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其實是一場老小右派的誤解誤會。 參加運動的學生，是一群無組織無紀律無計劃有目標的“愛國者”，運動是一場自發的激情洋溢的請願，請求共產黨“反官倒、反貪腐、反任人唯親”，學生們還強調“擁護共產黨”。採用的是馬丁·路德金非暴力抗爭模式，遊行示威。 可惜，由於各種各樣不切實際的企圖和妄想不斷地加入其中，中共高層趙紫陽為首的務實派不斷努力，未能阻止垂簾聽政的鄧小平及李鵬為首的強硬派的鎮壓計劃。學生的步步緊逼和請願行動的幾次步步加碼、升級換代，學生把自己最初的要求逐漸拔高，把與政府多次談判解決問題的努力糾纏成死結。 面對一夥久經戰場政壇腥風血雨的老牌政客，學生領導顯出極其稚嫩，隨波逐流無計可施，在運動中後期任人擺布，不可避免地被鎮壓失敗。
網友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在新華門前面的軍人圍牆換成美國警察，這種對峙會如何發展呢？ 
蜜蜂回答說：美國警察叔叔早就把他們驅逐或者抓起來了，這種長久對峙的狀態根本就不會發生。
也正因為學生知道，即使是中南海的衛兵也不帶槍，所以才敢於在新華門去請願。當年，中國所有的警察，從來沒有佩戴槍支武裝值勤的條例，正因為中國警察在當時運動中的仁慈和克制，客觀上放縱了學生民眾後來多次發生的肆無忌憚的燒殺軍車軍人暴行。
在整個運動中期，趙紫陽曾經努力過也成功地使局勢得以緩和。 4月30日，趙紫陽從朝鮮訪問回來，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而以國務院總理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應該強硬地反對學生運動。 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一步的對話。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學生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4日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學生和民眾的演講。趙紫陽說，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一種愛國表現。 5月4日當天，誰組織了不清楚，估計是各大學校方組織了有十萬名學生參加的“紀念五四運動”遊行。趙紫陽當天的發言，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這讓很多學生都對政府所做的讓步感到滿意。遊行結束後，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之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 這個時候，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學生運動的初衷，如果當時見好就收，運動會是一場完美的勝利，趙紫陽會達到更加鞏固的地位，說不定很快就成為更早的戈爾巴喬夫！ 不過，歷史的發展，每當曙光初現就有黑雲飛來，天下又回到黑暗，這已經是規律。 北大和北師大的學生正在準備選出代表團跟政府進一步對話，幾位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領袖卻提出運動升級的理由，開始動員學生占領天安門廣場展開絕食抗議，以引發全國範圍更大的人道同情，把運動發展到更大的聲勢。以迫使政府明確改變《4·26社論》的“動亂”定性，並保證不搞“秋後算賬”。 而天安門廣場，政府正要準備歡迎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國事訪問儀式，這是一場中共和蘇共分離敵對30年的再接觸。鄧小平焦急地提出，一定要清除廣場上絕食抗議的學生和不斷前來支持的民眾， 趙紫陽仍然堅持努力，想通過談判讓學生撤離，而學生領袖們卻想藉此機會鬧大事件擴大國際影響，加強要挾政府妥協的籌碼！ 5月13日，中共統戰部長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並且邀請到重要的學生領袖以及包括劉曉波、陳子明以及王軍濤等體制內外的知識分子。閻明復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對話的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舉辦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的許可之下，戴晴為首的一批公共知識分子，通過政府審查的《光明日報》提出呼籲，要學生儘快離開天安門廣場。 當天晚上，以閻明復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和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閻明復肯定了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 雖然閻明復的誠意成功地促使一些學生願意達成妥協，但是學生內部意見不一致行動不協調，單方面宣布談判終止。閻明復後來直接到廣場跟學生對話，嘗試勸離學生。甚至提出自己願意被學生挾持作為人質跟政府談判，以換取學生撤離。但是學生們認為他官兒不夠大，對他的苦口婆心置之不理。後來他回見李鵬。請求李鵬收回《4·26社論》，李鵬大罵他一場，把他搞得里外不是人！ 
最後，學生仍然繼續堅持占領廣場。中國政府的戈爾巴喬夫國事訪問歡迎儀式不得不在機場舉行。在與戈的會談中，趙紫陽突然莫名其妙地告訴戈爾巴喬夫：鄧小平仍然是中共最終決策者。鄧小平認為趙紫陽是故意把不能控制的學生運動的責任推到自己頭上。趙紫陽的所有談判解決問題的努力徹底失敗，跟鄧小平徹底決裂。 5月19日晚，趙紫陽最後一次親自到天安門廣場學生中間，勸告學生撤離自保。過後，他自己已經不能自保，處於被軟禁狀態。 
中國政府處理運動的邊界線，是總理李鵬5月20日宣布“北京戒嚴令”開始。在之前的學生靜坐絕食，談判和拒絕執行戒嚴令，都還算是在邊界線上徘徊；後來全國範圍內的支持聲援，港支聯的加入（當時的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台灣民眾的加入，為“境外勢力的加入”提供了依據，可能也涉及到會影響香港回歸的談判，學生運動等於衝破了最後的邊界線。政府武力鎮壓就不可避免了。 現在回頭看，在戒嚴令之前的任何時候，學生都有機會可以全身而退，再等待東山再起。不過，學生們沒有把握這些機會。失不再來，趙紫陽提前為學生陪葬，毀了自己。 學生本來要求政府改變《4·26社論》關於“動亂”的定性，運動最終的升級換代，學生跟政府的一切談判努力相對抗，民眾在阻擋軍人軍車的時候，又不能阻止燒殺軍車軍人的暴行，因此自己證明自己確實在搞“動亂”。 其實，改變中國改變中共，不得不需要中共黨內高層進行。蘇聯的徹底改變，就是高層自己推動，民眾毫無表現。鄧小平、趙紫陽，當時其實已經成為那樣的中共黨內高層，他們早晚就是中共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假以時日，改變定會發生。 只不過，學生們幼稚無知，鄧小平毀了學生，學生們毀了趙紫陽。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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