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措到到印度后不久，就到当地一所寺庙里“吉巴扎仓”的“加给康参”（“扎仓”和“康参”均为藏传佛教寺庙中的学经单位）当僧人。

    有一天，他看见有人在发传单，传单上说准备在2000年元月在印度德里搞一次“西藏独立”的绝食运动，如有意参加，就写一份“决心书”。当时，寺院里有好多僧人都想去德里看看，免费到大城市长长世面，于是他们都跟风都写了决心书，加措也不例外。

    其实，“绝食”对加措来说都是一个新名词。后来听经师说才知道，绝食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坚决的态度，用不吃饭的方法来抗议。在印度待得时间更长的经师当时不同意加措参加绝食，却欲言又止，没有说明原因。年轻的加措正在反叛的时期，为此还和经师吵了起来，并最终启程前往德里。

    到达之后，有个叫拉姆加的人接待了加措。这个人他原来在国内，后来在家乡因为出了什么事，就跑到印度来了。（后经查实相关资料，拉姆加，男，藏族，1963年生，青海黄南州同仁县扎毛乡人，曾在青海司法学校当过教师。1993年因涉嫌刑事案件被警方审查后出逃印度，投奔达赖集团，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绝食活动办公室设在一个学校里。操场旁边有个二层小楼，大概有六间房。加措本以为来报名的人会很多，没想到那天只有他一个人。

    填表后，加措领取了帐篷、毛毯什么的，这些东西是组织者为参加绝食活动的人提供的，然后加措就被安排参加了七十二小时的绝食活动。

    加措回忆道，他前后共参加过三次绝食活动，只有这第一次是自愿参加的。所谓“自愿”就是没有报酬。而第二次、第三次他是顶替别人去参加的，是有报酬的。

参加有组织绝食的“藏独”分子

    参加完第一次绝食后不久，有一天，拉姆加急急忙忙来找到加措，说参加第二次绝食的人不够，让他去救急顶替，活动结束后给500尼币。第三次也是这样。加措这才知道，参加绝食的大部分人都是拿钱的。

　  第二次绝食时，加措饿得很厉害。有一个参加绝食的人悄悄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加措十分惊讶地问，那怎么可以？！这个同来“绝食”的人却习以为常地说，组织者都说可以偷偷吃一点，这样坚持的时间更长。于是，加措就偷吃了一块肉。

　　第三次绝食是在甘地墓前，说是那里围观的人比较多。有了丰富“绝食”经验的加措只能偷偷地吃了根香蕉。他这时已经很明白了，绝食原来是演戏给外人看的，可以吃东西，还可以领钱。虽然内心嘀咕“这不是骗人嘛”，但加措还是坚持了，这差事并不累，还有钱拿，也不错，他琢磨着。

    加措后来才知道，这三次绝食，报纸上都说参加者有六七百人。只有他这个当事人最清楚，其实每次也就不到十个人。每次来看的人倒是挺多，有很多人捐钱，捐的钱都被组织者的人拿走了。

    据了解，“绝食”是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唆使自焚、游行等众多获取国际关注，炒作“西藏问题”的众多手段之一。据媒体报道，2008年３月１０日起，来自印度达兰萨拉的“藏青会”等“藏独”组织骨干潜入尼泊尔，鼓动“流亡藏人”甚至逼迫藏族青少年上百次冲击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被煽动冲在前面和尼泊尔警方对峙、冲突的多是青少年，而那些“藏独”骨干则在现场附近拿着手机指挥、清点人头。

2009年，在尼泊尔闹事的“藏独”分子被当地警方带走

    在欧洲，每年一到“310”等敏感日子，“流亡政府”往往要组织人到中国驻欧各国使领馆前示威。不这些示威往往并不是在同一天。原来，由于拉不到足够的人数，他们往往把散居在几国的人集中起来，轮流到各地使馆示威。据荷兰当地人说，在中国驻荷兰使馆前示威的藏人，就是前一天在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前示威的那一拨。

    “藏独”组织有许多机构专门负责组织人“职业绝食”或“职业示威”，利用不明真相的世界民众的同情心博取舆论资本。加措的经历，正是众多类似“棋子”的缩影。

    正是参加的这三次绝食，使加措进入了“西藏流亡政府”的视野内，成为了他们久久物色无果后的“猎物”。年轻而莽撞的小僧加措被列上了“潜在自焚者名单”，他的背后，已经有人虎视眈眈，一个巨大的阴谋披着阴影袭来，加措会何去何从呢？他是怎么样被鼓动走上自焚之路，前几次自焚为什么没有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