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到重点了。 再接着推理下去你就能得到资本主义为啥无法避免危机， 也能理解为啥中国能躲过经济危机了。 换个例子， 把你的奔驰换成馒头，再想想结果。

中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特点就是三条腿的蛤蟆值钱， 一个蛐蛐罐可以卖到一个村人一年的口粮价格， 而路边冻死饿死的人都没有人埋。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然而市场上所讲的需求，不是人的欲望。产品生产有成本，甚至很高，储存运输和交易亦耗人力物力，加上利润，产品是有价格价值区分的，因而有市场上的需求不等于人的需求。比如大概在北美有工作的都买得起奔驰，大部分人都想开奔驰，但真正愿意花辛苦血汗钱买奔驰的是极少数，又如iPhone，只不过是促进了交流和社交，上网方便了，却有人愿意卖肝卖肾换iPhone, 因为其变成了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开发市场与组织生产完全不同，日德组织生产强，而市场产品开发比美国还差一截。

发货币乃是防止资本过度集中的主要工具之一， 从而在资本已经集中的条件下，用超发的货币维持生产继续进行。 这样做的原因是国家组织生产的权利被侵蚀之后的补救措施，并非灵丹妙药。所以超发货币的洗劫对象是资本家， 受益者是普通百姓。 但是达到资本垄断之后超发货币也会被资本家截流， 病入膏肓只能被动等待资本家良心发现，善心施舍， 百姓成了啊猫啊狗的宠物了。

政府的权利就是公权力， 你真说对了， 中国公权力的比例比美国大， 所以每次经济危机洗劫的目标是中国， 结果是自己先趴下了。

"只有在市场有保障的情况下，生产才有意义，产品才有出路"

市场是什么？ 其实核心是需求。 有人就有需求， 怎么会没有市场？ 资本家说你有需求我也不一定给你， 你需要有钱交换。 德国一战之后就没东西交换，可是德国第一个走出经济危机， 可见西方神吹的市场并不管用。

大部分经济体都不具有所有的生产要素，被排除世界交易体系之外会因为一些限制点而经济无法运行， 比如朝鲜被抽掉石油后铁矿毫无用途， 中国被封锁了橡胶之后没有车轱辘。 80年代初期搞雷达就少一个多普源概念而走弯路。等等。 但是，这些并不是资本私有的独家属性。

另，中国的货币超发的效果等同于税收，只不过是对全民的税收，当然穷人吃亏更多些。中国税收制度极不完善，政府拿钱从来没有公平过，好在是，大部分钱还是花在关键的地方。中国可以躲过金融及经济危机，正是由于政府强大调控调节能力，可以超发货币，可以调整养老医疗服务，可以减少教育费用，可以减少军队消费，可以任意征收土地，可以搞巨大项目，可以限制贸易流通保护市场，可以要求加班加点，可以强迫购买，可以强制生育，亦可要求停工停产，等等。西方国家绝对不敢如此。

工业化生产确实需要极强的组织性。大多数国家成功从旧制度转变成现代化工业国家都经历过集权和军国主义阶段，如日德，苏俄，亚洲四小龙之韩国，新加波，台湾，以及四九年后的中国。美国南北战争的目的和结果之一是极大地加强联邦政府权力。集权，军国主义，工业化的结果是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单个公民素质大幅度提升，因为军事和工业都要讲技能，分工，合作，个人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和整体协调。强调组织纪律的民族亦具有很强的工业生产能力，如日德。

然而只有在市场有保障的情况下，生产才有意义，产品才有出路。近年来有西方和中国学者重审工业化过程，并不认同亚当斯密富国论中自由经济为强国富民的论点，反而认为，是正大英帝国开发了全球市场，促成工业革命，因为全球市场的大量需求，促进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促成了机器的使用和改进。同样，苏联垮台，俄国工业失去经护会国家市场，又打不开西方市场，只能是衰落。日本，四小龙，中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间，都是从打开西方国家市场入手，而后发展就必须要开发自身市场了。

