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巅峰棋局
　　
　　20世纪的中国，一场波澜壮阔、跌宕曲折的棋赛，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执蓝子者，光溜溜的脑袋，长袍马褂，讲起话来喜欢拖腔拉调，一口浙江“官话”。他平时不苟言笑，着急时，会骂“娘希匹”。
　　执红子者，长长的头发朝后梳，一身中山装，讲起话来不紧不慢，一口湖南腔。他平日喜欢说说笑笑，富有幽默感，发脾气时会骂“放屁”。
　　两人都富有男子汉风度，一米八二的个头――光头者似乎比长发者还稍稍高出一厘米。在他们身后，分别插着青天白日旗和镰刀铁锤红旗。
　　这两位主帅的头衔分别是：
　　中国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总统”；
　　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他们的大名分别是：
　　蒋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字介石，后仿效孙中山，改名中正。世人常以他的字相称――蒋介石。介，大也，介石即巨石，是从谱名“泰”字衍义的。
　　毛泽东，字润之，亦作润芝。笔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字共二十八画），世人以他本名相称――毛泽东。这本名是按“祖恩贻泽远”辈序取“泽”字，“东”则意味着东方，太阳升起之处，蒸蒸日上之意。
　　他们是同时代人：蒋介石长毛泽东6岁，早毛泽东一年去世。蒋介石活了88岁，毛泽东活了83岁。其中，有82年，他们同存于世。
　　论个性、气质，他们俩截然不同：
　　蒋介石军人气质，每日清晨即起，操练一番。他以《俾斯麦传》、《曾胡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为三件宝，不时诵读。蒋介石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喜食海鲜、咸菜烧黄鱼、绍兴梅干菜。
　　毛泽东则诗人气质，擅诗词，喜狂草。他昼夜颠倒，每日晏起。他手不释卷，一部《资治通鉴》不知读了多少遍，从历代治乱兴邦之道中汲取教益。毛泽东只能喝葡萄酒，但嗜烟如命，且喜浓茶、尖椒，常以红烧肉“补脑子”……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朋友。尼克松曾这样比较两人之间的异同：
　　这也许是巧合，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东方人。毛仅出国两次，1949年一次，另一次在1957年，都是去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晤的。蒋也仅仅离开过亚洲两次，1923年去过莫斯科一次，1943年到过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两人不时摆脱日常政务，深居简出。毛利用这段时间作诗；而蒋则在山间散步，吟诵古诗……
　　他们的差异既有表面上的，也有深刻的地方，毛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像一大口袋土豆被人漫不经心地扔在那里；蒋坐在椅子上，正襟危坐，脊梁骨像是钢造的。讲得深刻一点儿，他们都把中国看成是神圣的，但表现有所不同。两人都爱这国土，但毛要清理掉它的过去，而蒋则要在上面进行建设……
　　尼克松对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比较，可谓入木三分。
　　不过，蒋介石有时候也具有幽默感。一份洋洋数万言的《抗日胜利后之建军计划》放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他无暇细看如此冗长的报告，提笔在天头上写下五个字批语“我非字纸篓”。蒋介石的批语，使部下哭笑不得。
　　蒋介石甚爱清洁、整齐。他的办公室、军营从来都干干净净，井然有序。有一次，蒋介石在台湾福大招待所下榻，在散步时偶见路旁一堆狗屎，顿时怒从心头起，把招待所的主管臭骂一顿。那主管竟然因此郁郁而死。
　　毛泽东也极爱干净，即便在长征中，他也从不睡别人家的床，总是拆下门板，作为临时床铺。不过，他爱清洁而不喜整齐，他的书房、办公室以至卧室，到处摊着翻看了一半的书。
　　蒋介石发表的文告，大都由秘书代为捉刀，他自己细细地改了一遍又一遍。毛泽东手中有如椽之笔，不仅他自己的文告一概出于自己笔下（个别的讲话稿由秘书记录、整理），他还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评论员的名义写了众多的社论和评论，甚至还替人捉刀发表了许多文告。
　　蒋介石在党内的对手是汪精卫和胡汉民。经过三番五次的斗争，蒋介石才在1938年3月的武昌会议（即中国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裁，最终确立了他在中国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成为说一不二的党魁。
　　毛泽东则在党内战胜了王明、张国焘。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1943年3月，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最终在组织上确立了他的中共领袖地位。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婚恋之路，也颇为相似：
　　蒋介石先是由母亲王采玉作主，在14岁时娶了比他大5岁的毛馥梅（后来因馥字难认，乡下人称她为毛福梅）为妻。此后他在上海，又先后与姚怡诚和陈洁如同居。最后，他与宋美龄结为政治夫妻，人们取了蒋中正之“中”字，与宋美龄之“美”字，戏称他们的婚姻为“中美联姻”，一语道出个中奥秘。
　　毛泽东亦有四次婚姻。也是在14岁那年，也是由父母作主，娶了大他4岁的罗氏，但他从未和她生活在一起。此后他有三次婚姻，妻子分别是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
　　双方曾激烈地对骂：
　　蒋介石骂毛泽东是“毛匪”，还有“赤匪”、“共匪”、“奸党”、“奸军”之类；
　　毛泽东则骂蒋介石为“独夫民贼”、“人民公敌”、“头号战犯”、“蒋匪”，那词汇似乎比蒋介石的更丰富些。
　　1946年8月，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访问毛泽东，又问及他对蒋介石的印象。毛泽东只用六个字作答：“蒋介石――纸老虎！”
　　果真，毛泽东以三年时间，横扫中国，战胜了蒋介石……
　　如今，硝烟早已消散，枪炮早已沉寂，两位“棋手”也相继撒手去位离世。然而，细细探究这两位棋手，细细探究两位棋手如何影响中国之命运，却是令人回味无穷。
　　
　　第一次
