，也是把这一节与前文接上的一点：工资是一种价格，价格是一种信号，但不是唯一的信号，竞争压力、能源价格、质量要求、环境法规与新技术成本的下降，同样推动企业升级。若工资长期被非市场的力量压在生产率之下，比如劳动者缺乏议价能力，社会保障薄弱，居民为预防性储蓄而压低消费，则信号就被扭曲：企业缺乏升级的压力，需求又缺乏支撑，这便是“低水平自我强化”可能的机制。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命题，成立与否，要看前面所说的证据。东亚的成功案例，靠的不只是廉价劳动力，还有出口市场竞争这个来自现实的严酷反馈，以及对教育与人力资本的持续投资，使回路得以转动。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人便宜”本身，而是一个社会逐渐形成“消耗人比改进系统更划算”的运行逻辑，并且没有信号能够纠正它。

八、边界与自省

这个框架有几处容易被攻击，我先自己指出来。先说明论断的强度：本文各节的判断并不等强。有史料较充分支持的事实（如蒸汽机的知识谱系、李森科事件），有代表性学者提出的解释（如艾伦、莫基尔、彭慕兰），有本文据此作出的推论（如分层与回路），还有仍待检验的假说（如欧洲分裂的作用、江户与清代的比较）。读者宜分别对待。

一是本质论的风险。“秩序理性”与“求真理性”是对取向的描述，不是对民族的定性。取向由制度、教育与激励塑造，因而可以改变：日本在江户时代通过兰学接触西方科学，明治以后迅速追赶；当代中国的科研投入与成果，也说明取向与土壤是可以重塑的。

二是不可证伪的风险。如果“种子、土壤、气候”什么都能解释，就等于什么也没解释。所以每一层都要有可观察的指标，而且指标要尽量分得开。种子是观念与方法层面的：科学文本里数学化模型的比重，实验报告与可重复性规范的出现，“可被证伪”这一观念是否得到明确表述，受尊崇者是谁。土壤是制度层面的：异见有无制度化的出口，独立学术机构、公开发表与专利契约是否存续。气候是环境层面的：政治单位的多中心程度，要素价格，资源与地理的禀赋。由此可以推出可检验的含义：在相近的劳动力价格下，制度开放的地方，科学产出应当更高；价格改变后，技术方向应随之改变。后者已有研究支持，例如艾伦对英国的研究，以及阿西莫格鲁与雷斯特雷波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工业机器人采用的实证研究。前者可以尝试比较案例，但目前只能算一个方向，不能算证据。例如十八世纪的江户日本与清代中国，都限制对外交往，都只留下一个窗口（长崎与广州）。日本幕府天文方1811年起就设有翻译荷兰文书的机构，兰学的起点同样是官方的，清代的梅文鼎、王锡阐、阮元编《畴人传》，也都在官方机构之外。两者的差别，更可能在于知识扩散的路径与规模，比如民间学塾的数量与流动性，而这是否与异见的出口、知识的开放程度有关，两国的规模、行政结构与对外接触方式又大不相同，还需要更细的比较研究，包括把奥斯曼、莫卧儿等更多对照放进来。

三是“回路”本身的风险。回路这个概念同样要防止成为万能的解释：成功了就说信号到了，失败了就说信号被切断了。所以它也需要自己的指标：一，谁为错误付账，是破产、问责与撤换，还是转嫁给别人；二，信息能否公开流动、被独立核查；三，反馈的滞后有多长，错误要经过多久才会被看见。还要承认，回路本身也可能传递失真的信号：市场有外部性，会有泡沫与短视，价格只反映被定价的东西；科学共同体也有从众与潮流。价格信号与真相信号有时还会彼此冲突：短期的价格信号可能压低长期的基础研究投入，而脱离经济反馈的“求真”又可能空转。让两者各得其所，是比历史解释更难的制度设计问题。更要紧的是，回路只回答能不能纠错，不回答往哪个方向纠、成果归谁：认识上的正确不会自动带来制度上的公正，生产能力的增长也不会自动带来生活的普遍改善。这些问题涉及价值与政治选择，不能由价格信号或科学证据单独回答。回路畅通是纠错的必要条件，不是正确的保证。

四是竞争解释与反事实的风险。对中国历史的叙述尤其容易陷入事后解释：科举对人才的吸引，印刷与市场结构，明清的人口与资源约束，都可能是别的原因；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受到质疑，席文（Nathan Sivin）就问过，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本应先发生”的基线。更根本的是，历史只有一次，“若中国劳动力昂贵，是否就有工业革命”“若希腊没有奴隶制，是否就有近代科学”，都无法验证，只能作为推论，不能作为承重墙。本文所做的，不是排除这些解释，也不依赖反事实，而是说明不同层次的变量各管一段，并给出每一层的变量，这一点是可以逐项检验的。

五是排序不等于轻重。说求真取向是科学发生的必要条件，并且可以跨越土壤传播，不是说它在因果上永远居于最上游，更不是说价格结构不重要。种子、土壤与气候互相培育，共同演化：没有种子，谈不上结果；没有土壤与气候，种子也结不出果实。三者缺一不可。

九、结语

回到开头那句话：有奴工可用，谁还去发明机械？它的毛病不在于全错，而在于太浅。它看见了价格的信号，却没有看见更根本的两件事：人为什么想知道世界，以及一个社会怎样让现实的信号抵达决策的人。

技术进步，回答社会如何创造更多财富；收入分配，回答谁分得这些财富；消费与投资的协调，回答这些财富如何转化为下一轮发展。三者共享同一种结构：求真让认识不断被现实修正，价格让生产不断被代价修正。回路畅通，社会就更有可能不断减少必须由人承担的艰苦劳动，并让技术的成果转化为普遍的生活改善，当然，这还需要分配与价值上的选择来保证；回路被切断，则无论资源多少、规模多大，社会都只是在重复昨天。若用八个字概括全文，便是：求真为种，回路为脉。

一个文明最该警惕的，不是暂时的贫穷，而是逐渐习惯了靠人的廉价与忍耐、靠对真相的回避来维持运转，并把这种习惯当成秩序。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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