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人死後

愚蠢不再昂貴

引子：秦與羅馬

秦國數百年的國策只有一個方向：東出函谷，吞併六國。六國是秦的敵人，也是秦的目標，是軍功爵制賴以運轉的燃料。公元前221年六國盡滅，秦的戰爭機器卻沒有剎車：繼續大規模徵發民力，修長城、築馳道、造宮室，以治軍之法治天下，十四年而亡。秦亡另有暴政、徭役與繼承危機諸因，不能一言以蔽之曰“沒有敵人”，但它留下一個問題：一個把征服當作全部意義的集體，勝利之後憑什麼活下去？

羅馬講的是幾乎同一個故事。公元前146年迦太基被夷平。羅馬史家薩盧斯特說，羅馬的德行與和諧曾靠“對敵之懼”維繫，敵人一除，野心與貪慾便脫韁而出。據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的轉述，羅馬大祭司西庇阿·納西卡當年就反對滅迦太基，理由正是安全會使公民鬆懈，“有益的恐懼”才是公民的守衛。此後格拉古兄弟被殺，馬略與蘇拉相互屠戮，凱撒、龐培、安東尼、屋大維輪番內戰，百年之內共和制名存實亡。西晉於280年滅吳，十一年後八王之亂起，至316年亡國。

這些案例不能當作單因的定律，但它們指向同一個模式：敵人一除，被壓住的內部之爭與惡的欲望同時釋放。冷戰後的西方，是這個模式的最新一例。

先說結論

冷戰是一口蓋着蓋子的缸。蘇聯在，西方的每一種愚蠢都有價格：荒唐的主張會被當成“幫對手說話”，失控的社會會被對面拿去宣傳，鬆懈的國家會在真實的競爭里輸掉。1991年蘇聯解體，價格忽然歸零。此後三十年，西方社會裡一樁接一樁的怪事——邊界失守、秩序鬆動、身份政治壓倒公民認同、對未成年人的醫學干預在證據薄弱時就被推廣、部分示威者對襲擊的辯護或迴避、對自己的信仰羞於啟齒而對別人的信仰處處讓步——並不是同一天發生的，卻有一個共同的背景：沒有人再替這些主張付賬，也沒有人再迫使它們接受檢驗。

本文的主張因此有兩層。第一層是描述：後冷戰的西方確實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內部失序，本文逐條列出。第二層是解釋：外部對手的消失，消弭了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一道糾錯機制，也拿走了它的一部分意義來源。文中的“敵人”，指以安全壓力約束一個共同體的外部對手；文中的“西方”，主要指美國，兼及西歐，二者情形並不相同。

一、一口蓋着蓋子的缸

冷戰不只是軍事對峙，它是作用於西方內部的一套約束。政治上，范登堡說“政治止於水邊”，兩黨在安全與外交上必須站在一起。經濟上，資本必須向勞動讓步，因為工人若覺得資本主義對自己沒有好處，就可能倒向對面。思想上，激進主張要回答“你要建立的替代品是什麼”，否則就有“通敵”之嫌。價值上，對面是“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所以1954年美國把“在上帝之下”寫進效忠誓詞，1956年“我們信仰上帝”成為國家格言。目標上，衛星上天，就有《國防教育法》、阿波羅登月計劃和州際高速公路。

敵人給一個集體三樣東西：目標、紀律、身份。“我們是誰”這個問題，在敵人面前不必回答，因為“我們不是他們”就已經足夠。這是敵人作為財富的含義，也是它被拿走之後的代價。

二、蓋子揭開之後：一份清單

以下每一條，都是後冷戰西方社會裡真實發生、並在各國引起激烈爭議的事。

邊界與秩序

其一，邊界。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之後，德國接收了上百萬人；美國南部邊境的年度攔截人次，在2022至2024財年連續超過兩百萬。大規模、快速的人口流入，帶來的不只是勞動力，也帶來住房、治安、福利和整合的壓力。瑞典曾被視為福利國家的模範，2022年槍擊案死亡人數創下紀錄，幫派暴力成為全國性問題。英國羅瑟勒姆的案件更觸目：2014年的傑伊報告認定，1997至2013年間約1400名兒童遭受性剝削，涉案者多為巴基斯坦裔男性，而官員因擔心被指控種族主義，長期不作為。這裡值得追問的不是某個族群，而是一種制度的怯懦：為了避免被貼上標籤，寧可讓受害者繼續受害。

其二，占領。西方社會曾經相信，公共秩序靠的是對程序的敬畏。可是這幾年，“占領”成了反覆出現的手段：2020年西雅圖的“自治區”，2024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占領行動。它們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性質卻相同：拒絕讓爭議進入共同的程序。一個法治社會如果對其中一種寬容、對另一種嚴辦，它失去的就不是某一派的支持，而是“規則對所有人適用”這個根本前提。

