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辛亥革命》中有这样情节：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请袁世凯出山率北洋军镇压革命。袁一方面镇压革命军，另一方面却暗地里通过革命党人汪精卫传达与革命党和谈的愿望，想从中谋取私利。

很多观众疑惑，袁世凯和汪精卫，一个代表清廷，一个代表革命党，本属死对头，历史上，他们真的有过类似的接触吗？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因以精卫为笔名，故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之。袁世凯，晚清重臣，历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9年溥仪称帝后被摄政王载沣罢黜，隐居河南彰德。

武昌起义前，汪精卫和袁世凯的人生并无交集。但自武昌起义爆发，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这四、五年间，两人一度过从甚密，在民初风云变幻的政坛，纵横捭阖。而汪精卫与袁世凯的交往，则可以概括为联袁、迎袁和反袁三个阶段。

明星囚犯出狱参政

1910年4月，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载沣未成被抓。此案当时轰动一时，一则因为牵涉清廷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载沣，案情重大；一则因为汪被捕后所写的《被逮口占》“慷慨赴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风行一时，所写的洋洋洒洒几千字的供词也振聋发聩。

由于案件主审官、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的斡旋，加上载沣也担心杀了汪精卫等人会更加激化国内矛盾，故汪精卫等后来只被判处“永远监禁”而未被开刀问斩。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宣布“开放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对戊戌变法以来的政治犯，除孙中山等少数几个以外，一律赦免。11月6日，司法大臣绍昌、左侍郎沈家本、右侍郎王垿奏请开释汪精卫等政治犯。

尽管释放汪精卫等的谕旨中有将汪精卫等“交两广总督张鸣歧差委”之语，但汪精卫出狱后并未南返。他先是在京师泰安客栈小作逗留，之后便往返于京津之间，开始了拉拢袁世凯、实现南北议和的活动。

张江裁之父张伯桢与汪精卫同年同乡，11月6日汪精卫出狱时，当时在清廷法部工作的张伯桢是唯一的迎接者。或许正是这样的渊源，使张江裁后来得以出任汪伪政权“监察院秘书”，其所著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汪精卫先生行实续录》，也因有大量原始资料而为汪精卫研究者所重。

据张江裁所言，汪精卫出狱后，鉴于袁世凯已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他首先“结克定（袁世凯的长子）为友”，并偕赵铁桥、袁克定，赴彰德见袁世凯，劝袁灭清，改建民主共和政体。

不过，佐以其他史料可知，汪精卫出狱时，袁世凯已南下督师，当时人在信阳而不在彰德。此外，据时为资政院议员的汪荣宝的日记，11月中旬，汪精卫出现在天津，与汪荣宝、杨度等筹议成立“国事共济会”。11月13日，袁世凯抵京后，汪荣宝即于第二天赶回京师。汪精卫也跟着回京，继续筹划成立“国事共济会”。

11月15日，“国事共济会”在京成立，其章程中规定：君主立宪党杨度等和民主立宪党汪兆铭等同时运作，达到南北停战、举行临时国民会议决定国体之目的。18日，杨度等以该会名义向资政院提出议案，后又奏请内阁代递；汪精卫等则给上海、武昌民军政府去电请求同意。但最终，资政院未通过杨度的议案，内阁也不肯代奏。至于汪精卫所发电函，武昌军政府并未回复；上海回电只承诺开国民会议，只字未提停战与否。这份努力宣告失败，“国事共济会”不得不于12月5日宣布解散。

为南北和谈联络袁世凯

汪精卫又是如何与袁世凯结识的？各种记载可谓众说纷纭，但杨度、梁士诒等引荐说应更为可信。

杨度为袁世凯心腹：当年袁世凯被罢黜后离京时，只有二人前往相送，一是后来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的严修，另一个就是杨度。武昌起义爆发后，庆亲王奕劻写信请袁世凯出山，选中的送信人，就是时为学部侍郎的杨度。通过成立“国事共济会”的合作，杨对汪精卫已颇为了解，引荐自是题中之义。

至于梁士诒，也是袁世凯的心腹智囊。袁世凯赋闲不久，梁遭到盛宣怀的排挤，铁路总局局长被免，赋闲在京、日游西山。袁世凯出山后，特意派人去密告梁士诒：“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京政治，头绪焚如，正赖燕孙居中策划一切。请与唐少川预为布置。”

燕孙即梁士诒；少川即唐绍仪，当时正寓居天津。显然，拉拢汪精卫，建立与南方革命党的沟通渠道，无疑是政治筹划的重要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梁士诒为广东三水人，唐绍仪生于广东香山。两人同生于广东三水的汪精卫都是同乡。汪精卫出狱后曾往天津，拜访唐绍仪，也是有可能的。

无论如何，有杨度、梁士诒等袁世凯集团重要成员的引荐，汪精卫要和袁世凯取得联系并不困难。有说法，袁世凯到北京不久，即接见了汪精卫，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又指令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此说虽不一定可信，据当时呈报袁世凯的一份说贴记载，袁克定曾向汪精卫提出解决时局的三个条件：推举他的父亲袁世凯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袁世凯对蒙藏用“皇帝名义”。