只注重生产的国家，短期内组织模仿生产甚至改进产品是可以成功的，长期必定落伍。如前苏联，创造不出新产品市场，如日本，守旧原电子产品，开发不出新产品。新产品市场开发，不只是做一件物品，而是要改变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比如iphone使苹果富可抵国，让大多数变成低头族，又如马云，改变商品货币交流方式。未来AI的加入使生产更加容易。未来竞争必定是新产品市场，新生活方式的竞争。而且新产品和市场开拓开发，需要的与生产正好相反，强调的是想象力的自由和新颖，而非组织性和纪律性。

你看的是具体技术层面。 其实邓小平瞎折腾是从75年开始的，其手法是补锅法， 如同大跃进时站在稻穗上拍照片鼓吹亩产万斤一脉相承， 与前两年温涌火车相撞一样， 不亚于杀人放火为私有化作舆论准备。 华国锋上台后，邓消停几年，刚搞政变不敢太过头， 到了80年代末就肆无忌惮了。

一个社会是否高效的关键是能否有效组织生产。 土地集中导致土地所有者阻碍他人组织生产。 这与资本集中是一样的东西。蒋介石时代资本土地集中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外力压迫对国家失去信心， 地主财产转移。 从而放大和提前了危机。

至于产能过剩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危机， 粮食卖不出去而人还饿死才是问题。 美国的反垄断解决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因为现代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大规模协调合作计划。 美国反垄断只不过是割屁股补肚皮， 解决一个问题又制造出一个问题。 毛泽东继续革命则是另一个解决思路， 那就是组织生产的目的不再为资本增值。 这是根本性区别， 正是因为中国保留了这一根本性的特点， 虽然表面上美国还资本主义， 但是，砖家叫兽屡次预测的中国崩溃都不见踪影。

其实那场经济崩溃的原因还是积累的货币超发问题，物价闯关只是触发点而已。1980年开始每年19.6%的货币复合增发，不崩溃是没有天理的。但是后来又维持这个增发水平至2012年，其主要手段就是1994年的汇改，本来按购买力平价当时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合理比价是1：1.2，但实际贬值到8.8（后稳定到8.3），再立法把人民币的增发与外汇挂钩（即人民币挂靠美元）这样的情况下就堵住了非核心人物的高官们的嘴，及释放房地产的价值链。如此这般地维持了中国货币的超级增发模式。问题是中国人的经济活动已经形成了与这种货币增发率相适应的习惯模式，或称“中国模式”，明知非常变态与危险，但不得不慢慢改。2012年后减到14.5%左右的年增发率，还是危险的。这个过程自然就形成官商勾结的超级腐败模式，因为财富的核心就是土地，并且土地的用途更改的权利在官方，房地产商是白手套，工业用地的生产商也是土地的中间得利者（他们低价取得工业用地，亏本养地，最终指望土地用途改变）。所以，中国经济的问题还是没有真实的竞争力，对外以亏本买卖为主，但因国家大可以长期维持此种状态。中国近代史上只有毛泽东在对外方面是赚大便宜的人，其他人太蠢。

下面那篇文章是要把责任推到邓小平身上。呵呵！

仅仅从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个世界的生产力和产品已经足够共产主义了。呵呵！

1988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报告，报告提出用五年时间每年以一定价格上涨指数为代价，实现理顺价格、解决工资不合理的问题。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赵紫阳在胡耀邦倒台之后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的样子。【长痛不如短痛】就是赵紫阳的小班子发明的。不能提起裤子，就不认账，那是政治流氓的表现。

土地当然是一种资本，任何生产离不开土地，只要人还在地球上生活，土地资本属于固定资本。不同于原材料，机器，科技，土地资本比较特殊。知识有限，只能提供一知半解，讨论到此。

至于蒋介石之旧中国的土地集中导致无法产生，及土改。一些粗浅看法是，当时土地确是集中，需要土改，但还没到类似于几个朝代末期土地集中到民不聊生，非起来造反的程度。比如明末，东林党和江南财阀勾结，铁公鸡一毛不拔，导致国库空虚，民无分文，加上自然灾害，民众只有造反一途可走。这些财阀甚至短见到，宁可被闯贼或满清抢去，也不与皇庭国家。如果碰到个狠皇帝，如金太阳之类，全部抄家，赈灾济贫，招兵练武，国家或亦可救。外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法国大革命前的财政危机，贵族是寸步不让，法王软弱无计可施，结果是彻底灭亡，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老蒋时，情况没到那么坏，只是比对手慢了几步，没有“与时俱进”而已。

