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日本的文化外交战略

作者：刘建平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日本研究专家。
来源：中国传媒大学《白杨网》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谋求东亚地区统合进程主导地位等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领域不懈努力的同时，又有组织地研究、实施所谓文化外交战略，明确地开辟了文化这一新的“外交空间”。

文化外交战略由日本政府制定、指导并提供资金实施，由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市民团体等展开活动，利用文化交流、留学生教育、学术活动等传播日本文化，培养接受日本教育的高等人才，用日本的学术主张影响他国学者，在他国建立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据点，以酿成对日本的理解、亲近感情，间接地使他国的舆论乃至政策符合日本外交的需要。在战略利益上，由于中国被日本定位为竞争对手甚至是安全威胁意义的敌对国家，所以日本在挟日美同盟之“硬权力”遏制中国的同时，还不断展开文化外交，谋求渗透和影响中国舆论、政策的“软权力”。  

一、文化外交战略的研讨

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当选日本首相以后，强硬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批判。日本舆论一方面以“干涉日本内政论”之类强词反诬；一方面抛出“日本文化论”辩解，称日本文化认为人死后都成为神，为参拜战犯亡灵制造神秘的日本文化特殊论根据。

“日本文化论”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就是可以用来指责他国对日本文化不了解、不理解，即对日本有“误解”。在这种逻辑上，日本外交开辟了一个“软实力”进攻领域，就是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传播日本文化、影响他国舆论和政策的文化外交。

关于文化外交的概念，早在50年代岸信介首相就曾经使用过。那时，日本政府针对中国抵制其反共反华政策的对抗局面，称中国对日本有“误解”，主张应当通过文化交流消除“误解”。战后，日本一直重视对东南亚以及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而关于文化外交战略有组织、有规模的正式研讨始于2004年底。

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于2004年12月作出决定：日本与世界各国国民通过国际文化交流，在增强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同时，推进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酿成亲日感情，增进与各国的友好关系，维持和发展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这对于扩大日本外交的广度和深度非常重要，必须从广阔的视野综合检讨其方式方法。

另外，要对于日本的地区研究、知识交流进行检讨，以提高日本有识之士的传播影响力，这对进一步巩固日本外交的基础也很重要。因此，内阁总理大臣请求有识之士参加，举行“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恳谈会事务由内阁官房处理，外务省协作。

第一次“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于2004年12月7日举行，首相官邸召集一些学者、文化人士参加，并作为首相的个人咨询机关而设置起来。参加会议的学者有青木保（当时为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王敏（法政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当时为立教大学教授）、山内昌之（东京大学教授）等，政府方面的参加者有小泉纯一郎首相、细田博之官房长官、町村信孝外务大臣等。

会上，小泉致辞说：虽然日本外交突出的是安全保障、经济关系，但传播日本的文化、传统并取得理解很有必要，有利于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町村外相发言说：日本在战后已经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这种硬实力的国家了，向外扩展日本的软实力非常重要。要让世界各国的人们抱有日本是优秀的国家、必须与之保持良好关系的想法，这一重要时期现在到来了。小泉首相指名青木保为恳谈会主席。在意见交换中，把文化作为“外交的一环”的主张受到强调。

涉及中国，有人指出：中国的日本语学习者在增加，不仅是量，质也很重要；即使懂日语，如果对日本文化、日本特有的心灵和感性方式理解不足的话，反而招致相反的效果。有人建议：在文化外交方面，传播据点很重要，有必要充实对外文化机关。另外，国际文化交流基金的预算分配在什么领域、优先什么地区等问题也被提了出来。

2005年1月14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了第二次会议，讨论关于日本思想、文化魅力的传播和外务省工作等问题。文化厅赞成通过国际文化交流推进日本文化向国外传播，国际交流基金提出了相关资料。在这次会议上，有人介绍说：文化传播的目的，一方面有文化的重要性，但也有利于日本的安全保障；本人曾经受美国国防部邀请参加了三个月的到喜欢的地方、见喜欢的人的活动，受了这种招待，就不会恨美国，这关系着人的感情层次的安全保障。

2005年1月27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关于国内、国外据点的整备，有人提出：为了在国外与其他国家争夺优秀的人材，在收集信息情报的同时，要很好地展示日本的魅力，吸引外国人到日本，有必要在国外设立日本的文化机关据点。还有人说：整备据点有两个方面，作为外交力量基础的地区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和作为日本文化一环的学术，要考虑如何为文化外交所用。有人建议：文化外交具体实施的时候，主体有日本人和外国人，即日本人传播和外国人在日本学习，综合进行这两种活动并进一步作为教育机关发挥机能的场所是必要的。

