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新聞：荏苒撰寫2017-06-27

中國首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持不同政見者、人權活動家、作家……身具眾多標籤的劉曉波，近日因肝癌晚期保外就醫的新聞，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

作為中國民運的標誌性人物、“六四”領導者之一，劉曉波以“六四”為界，由激進轉向溫和，第一個站出來反思“六四”，對自己的錯誤表示懺悔；當所謂民運人士爭相逃往國外時，劉曉波堅守國內，甚至不敢出國，只因擔心再也回不來……

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劉曉波（圖源：Reuters）

“六四”中的劉曉波

“六四”學生運動發生時，時為北京師範大學講師的劉曉波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在美國作訪問學者，正準備接任海外民運刊物《中國之春》主編職位、猶豫要不要辦政治庇護。當學運的消息傳到美國，劉曉波毫不猶豫地立即決定回國。

據旅美學者馮勝平回憶，“當時大家都很激動，包括劉曉波在內，有5個人決定立刻回國，‘結果真正到了走的時候呢，四個人以各種理由都不走了，只有曉波一人走了。’”曾任《美洲華僑日報》編輯的王渝也回憶道，“我們都勸他不要回去，擔心他的安全，那他覺得這是一種責任，這個時候一定要回去。他倒沒有講要去領導這場運動，他的講法是他真的沒有想到這群年輕人這麼可愛，做了這樣的事，他要回去跟他們在一起。”

在此期間，4月22日劉曉波在《世界日報》發表《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提出：“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嘗試着走一條從制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如果大陸的大學生們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識分子們，能在公開支持黨內開明派的同時，也公開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國之春》，肯定會加快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同日，劉曉波起草了《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與胡平等人聯署，提出七條如何開展學生運動的建議。

1989年4月27日，劉曉波回到北京後立即參加學生運動，並給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帶去了海外留學生、學者的捐款數千美元和萬餘人民幣。5月13日，北京數百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劉曉波次日到廣場支持和協助學生，並參與首都各界聯合會的籌建，起草並散發了《告海外華人以及一切關心中國問題的外國人士書》等傳單。

6月2日，劉曉波發表《六·二絕食宣言》，與周舵、高新和台灣歌手侯德健開始48-72小時絕食，贏得了廣場上學生的信任。因而6月4日清晨在與包圍天安門廣場的戒嚴部隊談判後，劉曉波等得以說服數以千計的學生撤離廣場，避免了更大的流血，因此四人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

“六四”事件後劉曉波被當作“操縱學運的黑手”被拘捕，中國政府發表批判文集《劉曉波其人其事》，劉曉波的着作也被禁。1989年9月，劉曉波被開除公職。1991年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大院判處劉曉波“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但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的“重大立功表現”免於刑事處罰。

溫和“民主派”

“九十年代以來，曉波如同一塊被時間和苦難淘洗得晶瑩剔透的碧玉，早已去除了當年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污垢，他變得越來越溫和、越來越寬容、越來越謙卑，用劉霞的話來說，就是越來越讓人感到‘舒服’。”

作家余杰在2012年出版的《我無罪：劉曉波傳》中如此評價1990年以後的劉曉波。也正如劉曉波1993年在接受文獻紀錄片《天安門》製作者的採訪時所談到，“在‘六四’時期的口號中，共產黨和學生互相之間的不妥協的東西，實際上是一種仇恨心理。互相為敵的心理”，而它帶給劉曉波的卻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一種溫和的民主主義。

這種溫和，可以說是對現實的妥協，“因為這個政權實在太強大了。使用暴力，你沒有辦法與它斗，反而授它以口實。所以說，出於安全、策略的考慮是這樣。”也可以說是一種策略，吸取教訓之後的結果。

此後，劉曉波為他心中的民主，多次發聲，屢次入獄，以“零八憲章”影響最大。2008年，劉曉波發起並參與起草了《零八憲章》，300多位中國各界人士一同簽署，於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聯合國憲章》發表六十周年時發表。

2009年12月8日，劉曉波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次年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2010年2月，北京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劉曉波上訴，維持原判。5月，前往遼寧錦州監獄服刑。10月，由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達賴喇嘛等多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提名，諾貝爾委員會授予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

對於自己的多次入獄，劉曉波在2000年1月23日寫給作家廖亦武的信中說：“與你四年的牢獄相比，我的三次坐牢都稱不上真正的災難，第一次在秦城是單人牢房，除了一個人有時感到死寂外，生活上要比你好多了。第二次8個月在香山腳下的一個大院中，就更是特殊待遇了，除了沒有自由，其它什麼都有。第三次在大連教養院，也是獨處一地。我這個監獄中的貴族無法面對你所遭受的一切，甚至都不敢聲稱自己三進三出地坐過牢。”

反思“六四”

“六四”是劉曉波一生的轉折點，出獄後的劉曉波，作為曾經的學運領袖，第一個開始了對“六四”的反思。1992年在台灣出版《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93年接受文獻紀錄片《天安門》製作者的採訪，並在台灣《聯合報》發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對“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性反省與懺悔，在海內外引起很大的爭議。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劉曉波還披露了自己“六四”後接受央視採訪否認天安門發生流血事件的心路歷程。“清場時我沒見到打死人是事實，講事實是對歷史負責、對自己負責。我最討厭中國人為樹立道德美名而寧願歪曲事實的道德至上主義。”而“一些流亡海外的‘六四’參與者也為了樹立自己的英雄形象而有意歪曲事實、撒謊，漫無邊際地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流成河（吾爾開希、柴玲、李錄等人皆如此）。”這“正是在道德美名和尊重事實的抉擇中，選擇了道德美名而拋棄了尊重事實。”“而且，沒有導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主要原是因為學生們的和平撤離，其功勞在學生們一邊，而不在政府方面。所以，講出事實沒有絲毫為官方開脫責任的意味。如果學生們不主動和平撤離，而像六部口、木墀地等處那樣進行反抗，天安門廣場肯定要死人，血染廣場的可能性也不是沒有。”