　　蒋介石受到冷落，毛泽东春风得意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开幕。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毛泽东在大会上多次发言，显得外向活泼；而蒋介石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这个时候他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的上午，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名列于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个字不见踪影。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924年1月31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也被安排新的任命。此前，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用。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却不屑于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乌纱帽了。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复，他就打道回府，到老家溪口去了。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第二次
　　蒋介石掌枪杆子，毛泽东握笔杆子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卫戍司令。
　　一个月后，廖仲恺遇刺身亡，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为委员，赋予他们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经审查，刺杀廖仲恺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等主谋，其中有的是胡汉民旧部下，也有的是许崇智僚属。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病”。
　　由此，蒋介石把许崇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他手中只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1925年1月11日召开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下来。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925年10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毛泽东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此时，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忙于征讨广东军阀陈炯明。
　　一时间，蒋介石掌握枪杆子，毛泽东掌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第三次
　　蒋介石呼声甚高，毛泽东相对沉寂
　　
　　1926年1月4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主席是汪精卫，大会秘书长则是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为15号。
　　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蒋介石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了军事状况的报告。
　　蒋介石成了“东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蒋介石报告完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项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介石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看不下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这次倒是显得安静很多。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随后，蒋介石也在会上作了关于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的报告。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次同台发言。
　　
　　第四次
　　蒋介石锋芒毕露，毛泽东被迫退缩
　　
　　1926年3月，蒋介石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拘捕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1军的共产党员，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后，毛泽东到苏联军事顾问团住所，与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商量对策。他建议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密赴肇庆叶挺独立团驻地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其党籍，但遭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拒绝。随后，毛泽东又到国民革命军第2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里，会见第1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张联合各军力量反击蒋介石，以武力对武力，逼蒋下台。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交手。不过，他只能向季山嘉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见去办。他毕竟还不是中共的决策人。
　　蒋介石初露锋芒，一举成功。不过他毕竟羽翼未丰，加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他不得不稍作收敛。他声称：“3月18号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他要求撤换季山嘉，让原苏联顾问加伦返任。