有人具体谈到了针对中国的文化外交，说：中国政府局长级以上的官员中超过100人有在日本留学的经验。中国国立大学的校长中78％有留学经历，其中两到三成在日本留学过。但是，日本几乎没有着力维持与这些人的联系。为了维持与这些人的交流、建立网络，组织团队是必要的。

在向中国的传播方面，重要的是留意“文化翻译”得以实现的传播方法。例如，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中国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采取相应的行动，可以改善日本的形象并有利于两国间的友好。再如，北京有四条以抗日英雄名字命名的道路，日本应该在那里赠与刻有“日中友好万岁”的路灯。据说，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策划邀请全世界与战争有关的纪念馆馆长举行国际和平论坛，日本要积极地共同举办。

其后，又经过几次座谈，2005年7月11日在首相官邸举行了“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的第七次会议。这次会议议定恳谈会的最终报告书《创造“文化交流的和平国家”日本》，青木保主席作说明，并交付小泉首相。报告书强调通过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进行市民层次的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提议把存在历史认识问题的东亚和需要加强文明间对话的中东伊斯兰地区作为文化外交的重点对象，积极致力于驻留型交流项目和国外文化遗产保护。据内阁官房负责人说，以这些建议为基础，有关省厅将在来年度的预算案中列入用于文化外交的具体支援方策。

在会议讨论中，有委员指出：只要有“战斗机尾翼”程度的预算，文化就会发挥保卫日本的力量。还有人说：文化外交，从安全保障的观点看，可以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文化具有心理、精神方面的影响力。有人就中国问题发表意见，说：近年来，中国“反日”感情高涨，是因为很多的中国人几乎不了解日本，一提日本就是侵略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在日本留过学或与日本进行过交流的人当中，有人就会努力说明日本不是那样的国家，即使是围绕历史认识也有年轻人热烈交流的事例。

总之，在外机关应该加强宣传日本战后60年间作出了和平的、经济的贡献。还有委员说：7月上旬参观了北京大学举办的与日本的战争有关的活动，今年的参加者不足50人。本人亲眼所见，年轻人已经变得对战争和过去的历史不再固执了。另外在西安，与学日语的研究生进行座谈，他们几乎都是受到村上春树、片山恭一等日本现代文化的刺激而学日语的。从10年前开始一直向中国内部传播日本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信息，现在中国终于出现了知道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多有不同的人。应当向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传播日本的和平理念，健全这种组织和预算。

二、文化外交的展开  

“推进文化外交恳谈会”的参加者、东京大学教授山内昌之（后来又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日方委员）在2006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文化外交的战略目的是促进对日本的理解和日本形象的改善，并为异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培育作出贡献。至于为什么要以东亚为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地区，山内昌之说：“以中国和韩国为中心的东亚，与日本之间在历史认识或者价值观方面的相互理解越来越重要，而现在围绕这些问题有意见分歧。”这表明，针对中国，日本文化外交的战略目的就是要在历史认识和价值观方面改变中国的舆论环境和相关政策。

几年来，日本的文化外交取得了很大进展。

1．扩充国内的地区研究机构

日本学术一贯有着重视中国研究的传统，现在作为地区研究的中国研究更突出服务于外交、促进学术文化国际传播的功能。

早稻田大学作为近代日本研究中国和重视接受中国留学生的重镇，早在在1990年代末就成立了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后来，受日本文部省资助设置了“现代亚洲学”研究据点，这一据点又扩充而成立“亚洲研究机构”。

日本学者打出“新亚洲学”的旗帜，广泛邀请各国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学者参与学术交流，希望对“亚洲新地区主义”、“新的亚洲认同的形成”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以贡献于“亚洲地区的统合”，即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

亚洲研究所被称为“亚洲研究机构的引擎”，它基于2020年将是决定亚洲与世界未来的重要历史转折点的认识，把构想“2020年的亚洲与日本：多样性的共同体”作为一大题目，展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等各学科的多层次、立体的研究项目，与国内外研究者和研究机关进行共同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

亚洲研究所策划、实施一种“知识网络”的构筑，并利用所构筑的网络作为日本亚洲研究传播的场所，组织亚洲沙龙、亚洲研讨班和亚洲论坛。原“文化外交恳谈会”主席青木保已被聘为亚洲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所的教授，而他又在2007年4月被任命为日本政府的文化厅长官，可谓文化外交之官学结合的模范。他提出：“东亚文化圈”不是以历史性的中国古代文明为中心的，而是在各国平等的文化空间中形成的，在此延长线上，日本、中国、韩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创建“东亚大学”。

