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及邪教问题危及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权稳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是困扰历代统治阶级的严重社会问题，因而，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治经济大局，高度重视这一社会现象及由此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对如何有效治理邪教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借鉴我国古代治理邪教经验和反邪教措施，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邪教危害和全面治理邪教工作仍具

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邪教在中国历史上的简要演变过程

    “邪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其本质特征是假借宗教名义进行活动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邪教”一词最早出现于官方文件是在清朝，但邪教现象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在某些特定阶段还曾大行其道，危及王权，只不过往往并未被冠以“邪教”的名称，

而是被称为“邪道”、“左道异端”等。

邪教现象在我国出现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唐宋时期，佛教的弥勒信仰在民间广为流传，后来被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所利用，形成了如“弥勒教”、“白云宗”、“白莲宗”等佛教的异端教派。到元末，“弥勒教”与“白莲宗”的下层教派相融合，形成了“白莲教”民间秘密结社组织。有人认为，“白莲教”的出现是中国邪教发展史的起点。到了明代，邪教的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罗教、闻香教、弘阳教、黄天教等“秘密教门”组织，被正宗佛教称之为“邪教”。到了清代，邪教的活动无论是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影响，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部分清代邪教直接源于明代，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门派，如天地门、八卦教、皈一道、理门等。与元明两代相比，清代邪教在地域上遍布全国，几度出现教门林立、徒众繁多的局面，在清代档案中有明确记载的邪教达100多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罗教、闻香教、弘阳教、善友教、大乘教、八卦教等，成为严重危及封建统治的重大隐患。

进入民国时期后，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促使各种教门组织以空前未有的规模在全国蔓延发展。一方面，明清两代部分教门组织得到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新的“秘密教门”组织异军突起。这些组织不仅不再具有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积极作用，而且其教首大多以称王称帝为目标，企图复辟封建专制统治，逆历史朝流而动，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为了和封建社会的教门组织相区别，这些组织后来被统称为“会道门”。当时的“会道门”支派庞杂、人数众多，在全国约有300多种，人数最多时达到3000万人。其中在全国流传广、影响大的“会道门”有30种，如一贯道、金丹门、同善社、九宫道、八卦道等。直至今日，中国台湾和大陆仍有一贯道和金丹门等“会道门”组织的残余。

二、中国古代治理邪教对策

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稳定社会政治经济局面，封建统治者不断调整和加强治理邪教的对策，特别是明清当政者，根据当时邪教活动发展蔓延迅速、严重危及其统治的形势，进一步加大了治理力度。其治理邪教的主要对策是：

（一）用严刑峻法惩治邪教为首骨干人员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参加了推翻元朝的“白莲教”大起义，深知教门对世俗政权危害之大。他认为：“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为此频布律令：“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动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仗一百，流三千里。”在朝庭颁布的律例中，这是第一次明令禁止秘密教门，也是明代禁治秘密教门最基本的律例。清朝基本沿用了明朝的做法。尤其是乾隆时期对邪教的惩处最为严厉，一方面查处邪教的涉案人数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量刑普遍加重，对邪教为首骨干人员动辄凌迟斩决，意图通过严刑峻法铲除邪教，达到“重典治国”的目的。

（二）注重教育转化一般邪教人员

封建统治者认为，用教育转化来防治教门是“正本清源”、最终根除邪教的办法，所谓“法禁于已然，教施于未犯”。如清朝的教育转化，从顺治皇帝颁布《钦定六谕碑文》到康熙皇帝出台《上谕十六条》，然后经雍正演化为《圣谕广训》作为宣讲文本，颁发各地文武官员及教职衙门，要求他们以讲约制度积极推行教化。嘉庆皇帝颁布《御制邪教说》，称“先圣王以道德仁义、礼乐刑政，裁成辅相，化育万方，使民日趋于正道，恐为邪教所诱也”。

（三）查禁邪教书籍铲除邪教根源

封建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禁止秘密教门教义和言论的传播，对载有教门教义等内容的邪教书籍视为“妖书”，予以严厉查禁。如明朝中后期针对各地民间教门“妖书”惑众的事件，明朝统治者于1441年颁布诏书，要求“官员居民之家，凡有收藏一应谶纬妖书，即便销毁，免至危及身家”。清朝统治阶级对“妖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认为“邪经为邪教根源”，要求各地官员严厉查禁邪教书籍。

（四）各个击破分而治之

明朝统治者在治理秘密教门过程中，采取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策略，将教首与一般教徒加以区分，“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同时依据秘密教门的危险程度各个击破，分而治之，在《大明律》、《大清律集解附例》中将严禁的理由、判罪的标准以及与民间迎神赛会等活动的区别，都规定得十分清楚。清嘉庆年间，首次在“禁止师巫邪术”条款中区分不同邪教名目分开定罪。白阳、白莲、八卦等教有“荒诞不经咒语”，并多次“谋逆”，教首一律处以重刑，而红阳等邪教“多温顺守法”，虽传徒敛钱，但对政权危害远比前者为轻，故“从轻发落”。

（五）加强重点防范措施

封建统治者为严防秘密教门的蔓延发展，加强对重点群体与重点区域予以重点防范。一是在军队中严查秘密教门。明成祖朱棣在军队中赏罚令中特别规定：“军中有妄谈灾异妖言者斩，知情不首者罪同；知情首告得实者给予重赏。”二是对流向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秘密教门严加控制。针对秘密教门勾结少数民族骚扰边境事件，明朝统治者一方面要求边防将士加强缉捕查拿，另一方面在1489年颁布奖赏条例，规定：“捕获出境妖人勾结夷人谋为不轨者，为首升二级，为从升一级。应捕人役，若贼众势凶，登时擒获三名者，为首升一级，为从给赏；或被伤害，子孙升实授一级，世袭。若非应捕，能登时并三月以里缉获者，量升一级；日久者给赏。”

（六）发挥基层组织治理邪教的作用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被统治者视为治理教门的有力手段，自元至清，都规定了基层组织有治理邪教中的相应职责。如清代，查拿邪教是保甲长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邪教、私立名色、敛财聚众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牌头、甲长、保正有责任“及时查报”，“如有玩庇要负连累之责”，《大清律例》“禁止师巫邪术”条款也有“里长知而不首笞四十”的规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