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历史】(惠风 编辑，原标题：为何说赵紫阳一言丧邦)

本文摘自2009年12月18日《开放》杂志，作者金钟，原题为《赵紫阳回忆录可议之处》：

三年前，当我们出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时，不敢设想赵还有一本经过录音的个人回忆录《改革历程》在海外出版。这是中共建国以来，六十年的破冰之作，是一本领袖级的自白书。

二十年来，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期待和寻找“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赵紫阳以他的这本临终遗言显示，他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本书不仅记录了如何冲破阻力实现经济制度向西方市场资本主义转移，而且宣示政治改革六大目标（294页），第一条“戈尔巴乔夫叫公开性，我们叫透明度”。赵晚年高度赞扬西方议会民主制是当代最好的政治体制。

作为共产党总书记，如何面对一九八九年北京震撼世界的学潮，就是赵紫阳政治理念的一次实践。他反对镇压，力主民主法制，维护个人尊严，至死不向权力低头。透过这本书，他保住晚节，可以盖棺论定。

二十年前中国青年的鲜血，诱发国际共产阵营的连锁巨变，何以中国至今沉沦在井底？“六四学”注定成为中国的显学，近年许多出版物从多种角度揭示六四时期的珍贵史料，但以权威性而论，赵回忆录当为首席。也许，从那年头过来的人，都留有遗憾：民主从来没有如一九八九年这样和中国擦身而过（注：一则传闻说邓家人在六四期间曾透过巴基斯坦寻求西方政治避难的可能性）。

八九学潮可分体制内外两大部，赵回忆录侧重上层斗争，且仅十五万字，难免留有若干可议之处。这是值得见仁见智深入探讨的。

赵戈谈话事件载入史册

赵紫阳回忆录出版后，有多位友人和笔者讨论过赵与戈尔巴乔夫谈话一节。来自纽约、伦敦、香港、北京的朋友，都有表示质疑。这件事在宗凤鸣的书中多次提到。赵对宗老、杨继绳、姚监复都谈到过这次谈话。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到访北京，十六日上午会见邓小平，下午会见赵紫阳。赵在会见中，主动地向戈宣布，“中共中央有个决定，在重大问题上要由邓小平掌舵，向邓通报，向他请教”——这番话由电视现场直播，昭告天下，影响非凡。

事发后，赵获悉邓和家人对赵此举极为愤怒，认为是赵在紧急时刻，有意把邓抛出来。这件事当时在公众中就引起过不同反应，尤其是一些敏感的高级干部如香港的许家屯，都认为赵此举失策不智，开罪了邓。而后来，更严重的说法是，赵此番谈话，造成邓赵的最后决裂，邓视赵为背叛，断然倒赵，决心对学潮下手，从此大局不可逆转。

但是在漫长的二十年间，甚至在我们出版赵软禁中的谈话后，这个事件都没有引起众多的六四研究和议论的重视。可以两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赵鼎新和吴稼祥为例，在他们分析六四事件的长篇文章中，只字不提此事。不排除“为尊者讳”的习惯心理。现在，可以摆上面，一个重要依据是，赵本人在回忆录中赋予事件我们意料不到的分量：他发现事件的后果严重后，要求亲向邓解释，邓不理会；赵写信给邓；赵向杨尚昆、向专案组长王任重都作过郑重解释。在此回忆录中，甚至专列一节写“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

赵的主要说明是“他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赵说，他“特别在意”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已不是政见分歧，而是涉及到中国人信奉的传统道德、人际的信义，他无意伤害“对他长期信任并给予大力支持”的邓的感情。

回忆录指出，邓在八九年春，甚至在赵出访朝鲜前，都明确表示，要赵干两届总书记，并打算将军委主席也交给他。熟知中共内情的人，都知道，赵八十年代进入中央领导层，从总理至总书记，在凌驾体制的元老群中，支持者甚少，但大家长邓一直欣赏他，支持他——直到五月十三日邓赵最后一面，都无失和迹象显示。因而，赵断无理由和邓摊牌，而且赵也绝无可以和邓较劲的实力。

赵是公认在中共第二代中最有智慧的人，他也自称“在党内搞了几十年”，政治经验绝非一般。因此，今天会有许多人不理解、不接受他在回忆录中对此失策事件的解释。或者认为赵对此有重大保留，有难言之隐。赵则一再表示“一失足而千古恨”式的懊悔。

无论如何，事件的后果相当明显。一方面，邓完全不认同赵是在维护他；另方面，于社会公众而言无异于坐实邓的“垂帘听政”，而这是邓的大忌，也是民众的大怒。于是，第二天的五一七大游行，邓成了众矢之的。赵作为一位在那时正在寻求党内外平息学潮之道的政治家，这场与戈的谈话，不仅是失败，而是不可挽回的失败。这个事件，也将作为“一言丧邦”的经典个案载入史册，在共运史上，只有如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等极少例案可以相比拟。

