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博客：讀一讀這位美國記者對中國“旁觀者清”

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學家錢玄同提出，中國應在口語和書面語上轉向世界語。20世紀的多位重要學者均主張廢除漢字，因為他們認為漢字已經成為文化和民主的絆腳石。

生活於1881年至1936年的魯迅也許是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他曾提出採用拉丁字母，因為這有利於人們書寫各自的母語方言。他寫道（當然用的是漢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　　

1936年，隨着共產黨逐漸壯大，毛澤東向一位美國記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難免。毛澤東在1949年主政中國之後，很多人以為政府將像20世紀初期的越南那樣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

然而在1950年夏天，毛澤東下達了一項出人意料的決定，要求語言學家們制定一套“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也就是一種嶄新的書寫系統，採用獨具中國特色的字母。　　

對這段歷史展開過專門研究的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的語言學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告訴我，毛澤東做出這一決定的動因一直成謎。德范克建議我找97歲高齡的語言學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

年屆92歲的德范克自1980年代以來就再沒有見過周有光。“他說他知道毛澤東做出這一決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范克告訴我。他覺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許願意把這事公之於眾。

周有光和另外兩位健在的漢字改革支持者一起居住在中國語委宿舍區的第一個入口處。一天下午，我從底樓開始走訪：

首先拜訪的是尹斌庸的家，這位72歲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聖賢一般蓄着濃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訴我，在毛澤東提出制定“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的要求後，文字改革委員會曾經考察過兩千多份文字書寫方案。

有的純粹由漢字演化而來，有的採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爾字母，還有的將漢字偏旁與外文字母加以組合。還有幾套用阿拉伯語書寫的漢語字母。尹斌庸記得有一套方案採用數字來表達漢語讀音。1955年，委員會將備選方案縮小為六套：拉丁語、西里爾語，以及四套全新的“漢語字母”體系。　　

這個故事在四樓得以延續：

我在這裡拜訪了八十高齡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講述了漢字的簡化過程。

1956年，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做出結論，漢語字母暫不適用。他們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這就是大家熟知的“漢語拼音方案”，要求應用於初級教育和其他專門領域，但並不作為替代性書寫符號。他們還決定對若干漢字加以簡化。

這被看做是“初級改革階段”：毛澤東似乎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考慮各個備選項。　　

不過，書寫方案的改革很快與政治攪和在一起。1957年4月，中國共產黨提出“百花齊放”方針。歡迎知識分子各抒己見，而不管其意見多麼具有批判性。人們的反應非常踴躍，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對各類話題提出了公開批評。

直到此前，陳夢家對文字改革運動都不太積極，可在這時，他以強烈反對字母化和簡化字的姿態一頭扎了進來。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發表在各主要媒體上。他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寫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漢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觀原因。”他在公開發表的一篇演講稿中寫道：“過去洋鬼子說漢語不好，現在比較開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也不說漢語壞了。我看漢字還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當成活的看待，這也是我們祖國的一份文化遺產。”　　

接着，只過了五個星期，“百花齊放”運動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過30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媒體上出現了憤怒的頭版標題：“駁斥陳夢家”“駁斥右派分子陳夢家的謬論”。一篇文章寫道：“右派分子陳夢家是一棵毒草……絕不能讓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為懷着“罪惡陰謀”的“牛鬼蛇神”。“各個時期的反動派為什麼都那樣仇視簡體字呢？是不是因為他們真正要復古呢？”

我問周有光，那四套漢語字母方案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他說所有的相關記錄都遭到了破壞。“這樣的東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容易丟失，”他說道。

發生於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文化傳統幻滅的高潮時期。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段動盪不安的歲月反而使漢字免遭劫難。

混沌歲月結束之後，中國人對激進的文化變革沒了好感，公眾和政府都拒絕再推動文字改革。時至今日，幾乎不再有人主張對漢字進行簡化。

周有光估計，至少再過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放棄漢字的使用。就連簡化字都無力進一步推進。簡化字減少了常用字的組成筆畫，但書寫的原則大體一致。基本上，這相當於把英語單詞“through”改寫成“thru”。

周有光和其他語言學家相信，簡化對於提高識字率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台灣、香港，以及許多海外華人社區都不使用簡化字，傳統主義者對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後來看，毛澤東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對書寫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為了尋找“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中國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採用了拉丁字母。

當我問起毛澤東的決策過程時，周有光說轉折點發生在毛澤東於1949年首次出訪蘇聯期間。“毛澤東向斯大林徵詢文字改革的建議，”周有光說。“斯大林這樣回答他：‘你們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應該有自己的中文書寫系統。你們不應該輕易採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澤東要搞‘中國特有的’字母系統。”

陳夢家對於傳統的勇敢捍衛並不必要。在某種意義上說，約瑟夫·斯大林已經拯救了漢字。我大聲說出“陳夢家”這個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歡他這個人，”周有光說道，“可老實說，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反對意見不起任何作用。”

漢字的標準化過程發生在公元前221年首次統一中原的秦始皇統治時期。

但最新發掘的文獻表明，秦始皇的作用可能被誇大了。高奕睿告訴我，最重要的文字統一發生的時間似乎稍晚，是漢朝建立、編寫出第一本字典、正式開始歷史記載之後的事情。

為使自己的文化世系具有合法性，漢朝的知識分子把早期的所謂朝代——夏、商、周、秦——全部歸結為同一種歷史敘事。實際上，這幾個朝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口語和政治治理方法。

不過，商代以後的各朝代都採用共同的書寫系統，漢朝的歷史學家們採用這一書寫符號，根據紛亂的歷史細節、記憶細節和想象細節，編寫出了和諧統一的歷史故事。斯坦福大學的歷史學家魯威儀（Mark Edward Lewis）把古老而連續的漢人帝國描述為“停留在文本之間的假想王國”。

高奕睿經常造訪北京，他在一次和我會面的時候對這一主題作了進一步說明。“確實有些王朝——如拜占庭和中國——它們在文獻記錄中創造的世界比現實的世界更重要，”他告訴我。“我覺得，文字的世界是一種及時的連接，它使我們稱之為‘中國歷史’的那種東西成為可能。這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他們創造的文字世界規模宏大。這個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他們自己和周圍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其中。”

高奕睿談起了文字在中國的重要意義，隨即指着我，“所以中國人才會擔心你們這樣的記者，”他說道，“對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麼寫，寫出來的都是中國。如果你把我們坐在後海喝酒的事情寫下來，人們會這樣想，哇，中國這個國家真不錯。讀者的頭腦里會浮現出這樣的場景。但它可能跟現實完全沒有關係。”

···········

下面一段跟上面沒有多大關係，是蜜蜂想起了當年習仲勛因為《劉志丹》一書落難的事件，當時是康生遞給毛澤東一張紙條，上面有一句話“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聯繫高奕睿的說法，你可以看他們對待文字歷史的態度：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讀了一遍，隨即拿起了中文版。拿着字典翻查幾個艱深的詞彙之後，我盡最大努力把趙蘿蕤（陳夢家的妻子）翻譯的最後三行譯回了英文：

　　I，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using them all，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歡樂的歌手，今世和來世的統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來，加以利用，但又飛速地躍過了這些，
　　歌唱一件往事。

對文字歷史“加以利用”，正是許多人想要的，在做的。

嘿嘿！

（文章摘錄自老高博客轉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