任何社会和朝代，开始时，相对的平等自由促进发展，之后必定发展成财富的集中，腐败丛生，大财阀垄断政治经济。唯一解决方案是改朝换代，在中国累试不爽。这也就是美国反垄断法的意义所在，为何硬生生拆散大公司的理由之一。解决这个问题以及贫富差距的良方，窃以为不是老毛的不断革命，而是反垄断和确保平等的机会，确保阶层的流动性，下层人士有通过努力成功的可能。实际上美国这些阶层流动性下降，问题严重。还有就是确保政府的强大，不一定是财力的强大，而是具有财富再分配能力，及时调节。

至于说的经济危机，还有一种是由于产能过剩，比如地土农民生产过多，吃不完。这才是近年来常遇见到的。本来是好事，生产进步了，过多粮食产能反而引发经济危机。办法是，剩余人力资金资本用于开拓新产品市场，比如农民改产鱼肉等，甚至赌城。人类的物质需求永远得不到满足，其实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开发一些有利于环境，科技发展，智能提升，道德提高，社会和谐的产品市场，方是发展正道。

此文是为赵紫阳洗地的。赵身为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不可能不为闯关失败负责任。事实上，赵的小班子是【长痛不如短痛】、【振荡疗法】的积极推动者。1987~88年的内参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是由于赵紫阳的高压而失败。既然敢要【要吃粮，找紫阳】的名誉，就应该敢挑起闯关失败的责任。文过饰非要不得。

下面是网络文章摘录。

搞清楚“价格闯关”是谁之错。

2011年12月15日，杨帆、杨继绳、杨沐、张木生、李伟东、白南风、崔鹤鸣、陈子明等人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重点谈“价格闯关”问题。

白南风在会上说：价格闯关据说是有人直接说动了邓，说长痛不如短痛，可能邓那时候也觉得寿数有限了。说的这个人也不是领导干部，我听说好像是几个高干子弟，应该不是在位的。结果说动了邓，说动了邓以后就成了政治任务了。

笔者在会上说：这个事的责任，体改所首先不能承担，当时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圈子在价格闯关的问题上都不能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归咎于邓小平本人，以及给他出主意的人。到底谁给他出的主意，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可以再挖得深一点。

“六四”后归罪于赵紫阳是没有道理的。我对于邓小平这样做的动机有过文字，邓小平强调中共有“组织优势”。他当时的思路和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是类似的。毛泽东依仗自己的军事经验和军事能力，认为生产和打仗都一样，按照他的“集中优势兵力”这一套干就行。邓小平对于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是很相信的，认为不论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都可以依靠组织优势来做，他觉得在当时情况下不怕出问题，出了问题我们可以用组织优势来弥补，来挽救。

为什么一抢购，马上中央就能改政策？因为中央除了邓小平一个人，陈云、薄一波、王震、赵紫阳、胡耀邦，当时没有一个力量是价格闯关的积极推动力量。所以一出问题，只要邓小平一看不行，组织优势现在也控制不了抢购风，只要他一点头，马上就撤退了。

白南风和我都说不清楚给邓小平出主意的人是谁，《台前幕后》则首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说法：“据笔者了解到，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出‘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与他的儿子邓朴方有关。

笔者2012年5月在与过去的同事，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副局长唐欣聊天时，听到他讲到当时的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

1987年底，曾任张劲夫秘书，当时在光大集团工作的孔丹、曾任宋任穷秘书，后到中信公司的秦晓、时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的马凯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在议论当时经济改革的形势时，提出了一个‘改革遭遇泥潭期’的理论，认为，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已经尽显，实施完全的价格改革，向单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体制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放开物价，物价势必大幅度上涨，发生抢购、挤兑，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混乱，甚至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情况，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有前车之鉴。要想比较平稳地度过这个‘泥潭期’，必须加强中央控制，这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权威。