亚洲研究机构在2007年5月25日、26日举办了题为“21世纪的东亚：超越边界”的国际论坛和学者研究会，就东亚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可能性、东亚大学构想与文化交流、东亚现代史研究、东亚地区研究、东亚知识交流与人材培养等进行研讨。从东亚地区的历史研究，到东亚一体化的地区研究，日本学者努力为东亚国家提供反映日本思想、日本主导地位的知识与理论，积极主动地与东亚国家的学者和留学生交流意见，进而影响东亚国家的舆论和政策。

一个从日本主导的亚洲研究机构到日本主导的东亚大学、日本主导的知识与思想网络、日本主导的东亚舆论和市民社会、日本主导的东亚地区统合发展构图，已经隐约可见了。

2007年5月，设在东京的“人间文化研究机构”招聘从事现代中国地区研究的研究员，计划派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据点、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现代中国研究所等6家中国研究机构。这是日本文化外交战略把中国作为重点对象的具体表现。很显然，在由日本学者主导和中国学者参与的日本研究机构中生产有关东亚的知识和思想，并通过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向中国传播，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建立思想的、知识的、人脉关系的网络，以达到超越国家认同而接受日本主导的地区认同之目的，是日本文化外交的指南。

2．扩充在中国的教育文化据点

近几年来，日本多所大学在中国设立了联络机关，从事合作办学或直接招收中国学生。国际交流基金组织和日本使馆的文化机构也加强了对中国的工作。

3、协助在中国的图书出版、电视节目制作等传播工作

图书出版和电视节目是文化传播的主流常规手段，当然也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载体。在笹川和平财团的资助下，2001年成立了一个“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的研究性组织。2006年5月，财团资助他们在中国出版题为《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的论文集。

该书认为：曾经有过敌对历史的两国国民在历史认识上产生隔阂是客观事实，而且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不同立场也是明确的，但不能强行要求对方顺应自己的历史认识。历史本身是个“心灵的问题”，体谅对方的“心灵”，“倾听、尊重对方的主张，才是日本与中国真正实现和解的第一步。”这本书的主旨是不满于日本受到“右倾化”的批评，努力追求“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也就是说让中国尝试“倾听、尊重”日本的“历史认识”。

该书的一些论文认为日本侵华战争的背景是日本人心中广泛存在着对中国的“恐怖感”和厌恶感，主张“满洲国”有着“傀儡国家”和“理想国家”的两个侧面，提出了汪精卫政权是不是“傀儡政权”的问题并努力论证它具有“对日本抵抗的一面”和“对维持经济和治安起了一定的作用”等等多面性。

总之，侵略有其因、汉奸有其情、殖民有其功等等历史认识已经“超越国境”登陆中国。上述主张由日本学者和在日本教育机构培养或合作、交流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研究者提出、论证，既是日本文化外交成果，也是日本文化交的扩大再生产。

在电视传播方面，日本协助中国主流电视媒体制作节目，宣传日本和平发展的战后国家形象，强调“中国不了解日本”、“中国人对日本有误解”、应该“相互理解和换位思考”、“放下爱恨”等等，引导中国民众不要总是追究历史而要反省自己的感情、思想、知识偏颇。

另外日本大使馆、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大学和学术机构还积极联系北大、清华、北外等高校以及学术研究单位，推进邀请中国学者到日本访问、吸收留学生和举办各种交流活动的计划，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和媒体研究也在中国开拓着文化市场。

4．进行共同历史研究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2005年4月由日本提议、后经两国政府确认实行而从2006年底正式启动的。这是一个从开始就置中国于进退两难困境的项目。中国与日本之所以发生所谓“历史认识”冲突，是因为日本政治家以种种否认侵略战争事实、正面祭拜甲级战犯等言行刺激战争受害国民众的感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如果要进行共同历史研究，也应该是就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基本事实的确任，以为中日两国提供继续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推进战后和解的知识基础。

但日本倡导的共同研究，把议题设置为包括两千年的全部历史，就是要尽可能回避其侵略战争的历史，指责中国在古代曾经向少数民族地区“扩张”，指责新中国成立后还参加、发动国对邻国的“战争”等等，以显示历史的复杂性；而其底线就是争取对历史问题“各自表述”，把历史问题锁定为“学术问题”使之从中日关系的政治议题中剥离出来，达到日本可以在“历史问题”上挑衅中国、但中国约束不能作出政治抵制的目的。共同历史研究的最终报告原计划2008年完成并向两国政府提交、发表，但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不得不一再延后。

三、作为中国问题的日本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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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有着历史认识冲突的东亚地区国家是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对象地区，而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当然地就成为了日本文化外交的重点对象。

日本对中国实施文化外交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形成学术和舆论攻势把“历史问题”学术化，把在战争责任追究和历史认识方面对日本的批评表述为“对日本的误解”；