對於“六四”學運的激進，以致毫無社會經驗的學生在運動中的“自我膨脹”，劉曉波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我們“無法理性地評價鄧小平十年改革開放的功過得失”，對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計不足，學運“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

正如1990年6月4日劉賓雁和柴玲在接受BBC採訪時所說∶“這樣沉重的擔子，本來就不應全部落在學生肩上。沒有哪個國家的這一類運動是由學生挑大梁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應負起責任。”劉曉波作為他們口中應該負責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對於慘痛的結果唯有深深地懺悔，尤其是對“天安門母親”群體。2010年獲得諾貝爾獎和平獎時，劉曉波認為得獎的不應該是他，最應該得獎的是“天安門母親”。

對於“六四”逐漸被淡忘，劉曉波對逃亡海外的民運人士提出了批判，認為他們透支了“六四”的財富。“我現在覺得大家淡忘‘六四’，是因為經歷過‘六四’的那些人，過多地強調自己在‘六四’中扮演的英雄角色，過多地拿‘六四’作為資本。用我的一句話就是說，‘六四’是一種非常豐富的財富，苦難也是一筆非常豐富的財富，從這種財富中可以得到無窮無盡的智慧、經驗、甚至美。但在‘六四’之後，悲劇的血和苦難成了向別人乞討的資本；苦難作為一種向臉上貼金的資本。我覺得至今來講，在這麼長時間裡，我看到的發表過的文章，沒有一篇文章是檢討自己在“六四”悲劇中所負的責任的。”“在某種意義上，海外民運是移民運動。很多人都是拿到綠卡以後退出的，這種現象你們比我更清楚。等到留學生保護法案通過以後，綠卡都拿到了，民運對學生的感召力就更小了。”

在劉曉波看來，“‘六四’在中國的平反是早晚的事，但千萬不要突然一下子平反。如果上來一個人為了打這張牌，突然宣布平反，那麼在平反的時候他會得到民心，但在平反之後，局面他就控制不了，所有的洪水猛獸都會出來。而且，看看海外民運運作的情況，就可以想象到“六四”平反以後的情況。在一些人回國以後依據‘六四’分配利益的時候，中國將更加可怕。那將是一個人肉戰場。最好的辦法是，共產黨假使聰明的話，在它穩定、可以控制政局的時候，它開始慢慢地釋放老百姓因為‘六四’而積累的不滿情緒。比如起碼有幾批人，一批人就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上層官僚，包括下層各個單位組織中因為‘六四’而被撤職、被調離的人的重新安排。用這種方法來慢慢抒解人們的情緒。”

本來一書生

劉曉波曾在1989年的《六·二絕食宣言》中表示：“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2009年被定罪前，劉曉波在獄中發表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遭遇看待國家發展和社會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很多人稱他是在“裝逼”，甚至他的好友也不理解他。

余杰則稱讚“這是印度甘地最後所達到的精神境界，不經過千錘百鍊，是不可能‘堅守’下來的。中國人的精神修練自來有兩條途徑：一條是‘靜坐涵養’（如二程、朱熹），另一條是‘事上磨鍊’（王陽明），曉波的精神旅程是循着‘事上磨鍊’的方式完成的。”

與劉曉波私交甚篤的陳軍分析認為，劉曉波的這一“無敵論”可能有三層意思：“當時我們就討論過怎麼超越，就是說，你反抗你的被反抗者你怎麼不沾染他身上的問題。就是說，你不是我的敵人，我只是順便反對你，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生目標；第二，可能是一種政治策略；第三，也許是信仰。我個人覺得，這三種的混合是最有可能的。”

實際上，如果將劉曉波當作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來看，就很好理解他這一論調了。康德（Immanuel Kant）在《判斷力批判》中稱：“我們對於純粹的‘美’的判斷必須超出一切利害（disinterested）之上，也不能在‘美’的物件（如自然界的花）之外，賦予它以任何外在的目的。”在早年深受康德影響的劉曉波看來，對於純粹自由民主理想的追求一樣要超越一切利害，何來敵人，何來仇恨？

“六四”學運時，劉曉波正在美國，聽聞消息後，所謂的民運人士有5人打算回國，但最終只有劉曉波一人成行。1993年，劉曉波第二次以訪問學者出國時，劉曉波完全可以留在西方，但他仍然選擇了回國。此後，劉曉波又有多次出國的開會、訪問機會，但他都放棄了，因為擔心出去就回不來。據胡平披露，2010年時曾有消息稱劉曉波拒絕了中國政府以保外就醫名義前往海外的提議。相比，那些逃亡海外領美元的所謂民運人士，甚至假民運之名移民海外的人士，不知高尚幾多。

劉曉波上世紀80年代在接受香港採訪時，對於中國自由民主的落後，甚至提出了“三百年殖民地”的驚人之語。香港因為英國的一百年殖民才有今天的自由民主，中國這樣大的一個國家，非三百年的殖民地不能達致目標。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真是天真、可愛，令人不禁想起五四時期鼓吹全盤西化、消滅的漢字的知識分子，想起清末的怪傑辜鴻銘。

鄧小平曾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劉曉波又何嘗不深愛着“祖國與人民”。對於平反“六四”，劉曉波提出的也是漸進式的，反對突然平反，因為那會使中國發生動亂，這與當前中共、普通老百姓中國不能亂的共識又何其相似。

劉曉波只不過是一個書生，一個深具理想主義情懷的天真、可愛的書生。

(荏苒 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