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应该趁着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把这最难过的一步迈过去。此后不久，孔丹见到老同学唐欣，谈到了他们的上述看法。

1988年2月，唐欣与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见了一面(他们是朋友)，聊天中唐欣转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论和上述对‘价格闯关’看法。唐欣回忆当时的经过时说，‘在我和朴方谈这个看法的过程中，朴方一言未发，但是听得特别认真’。唐欣在与笔者交谈时认为，此后虽然他没能再有机会与邓朴方交流此事，但邓朴方极有可能在回家后，将这种看法讲给他的父亲邓小平听，从而引发了邓小平对‘物价闯关’问题的思考。笔者同意唐欣的这个看法。”

把邓小平的“决心”传达给中央政治局的人，恰恰是李鹏本人。1988年5月5日，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邓小平问：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认为，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说：“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常委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直到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资物价问题时，赵紫阳才开始明确谈到物价改革和“过关”问题。至于陈云对于“价格闯关”的不同看法，李鹏和姚依林并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赵紫阳、鲍彤、安志文（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当时都不知道。因为在邓小平和陈云意见分歧的时候，李鹏和姚依林并不敢明目张胆地站在陈云一边。

《李鹏经济日记（征求意见稿，上》记载：中央政治局作出“物价闯关”暂缓进行的决策几天后的1988年9月11日，“我去薄老处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讲了一些小平同志讲话内容。薄老又问我，是否听到赵总书记说过物价改革是小平同志的主意。我说，没有听到他讲过这样的话。我想，总应实事求是。”李鹏的这段记载，后来在该书正式出版时，被删除了。

这段记载说明，薄一波当时认为赵紫阳不愿意背这个“黑锅”，会把事实讲出来，如果赵这样做了，正好成为他们挑拨邓赵关系的题材。但赵紫阳在当时和“六四”之后，一直自愿为邓小平背“黑锅”，承担了“物价闯关”的领导责任。

2012年7月，鲍彤对吴伟说：“当年讨论价格闯关的时候，我心里曾经有过疑惑，隐约感觉到这件事应该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也曾为此问过紫阳，但他没有告诉我。我出狱以后，这个疑惑仍然挥之不去。2000年前后，当时我自己和紫阳都在受到监视之中，我不方便去见紫阳，我就通过朋友拐了个弯去问紫阳。过了许久，紫阳才通过别人给了我一个回答，他说，确实是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那时是总书记，是财经小组组长，我应该负这个责任，不应该由小平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紫阳这个态度是前后非常一贯、非常坚定，从来没有动摇过，从没想过要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我觉得他是非常光明磊落的。”

吴伟认为：“也许正是通过这件事情，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经受住了考验，对他是忠诚的，可以信赖的，当后来‘倒赵风’刮起来的时候，他才力排众议，支持了赵紫阳。”

既然赵紫阳不是“价格闯关”的“罪魁祸首”，邓小平也没有因此而起了“动赵”的念头，反而在“倒赵风”刮起来后支持了赵，后来李鹏、陈希同等人说的所谓“动乱精英”为了“保赵”而酝酿、预谋、策划“动乱”，就纯属无稽之谈了。

中共中国中国人无法剥离。这也是中国特色，所以，中国的土地经过土改之后，确实是“为天下共有”。

呵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在1988-1994年这一段时间是真正的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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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得对！当时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危机时刻，这直接导致六四发生。许多人没有注意这个经济问题。你老兄从经济问题看社会问题，确实是一条路子。

哈哈！

公有和私有的简单分野就是：合法用生殖器分配的东西是私有的。 不能用生殖器合法分配的是公有的。 非法用生殖器分配那是违法行为。 所以， 你老人家再谈公有私有，要把合法和非法区分开来。

即便土地都是党产，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所以党产不是私产。何况中国的土地不是党产，党员也没拿土地合法分红是吧？