　　这么一来，蒋介石既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象，又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胜利。他还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
　　陈独秀还致信蒋介石，对他大大称赞了一番：
　　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陈独秀的这些话，使蒋介石颇为得意。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5月15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并主持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内和第1军全面清除共产党人。毛泽东拒绝在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决议上签字，全会表决时他也没有举手。
　　在28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新上任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提议请任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顾孟余为代理宣传部长。
　　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离开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6月1日的第30次会议。那次常委会，到会者既有蒋介石，也有毛泽东。这一次，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20世纪20年代的最后一次见面。
　　
　　第五次
　　蒋介石逼毛出洋，毛泽东强硬拒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24日，尚被扣押的蒋介石在西安与周恩来会晤，口头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不再发生内战等条件。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带着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纲领，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然而，在会谈时，蒋介石却根本不提周恩来递交的《纲领》，只是提出要成立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很明显，蒋介石关于成立“同盟会”的做法，是首先要从组织上将共产党融化在国民党内，削弱甚至消除共产党对其军队和边区政府的独立领导权，一切服从于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蒋介石亦即国民党的领导。
　　蒋介石还向周恩来提及关于毛泽东未来的安排。这是一个敏感问题。
　　蒋介石说道：“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蒋介石的意思是毛泽东、朱德不要“坐镇”延安，应该到南京来，在他手下混个一官半职。有趣的是，蒋介石居然称毛泽东、朱德为“同志”！这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蒋介石要“朱毛两同志出来做事”，自然有他的算盘。他甚至把话说得更清楚，要安排朱德、毛泽东“出洋考察”。
　　蒋介石的“出洋考察”，其实早有先例：当年，蒋介石借廖仲恺被刺案，迫使政敌胡汉民“出洋考察”；眼下，蒋介石正在安排杨虎城将军“出洋考察”（6月29日，杨虎城偕夫人一起“出洋考察”）……
　　蒋介石如今要毛泽东、朱德“出洋考察”，无非是“驱逐出境”！
　　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蒋介石这个无理要求。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7月14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来到庐山，继续与国民党进行第四轮谈判。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加价”，弄得周恩来颇为为难，其中最明显的是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蒋介石说：“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
　　显而易见，蒋介石故意提出的“周正毛副”，这是中共所无法接受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反复无常，怒气冲冲，他电告周恩来立即撤回延安。
　　然而，8月1日，毛泽东却收到蒋介石托张冲（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发的一封紧急电报，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刚刚在庐山上谈“崩”了，怎么又邀毛泽东到南京会谈呢？毛泽东一时弄不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急忙给周恩来发电报。
　　周恩来于8月2日给张冲发了电报，告知毛泽东的意见：如开国防会议，则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这就是说，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非到关键时刻，是不会去南京跟蒋介石见面的。
　　8月4日，张冲复电周恩来，说此次赴宁开国防会议。
　　8月9日，朱德、周恩来和叶剑英飞往南京，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在南京公开露面，而且出席国防会议，这表明红军不再是“匪军”，已经赢得了合法的地位。
　　8月13日，30多万日军在统帅永野修身及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指挥下，大举扑向上海。蒋介石再也无法“委曲求全”，终于痛下抗战决心。
　　“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日本“促进”了国共合作！于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共谈判变得顺利了。
　　8月18日，蒋介石在谈判中迈出了一大步――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这时，朱德和周恩来已经匆忙离开了南京……
