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美國設於太平洋珍珠港的海軍所在地，同日美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對美國來說，他們在遠東的首要目標就是儘早打敗日本結束戰爭。當時在高思領導下的美國大使館，開始把工作重點放在編寫戰地和外地的獨立的、第一手報告。

擺在美國面前的問題是，由於國民黨的封鎖，美國對中共缺乏直接接觸，信息都是二手資料，信息來源存在嚴重偏差。

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在為前者準備的備忘錄中指出：

“中國在戰後極有可能爆發內戰，屆時蘇聯將支持中共，美國則會以支持國民黨而與蘇聯對立。對此，美國急需全方位了解中共的政治及軍事實力。”

1944年，日軍在中國發動最後的攻勢，先是橫掃飽受饑荒災害的河南，在一個月內消滅了駐紮河南的中國軍隊34個師，並打通平漢鐵路。緊接着，日軍發起了對粵漢鐵路的進攻。

到1944年底，國民黨政府已經丟失了平漢鐵路、粵漢鐵路，以及華東所有機場。

美軍觀察組成員“中國通”謝偉思

觀察到民國中央政府的報告中指出，自由縣的數目正在不斷減少，而處於日軍占領下的縣的數量卻在增加。

此外，國民黨將共產黨控制或活躍的土地，也視為丟失給了日本人。中央政府發言人聲稱河北像滿洲一樣，完全處在日軍占領之下，因此不是戰區。

日軍的猛烈攻勢，使重慶感到恐慌。謝偉思在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也認為，中國局勢正在迅速惡化。日軍在中國東南部的重大攻勢可能將中國一分為二，中國將會受到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影響。

部分糧食生產區即將丟失，貿易、貨幣流動將受到嚴重阻滯，軍心渙散，民心低靡，絕望和沮喪的氣氛像毒霧一樣四處擴散。

正當國民黨節節潰敗之際，羅斯福找到正在美國請求貸款的孔祥熙詰問：“中國的軍隊到底在哪裡？他們為什麼不同日軍打仗？”

美國大使高思在一旁回答道：“7個空軍基地，36個飛機場陷進敵手，我看毫無辦法，只有蔣介石下去，或是發生一場成功的革命，中國目前趨勢才能改變。”

費正清後來回憶：“在1945年，許多美國人認為，如果當權的政府垮台，中國人還好過些。”

在謝偉思的言辭尖銳的報告中，國民黨政府是一個受到全面削弱且威信掃地的政府，它拒絕解決中國的一些根本性的經濟問題，諸如：“土地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手裡，過高的租賃費，毀滅性的高利率以及通貨膨脹的衝擊”。

美國記者傑克·貝爾登在走訪沿途村民時發現，民心民氣和對戰爭的態度，隨軍糧負擔的輕重不同和人民是否受過日軍的實際入侵之苦而各異。在日軍未曾到過的河南某些地區，人們直言無諱地強烈表示不滿，公開表示希望把中國軍隊趕走。

謝偉思在對1942年河南災荒的報道中，也指出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河南農民本來已經對抗戰不感興趣了，他們的苦難可能孕育着不滿，而這種不滿可能演變為對他們的處境的公開反抗。

如其預言的那樣，1944年春，日軍在河南發動了一次大攻勢，當地居民對中國軍隊如此厭惡，以至幫助日軍來解除國民黨軍隊的武裝。

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於1968年給斯坦福大學教授萊門·斯萊克的信中寫道：“只要國民黨統治着中國，她就像火花往上飛舞一樣，註定要落到共產黨手中。蔣介石的愚蠢、傲慢和頑固只不過加快了這一進程。”

身處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對國共兩黨愈發緊張的態勢非常敏感。他們發現國民黨政府似乎已完全將戰爭勝利的任務交給美國，自己則開始為了各種目的而避免積極參戰。

在著名的《1945年的政策建議》中謝偉思和盧登寫道：“有充分證據說明，對現在的國民黨政府來說，抗日與保存自己的政權相比居於次要地位。”

人們甚至擔心，“現在已經不再是探求內戰能否避免，而是它能否拖延到對日作戰勝利之後了。”

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向蔣介石傳達了羅斯福總統的信，談判僵持到最後一天，蔣介石最終放行美軍派遣延安觀察組。

兩周后，華萊士給羅斯福特發出了如下電報：“蔣充其量只是一個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們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整個亞洲的前途處於危險之中。”