大邱庄利用当时集体企业（70年代中期已经初具规模）私有化，化公为私，唯利是图，杀人越货。所以必须分两个阶段。 今天南街村那个班长死后也许会重演大邱庄的血腥戏码呀。 并且很大可能是一定会发生的， 好多犬儒去那里游说私有化， 为贪其财，也为砍其旗帜。 无法避免这个悲剧， 但是，南街人值了， 哪怕今天私有化拆墙， 南街也能比小岗村多分几片碎砖乱瓦

中国的土地明明是共产党的，谈何天下为公？

【南街和华西是被强制解散后又偷偷组织起来，欺骗了矬子才有今天的成就。 而大寨是被矬子盯得死死的， 不准组织起来。 矬子死后大寨重新出发，今天还比矬子的典型小岗村强一万倍。】

别忘了天津的大邱庄，那个流氓禹作敏可是李瑞环、赵紫阳、万里、邓小平一手扶植起来的，当时和南街、华西齐名，甚至比南街和华西还响亮。【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就是禹作敏的杰作，受到赵紫阳的热捧。。。可惜那孙子烧的敢杀人，敢武装对抗公检法。那也是一只大黑猫呀。

中国主流社会过于愚昧，这个判断不错， 但是， 社会总是愚昧的。 中国主流的愚昧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差多了， 美国社会是最愚昧的社会。 奶头乐三鹿氰胺喝的最多。整天超级碗斗兽表演。 但是顶层文人并非都是愚昧， 而是因为受官商黑委托而故意撒谎。比如那个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国人均寿命超过韩国正是70年代， 而被韩国再次超过正式90年左右，所以你说的经济崩溃时间正好重叠。 89年的屠杀不是没有底层原因的

我一直反对对比过去，因为这是一种中国愚蠢，但我们为什么又把过去拿来说事呢？主要是在文盲老干部开创的新旧对比叙事中，我们要降低他们吹嘘的对比度而已。而绝对的比较是不可接受的。至于过去是否某些人餐餐吃饱，或某一天饿得厉害，实在是与饭量及人的猪性特征强弱有关的。在经济方面，GDP是中国1998年后才逐渐引入的经济指标，与过去的GNP毫无可比性。经济是否崩溃与吃不吃得饱关系不大，经济崩溃的定义往往指经济运行中发生巨大问题导致经济不能正常运转，通常表现为通货膨胀剧烈，失业人员暴增，债务危机，货币快速贬值，政治动乱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在1988-1994年这一段时间是真正的经济崩溃。经济崩溃可以造成政治危机，但并不一定政权崩溃。搞清定义，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叫嚣中国崩溃论的总是喊错，因为崩溃过了，这种40年一遇的经济大崩溃并不可能常常发生的。中国主流社会过于愚昧，才总是不能从定义出发分析问题。中国的文科生真的智商不高记忆力又不好，还不喜欢从定义出发，动不动就说文解字地对学术名词重新定义。所以很多事情要重新教育他们并不容易。

”化肥良种机械，为什么文革时期没有，现在有。别告诉我化肥良种机械是毛死后才有的“。你这是鬼话， 大规模杂交玉米培育是72-78年。 袁隆平的水稻良种也是文革期间培育的。 这东西需要时间。 化肥和机械都需要能源，中国本身能源不足，美国封锁的都是经济上的关键点， 比如橡胶。 经济封锁的作用那么明显， 你选择直接忽视不应该是不懂而是装糊涂。 开放的前提是让美国的封锁认为没有意义， 这些都要靠踏踏实实的工作奠定经济和技术基础， 而这个基础是毛泽东建立的， 矬子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

你说你不知道南街村， 那还是装糊涂。 就说大寨吧， 大寨是全国皆知的典型， 受到了矬子的重点照顾， 当时叫不换思想就换人， 换句话说公社是被强制解散的。 南街和华西是被强制解散后又偷偷组织起来，欺骗了矬子才有今天的成就。 而大寨是被矬子盯得死死的， 不准组织起来。 矬子死后大寨重新出发，今天还比矬子的典型小岗村强一万倍。

