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博客：读一读这位美国记者对中国“旁观者清”

1910年代，著名的文字学家钱玄同提出，中国应在口语和书面语上转向世界语。20世纪的多位重要学者均主张废除汉字，因为他们认为汉字已经成为文化和民主的绊脚石。

生活于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也许是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他曾提出采用拉丁字母，因为这有利于人们书写各自的母语方言。他写道（当然用的是汉字，一直到死）：“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　　

1936年，随着共产党逐渐壮大，毛泽东向一位美国记者表示，字母化在所难免。毛泽东在1949年主政中国之后，很多人以为政府将像20世纪初期的越南那样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

然而在1950年夏天，毛泽东下达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要求语言学家们制定一套“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也就是一种崭新的书写系统，采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字母。　　

对这段历史展开过专门研究的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语言学家德范克（John DeFrancis）告诉我，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动因一直成谜。德范克建议我找97岁高龄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了解，他一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年届92岁的德范克自1980年代以来就再没有见过周有光。“他说他知道毛泽东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但他不便透露，”德范克告诉我。他觉得年事已高的周有光也许愿意把这事公之于众。

周有光和另外两位健在的汉字改革支持者一起居住在中国语委宿舍区的第一个入口处。一天下午，我从底楼开始走访：

首先拜访的是尹斌庸的家，这位72岁的老人十分友善，有如道家圣贤一般蓄着浓密的眉毛。尹斌庸告诉我，在毛泽东提出制定“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的要求后，文字改革委员会曾经考察过两千多份文字书写方案。

有的纯粹由汉字演化而来，有的采用拉丁字母或者西里尔字母，还有的将汉字偏旁与外文字母加以组合。还有几套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汉语字母。尹斌庸记得有一套方案采用数字来表达汉语读音。1955年，委员会将备选方案缩小为六套：拉丁语、西里尔语，以及四套全新的“汉语字母”体系。　　

这个故事在四楼得以延续：

我在这里拜访了八十高龄的王均先生，他向我讲述了汉字的简化过程。

1956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结论，汉语字母暂不适用。他们批准了拉丁字母方案，这就是大家熟知的“汉语拼音方案”，要求应用于初级教育和其他专门领域，但并不作为替代性书写符号。他们还决定对若干汉字加以简化。

这被看做是“初级改革阶段”：毛泽东似乎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各个备选项。　　

不过，书写方案的改革很快与政治搅和在一起。1957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各抒己见，而不管其意见多么具有批判性。人们的反应非常踊跃，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对各类话题提出了公开批评。

直到此前，陈梦家对文字改革运动都不太积极，可在这时，他以强烈反对字母化和简化字的姿态一头扎了进来。那一年春天，他的文章被发表在各主要媒体上。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写道：“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他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写道：“过去洋鬼子说汉语不好，现在比较开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也不说汉语坏了。我看汉字还要用上若干年，要把他当成活的看待，这也是我们祖国的一份文化遗产。”　　

接着，只过了五个星期，“百花齐放”运动突然被中止。到那一年年底，超过30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媒体上出现了愤怒的头版标题：“驳斥陈梦家”“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一篇文章写道：“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棵毒草……绝不能让他生根。”另一篇文章把他描述为怀着“罪恶阴谋”的“牛鬼蛇神”。“各个时期的反动派为什么都那样仇视简体字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真正要复古呢？”

我问周有光，那四套汉语字母方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所有的相关记录都遭到了破坏。“这样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容易丢失，”他说道。

发生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传统幻灭的高潮时期。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反而使汉字免遭劫难。

混沌岁月结束之后，中国人对激进的文化变革没了好感，公众和政府都拒绝再推动文字改革。时至今日，几乎不再有人主张对汉字进行简化。

周有光估计，至少再过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放弃汉字的使用。就连简化字都无力进一步推进。简化字减少了常用字的组成笔画，但书写的原则大体一致。基本上，这相当于把英语单词“through”改写成“thru”。

周有光和其他语言学家相信，简化对于提高识字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台湾、香港，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社区都不使用简化字，传统主义者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事后来看，毛泽东在1950年提出的要求对书写改革判了死刑；如果不是为了寻找“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中国很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采用了拉丁字母。

当我问起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时，周有光说转折点发生在毛泽东于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期间。“毛泽东向斯大林征询文字改革的建议，”周有光说。“斯大林这样回答他：‘你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中文书写系统。你们不应该轻易采用拉丁字母。’所以毛泽东要搞‘中国特有的’字母系统。”

陈梦家对于传统的勇敢捍卫并不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汉字。我大声说出“陈梦家”这个名字，周有光笑了一下。“我喜欢他这个人，”周有光说道，“可老实说，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对意见不起任何作用。”

汉字的标准化过程发生在公元前221年首次统一中原的秦始皇统治时期。

但最新发掘的文献表明，秦始皇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高奕睿告诉我，最重要的文字统一发生的时间似乎稍晚，是汉朝建立、编写出第一本字典、正式开始历史记载之后的事情。

为使自己的文化世系具有合法性，汉朝的知识分子把早期的所谓朝代——夏、商、周、秦——全部归结为同一种历史叙事。实际上，这几个朝代完全是迥然不同的族群，各有其文化、口语和政治治理方法。

不过，商代以后的各朝代都采用共同的书写系统，汉朝的历史学家们采用这一书写符号，根据纷乱的历史细节、记忆细节和想象细节，编写出了和谐统一的历史故事。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鲁威仪（Mark Edward Lewis）把古老而连续的汉人帝国描述为“停留在文本之间的假想王国”。

高奕睿经常造访北京，他在一次和我会面的时候对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说明。“确实有些王朝——如拜占庭和中国——它们在文献记录中创造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重要，”他告诉我。“我觉得，文字的世界是一种及时的连接，它使我们称之为‘中国历史’的那种东西成为可能。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他们创造的文字世界规模宏大。这个世界如此之大，以至他们自己和周围的所有人都被包含其中。”

高奕睿谈起了文字在中国的重要意义，随即指着我，“所以中国人才会担心你们这样的记者，”他说道，“对西方人而言，不管你怎么写，写出来的都是中国。如果你把我们坐在后海喝酒的事情写下来，人们会这样想，哇，中国这个国家真不错。读者的头脑里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但它可能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

下面一段跟上面没有多大关系，是蜜蜂想起了当年习仲勋因为《刘志丹》一书落难的事件，当时是康生递给毛泽东一张纸条，上面有一句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联系高奕睿的说法，你可以看他们对待文字历史的态度：

我把惠特曼的原文又读了一遍，随即拿起了中文版。拿着字典翻查几个艰深的词汇之后，我尽最大努力把赵萝蕤（陈梦家的妻子）翻译的最后三行译回了英文：

　　I，the singer of painful and joyous songs，the uniter of this life and the next，
　　Receiving all silent signs，using them all，but then leaping across them at full speed，
　　Sing of the past.

　　我，痛苦和欢乐的歌手，今世和来世的统一者，
　　所有暗示都接受了下来，加以利用，但又飞速地跃过了这些，
　　歌唱一件往事。

对文字历史“加以利用”，正是许多人想要的，在做的。

嘿嘿！

（文章摘录自老高博客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