　　
　　第六次
　　蒋介石突然示好，毛泽东将信将疑
　　
　　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突然约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说他一个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与毛泽东会面，并连说了两次，还要周恩来电告延安。
　　蒋介石此时提出与毛泽东会晤，一方面是作出改善与中共关系的姿态，以扭转他因发动皖南事变而造成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有现实的考虑：一是1942年上半年国民党接受外援的主要通道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蒋介石迫切需要开辟一条经苏联到达新疆的外援运输线，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改善与苏联和中共的关系；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并未放松对中国战场的压力，国民党需要中共军队的配合作战。
　　周恩来立即致电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认为虽然蒋介石“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其目的未可测”。
　　8月1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表示他打算亲自与蒋介石会晤。周恩来复电毛泽东，认为毛、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建议先由林彪或朱德与蒋介石会谈，“以打开谈判大门”。待具体谈判稍有眉目后，毛泽东再与蒋介石会谈。
　　在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毛泽东仍倾向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8月29日和9月3日，他两次致电周恩来，强调他亲自与蒋介石会晤“有益无害”。他在9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文中说：“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时机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的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不解决也是值得的。”
　　9月5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坚持认为，毛泽东“见蒋时机尚未成熟”。他认为毛、蒋会谈的前途只有两个：一是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是约毛泽东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泽东长期驻渝，不让回延安（此招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最后，中共中央经仔细研究，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在进一步判明蒋介石的意图之前派林彪去见他。
　　9月17日，林彪一行到达西安，但此时蒋介石已离开西安回到重庆。10月13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双方寒暄后，林彪向蒋介石说明，毛泽东打算亲自来见他，只因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即来与他会晤。
　　蒋介石马上问：“你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
　　林彪答：“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交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毛先生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通，彼此打成一片。”
　　此后，林彪又两次与蒋介石会谈，并会同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毛泽东要求林、周在谈判中对国民党压迫等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并向国民党表示，战后或反攻阶段具备北上条件时，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的部队可开赴黄河以北。
　　1943年初，在苏联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盟军皆掌握了主动权，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同时，蒋介石政权内部也得到了一定的强化。于是，蒋介石认为新的反共时机即将到来，便开始酝酿发动又一轮反共高潮，叫嚷“取消共产党”，“交出边区”等。
　　国共关系再度紧张，毛泽东、蒋介石举行会谈已不可能。
　　
　　第七次
　　蒋介石电邀谈判，毛泽东虎穴攻关
　　
　　1945年8月28日，重庆各报以醒目大标题，公布了毛泽东即将来渝的消息：《赫尔利昨飞延安迎接毛泽东来渝蒋主席派张治中同行定今日中午返抵重庆》。
　　这时，在延安枣园，正准备出远门的毛泽东不能不“打扮”起来。
　　向来随随便便，即使穿了打着大补丁的裤子，照样坦然走上讲台的毛泽东，这一回，忽地焕然一新，先是穿上了一件崭新的白绸衬衫，再穿上了一套崭新的灰蓝色中山装――那是叶剑英有“预见”，在北平为他订做的一套“礼服”。在延安窑洞里穿惯布鞋的毛泽东，此时换上了一双崭新的黑皮鞋。只是他的黑皮鞋是老式的方头，而蒋介石的黑皮鞋则是时髦的尖头。
　　自从1927年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便过着游击生活。即使在延安，也是过着农村式的生活。这次去重庆，是他平生头一回坐飞机，是他18年来第一次进入大城市，第一次在西装革履和高跟鞋的世界中露面。作为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中共领袖，他也就“包装”了一番。
　　“我是不是太洋气了一点儿？”当周恩来进来的时候，毛泽东问道。
　　周恩来把脑袋稍微歪了一下，打量着毛泽东，说道：“主席，您的帽子好像小了一点儿。”
　　往常，毛泽东头上戴着的是灰色的八角帽。眼下，要去重庆，自然不能戴八角帽。他换上了一顶俄式呢礼帽，确实小了一点儿。