赵戈谈话事件的牵连人，前有鲍彤，后有严家其。鲍是谈话的起草人，严则是响应赵谈话而发出五一七宣言“打倒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签署人。邓没有放过他们：鲍在六四前即被秘密逮捕，严则成为知识份子通缉名单的首犯。而被看好的赵派改革势力，随赵倒而全军覆灭。另外，“赵的谈话是邓家人授意”之说，如有其事，赵绝不会隐瞒，然书中未见。

在官方的定罪文字中，对此事件述而不评，毕竟赵说的是事实，并无夸大成份。存疑的是，赵此举是早有策划，还是为那两天狂热形势所迷，以为“民气可用”，而如中共内部人士所指“赵错估计形势，欲取邓而代之”？总之，赵戈谈话事件，仍是一个不解之谜。

对广场大绝食的迟钝反应

五月十三日，北京学生发动在天安门广场的静坐绝食。这是整个八九学潮中最重大的一个转折。学生以死抗争震动了全中国，为世瞩目。从此，运动完全进入失控状态，官民对抗，愈演愈烈。绝食直接冲击的是戈尔巴乔夫十五日的来访，接下来，十六日赵戈谈话，十七日邓家开会批赵，十九日宣布戒严，赵失势，二十日市民开始围堵军车……形势急剧恶化。

广场成为世界新闻的焦点。学生应否撤离广场？成为争议的中心，直到六四清场。二十年来，绝食缘起和撤离广场真相的探讨从未停过。笔者从香港观察的角度，一直对绝食议题投入高度重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那场绝食，八九运动的结局又如何？

因此，赵紫阳如何看待和描述绝食？便是阅读其回忆录值得关注的重点。在45页第一部份第四节，赵写道：

“……学生在和政府对话完全失望后，决定乘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期间，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绝食。他们认为这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绝好时机，为了迎接国宾来访，政府不能不让步。但是学生们错了，他们不知道，他们走得越远，越给李鹏等人主张暴力镇压提供借口。

我得此信息后，便于五月十三日借同工人对话的机会发表谈话。大意是这样：大学生如果有甚么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去干扰国际会谈，损害中苏高级会晤，那就没有道理了，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我借此机会发出的呼吁，在当天各大报都发表了。但是学生们对我的呼吁根本不理会，依然于五月十三日下午组织了二十多个院校的二百多名学生，在一千多人的卫护下，进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从这天起，学生们占据天安门广场，直至六月四日流血事件发生。”。

这段话包含其他资料中未见过的信息：

一、赵在绝食行动前已经获得情报，知悉学生要以此大规模行动干扰中苏会谈；

二、赵在十三日发出呼吁，劝阻学生。

这是令人感到惊讶的信息！戈氏来访，是困扰中共数十年的中苏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学生要损害之，主政者赵的反应只是在一次见工人时呼吁一下说“没有道理”——这是接近麻木的反应，当然不会有任何效力。赵没有说明对这一已知的重大动态，有任何其他对策，例如派人劝阻，甚至动员警力予以防范——这说明甚么？轻则对事态后果的判断力严重不足，重则有纵容之嫌。赵对学潮的温和态度不容置疑，然而，在如此重大的事态面前，一名执政者，岂容怠慢？那只能是一次严重的失责！

接下来，赵描述了广场上的混乱状况，完全无人可以发挥作用。第四天，即赵戈谈话之后的十六日夜，赵才召开常委会议，作出五常委名义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的决定。赵担心此举无效，乃正式提出“修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以图制止绝食的严重后果。并主动承担社论的责任。遭到李鹏、杨尚昆反对。赵无奈，决计直接诉诸于邓，这样便有了五月十七日的邓家常委会。会上赵遭围攻，并决定戒严，赵遂意辞职，“不做镇压学生运动的总书记”。

赵揭示五月十六日至十九日，中共高层激烈斗争的内幕，真是令人目瞪口呆，赵站在同情学生的立场显而易见，然却昧于戈氏谈话与广场绝食两大事件交织，元老与李鹏派已经断了他的政治生命。别人已在磨刀霍霍，他还在奢谈修改四二六社论。可以理解的是，赵从北韩回国，就深知学潮的根本关键在四二六社论的不公正（33页，赵甚至预见社论不改，有大冲突的可能），他的思路也就被扭结在这一点上，他企图以此釜底抽薪，一了百了。然而，这将使邓及整个保守集团处于无地自容之境，岂不是与虎谋皮！这成为两派根本分歧所在。

不过，事过境迁，赵在回忆录中，对于学生绝食并拒绝撤离广场的行为仍缺乏应有的批评，过于强调事态是由于邓李等人的拒不认错所致。这是令人遗憾的。其实，二十年来，有关八九学运的反思中，不仅绝大部份知识份子，连学生也都对当年占据广场不撤的激进主义有相当的深入检讨。