曾为北方和谈代表之一的张国淦先生，对汪精卫游说袁世凯的情形，更有生动描述。袁世凯进京之初，约汪精卫到东城锡拉胡同自己的私宅倾谈。汪精卫每天晚饭后七、八时去，十一、二时才辞出。连谈数夜，袁世凯渐渐不坚持君主；汪精卫等则向袁世凯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由此达成袁世凯运动清帝退位，而汪精卫说服南方推举袁为总统的默契。

由汪精卫出面运动武昌政府，则引发“朱芾煌事件”。

1911年11月30日，第一军总统（军长）冯国璋的部队在武汉前线抓到一嫌疑人。坊间说法，此人一看被抓，立即将一封书信吞进肚子。审讯后，该人供称叫朱芾煌，为同盟会会员，却持有“钦差大臣袁”的龙票（即护照）。冯国璋电询袁世凯，后者含糊其辞，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则飞函驰救。

朱芾煌被抓是南北正式和谈前的关键事件。综合各方史料，他确实肩负特别使命南下武昌与革命党人联络。同盟会会员范腾霄，武昌起义后曾任湖北军政府副官兼海军参谋长，在其自传手稿中更是明确指出：朱芾煌南下，就带着汪精卫秘函。大意说他已同袁世凯商妥，命朱芾煌来鄂 交涉，彼此暂时按兵不动，等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然后选袁为大总统。朱芾煌在民国初年曾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后来亲口告诉曾任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的廖宇春，自己去武昌的目的，就是与民军商议推举袁为大总统。

袁克文飞函驰救朱芾煌也不假。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其中有“朱君芾煌系弟擅专派赴武昌……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字句。袁克定为何如此紧张？这和朱芾煌同盟会会员的身份有关，更和朱芾煌所肩负的秘密使命有关。之所以强调系自己所“擅专”，袁克定自然是为了撇清袁世凯与此事的关系。试想，清军将士正在前线和民军浴血奋战，彼此视为仇敌；身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却和对方暗通款曲。此事要是张扬出去，袁世凯颜面何在？

至于冯国璋是否真的要枪毙朱芾煌，则颇为曲折。时为冯国璋第一军参谋长的张联棻回忆，抓到朱芾煌后，冯国璋电报向袁世凯请示。袁世凯回电大意是：“此人不是好人，专门在外破坏你我兄弟名誉，请你就地正法，但克定刻不在京。”冯国璋看后便说：“杀了吧。”而张联棻细读袁电报中“但克定刻不在京”这最后一句话，觉得似有隐情，便说此人不可杀。一番周折，得知袁克定时在彰德。再打电报给袁克定，袁克定立即回电求救。冯国璋看了袁克定的电报，才知道朱芾煌来头不小，就派出宪兵一连，乘火车一列，将朱芾煌押送到彰德，交与袁克定。

朱芾煌咽下的，正是武昌民军方面的回信。经此事件，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更进一层。10月下旬，南北双方决定举行和谈。身为北方和谈全权代表的袁世凯，就命汪精卫为议和参赞；而在武昌举行的各省代表会议也推举汪精卫为南方议和代表团参赞。这既代表南方，又代表北方，可谓罕见。

时为北方和议代表之一的冯耿光，从武昌东下上海时，就在船上遇到了当年曾和自己一道参加县试的汪精卫。“在船上忽然发现一位美少年，大家很觉得诧异，我倒看着有些面熟，又想不起什么地方见过。后来经人介绍，才知就是名赫一时的谋炸摄政王载沣的汪兆铭。此人我和他同县、同庚……我们在船上握手忆叙前事，从应试谈到炸摄政王，倒也忘了江行的寂寞。”他回忆。

身为议和参赞的汪精卫，曾在南北议和期间提出过一版《清室优待条件》，其中写道：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退居颐和园；优给岁俸，数目由国会定之；所有陵寝宗庙听其奉祀；保护其原有之私产。最终版本的优待条款，虽在文字上与此差别甚多，但汪精卫这几点主张，都被囊括其中。

迎袁遭遇兵祸

辛亥革命最终以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总统而落幕。清帝逊位后，孙中山对袁世凯并不放心。为确保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的成果、巩固中华民国，孙中山在向临时参议院提出的三项解职条件中，其中一条就是要求袁世凯等在南京就职。孙中山以为，只要袁世凯离开北洋军阀势力的老巢北京南下就职，就可迫使其执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1912年2月18日，孙中山电告袁世凯，说已派定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键、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前议和参赞汪精卫为欢迎员，迎袁南下。

袁世凯显然是不愿离开北京。2月27日，迎袁专使蔡元培一行抵京，袁一方面命令大开正阳门迎接，以示“敬重”，并盛宴招待。在与蔡元培、汪精卫等人见面时，允赴南京就职。甚至第二天“茶话会”后，即与陆军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协商留守之人，讨论南下路线。另一方面，袁世凯却在暗中运作。