　　于是，周恩来赶紧把自己的一顶巴拿马盔式帽拿给毛泽东试戴，倒是正合适。
　　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怎能夺人所爱？”周恩来道：“重庆我比您熟，总可以再搞到一顶，这顶就送给您吧。”
　　于是，那顶盔式帽，也就成了毛泽东赴重庆的重要“道具”，曾出现在许许多多的照片之中。
　　8月28日晚，毛泽东抵达林园，蒋介石夫妇已在一号楼前恭候了。原本隔着“楚汉河界”厮杀的这两位国共“棋手”，今日终于笑脸相迎，握手言欢。
　　一个操浙江官话，一个说湖南口音；一个一身戎装，一个一身中山装，终于开始了面对面的谈话。蒋介石对毛泽东的称呼是“润之”，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称呼是“蒋先生”。他们俩在互道“你好”之后，不约而同地说起了共同的话题：阔别整整19年，哦，那时候我们在广州……
　　岁月飞逝。这19年，一言难尽。
　　蒋介石盛宴招待毛泽东，为他洗尘。虽说蒋介石平时滴酒不沾，毛泽东的酒量也不大，此刻却几度举杯，互祝身体健康。席间，蒋介石和毛泽东先后致词。
　　蒋介石站得笔挺，保持军人的立正姿态。他胸前的勋章及领口的特级上将领章，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庆贺抗战8年终于胜利，庆贺国共两党终于坐在一起。他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莅渝，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蒋介石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毛泽东站起来致答词。他，一派诗人风度，讲话不紧不慢。他代表中共代表团对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盛情接待表示感谢。
　　蒋介石知道毛泽东嗜辣，特地吩咐在他面前放了一碟红色尖椒。此后蒋介石每一回宴请毛泽东，都作如此吩咐。毛泽东呢？知道蒋介石不抽烟，忌烟味，烟瘾甚重的他，席间不抽一根烟。
　　后来，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
　　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在重庆举行的国共和平谈判，共进行了43天时间，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然而，这年10月13日，蒋介石下达了“剿共”的密令。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国共内战正式爆发了。
　　
　　第八次
　　蒋介石失去大陆，毛泽东赢得中国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同时发表。紧接着，毛泽东在1月5日又以新华社评论名义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如果把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加以对照，便构成了他们俩的一次“新年对话”。
　　可是，兵败如山倒。北平、天津、南京、武汉、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蒋介石连连惨败，于5月28日飞往台湾冈山。他要把台湾作为最后的立足点，发出了“死守台湾”的誓言。
　　不过，这时的中国，东北、华北全部及华东大部已是一片红色，而华南、华中、西北、西南尚在国民党手中。在中国大陆，蒋介石还要作最后的拼搏。
　　毛泽东和蒋介石，已进入“残局之战”。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0月2日，苏联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断绝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自广州召回外交代表。蒋介石闻知，气愤之至。
　　10月中旬，蒋介石又遭受了三次沉重的打击：14日，广州插上五星红旗；17日，厦门解放；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
　　11月14日下午，蒋介石由台北急飞重庆，调兵遣将主持制订了“保卫大重庆”方案。其实，蒋介石也知道重庆已很难保住，他下令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即关押共产党人的白公馆、渣滓洞）进行大屠杀。
　　12月9日，三处来电向蒋介石报告了令他“痛心不已”的消息：昆明来电，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投向中共；彭县来电，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宣布投向中共；宜宾来电，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郭汝瑰率3个师投向中共。
　　风雨飘摇，众叛亲离，蒋介石意识到已无法在中国大陆久留。
　　1949年12月10日傍晚，蒋介石在成都登机起飞，先是在南京上空绕了一圈，而后含泪告别故乡溪口，告别上海复兴岛，告别重庆林园……终于，他向中国大陆投去了最后一瞥，从此一去不复返。
　　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以台湾海峡为“楚汉河界”，继续对立着。
　　
　　第九次
　　蒋介石死守台湾，毛泽东炮打金门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打下了一江山岛、大陈岛之后，金门成了中国大陆沿海唯一被蒋介石部队占领的岛屿。金门――这横卧在厦门跟前的小小的岛屿变得十分显眼。
　　蒋介石曾这样形容金门的战略地位：“金门是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如果金门失守，马祖亦势必难保，直接影响台湾的安全。”
　　毛泽东呢？他最初是要攻取金门的。当年惨烈的金门之战，便是明证。后来，当中共的海军、空军变得颇为强大，完全可以攻克那近在眼前的金门时，毛泽东却不去部署攻取金门。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以战略的眼光看待这一步棋，他认为还是把金门留给蒋介石为好：第一，蒋介石要把金门作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势必要在金门驻扎大批的部队，一年到头，要从台湾运送大批的物资过去，这等于给蒋介石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占领了金门，也就使大陆跟台湾“一刀两断”。留个金门在跟前，蒋介石表现不好时，用大炮轰一阵，惩罚他一下。
　　于是，金门炮战，便成了海峡两岸关系的晴雨表。