你不要把纯计划经济与董事长扯到一起，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是集体所有制， 与今天华为和大寨并无本质的区别。 集体企业与公社的效率根本不存在矬子说的必然效率低， 恰恰相反， 集体企业交给矬子来管肯定垮台， 因为他根本就是故意破坏。

对集体经济破坏最严重的是1975年， 当时矬子主政， 趁毛泽东病重故意祸害人， 全国学大寨平地造梯田， 东北农村一年损失的大牲畜占80%。

当前中国经济尚无太大的风险，前提条件是现有的国企能够躲过瓜分侵占，继续为中国经济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和防波堤， 但是，现在看并不乐观。

香椿，你好像有点时空穿越的意思。解放初期，工业迅速发展时，并没出现文革时的“程半两（大概指的是程世清治下的盛世）”。反而建国二十年了，才需要勒紧裤带去发展重工业，这是什么逻辑？文革中能提得起的成就是两弹一星，而这些都还是文革前的技术班子在顶着压力坚守的。文革打倒臭老九，迫害知识分子，教育科研全面停顿，与世界在经济，技术，科学方面差距越来越大。许多插队知青回忆录里指出，认认真真地出满勤，每天只有几分钱的工分，这都是读过十年教育的青年人应有的薪酬？估计就当今世界也没啥这类穷国。

化肥良种机械，粮食补给哪儿来，为什么文革时期没有，现在有。别告诉我化肥良种机械是毛死后才有的。最穷的时代也有所谓加拿大面粉，证明那时也有进口粮食，不得已而为之。

你所说的南街，咱不清楚。咱只知道大寨。今天的大寨，郭风莲的头衔是董事长，大寨也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体制。1983年大寨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办了村办企业，个人也开始搞起了养殖业、运输业。1992年大寨组建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相继发展了十几个企业。大寨村的集体总产值也由1978年的18.56万元增加到1992年的327万元，2005年的11600万元，年人均收入5500元。这才叫进步。

市场经济那是阻挡不了的。因为几乎所有的纯计划经济国度全都失败了，北朝鲜是否是唯一硕果仅存的国家不得而知，但不会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与帝国主义斗争，与反华势力斗争，唯一有效的武器是你的经济实力，你的生产力发展的优势。不管黑猫白猫，经济上战胜西方就是好猫。而这四十年的实践正证明了这条真理真实可行。

母鸡生蛋是没问题的，蛋生鸡确是不能保证的，没有受精的蛋是产不出鸡的。同样，没有资本的投入，土地是变不成资产的。新疆的沙漠是不值几个钱的，三线城市房价是比不上京上广的。比如建城之前的Los Vegas 的土地价值，是不可与现在同日而语。当然，不少人认为Los Vegas的产出一文不值，甚至是罪恶。

华山说发展就是硬道理， 这话没错。 回头用油票粮票证明中国经济崩溃那是纯属扯淡。 粮食生产的关键是化肥良种机械和能源， 中国早期勒紧裤带准备重工业是无比正确的事情。 西方知道封锁不起作用才开始解禁。 中国今天如果受封锁， 依然要粮票， 因为粮食依然不足。

华山再暗示只有私有制才能发展经济更是扯淡， 小岗村是邓矬子的楷模， 南街村是毛泽东模式的残余， 先进落后，效率高低还用比吗？

马云马化腾成功的原因华山都没看到。 通讯网是关键， 而通讯网是国家建的， 如果交给资本家，以通讯的垄断性质， 马化腾和马云赚不到钱， 或者干脆流行不了起来。

毛泽东后期确定的经济模式是正确的， 以国企稳定经济环境， 不可预测部分交给私企，

土地在中国的作用如同资本， 甚至比资本更有对生产的决定性。 蒋介石之前的中国因为土地集中导致生产无法进行，其实是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原理是资本贫富差距太大， 穷人无钱购买生活必需品，导致生产生活必需品无利润。 简单说， 地主不需要粮食， 农民需要粮食无钱购买， 所以地主就没有种粮食的欲望， 而是满世界找三条腿的蛤蟆， 坟墓里的尿盆等稀奇古怪的东西， 政府又没有财权， 百姓只能造反。

土改消灭的就是贫富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