中國局勢的發展，讓羅斯福開始考慮改變其一味援助國民黨政府的政策，至少，新的抗日力量的加入，有助於美國加速戰爭勝利的到來。

（維基百科資料：美軍觀察組（英語：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ation Group），俗稱“迪克西使團”（Dixie Mission），是美國首次嘗試與當時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八路軍建立官方關係。使團從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4年7月22日開始，到1947年3月11日結束。）

這支進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由18名主要在中緬印戰區的美國外交官、軍人組成，代號“迪克西使團”。“迪克西”，指的是美國南北戰爭時的南方諸州，而它指向中國陝北解放區，可謂意味深長。

使團成員中，團長包瑞德，駐華外交人員戴維斯和謝偉思，都是講着一口流利中文的“中國通”。

毛澤東朱德葉劍英和謝偉思。

這群“中國通”的目的，除了收集日軍情報，幫助援救墜落的美國飛機，更重要的是，解答美國政府關於中國的一系列具體的疑問：

共產黨地方政府的結構？“共產主義化”程度？它如何處理徵稅、徵兵、征糧等事務？它是否顯示了任何民主主義特徵或可能？是否贏得百姓支持？它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究竟如何？和國民黨政府的差異對比？

謝偉思主筆的《1945年的政策建議》，是當時發回美國的報告中最引人矚目的一篇。這位出生於成都、會講四川方言的美國外交官，在1943年初返回華盛頓述職的時候發現，美國國務院與外界存在嚴重的阻隔。

謝偉思與四川老鄉合影。左起：楊尚昆、陳毅、惠特爾西、朱德、謝偉思、吳玉章、聶榮臻。

邁克爾·沙勒在其著作《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中指出，在1944年謝偉思去延安前，可以說沒有幾個美國人真正了解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看法，他們所知道的點滴情況大多來自第二手資料。

後來接替史迪威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也認為，謝偉思“對中國的風俗習慣瞭如指掌，因而能同毛澤東、朱德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保持融洽的關係”。 “他寫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政治形勢分析，因為政治形勢影響着中國政府的作戰潛力，連帶地也影響着在中國的美國部隊的作戰潛力。”

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的前兩個月，就向美國政府發回關於抗日根據地內人民生活、共產黨軍隊的作戰能力、共產黨外交政策的報告多達112份。

當時國民黨的宣傳下，陝北是中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國民黨的封鎖又使這種經濟局面看似更加絕望。美軍觀察組的匯報，卻仿佛描述着一個前所未有的世外桃源。

謝偉思在1944年《對陝北共產黨根據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報告中道：“我們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們似乎來到了另一個國家，見到了不同的人民。”

“那裡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言辭和行動上都如此。官員和人民與我們的關係，以及中國人相互之間的關係，都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談到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時，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毛澤東時，帶有某種尊崇），但是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對他們完全沒有奴顏婢膝之態。他們自由地參加各種小組。在衣着、生活或接待方面，我們看不見炫耀虛飾的現象……”

美軍觀察組與毛、周、朱、彭等中共高級軍事領導人進行多次交流後，謝偉思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這樣評價道：“他們的風度，習慣於推理思考和直截了當地處理問題，看來更像美國人，而不像東方人。”

在救援美國飛行員的過程中，共產黨對敵占區廣大農村地區的有效控制令觀察組印象深刻。

“所有的遣送行動都在光天化日下進行且無需遮掩。一路上，慶祝會、歡迎會和演講會幾乎成了家常便飯。根據地的報紙不斷提到這些過路客人，有的飛行員連美國軍裝都懶得更換。”

包瑞德極力向華盛頓主張，對中共抗日軍隊提供援助。“如果他們願意抗日，而且人民又站在他們一邊，美國對他們加以支持是值得對。我相信，向他們提供少量的彈藥、軍械、火炮組件和信號器材將會產生即時效果……我確信，中共軍隊能立即對在華盟軍對戰爭努力作出貢獻並減少美軍傷亡和加速最後對勝利的到來。”

“迪克西使團”着軍裝合影。

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提出，延安是不是裝出來的，要到其他地方看看。

從1944年到1945年，美軍觀察組曾派出三批軍官到華北抗日根據地進行考察，他們用攝影器材拍攝了八路摧毀日軍碉堡的過程，參與八路軍的地道戰，親眼看見地道里的母親因為害怕兒子的哭聲暴露位置，捂住他的嘴導致窒息。