　　1954年9月3日，叶飞奉毛泽东之令对金门进行猛烈炮击。那是因为蒋介石准备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要给蒋介石一点儿颜色看，那炮弹成了送给《共同防御条约》的“礼物”。
　　1954年9月9日，叶飞又奉毛泽东之命，猛轰金门。那是因为在这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抵达台北，作了短暂访问。毛泽东这一回，要给蒋介石和他的美国客人一点儿颜色看。
　　此后，凡是海峡两岸关系一紧张，金门一带就响起了炮声：要么是蒋介石打过来，要么是毛泽东打过去。
　　1957年10月，在台北召开的国民党“八全”大会，蒋介石提高了反共的调门。那是因为1956年秋在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赫鲁晓夫又在苏共“二十大”上激烈抨击斯大林，世界红色阵营产生动荡，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产生公开分歧。蒋介石以为，已是“反攻复国之最有利的形势”。这样，他在“八全”大会上，提出了“反攻复国”的政治纲领。
　　这使毛泽东颇为恼火，他决计要揍蒋介石一顿――这成了1958年8月23日炮轰金门的潜因。
　　炮击金门，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战例。万炮齐鸣，不是为了去占领金门，而只是为了示威；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没完没了。除了8月23日那天的炮轰是突然袭击之外，此后的炮击竟事先通知！打了一阵子，考虑到金门给养发生困难，那就“高抬贵手”几天，等给养运上来了，再打。每逢节日，诸如春节、端午、中秋等，则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发表公告，声明节日期间停止炮击，以便金门军民和大陆同胞共度佳节。
　　蒋介石也知道毛泽东并不准备攻占金门，因此把调子唱得更高了。按照蒋介石的习惯，每年的“双十节”、元旦和青年节，他都要发表文告。在这些文告中，蒋介石反复强调“誓死坚守金门”，“金、马、台、澎为亚洲反共阵营之中流砥柱”，“金门为坚不可摧的反共前哨”。
　　蒋介石还一次次组织人马，前往金门视察，声称金门的一寸土地也不能送给中共。其中，光是蒋经国到金门便达123次之多……
　　
　　第十次
　　蒋介石思乡至死，毛泽东幽幽一叹
　　
　　1974年1月18日，中国与侵入西沙海域的南越之间爆发了西沙之战。当时，南越舰队吨位和火力都有绝对优势，虽然中国海军浴血奋战，但是渐渐力不能支。紧要关头，中央火速调动东海舰队支援。
　　然而，东海舰队必然要通过台湾国民党海军封锁的台湾海峡，如何安全通过，成为了中国海军的一个难题。
　　1月19日，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邓小平递上电报：“报告主席，海军要求增兵西沙战场。”
　　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刻批示“同意”。邓小平正要离开，毛泽东忽然说：“慢。”他略一沉思，然后一字一句地说：“直接走。”
　　蒋介石对西沙战事也很关注。很快，台湾“国防部”一份电报送到了他面前：“共军海军导弹护卫舰4艘，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当“海军司令”宋长志请示如何应对时，蒋介石说了他一生中最闪光的一句话：“西沙战事紧呐。”他再次表明了自己对中国主权不动摇的态度。
　　20世纪70年代，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
　　蒋介石到了晚年，生活依然像年轻时候一样简朴。他在年轻时候养成的不吸烟、不饮酒、不喝茶的习惯，到了晚年仍然如此。在饮食习惯上，蒋介石一直喜欢小螺蛳和竹笋。好在台湾这些都不缺，很容易买到。每年春天，负责他们膳食的管家都要买大量的竹笋，用开水煮后冷冻在冰箱中，每次吃的时候随时化冻加工。
　　蒋介石穿的衣服多为细软旧衣，一件衣服总要穿六七年以上。他在重庆做的一件黑披风，虽领口已破，照旧穿在身上。平时军服三套，内衣和毛衣各两套，多是补了再补，不忍扔掉。对家里一切开支，他每月都要亲自过目账单，如发现支出过大，即令撙节。他每次出房门都主动关上电灯，坚持人走灯灭。这与他在政治上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惯用特务，搞白色恐怖，给人留下的印象反差极大。
　　蒋介石是感情丰富的人，晚年最大的痛苦是思乡之情。1970年6月，他在一次家庭聚会上无限伤感地说：“人老了，总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想法，那边不知怎么样……”
　　从20世纪50年代起，继李次白作为国民党派往大陆的信使之后，蒋介石又请新闻记者出身的曹聚仁担当这一角色。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传递信息，为缓和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曹聚仁到庐山拍摄了蒋介石曾经住过的“美庐”别墅，到浙江省奉化县拍下蒋介石的故乡景致，还到其他地方拍摄了大量有关大陆的照片。这些都使蒋介石虽然偏安台湾，却随时能够了解大陆，呼吸到故乡的空气。1972年，曹聚仁因病去世，蒋介石感到十分惆怅。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也愈加炽烈。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通过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陈立夫，经过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可是，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不能远行。于是，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他交代：“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1975年4月5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然而，这天夜幕降临之时，他陷入昏迷之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消息传来，毛泽东轻轻地说了一句：“哦，他死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随着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先后离世，加上当时的一些形势的变化，国共双方为改善关系所作的努力都停顿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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