二是在把“历史问题”非原则化的基础上，通过中国学者和留学生传播其“新的亚洲认同”理论，为日本主导东亚统合进程创造舆论氛围和政策思想条件。

无论是全球化意义的国际合作，还是地区一体化意义的“共同体”建设，民族国家间相互尊重、通过文化交流促进达成国际共识和亲善感情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拒绝的。但是，战后东亚的地区政治结构和历史发展进程与欧洲根本不同。德国因为其严肃清算战争责任而赢得欧洲各国的信赖和接受，所以欧洲共同体进程的政治障碍、社会心理障碍就容易克服。而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由于美国的庇护和日本的推脱而没有受到严肃的追究，其保守政治与战前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是日本国内外政治家、学者都一直有所批评的事实。

日本保守政治竭力在不放弃其敌视或蔑视中国等侵略战争受害国家的历史认识前提下用文化手段塑造其和平国家形象，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评，有利于其增强要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主导东亚共同体进程的自信；另一方面也为其国内修改宪法、实现“普通国家化”制造有利的国内舆论，

比如通过日本文化外交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中国塑造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并把历史问题暧昧化，然后把这种出口的学术和“舆论事实”转销到日本国内，即以连中国人都不坚持原来的历史认识并承认日本是和平国家这种说法，打压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问题、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的左翼力量。

如果日本的这些战略策略达到目的，日本国内坚持历史正义的和平友好力量将进一步被削弱。同时，如果中国在日本的文化外交攻势下失利，会更加刺激蔑视中国的日本保守政治家和学者们以更加离奇的大国日本雄心蔑视中国，日本的对华外交将更加强硬，对历史问题、联合国改革问题乃至利益纠纷问题会作出让中国方面更加难以接受的压迫。例如，像日本议员组建要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撤下所谓“反日”照片的联盟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表明中国的让步、暧昧或者无所作为不会得到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适可而止的满足，反而会使他们更进一步地提出脱离常识的要求。

对于种种类似的要求，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日本便在各种问题上纠缠；如果中国政府接受，中国的知识青年群体乃至普通民众可能作出激烈的反应，从而造成中国国内的政治紧张。但无论日本的文化外交如何计划、如何成功也不可能灌输到让多数中国民众接受日本历史观的程度，它只可能在中国制造愚昧、滑稽的舆论分裂和社会思想冲突，中国有可能陷入中日关系与国内政治的两难困境。这意味着，日本的文化外交把中日关系问题转化成了中国自身的问题。

中日关系问题的“中国问题化”将加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立场而导致蔑视性的中日关系陷入长期冷战的僵局。日本国内舆论发现文化外交改变中国历史观的事实，日本的民意调查的中国观就会越发偏向于反感、蔑视，而日本政府利用这种民意调查数据，以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理由对中国展开不妥协的压迫性外交政策，中国政府就可能陷于不能有效应对而只能勉强妥协的境地，但这种妥协的不可能是无底线的；如果日本强硬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公然打破钓鱼岛无人岛现状的程度，中日关系将彻底崩溃并带动中国内政高度紧张。

因此，从建立和平友好稳定的中日关系的总原则和中国改革开放良性发展的目标而论，应该旗帜鲜明坚持相互尊重条件下的互利合作，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赢得日本各方的尊重，而只有获得日本尊重的中国外交才能规避国内政治风险，没有这种尊重的日本对华外交是中国政府难以应付、中国人民难以接受的。

具体到日本文化外交造成的中日关系新事态，中国应当培养、扶持有真才实学的中国学者，组织能力过硬的研究机构，成为国内日本研究的主流，拿出足以和日本的文化外交进行有尊严对话和有效交流的学术成果，形成具有中国思想话语主体性、具有高度学术水平因此可以进行文化外交竞争的日本研究、中日关系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知识体系。学术交流应当受到鼓励和支持，但大学和学术机构不着眼于学术水平的扎实提高而竞相以争取外国资金和国际项目为能事、孜孜以求眼前现实利益的行为，既是中国学术事业的灾难，也是国家战略利益的灾难；因为这些是服务于外国利益的。

1990年代以来，“向钱看”、“向大钱看”、“向大大的外国钱看”的学术发展机越来越在主流化和普遍化，所以扶植培养真才实学者和组建新的研究机构势在必行。对照日本，政府和学术机构为推行文化外交不断地在组建新的研究和传播机构、广揽人才，这提示人们：国家间的文化外交斗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没有高水平、数量规模化的人才，知识生产和话语权竞争、国际政治主体性和国际传播能力建构都不能不流于空谈。

（转贴文章时候重新分段并加重提示——蜜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