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朗－斯坦顿（Peter Lang-Stanton） BBC纪录栏目记者

1969年4月的阿兰·斯坦顿（Allan Stanton）本文作者的父亲                                                

彼得·朗－斯坦顿（Peter Lang-Stanton）一开始是要制作一个电台纪录节目，关于他父亲在那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秘密任务当中所担当的角色，但他其时并不知道，探寻至亲那段仍然笼罩在秘密之下的往事，会带来什么样的情感冲击。

上大学之前的那个夏天，我爸爸开着那辆旧的沃尔沃（Volvo）汽车去兜风——就我们两个人，这是我们以前没试过的。我们扣好了安全带， 在铺满碎石的路上卷起滚滚沙尘。

“彼得，是时候告诉你家里是做什么的了，”我爸爸说，当时车在等一个红灯，他的手指在驾驶盘上敲着。绿灯亮起时，我们的车开上了主路。

“间谍活动。”

我爸有种冷幽默感，但是我当时想，这就象是他开的又一个玩笑，可这一番动作似乎有点大，也不好笑。我们的车在到处是购物商场和电线杆的城里穿行，他告诉我，他为中央情报局（CIA）充当卧底人员已经有近40年了。

说完后，他并未发笑，于是我忽然觉得，他是说真的。

“妈妈知道吗？”我问他。

“噢，”我父亲说，“妈妈也在那里做事。”

        阿兰·斯坦顿当年的代号是PIGPEN                                                

人们经常问：“你有怀疑过任何事情吗？”不，我和我的兄弟们都从来没有过任何怀疑。

我认为我的父母是国务院里的文员，但真相是，我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做什么的。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父母做的所有事情好像都再正常不过，直到你长大发现，并不是。

1960年代，美国陆军部队派出一批C-130运输机进入越南时，中情局就在老挝进行一场秘密战斗。那是“冷战”的高峰，CIA派遣了我父亲和一组人员去为老挝高地的一个赫蒙族部落提供武装和训练，与共产主义势力老挝巴特寮以及北越作战。

中情局是否帮助赫蒙族壮大，或者雇用他们，这一点很难确定。现在回过头去看，双方似乎都认为，自己为对方带来了好处。

但是，当时中情局里面有很多人都知道，这场抵抗是注定失败的；赫蒙族当时是以卵击石。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中情局一下子就从老挝撤出，留下成千上万不得不逃亡的赫蒙族人。

而那就是我父亲在中央情报局里的第一个任务。

那一次在车里的对话过去几年后，我父亲就去世了。在临终前，他对坐在医院床边的我说：“除了生下你们，我最骄傲的就是我们在老挝所做的一切。”

他去世后，我读遍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CIA在老挝秘密作战的书籍。我做了我们失去亲人之后常常会做的事——满世界地找寻有关他的一切，去抚慰哀伤。

彼得（右）和他的父亲                                                

然而，很多这些书都对CIA在老挝的行动持批判态度，哪怕在当时认为共产主义在威胁我们生存的背景之下。它们诟病CIA离开的方式，指它迫使赫蒙族人逃亡至泰国。之后还有了各种各样的指控——贩毒、地毯式轰炸，甚至还有说用赫蒙族儿童充当秘密部队的士兵。一些历史学家形容，这是中情局乃至美国历史上的一道疤痕。

我读得越多，就越不能理解，为什么它会是我父亲最骄傲的成就。

在我开始着手制作关于中情局参与老挝事务的电台纪录节目时，我向我爸爸在中情局的一些朋友发了电邮。我记得，我在小时候见过这些人。他们曾经在星期天早上来家里喝苏格兰威士忌。不过现在，这一批人已经年过80，有一些已经不在人世。要想得到第一手的材料，了解在老挝曾经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要行动。