其三，犯罪與執法。一些城市的檢察官以“改革”為名，對盜竊、吸毒等輕罪不起訴，結果是商店被洗劫、街頭秩序惡化。舊金山2022年罷免了檢察官，加州2024年以約三分之二的選票通過第36號提案，重新收緊此類犯罪的處罰。這說明社會的常識正在死去，也說明它為這一課付出了幾年的代價。

身份、性別與教育

其四，覺醒主義與身份政治。反歧視本是為了維護平等的尊嚴，但當一切差異都被解釋成壓迫、一切異議都被解釋成仇恨，它就從保護機制變成了審查機制。2020年7月，一批立場各異的作家與學者聯名發表《關於正義與公開辯論的信》，擔心不容異見的風氣。2023年12月，哈佛、賓大、麻省理工三所大學的校長在國會聽證會上，被問到“號召滅絕猶太人算不算違反校規”時，給出的是法條式的閃爍回答，賓大校長隨後辭職，哈佛校長於2024年1月辭職。這件事之所以刺眼，是因為這些大學在別的議題上從來不吝於懲罰“冒犯”。

其五，性別議題，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的醫學干預。成年人如何生活，是他們自己的事，本文不評判；問題出在青少年。英國國民保健署委託的卡斯報告（2024年4月）認為，支持青春期阻斷劑等干預的證據質量很低；英國隨後停止了常規處方，瑞典、芬蘭也早先收緊了做法。也就是說，最先做出調整的，恰恰是一向最開明的北歐國家和英國的醫療體系。這個例子說明，當一個議題被道德化到不能被審查，孩子就成了試驗場。

其六，氣候議題。氣候議題完全一個虛假的問題，人類活動不足以改變地球氣候的巨大改變。它是一個被道德化、符號化的議題。一個無知女孩被推上全球舞台，批評她顯得是欺負孩子，觀點於是獲得了免疫；一些國家的能源政策以道德宣示代替成本核算，德國2023年關閉最後一批核電站，之後電價與產業外遷成為爭論的焦點。

忠誠與方向

其七，對暴力的同情。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襲擊以色列，約1200人遇害，此後西方一些城市的示威中，有人為襲擊辯護，有人拒絕譴責。多國的反猶事件創下紀錄。這些示威者里有真誠反對戰爭的人，也有藉機宣泄仇恨的人，但一個社會在這一刻分不清二者，本身就是問題。

其八，對共產主義的嚮往。2019年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基金會的調查顯示，約七成美國千禧一代表示可能投票給社會主義者，只有少數人了解共產主義政權造成的死亡規模。一個沒有親歷過那種制度的世代，把它當成了抽象的理想。

這八條，有的是嚴重的，有的是誇大的，但合在一起，描畫的是同一種狀態：一個社會不再肯為自己的判斷負責。

三、信仰的空位

這一切的底層，是信仰的退潮。美國成年人中自認基督徒的比例，從2007年的約78%降到2023至2024年的六成出頭；蓋洛普的統計顯示，教會會員比例從1999年的約70%降到2020年的47%。（皮尤的最新調查顯示，這一降勢近年已趨緩，可能在企穩。）歐洲的世俗化更早、更深。

尼采說“上帝已死”，但人心裡對意義、罪與贖的需要並沒有死。信仰退潮之後，政治被迫承擔宗教的功能：身份成了信仰，立場成了道德，異見者成了異端，“懺悔”變成了公開的儀式。阿隆早在1955年就說過，政治是知識分子的鴉片。冷戰把這種傾向壓在了對手的陰影下，對手一走，它便肆無忌憚。

四、自己的信仰空了，別人的信仰就顯得強

這裡要回答最關心的一點：為什麼一個拋棄了自己信仰的社會，反而對別人的信仰處處讓步？

西歐正在擁抱伊斯蘭，大量吸納伊斯蘭世界的移民。據皮尤2017年的預測，歐洲穆斯林人口約占4.9%（2016年），到2050年，在零移民情形下為7.4%，在中等移民情形下為11.2%，在高移民情形下為14%。這個數字足以改變一些城市和一些年齡層的面貌，這樣的發展趨勢，在不久的將來會讓歐洲變成斯坦國。需要擔憂的不是皈依，而是讓步。

讓步的表現是：2015年《查理周刊》血案，2020年法國教師薩繆爾·帕蒂因課堂展示漫畫被斬首，這些事件之後，有一部分人的第一反應是“不要冒犯”，而不是“絕不讓步”；官員為了避免被指控種族主義而不敢處理問題（羅瑟勒姆）。一個對自己的信仰沒有信心的社會，面對一個對自己的信仰很有信心的特殊群體時，不知道該要求什麼、該堅持什麼。

一個開放社會需要一個不可讓渡的共同底線：共同的法律，平等的權利，自由的批評，所有人都適用。一個社會如果自己都說不出這個底線是什麼、為什麼值得守，它就既無法要求別人，自己也不知要退到何處。