五月二十一日后的记录一片空白

通观赵紫阳回忆录，在前因后果的叙述上有连贯性，脉络清楚，逻辑力强，主要人物的描绘也色彩分明，但在有一段时间中，却呈现了相当的空白，引人好奇。

这段时间即五月十九日党政军戒严大会至六月三日夜——长达十五天。这段时间是赵失势，尚未正式罢官隔离审查的时期。书中多处的说法是“靠边站”。这时，外面已是一片沸腾，全国陷入反对戒严，反对镇压的怒潮中，赵虽已离开权力中心，但这是风暴中的十五天，能平静度过吗？书中有纪录的事是：

五月二十一日：乔石来见赵，向赵谈军队进城受阻情况，乔说了句可圈可点的话：“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

当日，赵找统战部长阎明复谈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以扭转首都失控。下午，胡启立来赵家，赵嘱发电报催万里回国（后未遂）。

当日，赵告诉秘书李勇，应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要鲍彤为他起草讲话稿。

六月二日，王任重、丁关根到赵家，与赵谈话二小时余。赵解释学潮以来的若干问题，并对鲍彤五月廿八日被拘押提出异议。

除了这两天记录外，回忆录没有其他痕迹。据了解赵的警卫班子已经被换掉。

赵案经过三年的审查，一九九二年十月乔石、宋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找赵谈话，宣布结案，结论不变。但没有材料。故赵手上只有一九九○年六月，王任重给他的一份材料，罗列赵在动乱中所涉三十条问题。赵书公布了这份材料，这三十条罪状，从胡耀邦去世之日到赵下台之后的五月二十一日，是唯一的一份官方对赵紫阳的具体指控。

这份材料，只有一处，似有可疑，即第二十八条，空白。编者注“录音遗漏”。经过推敲，这条有可能涉及某种敏感的方面。不由人想到当时盛传的八上将向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写信、向军委上书反对戒严，反对军队进城一事，（此事已在前新华社总部国内新闻部主任张万舒的新着《历史的大爆炸》和宗凤鸣着作第6页得到证实）。八将军是：张爱萍、叶飞、萧克、杨得志、宋时轮、陈再道、李聚奎、王平（国防部长秦基伟也反对戒严，六四后被调职），时间在五月二十一日。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赵紫阳曾与张爱萍会面。

赵的有记录的活动，在回忆录中嘎然止于五月二十一日。其时到六四，还有两星期。这段时间除了民情汹涌，军民对峙之外，也是各派政治势力明的暗的在北京较量搏弈的时期，赵派在高层已经出局，但作为一只在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近十年的势力，拥有民意的巨大优势，他们是否已经毫无作为而坐以待毙？逻辑上是很勉强的。当时最突出的关于广场撤离之争，有一派和借助人大解决问题的思路相呼应，公开主张学生不撤，坚持到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开会。有案可查。可以说，此事非同小可。

以上三点，引人遐想而结论难寻。无论六四研究，还是中国政治前途，回避不了中共高层的演变，已是一项当代共识。历史强大的必然性，时时隐蔽在那些不可思议的偶然性之中。

皱纹已经爬上了千万学子的额头，赵紫阳也进入历史，他的成功和失败都遗留下来，是给后人的珍贵教训。

··················

蜜蜂认为：显而易见，邓小平与赵紫阳在跟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上有严重误解，而且，即使在赵紫阳诚恳解释后，误解也没有消除。在早，邓小平赵紫阳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设想和计划是一致的，赵紫阳的智囊团恐怕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得罪邓小平。但是，学生在方励之们的影响下，发动了无组织无计划“反官倒”的行动，造成北京市委误判形势，邓小平因为经验恐惧“文革红卫兵”而错误定性为“动乱”，并顽固坚持不改变。

老小右派误解而成为严重对立，对立后，邓小平又不容赵紫阳解释沟通，不接受大批党政军干部的劝阻。后期国外势力误判形势介入、香港民主派公开资助、企图让学生们坚持挑战政府。学生领袖们担心政府“秋后算账”骑虎难下，个别领袖人物希望“大屠杀的流血唤醒民众”学生也不理会赵紫阳温家宝的“警示劝告”，而一意孤行盲目对抗政府“戒严令”！因此，“六四镇压”就不得不发生了。

                                      你算老几？

                                     看谁扭得更远！

回顾历史不难明确：实际上老右派过后的改革脚步，比小右派所有请求的走得更远，远许多！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不是不改革的，中共的改革是有计划有目标要稳步逐渐进行的。这也是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都认识了的，为何后来逐渐取消了因为六四镇压对中国的制裁？就是因为中共比他们希望的改革开放还积极----走资走得更快更远。

因此，六四镇压被“维护秩序派”认为是有必要的，赵紫阳想要施加阻力阻止镇压，结果事与愿违，他恰恰成为体制内的反向动力，使邓小平最终决定镇压。从这个方面来讲，赵紫阳作为党总书记是有责任的。当然，学生市民的无辜牺牲也是“死有所值”。毕竟，学生们希望的中国改革开放没有停止，右派们也有目共睹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成果巨大，马屁拍得天响！所以，小右派不用再伤情不休，紧跟老右派顺利前进，应该是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目标。

嘿嘿！

赵紫阳曾经忽悠毛泽东

六四已经获得超额胜利

六四是右派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