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中國從來就不是普通經濟體

作者:黃育川2018年3月14日

華盛頓---中國過去幾十年非凡的增長催生了兩大分析思路。一派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經濟大國，準備征服世界。另一方則認為，中國的經濟已經變得非常扭曲，因此必然會崩潰，或者至少像一位美國前財政部長所說的那樣，“退回到中等水平”。

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

一方面，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普通的經濟體。近40年來，它的平均增長近10%，創造了歷史紀錄；它是第一個成為大國的發展中國家。那麼，憑什麼認為它不能一直超出人們的預期？

事實上，有些人心目中中國經濟的弱點反而是它的優勢。不平衡的增長與其說是風險即將來臨的證據，毋寧說是工業化成功的標誌。急劇上漲的債務水平是金融深化、而不是肆意揮霍的標誌。腐敗刺激了增長，而不是令其停滯。

至少目前為止是這樣。核心問題不在於中國是否會繼續——精準地——按照所需要的方式去打破常規。那從來都取決於中國政府是否能在國家干預和市場力量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中央集權有其益處，比如，擁有這種權力的人至少在理論上有能力迅速糾正路線。這使得中國領導人近年來可以令經濟保持在更可持續的增長道路上。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出現反彈。外匯儲備恢復了。工資也增加了。最近對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取消，使得習近平能有更多時間和餘地來推動他對更繁榮的現代化強國的構想，並有值得信賴的顧問作為左膀右臂——他的前反腐最高官員王岐山預計將會被任命為國家副主席，劉鶴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

對中國未來的懷疑往往針對它不斷增加的債務。中國整體債務對GDP的比例超過250%——但這是一個相當一般的水平：高於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低於大多數高收入國家。不過，更加令人擔憂的是，這個數字在過去十年裡增長了100多個百分點，幾乎翻了一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警告說，有過如此迅速上升的債務比率的其他經濟體——幾十年前的巴西、韓國，以及最近的幾個歐洲國家——最終都陷入了金融危機。為什麼中國會有所不同？

其中一個原因是，債務並非生而平等。

正如一些樂觀主義者指出的，中國的債務是公有的，而不是私有的，這意味着風險主要由國家承擔，而國家擁有更多的資金。借款主要是向國內，而不是外債。儘管抵押貸款出現激增，但中國家庭的總體債務負擔低於世界其他地區。儘管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金融體系仍然相對簡單，沒有出現十年前幾乎搞垮美國經濟的那種外來資產證券化。

中國的負債率看上去比實際情況要更嚇人，也因為它的性質常常被誤解。

中國的銀行不再僅僅服務於國有機構；現在它們也服務於私營部門，特別是從19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國有住房私有化之後，形成了一個有廣泛基礎的商業地產市場。在2005年至2013年期間，多達三分之二的信貸擴張（包括通過非官方或所謂的影子銀行業務）進入房地產相關資產，推動了土地市價的確立。因此，信貸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成熟度的提高，而不是房地產泡沫或浪費投資。

不過，從官方數據上看是另一番景象。根據我的計算，自2004年以來，中國的房地產價格增長了六倍。但是，房地產交易不包括在國內生產總值評估中——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債務水平出現激增，但GDP沒有。

話雖如此，高負債水平也確實體現了一些根本性弱點。正如我的上一本書中詳細描述的那樣，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沒有跟上社會支出的步伐，促使這些地方當局從銀行借款，為公共服務提供資金。中國的大額債務與其說是單純的債務問題，不如說是被掩蓋的財政問題。

地方政府日益增長的商業角色反過來又增加了貪污腐敗的機會。但這個問題也常常被誤解。

人們都說腐敗會抑制投資，從而阻礙增長。但在中國並非如此，這裡的土地和能源等主要資源是國家控制的，但資產回報率低於私營公司。在共產主義體制下，這些資源的私有化是不可實現的，所以腐敗充當了一種臨時的另類選擇，允許更多的私人參與者在與官員達成協議後使用國有資源。由於這些私人參與者的做法更能產生利潤，因此令整體經濟受益。

一些中國觀察人士還擔心，除非消費取代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驅動力，否則中國的高速增長無法持續。(中國政府似乎——或者說至少聲稱——認同這個觀點。）他們指出，投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異常高，消費所占的比例異常低。

但這麼說誤解了中國不平衡增長的本質。

造成這種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城鎮化。過去四十年裡，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從不足20%上升到近60%。在這個過程中，勞動者脫離勞動密集型的農村勞動，轉向城市裡資本密集型程度更高的工業崗位。因此，進入投資領域的國民收入比例確實越來越高。但企業利潤也在增加，這促使工資上漲，刺激了消費。實際上，儘管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但中國的個人消費增長速度比其他任何主要經濟體都快幾倍。

最終，中國經濟將不得不變得更加平衡。政府很清楚這一點。但中國共產黨的方案是讓國家在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個棘手的任務。

依然認為利潤率持續下滑（特別是相對於民營企業而言）的國有企業是國家衛士的中國領導人，將如何改革國企？。

大規模的城鎮化預計會通過戶口限制、驅逐和強制搬遷的方式繼續。這依然不是出於民眾的個人喜好，而是按照國家的命令行事。但中國的規劃者現在似乎有意重新把流動人口從大城市轉移到小一些的城市，而這可能會抑制經濟增長：正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所指出的，大城市的勞動生產率遠高於小城市。

其次是腐敗問題，這又需要進行微妙的平衡。實際上，腐敗使得國有資產得以轉移到更加高效的私營部門，對中國經濟有利。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賄賂、浪費性開支和日漸加劇的不平等帶來的社會成本超過了這些好處。放任腐敗盛行可能會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但利用嚴厲的措施打擊腐敗可能會阻礙官員和企業家在經濟上冒風險，進而影響增長。

因此，習近平標誌性的反腐運動既重要，又敏感。它一直被描繪為一項懲戒犯錯官員的行動，但一些人認為它是習近平清除政治對手、或加強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截至目前，反腐運動似乎很受歡迎：公眾認為地方官員利用體制牟利，而中央政府似乎要扭轉這種形勢。但一些人警告稱，為將反腐行動制度化而設計的新機構國家監察委員會，可能預示着該運動會因過於雄心勃勃而最終導致失敗。

為了有效地打擊腐敗，中國政府最終將不得不用更多法治來調和共產黨的統治。與此同時，一些切實可行的改革可能會有幫助，包括制定一部民法典來定義可接受的商業慣例、基本的產權和私營企業的地位。還需要進行更全面、在政治上也更加敏感的改革，以確保私營領域的參與者能夠獲得更多的主要資源，如土地和資金，不必依賴與地方官員的私人關係。

中國經濟的輝煌時代也許結束了，但在未來十年裡，即便是6%的增長率也是驚人的。按照這個速度，中國經濟到2030年將翻番，並有可能成為全球以名義美元計算的最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了。)

中國迄今取得的非凡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功於其領導人願意為了實用主義而把共產主義放在一邊。一些觀察人士擔心，習近平現在正在重新將意識形態注入主要政策，這是毛澤東的風格。但他也在集中權力，提拔像王岐山和劉鶴這樣的行動派和改革派。這表明他有意解決中國的社會和經濟需求，甚至在積聚這麼做的手段。中國在一段時間內可能變不成普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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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育川是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著有《破解中國之謎：為什麼傳統經濟智慧是錯的》(Cracking the China Conundrum: Why 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Is Wrong)一書。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