五、敵人為什麼重要：因為愚蠢曾經是昂貴的

敵人的最大價值，不是提供團結，而是提供代價。

有對手的時候，一個社會做傻事，會被對手利用，會在競爭中吃虧，會被歷史很快地懲罰。所以冷戰中的西方，即使有再多不公（吉姆·克勞法、對同性戀者的迫害、對第三世界的粗暴干預），也有一股外力在逼它修正：杜德茲亞克的研究表明，小石城事件的照片被蘇聯拿去做國際宣傳，推動了美國民權立法。外力，既壓住了一些激進的東西，也逼着西方改正自己最難看的缺陷。

沒有對手之後，傻事的代價被延後、被轉嫁、被稀釋：邊界的代價由某些社區承擔，教育實驗的代價由孩子承擔，福利的代價由下一代承擔。做決定的人，往往不是付賬的人。這才是“愚蠢凌駕於常識之上”的機制：常識來自代價的反饋，沒有代價，常識就沒有立足之地。

六、蓋子之下，缸並沒有死

本文的悲觀有可能會被讀成絕望。就在上文的清單裡，已經有好幾項顯示了糾錯的力量：舊金山罷免檢察官，加州重新收緊刑罰，英國與北歐調整對未成年人的醫療，丹麥社會民主黨轉向嚴格的移民政策，大學的“多元、公平、包容”部門在2023年之後被許多機構縮減。這些調整來自選民、醫生、法院、記者，而不是來自敵人。

因此，問題不是“西方死了沒有”，而是“糾錯夠不夠快”，甚至根本不想糾錯。一個文明有兩種死法：被外敵殺死，或免疫失調。後者更隱蔽，因為敵人在外面時你還能認出它，免疫失調時你會把自己當成敵人。免疫系統是否健康，看的不是它是否從不出錯，而是它是否仍然肯承認錯誤、修正錯誤。

七、必須正視的反駁

一篇只講己方理由的文章是不可靠的。以下幾條反駁，是本文必須面對的。

第一，時間線。反文化、新左派、性解放、女權運動、校園動盪，都發生在六七十年代，那時蘇聯正強大；《民主的危機》（1975）已經在擔心西方民主“過度”；後現代思想的源頭也在冷戰中。所以，蘇聯的崩潰不是這些現象的起因。更準確的說法是：冷戰是一個調節變量，它壓住了這些亂象進入制度中心的速度，而不是消除了它們。“如果蘇聯不崩潰，這些亂象就不會堂而皇之地壯大”這一反事實，沒有辦法證明；比較穩妥的說法是，它們會來得更慢、更受約束。

第二，移民。1965年的《哈特—塞勒法案》改變了美國的移民結構，發生在冷戰之中；歐洲的客籍工人也是六十年代招入的。當代的移民問題，起點不在1991年。另外，2025年蓋洛普的調查顯示，認為移民對美國有益的人達到歷史新高，而2024年主張減少移民的人曾過半，輿論的擺動之快，本身就說明它不是單向的“墮落”。

第三，每一代保守者都在擔心文明正在腐爛。七十年代的西方同樣有人這麼說，當時擔心的是蘇聯將贏，今天擔心的是西方自己輸。其中一部分是真問題，一部分是周期性的焦慮。

這些反駁並沒有推翻本文，卻限定了它：本文能說的，是外部壓力的消失改變了西方社會糾錯的速度與代價，而不是說它決定了一切。

八、敵人是磨刀石，不是方向盤

孟子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依朱熹的解釋，“法家”是守法度的世臣，“拂士”是輔弼之士。這句話有內外兩半：外面沒有敵國外患，裡面就必須有守法度的人和敢直言的人。蘇聯的存在，曾經替西方承擔了外半；蘇聯的消失，要求西方自己補上內半。

所以最後要回答的，不是“怎樣重新製造一個敵人”。敵人不會回來替我們解圍：今天的競爭者沒有當年那種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也沒有讓工人倒向對面的威脅；更何況，內部的傳動裝置，工會、教會、中間政黨、共同的信息渠道，已經衰弱或碎片化，再有外壓，也不會自動回到原樣。

能做的只有三件事。第一，把壓力轉化為留得住的制度，像《國防教育法》留下了大學與科研體系，煤鋼共同體留下了歐洲一體化。第二，承認有些底線不可讓渡：共同的法律、平等的權利、自由的批評，對所有人適用，不因任何人的身份而寬嚴不同。第三，重新建立不依賴敵人的對上帝的信仰：不是“我們不是他們”，而是“我們要成為什麼”。

敵人是磨刀石，不是方向盤。把敵人當作上帝的人，只能祈禱戰爭永不結束；如果沒有對上帝的信仰，敵人一死，心也跟着死了。有了對上帝的信仰，敵人死不死，我們都能一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