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與莫言  新舊兩時代

《中國網絡民評官百人團》石三生 九州評論·之一千零六十五

聰明常被聰明誤，從此番“新冠病毒”成眾多國家的索賠事件中似乎也能認證了這一點。

本來嘛，新時代什麼都喜歡標榜一個新字，原無可厚非。但這病毒一類，怎麼也可以如此命名呢？冠之一個新字不要緊，一如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誰還好意思與哥倫布去爭頭功呢？再說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果然成立，難道這病毒就不會進化嗎？進化之後的病毒又該如何命名呢？總不能叫“新新冠狀病毒”吧？更不要說，陸媒也報道什麼美國、法官都早於中國發生了“新冠病毒”了。果然他國早有，中國這一“新”字又從何談起呢？

反正啊，石三生我是不知道這新舊時代到底是如何劃分的。親身的經歷，濰坊市委書記、市長、國土局已更新了好幾撥，甚至原來的國土局、房管局都不存在了，我的問題仍如舊。

開篇的閒扯，自然是因為這“新冠病毒”引起，感嘆自己只年過半百，就經離了“新社會”、“新時代”兩大時期。因為不曾生於舊社會，也就無從談起對舊社會的感受，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是道聽途說。又因為生於“新社會”（不知新社會是否就是新時代的過去式---舊時代？）的中期，對新社會的感受也只能是半吊子。即便是對這新時代的的感受，因為自身停留在舊時代不能自拔的緣故，也要靠方方之流的文筆，才能或多或少的一知半解。

“新社會”好不好，中共自有定論，但從莫言的筆下可以看出，新社會至少有那麼一個時期，是可以稱之為中國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最為不堪的時期，一如莫言所說的“1960年春天，在人類歷史上恐怕也是一個黑暗的春天”。莫言身居高位，自然可以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史料，他這麼說，不但有道理，而且還有其自身經歷的佐證，在那篇《感到自己與豬狗沒什麼區別》中，莫言寫道“能吃的東西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檐上的草。村子裡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很多吃死人吃紅了眼睛的瘋狗就在那裡等待着，死屍一放下，狗們就撲上去，將死者吞下去…後來有些書寫過那時人吃人的事情，我覺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現象。據說我們村的馬四曾經從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燒吃…”。

莫言既然感到自己與豬狗相同，想來他也是吃過死人肉的。讓石三生我難以理解的，是有那麼多的野狗不吃，為什麼要人吃人呢？難道那時的莫言村，就已經知道《動物保護法》了嗎？更可笑的，是莫言也許跟豬沒什麼區別，但與狗比起來，只怕是大大的不如了。至今，岳父家的鄰居有一條狗，幾乎每日都要到岳父家串個門，每次去，不論是糖果還是其他什麼食物，只要給它一個，它就立刻走人，絕不貪婪。更可嘆的，是它有一次居然將得到的食物讓給了一隻流浪的板凳狗。

真不知中共是怎麼想的？為什麼莫言筆下的中共國是如此人倫淪喪，還捧他坐到了中國作協副主席的高位上呢？顧曉軍先生曾經批莫言的《紅高粱》渲染揭人皮。但那畢竟是文學不是？與他自身經歷的人吃人相比，日本鬼子揭人皮也算是彼此彼此了吧？不都是沒有了人性嗎？不知千秋萬代之後，後人又該怎麼評價莫言筆下的中共新社會呢？

莫言筆下的新社會堪稱人類歷史上的最黑暗。方方筆下的新時代的武漢，只怕也會被“新新社會”所詬病吧？顧曉軍先生質疑“方方造謠‘殯儀館遍地無主手機，為何不抓？”估計啊，應該與莫言所說的新社會人吃人是一樣的：或許那就是事實；或許，就是中共的潛規則所默許。

多麼匪夷所思啊！莫言、方方筆下的中共新社會、新時代都是如此不堪，卻能招搖過市，甚至傾國之力助莫言獲得諾貝爾獎。而顧曉軍先生的“公正”觀被收納進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里去了，他卻只能被打壓、被“雪藏”。

所謂的新時代，到底新在哪兒呢？

【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