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

张戎说，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间，“近3800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页）。

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毛明明知道” 大批人频临饿死而没采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论据是：“在１９５８－５９年关键的两年里，光粮食出口就几乎７百万吨，这些粮食可以给３千８百万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别” （４５７页）。

５８－５９ 年大饥荒刚露苗头，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粮食出口会导致大量饿死人。５９年的粮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据５８年的粮食估产与国外签约的。而５８年的虚报产量造成毛错误地“宣告５８年的产量是５７年的两倍” （４６１页）。如张戎所述，当时浮夸盛行，《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单产达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闻（４４６页）。看来毛对增产一倍的估计自己确实是相信的。毫无疑问他要为产生这种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也要为５９年未能及时发现饥荒并迅速取消粮食出口合同负责。当时中国的出口几乎只有粮食，取消合同在国际信誉上的损失和毛的民族自尊可能都有负面影响。但这跟“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 是两回事。

要客观地判断毛是否“明明知道”， 们不应低估当时获取可靠信息的难度。一个现成的例子就与张戎有关。张戎在其自转《鸿》中介绍，她父亲是当时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过她把自己父母所在单位叫做 “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部” ，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农村访贫问苦。据她讲四川饥荒造成７百万人死亡。对此没人比她父亲更应该“明明知道”了。从饥荒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里，很难想象他没把这些告诉也是“公共事务部” 官员的妻子，更难想象他妻子会在此后３０年里对张戎隐瞒。可无论在《鸿》还是在这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从她父亲那里获得的有关四川饥荒的任何信息。就连张戎那７百万的数字，也是她出国十多年后才听说的。如果一省之内专管农村“公共事务”的官员对本省人大批饿死都没有“明明知道”的话，远在北京的毛怎么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实对张戎来说，证明毛“明明知道”应当轻而易举。她只须拿出证据，表明四川省委或“公共事务部”曾向北京汇报过大批农民频临饿死的情况并呼求紧急救济，而北京没有马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如果张戎把找不出这样证据的原因归咎于毛的残酷打压，她应该至少举出一个证据，表明毛曾制裁过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济粮的干部。她书里讲到的彭德怀不是恰当的例子，因为他干了许多别的事情，比如张戎认为他“考虑过某种类似军事政变的活动” （４６４页），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当众质问为什么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页，片断引语）。

为什么张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证据呢？大概与四川省委成功地掩盖了四川的饥荒有关。其他严重饿死人的省的第一书记不久都被撤职，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所以能瞒天过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四川媒体的严密封锁。而控制这些媒体的顶头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即张戎父亲的“公共事务部” 。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张戎的3800万饿死人数颇有争议。这跟 １９３７－４５年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死亡数字基本相等了。为了让读者信服，张戎把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作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考资料。可是，无论死亡率还是总人口数，她的数字都与该统计年鉴不同。她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差异，只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发表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因为地方公安局低报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数” （４５７页）。张戎没有解释她的正确数字是怎么来的。差别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仅这一项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万饿死鬼。

其实，按照张戎所解释的算法（４５６－７页），不论具体数字准确与否，那些人数应属“非正常死亡” ，并不等于饿死累死。比如受营养不良影响但主要因为其他疾病死亡的病人，受医疗护理条件影响本可多活几年却“提早”去世的老年人。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后 的统计资料上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当时却不被看成饥荒的牺牲品，因而没有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今天在中国找不到张戎宣称的那种世纪大灾难所应伴随的普遍案例。

如果把张戎的逻辑用到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人口数据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国饥荒时还高。她应该赞同苏共老党员的观点，判叶利钦种族灭绝罪。张戎“明明知道” 这是不公平的吧？

最后，让我们看看张戎是怎么证明毛甚至有意让几千万人死亡的。她写道： “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 （４５７）。“毛说：‘象这样工作，所有这些工程项目，中国可能要死一半人。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知道这话听起来太吓 人，他想推卸责任。‘死五千万人’ ，他继续说，‘我可能要被撤职，甚至掉脑袋，. . . 但是你们若坚持，我就让你们搞，死人的时候可别怪我’ 。” （４５８）

张戎所引毛的话出自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包括上下文的原话是这样的：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 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看了原文，“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了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

张戎所说的７千万毛氏牺牲品中的最后一批，是死于文革的３百万。“从毛发动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里，至少３百万人因暴力死亡。. . . 而这些屠杀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页）。

她的３百万数字的主要参考文献，是《中国之春》，很难说是中立和客观的杂志。

文革时中国有２９个省市。张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广西，“１０万人被杀” （５６６页）。要凑齐全国３百万的总数，其他各省死人数也得达到广西的水平才行。可张戎的第二和第三名，云南有“１万７千人被枪决，打死或被逼自杀”，内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页）。让我们假设广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数都是２万，加上广西的１０万，总共６６万。张戎宣称的３百万里剩下的２３４万，又成了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毛对死人应负的责任。张戎说死人最多的广西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实例” （５６５页）。在那里两派武斗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拒绝承认毛任命的（韦）国清将军的领导” （５６５页）。那么毛对两派武斗是什么态度呢？据张戎说，文革一开始，“毛让周恩来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门红卫兵大会上宣布：‘要文斗不要武 斗’”（５４０页）。“１９６８年尽管北京不断下令，各地武斗屡禁不止。其中特别不听话的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曾用他来折磨刘少奇夫妇。蒯这时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左派’ ，决心要制服他在校内的反对者。他对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亲自出面让他服从，同时把他当成例子来警告全国，武斗必须停止” （５６４－５页）。

既然毛阻止他身边最器重的造反派武斗，怎么会支持广西云南内蒙那些边远省份的武斗分子呢？张戎自己也承认：“毛掀起的风暴冲击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不得不放弃区分左派与保守派的念头，号召各派大联合。可他的命令无人理睬” （５６４页）。按她这个说法，显然毛有发动文革之错，并无支持武斗之罪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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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胜利后和中国解放后人口爆炸是全世界的问题，当时中国的粮食产量赶不上人口增长。众所周知农业生产的条件：土地资源、良种选育、水利建设、化肥农药、机械化和农业技术进步，当时并不具备粮食生产高产出的条件。毛泽东搞大跃进冒进，农村和地方政府却谎报产量，欺上瞒下。最后出现饥荒是必然的。土包子执政的共产党政府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次执政党的深刻教训。

大饥荒过后的杭州6000人大会，毛泽东检讨并包揽了大跃进冒进错误，暂时退居二线，重新启用陈云负责调整经济政策，也开始从国外进口粮食。全国上下关注农业生产和发展，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从此再无饥荒。

四川大饥荒饿死人，地方政府有很大责任，李井泉欺上瞒下不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实际情况，国务院负责部门不负责核查情况也应该追究责任。最严重的饥荒关头，由于黑市粮票高价炒卖，四川省委宣布800万斤人民手里的粮票作废，控制了黑市场。但是却同时断绝了民间调节饥荒的能力。地方政府隐瞒饥荒实际情况，不允许农民逃荒要饭，也断绝了最后生存机会。

在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官方首次承认〝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应该说是一个定论。现在全世界的研究者和得出三倍四倍甚至五倍数的不同，这就看各家的数字是如何来的，有许多学者和专家指出“谣言终究是谣言——饿死3600万的谣言是如何出笼的”可以从网络股沟。

张戎的书中的三年大饥荒饿死累死3800万数字是从其他地方抄来的，“文革中政府支持屠杀人民300万”算不拢，说明她数字概念非常模糊，而且没有说明为何误抄数码，这不是草菅人命么？为何那么多网络理工科学者和数学证明政伪不出来证一证呢？——蜜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