他們的所見所聞，不僅證實了共產黨聲稱對敵占區廣大農村地區的有效控制，更令他們發出感慨：

“我們全力支持的政權（蔣介石政權）的表現和我們發誓要消滅的敵人（日本）是如此雷同；而我們從不予支持的中共卻又與我們美國人自己這般相像。真是不可思議！”

對於美軍觀察組的到來，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將其稱為“是中國抗戰以來最大興奮的一件大事”，中共“外交的工作開始”。

毛澤東親自將8月15日《解放日報》的標題“歡迎美國軍事觀察員們”加上了“我們的朋友”。在正式宴會中，美軍觀察組也受到極高的禮遇。包瑞德總坐在毛澤東和朱德之間，謝偉思則坐在毛的另一邊。

謝偉思回憶：“我們剛一到延安，毛澤東就在一天夜晚的聯歡會上對我說過這樣的話：我非常想更多地了解你們，當然，你們也想更多地了解我們。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

在往後的日子裡，他曾與毛澤東多次促膝長談，毛向其詳盡地介紹中共的政策、新民主主義的觀點，表達對戰後局勢發展的想法。

謝偉思強烈地感覺到，毛澤東“為了進行中國的建設，確實希望同美國進行合作。他十分希望把這些信息傳達出去”。

毛澤東贈送給謝偉思的照片，上有他的親筆題詞。

觀察組成員發回美國的報告，表示着他們對延安的驚喜與認可，而中共在這一時期，也不斷拋出讚頌美國的言論。

1983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黨史通訊》披露的毛澤東與美軍觀察組的部分談話內容顯示，當時毛澤東對美式民主表達了熱烈歡迎。

毛澤東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而在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之前，毛澤東就曾在答中外記者團時發表了大段關於民主的著名言論：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

延安關於民主的開放言論，與彼時蔣介石政府的獨裁與黨禁形成了鮮明對比，自然引起了外國記者極大的興趣和好感，毛澤東的講話很快就傳到了美國。

1944年6月毛澤東與來訪的中外記者團合影。

值得注意的是，從1943年到1945年，每逢美國國慶日那一天，《新華日報》都要發表文章以示紀念。

1943年《新華日報》以《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為題，讚頌道：“167年，每天每夜，從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裡的火炬的光芒……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

1943年7月4日的《新華日報》。

1944 年7月4日《新華日報》社論將中共稱為民主美國的同伴，孫中山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 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

這篇社論最後高呼：“7月4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不僅如此，每逢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的誕生日，《新華日報》也發表文章紀念。1945年4月13日《新華日報》在紀念傑斐遜的社論中寫道：

“在 20世紀的50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制人民自 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制'；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麼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 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這樣看來，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時期，更像是中共與美國的互相試探、互生好感的“蜜月期”。戰爭的推進，讓華盛頓對中共這支中國戰場上的新力量表現出興趣。延安也意識到，美國正對它未妥善履行民主這一核心價值的盟友感到不滿；而延安希望讓美國相信，延安比重慶更為民主。

蘇聯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44年在《延安日記》中寫道：“中共領導在對外政策方面，指望着美國人會對特區的軍隊發生興趣，中共領導知道，美國人正在尋求兵力，以備對日決戰之用。”

在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中，其憶述的1944年毛澤東分別對謝偉思和美國記者福爾曼的兩段談話則使中共的用意更加明顯：

“我們不等待俄國的援助……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應該合作”。

“我們並不追求蘇維埃俄國那種社會政治模式的共產主義。我們寧肯這樣認為：我們所做的無非是林肯在國內革命時期為之奮鬥的事情，這就是解放奴隸……。”

很難確切地說，中共在這一時期拋出大量讚賞美式民主的言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尋求戰時援助及戰後支持的“戰略”。

但中共的民主主張，在1945年7月毛澤東與民主人士黃炎培進行的“窯洞對話”中得到印證。毛澤東說：中共已經找到跳出歷史興亡周期率的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毛澤東曾經多次表示，希望訪問美國跟羅斯福談話。但是隨着謝偉思離開中國。毛澤東的這種願望無法實現。

伴隨着赫爾利走馬上任，中共與美國的“蜜月期”戛然而止。1945年1月，赫爾利向美國駐華各機構宣布，未經他批准，任何人不能將對蔣不利的報道送往華盛頓。

中共向華盛頓發出的信號，在美國國務院的檔案室里束之高閣，塵封了二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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