29日傍晚，驻扎在朝阳门外东岳庙的陆军第三镇第九标炮营突然抢掠附近果摊、食铺，入夜即涌入朝阳门。驻禄米仓的辎重营,及帅府园、煤渣胡同和东城土地庙所驻各队群起响应。变兵分路恣意剽掠财产。煤渣胡同法政学堂迎袁专使招待所首当其冲，变兵持枪破门而入，将“行李文件等物，掳掠一空”，蔡元培等急忙避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当晚，变兵在东城及前门一带焚掠达旦，众多金店、银钱店、首饰楼、手表铺等的财物被抢“十去八九”。接着，保定、天津等地军队也相继哗变。尽管变兵自我约束不得犯租界，但兵变发生后，北京的外交使团立即采取措施，日、英、美、法、俄、德各国纷纷调兵入京。京师局势紧张顿趋紧张。

3月2日，蔡元培、汪精卫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称在各国反应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尽快建立统一政府为当务之急，其他皆可迁就。在3月4日的电报中，蔡元培、汪精卫说得更为直白，认为临时政府也可设在北京，袁世凯就在北京就职。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接受了袁世凯在京就职的请求。辛亥革命以孙中山的让位和袁世凯的窃取临时大总统职而失败了。

多年之后，胡汉民在其自传中透露，武昌起义后，黄兴力主南北和解，并写信给汪胡二人，表示如和议不成，“惟有割腹以谢天下”。因此，汪精卫乃竭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胡汉民则力挽孙中山议和。对于辛亥革命后的纷乱政局，胡汉民自己也认为，他和汪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汪精卫此番进京，虽劝袁南下未成，但参加了袁世凯3月10日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誓仪式。仪式后第三天，他便与蔡元培一起，发表《告别京津同胞书》，说明他们在北京兵变后采取变通办法，同意袁世凯“以电宣誓，即在北京就职”等经过情形。3月13日，蔡、汪相偕离京，赴汉口会晤黎元洪，然后乘船东下往南京。

最终反袁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许多领导人都有一种大功告成、功成身退之感。汪精卫自命清高，更是倡言奉行“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的“六不主义”，认为革命既已成功，政治上便可以休息了。与陈壁君新婚不久，他即独自前往法国，过其“小休”生活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汪精卫游历欧洲、寄情文学时，1913年3月，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反对袁世凯专权的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4月26日，袁世凯与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借款，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6月，袁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等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属是不服从中央，下令免去李、柏、胡职务，并派兵南进，进驻江西，发动了内战。

宋敦仁遇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考察访问，闻讯后立即赶回上海，主张对袁世凯立即兴师讨伐。汪精卫与蔡元培于6月2日从法国赶回上海。6月8日，二人联名通电，主张调和南北感情。汪当时对袁世凯仍抱有幻想，主张以法律解决南北纠纷。6月中旬，他通过张謇将自己所提出的南北妥协方案转致袁世凯。大意是：国民党保证举袁为总统，宋案仅追究到应夔丞、洪述祖，袁在临时大总统任内暂不撒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

对于汪精卫和蔡元培，袁世凯故作欢迎姿态：先让梁士诒打电报邀他们进京讨论“和平办法”，稍后又亲自写信给汪精卫表白，要以国事为重，至于个人进退，“一以淡字诀处之”，同时给汪精卫冠以“道德学问如庆云在霄”的高帽，邀汪精卫进京商讨。对于汪精卫通过张謇所传方案，袁世凯则回电表示考虑。

但汪精卫还没来得及北上，战争就爆发了。7月19日，反袁战事兴起之时，汪精卫还与蔡元培致电袁世凯请其辞职，以息战祸。电文称:“流天下血，以争公仆，历史所无，知公必不出此。望公宣布辞职，以塞扰攘。”此时的袁世凯，战争准备已充分，给予的回复是以全部武力消灭国民党人。

很快，独立各省先后被袁军攻陷。9月1日，南京失陷，孙中山转赴日本，“二次革命”失败。汪精卫则拒绝了袁世凯北上之邀，9月3日重赴法国。

直到1917年1月，汪精卫才从法国至英国，经挪威和俄国西伯利亚辗转回国。9月，孙中山成立广州军政府，以讨伐段祺瑞、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汪精卫则出任秘书，并一度代理秘书长，协助孙中山处理党务和军务。而袁世凯，在举国反对其称帝的呼声中，已于一年前的1916年6月6日去世。

袁世凯大汪精卫24岁，同是肖羊；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评价说：“袁世凯、汪精卫，一为能臣，一为才士……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共同的生肖，共同的人生交集，共同的晚节不保……这样的巧合，不免令人唏嘘。

文章来自：搜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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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如此！呵呵！当事人往往在当事的时候，是存在有多种选择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关键还是当事人自己的思考。
后人看过去，属于事后诸葛亮，好像比较清醒。而身处当时，却可能是自以为是，预见不够。历史给人以启迪，就是一面镜子。
聪明人做出愚蠢的举动，非常容易。习近平修宪恐怕也是自己为自己挖坑!谁知道呢?
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