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傑·科恩：以色列曲解了猶太復國主義

我曾祖父的兄弟邁克爾·阿德勒(Michael Adler)是一名傑出的拉比，曾於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線上編撰了《猶太水手士兵祈禱書》(Prayer Book for Jewish Sailors and Soldiers)。作為“隨軍神職人員”，他在戰場上巡視，主持臨終聖禮。在戰爭結束後，他提出一個問題：英國猶太人是不是盡到了自己的義務。

“國家已經在大約六十年前，向這些出自以色列家(House of Israel)的英國公民賦予了同等的權利和同等的機遇。這些男男女女在戰爭的磨難中，有沒有盡到自己的義務？”他寫道。“我的回答是明確、不容置疑的‘是’！英格蘭的猶太人有充分的理由，對自己在國內的參與、以及在前線奮戰取勝的投入感到滿意。那超過2300名陣亡英烈的記憶，就能證明這一點。”

歐洲猶太人面臨的問題始終是相同的：歸屬感。無論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即使是在經歷了解放運動之後，也仍在擔憂，並未全心全意接納他們的基督教社會，有朝一日會與他們為敵。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期間，目睹了法國的反猶太情緒。他認定了全面接受猶太人永遠不會實現，於是在1896年撰寫了《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

赫茨爾有先見之明。猶太復國主義產生於這樣一個不情不願的結論：猶太人需要一個家園，因為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家。清瘦的學者來到聖地(Holy Land)滿懷熱情地耕作。猶太人再也不會溫順地面對殺戮了。

歐洲不接納猶太人的災難性影響長期存在。我在自己的家族內部就看到過，一名猶太婦女的失蹤對其後代是怎樣的折磨。她是1941年在街頭被納粹擄走的。我理解以色列人內奧米·拉根(Naomi Ragen)的憤怒，她的一位表親轉達了她的話：“我想到了歐洲的其他人，他們曾不分男女老少，把我們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和其他親人集中起來，用毒氣熏死，沒人提出任何疑問。我想：他們如今居然成了自由世界的道德裁判？他們居然要求被他們殺害的人們的後代，在其他反猶主義者想要殺死自己的時候仍然要老老實實的？”

那些反猶主義者就是哈馬斯了，他們正在以色列製造大量恐怖事件，他們的目的就是消滅以色列。以色列提出，面對這樣的挑釁，沒有國家會不做出武力回應。以色列稱，如果說有超過1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200名兒童），以及超過50名以色列人死亡，那也都是哈馬斯的錯；而對於哈馬斯來說，在國際輿論的法庭上，巴勒斯坦受害者是反對以色列的最有說服力的論據。

我之所以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是因為我祖先的經歷讓我相信，猶太人需要祖國，這是在1947年聯合國181號決議中通過的，該決議呼籲在巴勒斯坦託管地建立兩個國家：一個猶太國，一個阿拉伯國。我還相信以色列1948年的建國憲章中的話：這個新國家將建立在“以色列先知設想的自由、公正與和平的基礎之上”。

然而，我不能接受的是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曲解，這種曲解見證了彌賽亞以色列民族主義不可阻擋的抬頭，甚至要求獲得地中海和約旦河之間的所有土地；它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帶來了對西岸另一個民族的長期壓迫；它導致了以色列定居點在任何巴勒斯坦國的西岸土地的不斷擴張；它以分而治之的名義孤立了薩拉姆·法耶茲(Salam Fayyad)這樣的溫和的巴勒斯坦人；它推行的政策讓猶太人的民主國家成為不可能；它追求的是戰術效益，而不是兩國和平的戰略突破；它封鎖了加沙地帶，把180萬人關進監獄，然後震驚於囚徒的周期性暴動；它做出了過度的反應，發動殺害了數百名兒童的襲擊。

這是我作為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不能接受的。猶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什麼是壓迫。幾千年來，孩子一直是猶太民族傳承的紐帶，以色列小說家阿莫斯·奧茲(Amos Oz)和女兒法尼亞·奧茲-扎爾茨貝格爾(Fania Oz-Salzberger)曾說，猶太人傳承的目標是“用兩代人之間的問答測驗確保火炬的傳遞”。無論是巴勒斯坦人的憤怒還是託辭，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掩蓋大批兒童死亡所代表的猶太人的失敗。

以色列本可以為轟炸加沙找到無懈可擊的依據。如果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做出善意的努力，為實現和平與巴勒斯坦溫和派找到共同的目標，然後遭到拒絕，就會是如此。但是他沒有。哈馬斯是邪惡的。我樂於看到它的毀滅。但哈馬斯也是眼下這個局面的產物，以色列選擇去強化而非解決這個局面。

以色列對另一個民族實施的惡性控制，激發受壓迫者對當權者的蔑視，是對我仍然相信的猶太復國主義的一種背叛。
翻譯：王童鶴、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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