我在一个叫“天网（the SKYNET）”的平台上发布了消息，这是一个为曾经在老挝执行任务的前中情局人员而设的电邮平台，我希望联络那些曾经和我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有人用像“Mule”或者“Igor”这样的代号发邮件给我。其中一个人说，我父亲很会搞笑，并且还欠了他18美元。他说，他愿意收支票。

沃茨（Watts）的另一个名字是汤姆·诺顿（Tom Norton），他是我父亲在中情局最好的朋友之一。汤姆回了邮件，邀请我去南卡罗莱纳州一聚。

我们在那一个星期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天、喝苏格兰威士忌，在堆积如山的旧文件、录音带、标本以及视频影像当中挖掘信息。

                 中情局在老挝龙镇的秘密基地                                                

“我确实不知道，我走后，这些东西将会被如何处置，”汤姆说，“不过这不是我的事情了。”

我们查阅了数以百计的照片，很多是我父亲在龙镇（Long Tieng）的时候。那是中情局在老挝秘密作战时的基地。然后有一天，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里面是一个身穿军装的赫蒙族男孩。

“我想我们当时是有一条非正式的规定，”汤妈说，“就是男孩必须至少和一枝M-1步枪一样高，才可能当士兵。大概就是10岁吧。”

在我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认为关于CIA在秘密作战中使用童军的指控是未经证实的。或者说，我只是希望它是未经证实，又或者说我假定它是个别事件，发生在其他的地方——总之不是在我父亲工作的地方。

但是，这一张照片将这一切都推翻了。

              老挝的一名童军                                                

挖掘已经离世的亲人的往事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他们已经被定格在尘封的过去，每一次我们去剖析他们，我们都是在歪曲。

这一张童军照片完全改变了这个纪录节目的方向。关于中情局在老挝的事情，要为那些批评和贬损开脱是相当容易的——有些决定，远不是掌握在我父亲或者汤姆·诺顿的手里。

但是在童军这件事情上，像我父亲这样的CIA人员，似乎是本该可以划下清晰界线的。

我几乎要订下机票去老挝寻找答案了，但是在一系列的电话之后，我们在加州的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找到我们要找的人。

成贤（音）曾是秘密部队当中的一名童军。他在弗雷斯诺的家中迎接我们，一见面就是一次温暖的握手。

他的一堆孙子孙女们在我们周围跑来跑去，我们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成贤告诉我们，他是在某一天上学的路上被赫蒙族士兵拐走的。他被带到军营，发给了一杆枪，然后被训练学习擦枪、装弹和开枪。他在12岁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了枪战。

然后我向成贤问出我来这里一直想问的问题。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他恨不恨美国人？我给成贤一个遣责中情局，遣责美国的机会——他比谁都更有这个权利。但是，他决定不那样做。

                年少时的成贤                                                

在制作这个电台纪录节目的过程中，社会有强大的压力，去遣责我的父亲，遣责汤姆·诺顿，遣责中情局。但是，我并不肯定，遣责一定是有我们所希望的作用。更多的时候，它似乎只是满足我们的道德感，而不是带来真正的改变。如果我们拒绝用同理心去看待历史的缔造者，我们就永远无法汲取教训。

“没有人是正义的，”在我们离开之前，成贤这样说道，“而且上帝也知道，我们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我本来是想去发现我父亲在老挝做了什么，但是我所找到的答案并不能令我满意，仍然是笼罩在秘密之下。在纪录节目的最后，听众只不过是抓住了真相的一半，感受到了部分的真诚。可是，这正是作为一个间谍的儿子所感受到的。

当说完要说的话，做完要做的事之后，对于我的父亲，我唯一的不满是，他从未和我谈论过他的一生。

在南卡罗莱纳州汤姆·诺顿的家里，我问他：“你觉得，当一个人瞒骗了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有真挚的关系吗？”

“可以。你们仍然是同样的人，”他说，“你只是换了一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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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看到的是美国介入世界反共战争的历史之一。嘿嘿！

（图片经过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