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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20歲女孩的微博炫富，引發社會軒然大波，將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推向輿論的漩渦，繼而使各基金會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全國政協委員、吉林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任遲寶榮認為，誠信危機成為當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除了“郭美美事件”，近年來，“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染色饅頭”、“假雞蛋”等諸多“造假門”被頻頻曝光；小悅悅被撞，18個目擊者繞道而行；類似藥家鑫的事件，極大觸動了國人的神經。
司空見慣的還有這樣的現象：人們無視地鐵口“止步”的牌子，常常逆道而行；會議室明明標註“禁止吸煙”，總有一些人視而不見，甚至在電梯裡吞雲吐霧；擁堵不堪的道路上，汽笛長鳴，大貨車渣土四濺，超齡車噴着黑煙……
這些都讓遲寶榮痛心疾首。她說：“當前，中國誠信危機的根源在哪裡？危害是什麼？如何化解這場災難？社會公德為什麼大面積缺失？應該有人關心這些事啊！”在今年兩會上，她和葉喬波、王宇等12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向大會提交了關於《社會公德缺失的成因與對策》的提案，將自己的思考和憂慮寫了進去。
委員們認為，社會公德大面積缺失首先源於政府誠信的缺失。“目前，政府誠信缺失現象嚴重，給社會風氣造成一定的負面效應。一些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的誠信意識十分淡薄，政策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比如招商引資滿口承諾，但‘關門打狗’現象較為普遍和嚴重，從上到下相互推諉，承諾不能如約兌現或根本不兌現。”
遲寶榮認為，中國雖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但政府對市場的介入仍然很大，時常人為設障，角色錯位。地方政府在盡力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卻沒有讓公共政策及相關利益真正惠及全社會。
“最為群眾詬病的是一些官員貪污腐敗，權錢交易。這損害了政府形象。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刑責處罰卻因人而異。這些深層次的敗德現象和不良事件的多發頻發，源於某些監督機構形同虛設，執法人員疲軟無能，甚至執法犯法，遠不能跟上經濟形勢發展需要。”委員們稱，讓人憂心忡忡的仇官、仇富現象悄然升溫，雖然表現為一些社會成員的非理性心態，但社會收入的差距不斷拉大、貧富不均造成的社會心態嚴重失衡與扭曲，極大影響了和諧社會的生存環境。
葉喬波委員指出，在當今中國，缺乏社會公德的堅定維護者、敏銳的監督者和俠義的“處罰實施者”。這些主體的嚴重欠缺，致使遵守社會公德的人得不到激勵，破壞者也得不到處罰。於是，大家對社會公德都視而不見，想遵守就遵守，不想遵守就可以不遵守。
“焦點事件的頻繁出現，不斷挑戰公序良俗，拷問社會良知。今天的道德底線在哪裡？政府、社會、個人應該做點什麼？”委員們問道。
遲寶榮表示，希望政府能積極、穩妥地改革政務體制，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只有真正實現憲法給予每個人的權利，讓社會充滿公平、正義的陽光，才能讓百姓在誠信的環境中有尊嚴地生活，才能真正讓百姓信賴政府，支持政府。對公職人員的瀆職行為、違法行為要逐級問責，而不是找幾個替罪羊了事。
與此同時，政府還有一項工作：加強商業監管，嚴懲假冒偽劣產品，提高行業誠信。特別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食品、藥品、建築業、運輸業等行業，政府要加大對其監管和查處力度，要嚴加打擊商業欺詐行為，杜絕虛假廣告及商場促銷的欺騙行為。就關乎生命的食品、藥品坑蒙欺騙行為，應給予最高刑事處罰。
針對公民個人的敗德行為，遲寶榮建議，金融、公檢法等相關機構，要共同建立個人誠信檔案，加大個人失信成本，全面記錄和高效傳遞信用信息，通過拒絕交易形成全社會對失信者的聯防懲戒機制，使信用信息系統為核心的社會誠信體系的建立，成為國民公德培育的有效手段。
委員們在聯合提案中還建議以法促德，利用立法等手段促進社會公德的確立與遵守。發達國家和地區均採納以法促德手段，有效維護了社會公德的遵守。王宇委員說：“以前內地遊客到香港一下飛機，導遊一般都要求看好自己的包什麼的，現在則提醒大家不要吸煙，吸一支煙的代價可能就抵一張飛機票。”在香港，亂扔垃圾要被罰1500港幣，在電梯間吸煙則罰5000港幣。
聯合提案還特別提到正確發揮媒體對社會道德建設的引導作用。社會道德主要是通過輿論的引導、譴責與監督來維護實現的，要注重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對公眾的影響與滲透，積極發揮媒體對社會道德事件報道的輿論壓力。同時，要避免媒體、尤其是網絡對社會道德失范問題的過分誇大，影響社會道德建設與政府公信力的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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