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其实是一场老小右派的误解误会。 参加运动的学生，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无计划有目标的“爱国者”，运动是一场自发的激情洋溢的请愿，请求共产党“反官倒、反贪腐、反任人唯亲”，学生们还强调“拥护共产党”。采用的是马丁·路德金非暴力抗争模式，游行示威。 可惜，由于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企图和妄想不断地加入其中，中共高层赵紫阳为首的务实派不断努力，未能阻止垂帘听政的邓小平及李鹏为首的强硬派的镇压计划。学生的步步紧逼和请愿行动的几次步步加码、升级换代，学生把自己最初的要求逐渐拔高，把与政府多次谈判解决问题的努力纠缠成死结。 面对一伙久经战场政坛腥风血雨的老牌政客，学生领导显出极其稚嫩，随波逐流无计可施，在运动中后期任人摆布，不可避免地被镇压失败。
网友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在新华门前面的军人围墙换成美国警察，这种对峙会如何发展呢？ 
蜜蜂回答说：美国警察叔叔早就把他们驱逐或者抓起来了，这种长久对峙的状态根本就不会发生。
也正因为学生知道，即使是中南海的卫兵也不带枪，所以才敢于在新华门去请愿。当年，中国所有的警察，从来没有佩戴枪支武装值勤的条例，正因为中国警察在当时运动中的仁慈和克制，客观上放纵了学生民众后来多次发生的肆无忌惮的烧杀军车军人暴行。
在整个运动中期，赵紫阳曾经努力过也成功地使局势得以缓和。 4月30日，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来，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而以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应该强硬地反对学生运动。 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学生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4日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学生和民众的演讲。赵紫阳说，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 5月4日当天，谁组织了不清楚，估计是各大学校方组织了有十万名学生参加的“纪念五四运动”游行。赵紫阳当天的发言，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这让很多学生都对政府所做的让步感到满意。游行结束后，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之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 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学生运动的初衷，如果当时见好就收，运动会是一场完美的胜利，赵紫阳会达到更加巩固的地位，说不定很快就成为更早的戈尔巴乔夫！ 不过，历史的发展，每当曙光初现就有黑云飞来，天下又回到黑暗，这已经是规律。 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正在准备选出代表团跟政府进一步对话，几位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却提出运动升级的理由，开始动员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展开绝食抗议，以引发全国范围更大的人道同情，把运动发展到更大的声势。以迫使政府明确改变《4·26社论》的“动乱”定性，并保证不搞“秋后算账”。 而天安门广场，政府正要准备欢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国事访问仪式，这是一场中共和苏共分离敌对30年的再接触。邓小平焦急地提出，一定要清除广场上绝食抗议的学生和不断前来支持的民众， 赵紫阳仍然坚持努力，想通过谈判让学生撤离，而学生领袖们却想借此机会闹大事件扩大国际影响，加强要挟政府妥协的筹码！ 5月13日，中共统战部长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阎明复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对话的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许可之下，戴晴为首的一批公共知识分子，通过政府审查的《光明日报》提出呼吁，要学生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 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和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阎明复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 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地促使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学生内部意见不一致行动不协调，单方面宣布谈判终止。阎明复后来直接到广场跟学生对话，尝试劝离学生。甚至提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作为人质跟政府谈判，以换取学生撤离。但是学生们认为他官儿不够大，对他的苦口婆心置之不理。后来他回见李鹏。请求李鹏收回《4·26社论》，李鹏大骂他一场，把他搞得里外不是人！ 
最后，学生仍然继续坚持占领广场。中国政府的戈尔巴乔夫国事访问欢迎仪式不得不在机场举行。在与戈的会谈中，赵紫阳突然莫名其妙地告诉戈尔巴乔夫：邓小平仍然是中共最终决策者。邓小平认为赵紫阳是故意把不能控制的学生运动的责任推到自己头上。赵紫阳的所有谈判解决问题的努力彻底失败，跟邓小平彻底决裂。 5月19日晚，赵紫阳最后一次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学生中间，劝告学生撤离自保。过后，他自己已经不能自保，处于被软禁状态。 
中国政府处理运动的边界线，是总理李鹏5月20日宣布“北京戒严令”开始。在之前的学生静坐绝食，谈判和拒绝执行戒严令，都还算是在边界线上徘徊；后来全国范围内的支持声援，港支联的加入（当时的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台湾民众的加入，为“境外势力的加入”提供了依据，可能也涉及到会影响香港回归的谈判，学生运动等于冲破了最后的边界线。政府武力镇压就不可避免了。 现在回头看，在戒严令之前的任何时候，学生都有机会可以全身而退，再等待东山再起。不过，学生们没有把握这些机会。失不再来，赵紫阳提前为学生陪葬，毁了自己。 学生本来要求政府改变《4·26社论》关于“动乱”的定性，运动最终的升级换代，学生跟政府的一切谈判努力相对抗，民众在阻挡军人军车的时候，又不能阻止烧杀军车军人的暴行，因此自己证明自己确实在搞“动乱”。 其实，改变中国改变中共，不得不需要中共党内高层进行。苏联的彻底改变，就是高层自己推动，民众毫无表现。邓小平、赵紫阳，当时其实已经成为那样的中共党内高层，他们早晚就是中共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假以时日，改变定会发生。 只不过，学生们幼稚无知，邓小平毁了学生，学生们毁了赵紫阳。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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